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与本书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史、社会史、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等学科领域内，涉及“晋商”与“中国传统政商关系”两方面的研究。
（一）晋商相关研究
晋商是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中历来就备受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中外学界对于晋商及其衍生出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已逾百年且至今方兴未艾，学术积淀深厚，成果蔚为大观。近年来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学术理念的不断革新，研究者开始突破“在商言商”的视野局限，将以往集中于“历史上的晋商”和“晋商的历史”这种较为单一的历史叙事扩展到了综合经济、社会、文化、管理、法律等跨学科多视角的学术研究，构建起了“晋商学”这一全新学科体系。在此笔者拟将百年来的晋商研究分为史料汇编、学术著作与研究论文三部分并结合本书的研究旨趣做一简单综述。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些学者，以及个别晋商经理、掌柜等社会人士对山西票号行业的兴衰进行了反思和回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如下：蔚丰厚票号经理李宏龄所撰的《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篇长文，其中详细记述了清末票号改革的思想、计划和经过，深刻地认识到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勾结并压迫民族商业是晋商败落的重要原因。燕京大学教授陈其田的专著《山西票庄考略》与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的专著《山西票号史》，这两部作品对山西票号业的兴衰历程、经营模式、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是中国学者关于票号最早的史料性研究成果。尽管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著述普遍略显简单，然而它们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也足以给后人提供一定的研究思路和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山西省政协开始着手进行晋商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汇编工作，《山西文史资料》自195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刊发了晋商史料性文章多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晋中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为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学术氛围日渐宽松，晋商研究也开始持续升温，成果丰富，特色鲜明。首先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对晋商史料进行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如山西省政协汇编的《晋商史料全览》[1]，黄鉴晖等主编的《山西票号史料》[2]，张正明主编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3]，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4]，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5]，史若民编著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6]，以及刘建民汇编的《晋商史料集成》[7]等与晋商直接相关的史料，也包括《山西外贸志》[8]《山西金融志》[9]等涉及晋商的宏观性史料汇编。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基本涉及了晋商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以及晋商从事的各种商业形式，极大地填补了晋商研究界的史料空白，为后来的学者构建了一个广阔的研究平台。
其次是大批晋商研究的专著竞相问世，其研究主旨大致可归为如下三大类型：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晋商史研究，着重对晋商这一商帮整体或其中的某些著名的商人家族与一些影响较大的商业形式进行历史考证，其中也涉及了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自然、地理、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更加宏观的因素，并基于消费、官商关系、社会变迁、文化传统等视角，探析晋商兴起、发展和衰败的历史缘由。其代表作品有：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10]，史若民的《票商兴衰史》[11]，黄鉴晖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12]，董继斌等编著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13]，刘建生、刘鹏生的《晋商研究》[14]，以及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的专著《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15]等著作。
二是晋商文化相关研究，侧重于考察晋商的经营理念、商业文化、自强精神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用以展现以义制利、儒商相融的晋商形象，以及论证晋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其代表作品有：葛贤慧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16]，张正明的《明清晋商及民风》[17]，薛永民的《走向晋商文化的深处——晋商伦理的当代阐释》[18]，殷俊玲的《晋商与晋中社会》[19]等著作。此外，还应提到张明富的《明清商人文化研究》[20]与郭蕴静等人合著的《明清商人社会》[21]两部著作，尽管它们不是关于晋商或晋商文化的专著，然而其中都有相当的篇幅是关于明清社会文化以及商人文化、伦理、人格等方面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晋商文化与晋商精神的来源与传承。
三是近年来以刘建生、高春平等学者为代表的晋商学综合研究，标志着传统以史为主的晋商研究向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领域的纵深发展。代表作品有：高春平的《晋商学》[22]，高倚云的《明清晋商文化传统、制度绩效与路径依赖》[23]，刘建生等合著的《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24]与《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25]等著作。
再次是与晋商相关的各类学术论文。由于本书侧重于对晋商与明清君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长时段、整体式的考察，因此更多关注那些专门探讨晋商兴衰成败历史原因的相关篇目，其中有较强借鉴价值的主要有如下：日本学者佐伯富的《山西商人的起源与沿革》，简单梳理了历史上的山西商人与历代王朝之间的关系，对盐、茶贸易，以及北方商路的拓展对于山西商业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特别提出了“山西商人是在清政府的保护下获得高额利润，同时清王朝也因山西商人的大量财政援助从而更好地维持统治”这一论断。[26]孔祥毅的《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着重分析了山西票号业衰亡的政治因素，作者认为票号乃至整个晋商群体与清政府有着一种共生的关系，他们通过官商勾结、攀结政府、利用国家财政而致富，然而这种商业模式脱离了商品经济的范畴，丧失了商业转型的能力，最终必然因为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全面爆发而败落。[27]邵继勇的《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28]，集中论述了明代边防军需与茶马互市在晋商崛起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以及晋商通过参与清代对蒙古地区的军事行动从而获得政府的支持，促进了商业的兴盛与发展。刘建生的《山西盐商进行寻租活动的原因》[29]和《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30]两文，主要以寻租理论作为研究方法，集中分析明清两代王朝的社会形态、政府对市场的强控制、产权制度的缺失以及在上述社会背景下经济人寻租行为的必然性，以此来解释晋商普遍寻求官商结合这种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燕红忠的《寻租理论与传统社会的官商关系》与《晋商与政府结合的原因及其影响》两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绩效、寻租、合约等理论，着重分析了晋商在经营过程中攀附政府的动机以及政商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结果。[31]杨艳红的《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以山西票号为例》，侧重于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家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对晋商经营事业的影响，作者认为晋商一贯秉承的以义制利的“儒商制序”之根源在于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这种儒商制序进而形成了一种关于诚信的“集体惩戒机制”，在山西票号的经营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2]
就晋商研究的学术史来看，尽管成绩斐然，但仍有诸多不尽完善之处。首先，就研究内容而言，既有的晋商研究主要仍集中在对晋商这一商人群体本身的研究上，囿于“商”的狭义范畴，研究视野体现出较大的局限性。即使有部分作品中涉及了明清君主政治或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晋商的影响，也大多流于表面，仅把这些更为宏观的因素当作了一种变量，并没有真正将晋商的发展与整个明清社会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政府行为、政治文化等政治层面的因素对商人阶层的强大影响力，以及晋商与明清国家、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如前所述，既有的晋商研究中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大多集中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却少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对晋商的政治行为以及晋商与明清国家、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相对忽视了中国传统国家体制、政府行为、政治制度对商人阶层的强大影响力。目前仅有部分学者的研究中涉及了晋商与明清政府关系的某个侧面，如官商勾结、利用政策、家族科举等，但均未将其从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剥离出来并形成系统化且更具针对性的晋商与君主政治关系的专项研究。最后，当前关于晋商文化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商业文化、商业伦理、商人家族文化传承等方面，缺乏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审视，也缺乏对商人阶层的价值观念、政治心态、政治人格、政治行为等因素的研究。
（二）政商关系相关研究
晋商是中国古代社会依附型政商关系塑造下的产物，其身上集中反映了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的诸多特征。政商关系作为广义的政治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一直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领域。同时政商关系也是一个政治制度史或政治文化方面的概念，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商关系。政商关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而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的集合，目前中外理论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官员与商人等范畴。
首先是作为经典理论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至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其中衍生出来的关于政府角色的定位与作用的命题就是近现代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一个世纪性课题，古今中外各派学者观点纷繁，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根据国家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发挥作用的不同程度，又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其一是基于“守夜人政府”理论之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强调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斯密开创了“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出清，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他进而提出了另一著名理论——“守夜人政府”，唱起了政府只负责法律和秩序的赞歌，即政府应“保护社会及社会成员的安全和权利，建立并维持公共事业”[33]。自由放任的理念之后被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所全面继承，他明确反对经济计划，提倡自由市场，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从整体上把近代西方世界作为一种以市场秩序为特征的法制文明来看待。哈耶克认为：“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34]；“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35]。
其二是基于强政府以及政府干预理论之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认为国家应当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从而应对市场失衡的潜在危机，其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提出了由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明智管理的必要性，他指出：“提供充分就业，以及使财富和分配公平合理唯一的办法是由社会从总体上控制投资，同时为了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使之互相适应，政府机能必须扩大，这不仅是避免现行经济形态全部毁灭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是个人积极性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36]至此之后，“看得见的手”与宏观调控理论被相当多的国家奉为圭臬，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向。
其三是所谓的“有限政府”理论，可以视为对前两种理论的统合与修正，其并不否定政府的价值，但提倡政府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发挥调控职能，而不能无限制扩张，其代表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就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特别反对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他认为：“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主要地依靠自愿合作和私人企业，保证私有部门对政府部门的限制以及有效地保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37]而布坎南则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推论出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此即所谓的“政府失灵论”。他指出：“政府的有些决策往往会削弱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38]
除了西方经典的政府市场关系理论之外，当代中国学者同样也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们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同时综合了西方学界政府—市场关系的相关理论，积极构建中国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框架，为建设与完善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言献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结合西方现代经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扎根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他始终坚持以市场为方向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明确提出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一观点。在中国宏观经济改革方面，吴敬琏认为应当系统化、整体性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建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以及“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国有经济改革方面，他从经济体制框架特征研究腐败问题，认为应当警惕权力寻租、不平等竞争、国有资产流失等社会乱象，防止未来中国落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39]同时，著名学者张维迎也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应当规范自身行为并将执政目标定位于最大化全民福利而非最大化自身特殊利益。他提出市场的基础是自由、产权、企业家三者的结合，强调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意义，进而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念，即通过逐步开放市场与价格管制、取消计划与调拨、采取双轨制价格，直至建立起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40]
另一位极具分量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则提出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理论”。他认为，基于中国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微观经济单位尚未具有充分活力等问题，应当是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活动主体来塑造完善的市场，而并非是反过来由完善的市场创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活动主体。[41]他同时提出了一种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并行的“双覆盖论”，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市场调节机制与政府调节机制并存的二元机制，其中市场调节是第一次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次也是高层次的调节，政府调节是覆盖于全社会的，而且政府调节对全社会的覆盖是一种再覆盖，即覆盖于市场调节之上的覆盖。[42]
如果说经济学家更关注宏观层面上的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问题，侧重点在于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政治学界的众学者则更多将目光聚焦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本身，且尤为侧重探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以及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关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作品有曹沛霖的《政府与市场》，孙关宏主编的《政府与企业——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政企关系改革》，朱光华主编的《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桑玉成的《政府角色——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探讨》等著述。
其次是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相关研究。由于中国古代社会自身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中的政商关系自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余英时认为明清时期的“士商之辨”的实质在于：“士也可以为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发言，但他的社会属性显然不是商人阶级的成员”；“明清商人已走近了传统的边缘，但并未突破传统”[43]。傅衣凌的研究侧重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涉及了当时中国的各种商业形式与各大商人群体，他认为“中国商业长期替封建制度服务，封建官府与商人有着密切联系”，“明清工商业仍是促进封建制度的巩固，为封建制度经济体系的矛盾暂时打开了一条出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封建地主阶级一直赞助工商业的发展并没有歧视”[44]。刘泽华基于其独创的“王权主义”观念并指出：“古代中国的工商业始终处于政治的支配之下，其中官营工商业占据主导地位，民营工商业一直受到官府的各种限制和打击，无法获得充分发展。”[45]陈锦江通过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官员、政府与商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论证了在晚清时期，由新型商人、部分洋务派官员以及进步士绅组成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及其发展的局限性，他认为由于新旧两种社会价值观仍然混杂一处，官商合办并不标志国家控制现代工商业的终结，只是控制性质的变化。[46]著名中国研究专家费正清针对中国传统商人依附政府这一历史现象提出了“捕鼠”的比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特权对于商人致富的极端必要性。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中“顶层市场”与“底层市场”的区别，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特殊的抑商制度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君主政治的必然选择，同时过于强大的专制权力也是阻碍传统社会工商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导致中国传统商人阶层难以独立而充分地发展。[47]唐力行着重考察了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状况，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商人阶层在近世变革时代独特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同时分析了中国近世商人阶层的两难境地以及他们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的历史原因。[48]马敏系统分析了近代中国商人与士人两大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与转化的过程，进而对近代官商关系，以及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和重构的命题提出了颇具启示性的见解。他指出“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通过绅商阶层所集中体现出来的对封建统治势力的严重粘连性和依附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和阶级结构的致命弱点，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无法最终成功的重要根源”。[49]冯筱才在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中，力图突破传统的革命话语与政治范式，他试图对商人进行更纯粹的定性，认为商人本质上并没有政治企图，参政仅是为了稳定商业秩序和保护私有产权，为此他们完全有可能依附强权，而一旦这些条件基本达成，商人又会退出政治过程。[50]吴晓波分别梳理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官营商业制度与私营商业的发展状况，并对历代王朝的抑商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结了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四大困局”。[51]
中外学界目前对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研究颇具规模，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其中仍难免有一些缺憾之处。其一，与晋商研究类似，学界目前对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研究同样是以“商”的论述为主，“政”的内容充其量只是研究者在探讨政商关系的构成、模式、变迁等具体问题时的一个普通变量，缺少对中国传统时代的政治体制、政府行为、政治文化等因素的考量，也尚未建构起以政治学理论范式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理论模型。其二，研究者们在探讨“中国近世社会”的政商关系这一话题时所选取的对象集中于徽商、浙商等南方商帮、买办群体、近代商会以及各种洋务企业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却始终都忽视了与之同时代而经济实力更雄厚、与政府关系更密切的晋商。因此，以晋商为聚焦的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研究亟待进一步发掘。其三，当前学界较为缺乏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传统商人阶层的研究，以及关于商人的政治人格、政治心态、政治思想等方面的著述，对传统商人阶层依附权力、投靠政府、勾结官员、鬻买官爵等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的解释力不足。
最后是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相关研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加之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开始提上日程，民主法治建设日益完善，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这一全新的历史契机同样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归纳出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历史沿革、一般特征以及发展走向。毛寿龙（2016）指出：“新时代的政商关系是一种基于扩展的政治秩序、理性化官僚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关系，应当体现为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在各自的扩展秩序里，根据法律和规则行事，各司其职。”[52]佟德志（2015）也认为：“新的政商关系，更加强调改革的全面深入以及公平、正义，政府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撤出，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更多地依赖资本，政商双方仍然需要更加灵活地调整各自的定位。”[53]张伟（2015）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当代民间商人阶层与政治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掌握经济市场运行的关键资源，包括政策资源及经济资源，而官员对这些关键资源的掌控是垄断性、排他性的，并在运行这些政策资源时往往缺乏有效约束，民商趋利避害的本能可以与政府权力形成关系性合意，同时也可能造成深层的矛盾冲突，危及政治市场的均衡。”[54]黄冬娅（2013）则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企业是如何影响政府的决策：“目前国家的制度结构和政策仍然是决定企业家如何影响政策过程的关键因素，政府对于企业的依赖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家自身的政策目标，对于企业来说，迎合政府和官员的政绩冲动是最有效地获取政策影响力的方式，因此企业家的‘政治嵌入性’而非‘自主性’是其获取政策影响力的根本途径。”[55]韩阳（2016）认为当代中国应当构建一种基于“统合主义”之上的政商关系，既不使政府被企业绑架，也不能放任政府统摄经济，而应构建国家和社会的和谐互动，最终使国家和社会利益协调。[56]
对于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研究来说，明显可以发现学者们的关注点大多仍是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或是对于市场经济相关概念的研究，还涉及一些时政分析以及实证研究，较少真正从政治学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政府、社会与企业的互动关系。同时学界既有的对于政府的研究大多仍局限在政府角色、政府官员、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对政府行为背后的政治权力的异化与制约，对政治体制的弊端、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话题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此外，现有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大多仅涉及正式制度相关方面，如资源配置、产权结构、政治制度等变量，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如“关系”“潜规则”等传统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综上这些因素导致当前对于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研究解释力不足，无法勾勒出当代中国政商关系或政企关系的全貌，难以对今后政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具体的、更具实际价值的建设思路。
（三）中国传统政治与政治文化相关研究
本书对晋商的研究需要将其放到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来进行，因而势必受到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结构总体评价的影响。首先来看国内学界的研究状况。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界对以君主专制、阶级压迫、剥削、宗法等级、封建礼教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已然成为共识。刘泽华以政治为楔入点，着重于论证中国历史进程与思想史中的政治因素，进而构建了一个基于王权主义之上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王权主义的界定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特征的精辟把握，其中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57]葛荃对王权主义的思想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根本特点归结为“政治本位”，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结构定义为“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与“伦常神圣”的结合，其中君权又居于主导位置。[58]王亚南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具体形态、发展脉络、社会影响、现代转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与反思，分析了官僚制度与封建经济、租税制度、儒家思想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破除专制是破除官僚政治的关键。[59]金观涛和刘青峰针对中国古代社会治乱循环周而复始的特征，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超稳定结构”理论，即地主经济、官僚政治与儒家文化这三大子系统相互影响、调节和适应，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停滞；而各个子系统过分偏离适应状况则会引发社会结构的崩溃，其后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最终使大系统回归原点。[60]这种独创性的认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王毅对明代中后期皇权专制的各项制度形态进行了缜密和系统的分析，并把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与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传统进行了比较研究，深入发掘了中国古代皇权专制制度的逆现代性。[61]秦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的因素要大于宗法制的因素，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一种权力行为，权力兼并加剧了经济兼并，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62]吴思提出了著名的“潜规则”理论，深入诠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种种不成文的陋规，这一独创性的认识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研究有着相当大的参考价值。[63]陈宝良的研究聚焦于明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变迁，他认为明代中叶之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折，官方控制从严密到松懈，社会流动的加速，儒学的平民化与通俗化以及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都导致明代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多样性”。[64]
时至今日，中国的学者们已经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这些汗牛充栋般的研究成果为后人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与政治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方法论启发，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源流。
再来看国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的研究。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将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各自的社会伦理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项制度结合起来进行了分析，并与西方的清教传统进行了对比，基于此他指出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无论物质还是精神的层面都无法产生资本主义。[65]费正清对中国古代社会持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认识：“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两者是相等的关系。”[66]美国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国斌对比了中国与欧洲各自的历史变迁模式，试图反驳传统中国研究中以西方为中心的“冲击—回应理论”，他认为：“对于帝国的生存而言，关键是建立对人民大众和地方豪强的控制。同时对于巩固帝国这个议题来说，较少地是一个军事的难题，而较多地是民事统治方面的问题，同时必须创造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以指导政治实践、社会信仰以及个人期求。”[67]杜赞奇对近代中国华北农村社会进行了系统研究之后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所谓文化网络是一种具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地方社会的权威与各种利益，领导体系也在其中生成。[68]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体现为一种“过密型增长”的特征，即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的并不是小农家庭生产单位的削弱，反而是对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模式的加强，除非出现生产技术的巨大突破，促使商人投入生产领域的刺激因素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没有经济动因去投资生产。[69]
尽管西方学者大多是站在西方政治体制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进行研究，其中难免会带有一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论证也有一些不尽准确之处，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基于西方的视角以及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来分析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结构，对评估中国历史、透视中国文化同样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与政治文化论域是一个空前庞大且复杂的理论集合，是每一个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学人无法回避的论域。本书无力做到面面俱到地介绍传统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只可能对中外学者的一些有显著特色的理论或观点进行简单的梳理和综述。由于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晋商群体，而政治权力宰制商业又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显著的社会政治现象，因之尤为关注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与专制皇权相关的王权主义、官僚政治、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并试图构建一种总体性的认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