第2章 绪论 研究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必要性
从西方叙事学界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还有很大的未被探测的空间可供研究者来探索。随着近几年来非自然叙事学的蓬勃发展，文学作品中的非自然叙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扬·阿尔贝（Jan Alber）等人在《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一文中指出：“近几年来，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叙事学理论中最令人激动的新范式之一。较为年轻的和更为资深的学者都变得越来越感兴趣于对非自然文本的分析，其中的一些文本一直以来被现有的叙事学框架所忽视或者边缘化。”[1]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文本为依托，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们深入探讨了这种叙事形式所具有的特殊功能。这一举措不仅使人们注意到了以往被忽视的特殊类型的小说文本，并使读者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有效鉴赏、评价该类型的文学作品；而且，从理论上来讲，它对以往的叙事人称理论形成了冲击和挑战，并且通过新的理论成果纠正、弥补了以往人称理论的缺陷，促进了叙事学理论的新发展。从这两方面来看，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展开研究具有理论总结和阅读实践指导的双重作用。
第一节 选题确定
叙事人称是西方叙事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西方叙事学界对其含义的认识基本一致，如德国理论家F.K.斯坦泽尔（F.K.Stanzel）认为，人称指的是“叙述者（和受述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2]；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叙述学词典》中指出，人称指的是“叙述者（和受述者）与被叙故事之间的一组关系”[3]；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在《叙事学概论》一书中也指出：“在思考叙述者与他们所讲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中——叙事学中关于这种关系的术语是人称——我们正在探索叙事结构的另一组基本范畴。”[4]在这些分析中，虽然说法稍有不同，但人称的含义基本都指向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或者与被叙述事件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叙事学界，叙事人称不仅是叙事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是一个引起很多争议的概念，其争议性并不是表现在对人称之含义的确定上，而是体现在对人称这一概念的存在必要性及人称的分类上。在西方叙事学界，人们通常按照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称代词的不同而将小说叙事分为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这一分法在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和米克·巴尔（Mieke Bal）等人看来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归根结底任何一个故事的讲述都只能是第一人称“我”的讲述，所以他们纷纷以一些别的术语来取代人称。如布斯的“戏剧化的叙述者”与“非戏剧化的叙述者”、热奈特的“同故事”与“异故事”等术语。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叙事学理论家中，只有斯坦泽尔坚持使用人称这一范畴，并对这一术语的存在之必要性进行了说明。他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二元对立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以上这些理论家的分析中，主要的分析对象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虽然普林斯在《叙述学词典》中指出，人称除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之外还有另外一类是第二人称叙事，“该叙述中的受述者是已叙情境与事件中的主要人物”[5]；但是对第二人称叙事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引起理论家的关注，即使像布斯这样的叙事学理论大家都曾经认为“运用第二人称的尝试从来不是很成功的”[6]，并且在论述的时候把它归并到第三人称叙事当中去。直到1994年弗鲁德尼克在《文体》杂志上策划主编了一期关于第二人称叙事的研究专刊之后，对第二人称叙事的研究才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其中，弗鲁德尼克、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等人都曾经撰文论述了第二人称叙事的问题。为了能够在叙事学的人称理论体系中给予第二人称叙事以合理的位置，弗鲁德尼克建议应该重新思考人称这一范畴，她在热奈特和斯坦泽尔的人称模式的基础上作了修改，以便分析第二人称叙事的特征。弗鲁德尼克指出：“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我们所做的区分包括有更多可能的变体。实际上，叙述者、受述者和人物之间能够结成的可能性关系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7]其中，就包括第二人称叙事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
理查森也认为，人称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且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他在《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中的极端叙事》一书中论及叙事人称的转换问题时说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一种对第一、第三人称叙事这一简单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分类的抛弃。这些作品（多人称叙事）集合而成的丰富性和它们对读者产生的具有挑战性的效果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称作为一个叙事理论和分析范畴的重要性，正如它们所显示的那样，人称这个概念必须被充分地扩展到包括了第二人称叙事、多人称叙事和‘不可能的’叙事中。”[8]他在对当代小说及实验小说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背离了模仿地表现现实的文学类型即非自然的后现代小说，在过去50年里其叙事所发生的最有趣的和最显著的变化，即“从‘全知的’第三人称叙事转向限知的第三人称叙事再转向更加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再转向对‘你’‘我们’和混合形式等的新的探索”[9]。在他看来，“你”“我们”和混合形式的叙事这三种形式是“非模仿小说和反模仿小说这一被忽视的二十世纪文学传统中”[10]所出现的新的文学叙事类型，它反映了叙述者与所叙事的人物之间结成的不同的新兴关系。因此，我们应该打破叙事文本中只有第一、第三人称叙事这一狭隘观念，看到叙事人称的无限可能性，并对这些新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这一特殊的叙事形式对已存在的人称理论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对我们深化认识人称理论、建构完善的人称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日常生活体验来看，我们经常会遇到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作为叙述者来讲述其共同经历的事情并对之作出解释的情况，这种叙述者主体往往是夫妇、同学或者战友等。但是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叙事形式还是相当少见的，在1992年之前这种叙事现象并没有引起叙事学理论界的重视。随着文学批评者、文学理论家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之小说文本的发现与探究，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且其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目前在叙事学领域中，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包括尤里·马格林（UriMargolin）、理查森和阿米特·马库斯（AmitMarcus）等人。
从其本质上来讲，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究竟是什么呢？弗鲁德尼克在热奈特观点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推论。她说，按照热奈特的观点来说，如果第一人称叙事中的叙述者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间是同一的，主人公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为是自我故事。以此类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是部分的自我故事，在其中自我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但是突出了她/他作为叙述者的特征”[11]。作为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进行理论探讨的主要拓荒者，加拿大学者马格林则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我们”的内涵进行了鉴别。依照马格林的观点来看，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简单来讲就是用“我们”来进行叙事，其中“说话者是一个群体的某个个体成员，他陈述了它的集体行动也可能陈述了一个集体主体的自我形象。尽管，他或者她不是作为这个群体的发言人，只能够讲述有关这个集体的事情，而不能代表它讲话”[12]。
相比较于其他的叙事人称而言，“我们”并不具有一个稳定的位置，它“实际上占据了发送者角色（我）和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非我）的发送者角色之间的中间位置”[13]，“说话者必然以他或者她自己的名义以及另一个人的名义来说话”[14]。也就是说，在作为说话者的“我们”中，至少有两个个体，其中之一是“我们”在当前所表现的说话人，因此“‘我们’等于‘我’加别人，或者是说话者扩大化”[15]。由于说话者总是游离在“我”与“我”之外的某个群体中的其他人之间，所以“‘我们’叙事在第一人称和第二、第三人称之间占据了一个不稳定的位置”[16]。而且，他认为，在集体叙事的名目之下把叙述者自己当下的自我认知和对其他成员的思想所作的推断结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格林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这一番论述为后来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研究奠定了基调，后来者理查森和马库斯对其观点或有借鉴或有批判，进而推进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研究。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不论是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在中国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本书的写作希望能够达到以下两个目的：一方面能够使学界了解到目前西方叙事学研究的发展动态、唤起国内学者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外已有理论的辨析和论证推进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问题的认识，并试图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小说文本中的这一特殊叙事现象进行研究。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国内的相关文学批评与理论阐述
在我国文学批评界，也有人就我国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例如刘禾、张新颖、季红真、于启宏、张森、王新敏等人，小说家艾伟也从自身创作入手对这种叙述形式进行了说明。旅美华裔学者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2002年）一书中分析了沈从文的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探讨了该小说中第一人称单数与第一人称复数之间的滑动所营造出来的特殊叙事语态。我国当代批评界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研究最深入的当推张新颖。他在《王安忆的复数写作》（2004年）、《“我们”的叙事——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2005年）等论文中指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运用意味着王安忆对膨胀主体“我”的扬弃，叙述者隐退到“我们”中。他还指出，在徐坤和魏微的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写作方式，并主要探讨了这些作品中叙事人称之间的转换问题。
同样指出王安忆小说中这一叙事特征的文章是严锋为《文工团》而写的一个简评（1998年）、季红真的论文《归去来——论王安忆小说文体的基本类型》（2010年）。于启宏在《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哲学》（2007年）一文中指出，汪曾祺在其部分小说中采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叙述形式。张森在《“我”与“我们”：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双重视点》（2010年）中对“我”与“我们”双重视点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发人深省。王新敏在论文《论艾伟长篇小说〈越野赛跑〉中的集体叙事》（2013年）中，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称为集体叙事，对这一叙事技巧的特点与功能进行了翔实的论证。小说家艾伟在《1958年的堂吉诃德》《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越野赛跑》等小说中均采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进行叙事，他在访谈《关系：小说成立的基本常识》（2007年）中，对《越野赛跑》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进行了说明，指出这种叙事具有和声式的众声喧哗的效果。
在我国文学批评界，除了对我国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进行分析外，还有学者对西方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进行了评论性研究。例如，李育超在美国小说《曲终人散·译者前言》（2009年）中指出：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讲述故事，目的是要传达出广告公司这群职员的群体特质，进而折射出美国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迷茫。代晓丽在论文《比真实更真：〈押沙龙，押沙龙〉的叙事视角与逼真性》（2010年）中探讨了《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的问题，指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反映了美国南部特有的集体意识，第一人称单复数的视角转换使文本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在姚君伟、顾明生合写的论文《“我们”的叙事狂欢——论桑塔格短篇小说〈宝贝〉中的集体型叙述》（2018年）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也得到了充分的探讨。作者认为，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叙事，目的是祛除私人化的声音和个人故事，来表达人物的集体性意识。
在理论建构方面，谭君强、尚必武、黄灿、尚广辉等人进行了积极的尝试。谭君强在《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2002年）一书中对西方学者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提出来的集体式聚焦进行了辨析，他以《阿Q正传》《名利场》为例，指出第一人称单数叙事与第一人称复数叙事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尚必武最早向国内学界详尽介绍了西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理论成果，这一举措体现在《非常规叙述形式的类别与特征：〈非自然的叙述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化叙述〉评介》（2009年）和《讲述“我们”的故事：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存在样态、指称范畴与意识再现》（2010年）中。在论文中，他主要介绍了理查森的相关观点。黄灿在其论文《走向后经典叙事研究的“我们”叙事学》（2015年）中，对马格林、理查森、马库斯等人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理论进行了辨析，指出在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过程中，上述理论家的研究体现出了从结构功能的分析向语境分析的转变。尚广辉在《非自然的意识再现：叙事中的“社会心理”》一文中，探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与社会心理的再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运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讲述集体经历、表达集体意识，属于非自然叙事的范畴，这一非自然性来自个人与集体不能完全等同的固有矛盾，但是这一叙事形式有利于呈现民族集体记忆，再现统一的民族意识。
二 国外的相关文学批评与理论阐述
在西方学界，关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文本的解析；另一类是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这一叙事形式的本质特征进行理论探讨。理查森曾在《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叙事》中对西方学术界关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研究状况作了一个概括，他说：“除了一些显著的研究之外，即莫里斯、兰瑟、沃勒、布里顿和马格林等人的研究之外，它在叙事理论方面大部分并没有被勘探过，而且在1992年之前基本上没有被认识到。”[17]以此为引导，笔者梳理了西方叙事学界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研究概况。
较早从事这一研究的人是阿德莱德·莫里斯（Adalaide Morris）和苏珊·S.兰瑟（Susan S.Lanser），她们二人主要探讨了女性主义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述“我们”叙事。前者在《当代女性主义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数》（1992年）中，开篇即对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展开分析，从性别政治的角度对处于历史进程中的女性主义小说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运用进行了探讨；后者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2022年）一书中论述了集体型叙事声音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这一模式的第二种样式就是这里所说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兰瑟将之命名为“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18]，其中，她区分出了两种技巧形式，“一是同时型叙事：一种以字面的‘我们’为形式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各种不同的声音统一发出一个声音。二是顺序性叙事：每种叙述声音轮流发话，‘我们’于是在一系列互相协作的‘我’中产生”[19]。此外，兰瑟对代词“我们”的内在含义，在其论文《“我们”是谁？女性主义话语中的漂移术语》（1986年）中有进一步的论述。
除了女性主义小说文本之外，一些后殖民主义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也受到了研究者的瞩目。里夫·罗伦松（Lief Lorentzon）在其论文《艾伊·奎·阿尔马的史诗般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者》（1997年）中考察了非洲文学传统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这一独特的叙事现象，并指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者是非洲史诗所独有的特点，该特点在艾伊·奎·阿尔马（Ayi Kwei Armah）的作品中有着卓越的体现。罗伦松认为，阿尔马选择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者来讲述故事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建立在当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语境基础之上的。在《两千季》中这种意识形态的策略比起我所知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来得更明显和更持久”[20]。马提尼克作家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的作品中也运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这一叙事人称，西莉亚·布里顿（Celia Britton）和多恩·富尔顿（Dawn Fulton）对这一问题分别撰文进行了探讨。其中，富尔顿在《“我们的小说”：第一人称复数与马提尼克的集体认同》（2003年）一文中，首先简要考察了人称代词“我们”在推论与语言学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以期给格里桑的“我们的小说”这一概念建立一个合法的基础；接下来对格里桑的作品《指挥官的案件》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该小说“把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文学性使用和非文学性使用并置在一起这一做法表明了同一种族中集体认同的虚假本质”[21]。
乔尔·沃勒（Joel Woller）和杰夫·奥尔雷德（Jeff Allred）则对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一千两百万黑人的呼声》一文中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进行了研究。乔尔·沃勒在《第一人称复数：农场安全管理纪录片中大众的声音》（1999年）一文中对比研究了赖特的《一千两百万黑人的呼声》与帕尔·洛伦兹（Pare Lorentz）的农场安全管理纪录片《河流》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不同之处，并指出，“赖特的大众是被划分了种族和阶级的，然而洛伦兹的大众从根本上来讲其身份是民族的”[22]；“在资本主义危机这一历史语境之下，赖特和洛伦兹对从形式上具有可比性的叙事技巧的不同使用不仅表明了（两人）不同的政治计划，而且表明了想象集体的不同方式”[23]。后者在《从眼睛到我们：理查德·赖特的〈一千两百万黑人的呼声〉、纪录片和教学法》（2006年）一文中另辟蹊径，把赖特的《一千两百万黑人的呼声》作为一个实验性的事例，以此来寻找看待和言说“我们”的新方式。他认为，“赖特修正了第一人称复数，不是作为一直以来已经被构成的，而是，虚拟地，作为一个还不被人所知的主体和研究对象”[24]。
上述这些论文的研究还比较侧重于对具体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文本及其叙事现象作解读式的研究，且不成体系。比较早地触及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这一问题的理论家除了热奈特之外，法国学者米歇尔·比托尔（Michel Butor）的《小说中人称代词的运用》一文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该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由林青译介到了中国。他在文中指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并不是单数的“我”的纯粹增多，而是三个人称“我”“你”“他”之间变化多端的复杂组合。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在小说叙事中寻找并研究这一特殊的叙事形式。在他之后比较集中地从理论上来探讨、总结这种叙事策略的理论家当属加拿大学者马格林、美国学者理查森和德国学者马库斯。
马格林比较早地开始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考察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问题，其论文主要有：《讲述我们的故事：关于“我们”文学的叙事》（1996年）、《复数的讲述：从语法到意识形态》（2000年）和《集体视角、个人视角和中间的说话者：关于“我们”文学的叙事》（2001年）等。在《讲述我们的故事：关于“我们”文学的叙事》一文中，马格林论述了小说创作中比较少见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这一情况，并指出“我们”“既作为说话姿态或者叙事声音也作为一个叙事实体，换言之，它是一个由一些结合在一起的性质而定义的集体，并从事一系列的活动”[25]。马格林认为，从叙事的层面上来看，“我们”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维度：集体的行动，特别是联合行动；集体的“我们”感觉；集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形象。马格林在《复数的讲述：从语法到意识形态》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一个集体叙事的代理人占据了主人公的角色，那么这个叙事就是一个集体叙事。因此标准的叙事与集体叙事的不同就存在于个人和集体代理人之间的一般比例的逆转。并不是每一个个人的聚集（例如左拉的人群）都有资格作为一个集体的代理人。为了取得资格，这个集合体必须作为一个复数的主体或者我们——团体来行动，有能力形成共享的团体意图、连带地按照它们行事。”[26]在文中他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为例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在《集体视角、个人视角和中间的说话者：关于“我们”文学的叙事》一文中，马格林区别性地分析了“我们”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被叙事中的“我们”的本质、作为集体的“我们”的行动、作为集体成员之一的个人的感知和“我们”这个集体作为一个叙事的实体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等问题，并在最后得出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是一种不稳定的形式、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文本相当稀少的结论。这一结论后来遭到了理查森的批驳。除了这些具体的论述之外，赫尔曼等人主编的《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一书中所收录的“人称”这个词条中也提到了“我们”叙事，由于该词条是由马格林所撰写，所以其主要观点不再赘言。
2006年，理查森在《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叙事》一书中以专章的形式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历史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介绍。在该书的第三章中，他首先分析了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水仙号”的黑水手》一书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情况，其次探讨了康拉德之后西方各国不同作家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情况，最后对马格林所提出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非常稀少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并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对现实主义诗学的偏离程度为标准，划分出四种类型，即规约型、标准型、非现实主义型和反模仿型。在该书的第四章中，理查森还探讨了多人称叙事即叙事人称转换这一特殊的叙事形式，其中也包括第一人称复数与其他人称之间的转换叙事这种情况。此外他还在本书的后面作了一个附录，罗列了西方小说史上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进行叙事的小说名单，这一附录为我们了解西方这一叙事类型的小说概况提供了指引。同年，理查森还在美国费城举办的现代语言协会上提交了《后殖民主义小说中的“我们”叙事》一文，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国际叙事会议上提交了《“我们”叙事及其历史》一文。2009年出版的《视点、视角和聚焦》一书中收录了理查森的《复数的聚焦、单数的声音：“我们”叙事中的漂移视角》一文。在该文中，理查森对自己在《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叙事》一书中提出来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探讨了康拉德的《“水仙号”的黑水手》一书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与其他人称叙事之间的转换。在该论文的最后，他还指出“关于聚焦，我建议除了标准的‘谁在看’这一概念之外，这一概念在热奈特的简写中被限制为第一人称文本中的叙述者和第三人称文本中的人物聚焦者，我们应该增加一个额外的术语，‘漂移聚焦’，这一术语在描绘‘我们’叙事的特殊性质时带有其他的（人称叙事的特点）”[27]。
德国叙事学研究者马库斯继马格林和理查森之后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作出了重要研究。他在2008年发表了三篇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其中，在《第一人称复数叙事小说的语境观》一文中，他研究了理查森与马格林关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论争，与理查森一道反对马格林所讲的第一人称复述“我们”叙事比较少见这一观点，指出二人对这一问题的差异性认知还表现在“里查森重点强调了构成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历史条件，而马乔林则忽略了语境规约及其对叙事策略的影响”[28]。
马库斯赞成理查森的观点，并且论证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所依赖的哲学、社会政治学的准则。在《我们是你们：“我们”小说叙事中的复数和双数》一文中，他探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语法问题和叙事学问题，详细说明了马格林关于“我们”这个代词在语义上的不稳定性，并区分了复数的“我们”和双数的“我们”之间的叙事差别。在《“我们”小说叙事中的对话与权威性：一种巴赫金的方法》一文中，马库斯在M.M.巴赫金（M.M.Bakhtin）的小说理论的指引下考察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中对话与权威的本质，以及这种叙事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它们的叙事性质。他在考察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中个体“我”与他所属的集体“我们”以及“我们”这个集体与“别的”通常具有敌意的团体之间的关系之后，归纳出了三种主要的关系类型，并指出“这些关系的模式表明‘我们’小说的叙事不仅可以是对话的而且还表明它们经常会挑战被集体不加鉴别地加以接受的标准和价值，并且推翻它们的集体型叙事声音的叙述者所具有的权威”[29]。总体上来看，马格林、马库斯和理查森三人的文章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回应，综合性地辨别这三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认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
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除了理查森在《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叙事》一书中所提到的这些理论家之外，研究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理论家还应该包括弗鲁德尼克。在《走向一种“自然的”叙事学》（1996年）一书中，弗鲁德尼克在论及“古怪的人称代词：复数的主体、不可能的主人公和被发明出来的代词形态学”这一问题时，提到了复数的主体包括“我们”叙述者和“他们”叙述者，并且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文本及其叙事特征作了简要的分析。弗鲁德尼克在其另一本著作《叙事学概论》（2009年）中也用了一小段的篇幅简要地提到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并在书后附录的“叙事学术语词汇表”中解释“同故事叙事”这个概念时对“我们”叙事作了一句话的解释。而格里塔·奥尔森（Greta Olson）主编的《叙事学中的流行动态》（2011年）一书收录了弗鲁德尼克的《小说中的“人称”范畴：你和我们叙事——指涉的多重性与不确定性》一文。在该文中，弗鲁德尼克虽然重点分析的是第二人称“你”的叙事，但是在论文的一开始，她是把第二人称“你”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叙事放在一起来研究的，指明“‘我们’叙事履行了（与第二人称‘你’叙事）相似的转喻功能，因为它们也打破了虚构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区分——自从叙事学出现以后这个区分就很难再维持”[30]。弗鲁德尼克在《告诉你我们的故事：我们—叙事和它的代词特性》（2018年）中除了接着讨论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暧昧内涵、范围不定等问题外，还专门探讨了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之间的张力问题以及“当个体与集体的代言人不完全一致和群体的同质性出现微妙裂痕时语言搭配的创新性运用”[31]。
上述理论家在谈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者时，多侧重于研究“我们”的内在构成性，娜塔莉亚·贝赫塔（Natalya Bekhta）则强调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应当被看作一个集体式的主体。其在《我们—叙事：集体叙事的特殊性》（2017年）一文中，主要参考了兰瑟、马格林、斯坦泽尔、弗鲁德尼克、理查森和马库斯等人的观点，在对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约书亚·弗里斯（Joshua Ferris）等人的小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重新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下一个定义。她认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是一个独立的叙事形式，“我们”是一个集体人物叙述者。
此外，除了在叙事学领域范围内有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研究之外，笔者还注意到，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也有一些关于第一人称复数的研究。例如，康涅狄格大学的哲学教授玛格丽特·吉尔伯特（Margaret Gilbert）在其著作《关于社会事实》和《政治义务理论》等书中提出并阐述了“复数主体”理论，其所涉及的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内容有助于笔者理解小说文本中的“我们”这一复数主体。此外，布德维·德·布赖恩（Boudewijin de Bruin）在《我们与复数主体》一文中对吉尔伯特的“复数主体”理论进行了批评性的研究，他认为吉尔伯特的复数主体理论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中的运用是不成功的，而杰弗里·纽伦堡（Geoffrey Nunberg）在关于“索引性和指示功能”的文章中提出来的理论能够更为有效地解释语言学方面的问题。而茱莉亚·克赛尔（Julia Kursell）在《第一人称复数：罗曼·雅各布森的语法小说》一文中探讨了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转换理论，并对其所涉及的第一人称复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代词‘我们’同时是一个变换装置又是一个非变换装置，因为它指向一个言语事件和讲述的事件。因此代词‘我们’打开了包括或者排除交际情境中的参与者的可能性，并且从而使说话者能够通过使用语言在社会上或者甚至是政治上有所行动。”[32]这些相关论述对笔者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以上这些文献资料表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研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西方叙事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文本研究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理论建构方面均有所成就，但是从不同侧面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进行探讨的这些论述还不足以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且这一特殊的叙事形式得以兴起的原因、作者采用这一叙事形式背后的叙事动机等问题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此外，西方叙事学界的已有成果基本上立足于西方小说的写作实践而无视东方小说尤其是中国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现象，所以这一成果的可靠性与实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和理论界对国内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的研究也还有待深入，因此在西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理论的指引下来研究中国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这一行动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节 研究创新点
本书的写作一方面致力于对西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理论的引进与研究；另一方面致力于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国内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力争使小说理论的探究、建构与对小说文本的分析、解读二者相结合。故而，本书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的研究材料。虽然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口吻进行创作的小说为数不多，且发生的历史时期也并不长，但这些已有的小说文本为西方叙事学界研究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提供了文本支撑。在理查森等人的研究对象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些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文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例如，美国作家弗里斯的《曲终人散》、美国作家桑塔格的小说《宝贝》等。除了这些外国作品，我国现当代小说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这些在不同的地域、时代、文化语境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可以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佐证。
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在我国小说批评界，已经有一些批评家注意到了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现象，并试图在过去的小说人称理论的架构下分析这一新的叙事现象。这一研究成果使我们了解到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一个侧面；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新理论来对这些小说文本展开研究，则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小说文本的另一个侧面。在本书中，笔者将介绍西方新颖的叙事人称理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这种新理论来分析我国现当代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现象，希望通过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来打开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新的阐释空间，挖掘这类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叙事效果。
第三，观点的创新。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是理查森所说的非自然叙事中的一种。目前，在西方叙事学界，作为叙事学研究的新兴领域——非自然叙事学及其之下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在我国叙事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已经开始，有的理论家撰文对西方学界的观点进行了译介和梳理，有的批评家从旧有的叙事学理论的角度来探索性地解释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特殊效果。本书的研究意图在于，以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文本为例，以西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参照，在批评实践的基础上建构或者完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理论。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本书中，一方面要搜集西方叙事学界关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相关理论成果，在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要搜集中国现当代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进行叙事的小说文本，对这些文本中存在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发现、总结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特征及效果等。
第二，历史比较分析法。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人称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重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研究，到重点研究第二人称，再到研究重心转向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而我国小说界的写作实践中，也经历了一个从第一人称叙事小说，转向第三人称叙事小说，再转向多种叙事人称实验的创作历程，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文本比较集中地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论是叙事理论的历史性建构，还是小说文本的创作实践，都说明了要在历史视野中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确定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独特性与时代必然性。
第三，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作为一种常见的质性研究法，它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一个个体，也可以是一个群体。在本书中，笔者将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叙事的小说作为一个集合性的个案研究，目的是通过观察大量个案来研究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这种现象的总体概况。在阐述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叙事学特征时，要作具体的文本分析。对这些小说文本进行研究时，采用的方法也属于个案研究法。
第五节 基本框架与内容
第一章，通过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理论背景进行分析，分别从理论前提、直接诱因和文本支撑这三方面来说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研究的合理性。第一节，对叙事学中的人称理论的发展轨迹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在对热奈特、斯坦泽尔、弗鲁德尼克和理查森等人的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研究对以往人称理论的发展与颠覆。第二节，对西方近几年来兴起的非自然叙事学进行介绍，在从自然叙事学到非自然叙事学的变奏发展中分析非自然叙事学的特征，并指明非自然叙事学的兴起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研究的直接背景。第三节，对已经被西方叙事学理论家们所注意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文本作一番简单的介绍，并对这些西方理论家的相关论述与结论作概括性的说明，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些小说文本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文本支撑。
第二章，主要回答“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是什么”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以马格林、理查森和马库斯等人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相关论述为基础，从何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特征、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类型等三方面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展开研究。第一节，从叙事主体“我们”是由“我”与他人结合而成的这一观点出发，明确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集体性言说这一基本特征，接下来研究了叙述者“我们”内在具有的两个特征——语义的不稳定与矛盾冲突，这两个特征决定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在人称理论中的独特地位，即兼顾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特点。第二节，分析理查森和马库斯等人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类别研究，并结合具体的作品来分析不同类别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所具有的不同特征，进而对不同叙事类别所具有的不同表达功能进行分析。第三节，首先指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非自然性，其次分析由这种非自然性而引发的不可靠叙事，最后分析这一非自然的叙事形式之所以罕见的原因。
第三章，主要回答“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为什么会产生”这一问题。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以俄国哲学家C.谢·弗兰克（Semen Frank）的社会精神理论、美国哲学家约翰·R.塞尔（J.R.Searle）的集体意向性理论为依据辩驳了马格林提出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之所以稀少的前两个原因。这两种理论为如何理解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者与我们—集体意向性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在文学中出现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形式，并不是由这些哲学理论决定的，而是与某种社会文化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从文化语境的视域下来考察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兴起的原因是第三节的主要内容。这一节分别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历史性生成、政治环境的感召和作家个人的有意识选择三方面来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回应了马格林提出来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之所以罕见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章，以我国百年来文学场域中的人称使用情况来看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在小说叙事中得以出现的文化背景。第一节，对诗歌领域中出现的抒情主体进行分析，梳理出抒情人称的一个发展过程，即从五四诗歌中的“我”发展为左翼诗歌中的“我们”，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抒情诗中的“我”与“我们”保持一致，再到“文化大革命”后“我”再次回归，反映出时代文化对抒情人称的选择所具有的明显影响。第二节，对文学评论中出现的言说主体进行分析，梳理出言说主体的历史变迁，即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我”在立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立说者在“我”与“我们”之间摆荡，再到1948年后“我们”成为真理的代言人，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重新崛起，同样体现出时代政治、历史使命对知识分子选择人称代词所造成的影响。第三节，对现当代小说中出现的叙事人称进行分析，梳理出小说中叙事人称的发展变化，即五四小说重在采用第一人称叙事，20世纪30年代后第三人称叙事小说取代了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中心地位，十七年文学中第一人称小说再次出现并与第三人称小说并行，1985年之后出现多人称叙事的小说实验。在这一发展变化的进程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作为一种不被人注意的叙事形式也在缓慢地发展着，并在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中有比较突出的体现。
第五章，以西方叙事学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小说界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进行研究，以图深化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理解。第一节，对目前文学批评界关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提炼出我国文学批评界关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相关结论。第二节，以我国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叔叔的故事》《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研究对象，借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以“我们”集体得以生成的心理学机制为分类标准，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小说分为两类，即关系化的“我们”与类别化的“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类“我们”在小说叙事中形成“我们感”、表达集体意识方面具有的差异。第三节，以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其历史流变中探究这些小说文本的内在相似性，即集体生存空间的建构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之间的关系，并将之与采用其他叙事人称的乡土小说进行比较，进而揭示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在小结中笔者对这一论题作了进一步的引申：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出现意味着小说作者与小说叙述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创作个体与叙事群体之间的显著距离，不仅再次说明了叙述者不等同于作者，而且引申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使更多的作者有可能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这一“非自然的”叙事形式。
注释
[1]Jan Alber,Stefan Iversen,Henrik Skov Nielsen and 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Narratives,Unnatural Narratology:Beyond Mimetic Models",Narrative,Vol.18,No.2,May 2010,p.113.
[2]F.K.Stanzel,A Theory of Narrative,trans.G.Goedsch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48.
[3][美]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4]Monika Fludernik,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30.
[5][美]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6][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
[7]Monika Fludernik,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31.
[8]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Voices: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72.
[9]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Voices: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13.
[10]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Voices: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14.
[11]Monika Fludernik,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54.
[12]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andMarie-Laure Ryan,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423.
[13]UriMargolin,"Telling Our Story:On ‘We’ Literary Narratives",Language and Literature,Vol.5,No.2,May 1996,p.117.
[14]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Voices: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38.
[15]UriMargolin,"Telling Our Story:On ‘We’ Literary Narratives",Language and Literature,Vol.5,No.2,May 1996,p.117.
[16]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andMarie-Laure Ryan,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423.
[17]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Voices: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37.
[18][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9][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20]Lief Lorentzon,"Ayi Kwei Armah's Epic We-Narrator",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Vol.38,Issue.3,Spring 1997,p.232.
[21]Dawn Fulton,"‘Romans des Nous’:The First Person Plural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Martinique",French Review,Vol.76,No.6,May 2003,p.1105.
[22]Joel Woller,"First-Person Plural:The Voice of theMasses in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Documentary",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Vol.29,No.3,Fall 1999,p.341.
[23]Joel Woller,"First-Person Plural:The Voice of theMasses in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Documentary",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Vol.29,No.3,Fall 1999,p.341.
[24]Jeff Allred,"From Eye to We:Richard Wright's 12 Million Black Voices,Documentary,and Pedagogy",American Literature,Vol.78,No.3,September 2006,p.579.
[25]UriMargolin,"Telling Our Story:On ‘We’ Literary Narratives",Language and Literature,Vol.5,No.2,May 1996,p.115.
[26]UriMargolin,"Telling in the Plural:From Grammar to Ideology",Poetics Today,Vol.21,No.3,September 2002,p.591.
[27]Brian Richardson,"Plural Fo calization,Singular Voices:Wandering Perspectives in ‘We’ Narration",in Peter Hühn,Wolf Schmid and Jörg Schöner,eds.Point of View,Perspective,and Fo calization:Modeling Mediation in Narrative,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9,p.156.
[28]尚必武：《讲述“我们”的故事：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存在样态、指称范畴与意识再现》，《外国语文》2010年第1期。
[29]AmitMarcus,"Dialogue and Authoritativeness in ‘We’ Fictional Narratives:A Bakhtinian Approach",Partial Answers: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No.1,January 2007,p.157.
[30]Greta Olson ed.,Current Trends in Narratology,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11,p.12.
[31]Monika Fludernik,"Let Us Tell You Our Story:We-Narration and Its Pronominal Peculiarities",in Alison Gibbons and AndreaMacrae,eds.Pronouns in Literature: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London:PalgraveMacmillan,2018,p.173.
[32]Julia Kursell,"First Person Plural:Roman Jakobson's Grammati cal Fictions",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Vol.62,No.2,June 2010,p.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