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启蒙运动、现代传教运动与世界基督宗教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1715～1789）是一场知识运动，它根本地改变了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文化及思想形态。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挑战了已被接受的大体上的宗教观念，特别是基督教的观念。[21]启蒙运动以“理性时代”为人知晓，强调理性主义、人类进步、事务分类、科学及乐观主义，强调自然律法高过天启、人的能力高过原罪、科学方法高过教条声明。因此，这一切挑战了“君权神授”及威权教会的等级制度。虽然一开始这并不是一场民主运动，但民主的理念被美国所强调，更重要的是被法国革命所强调。大多数早期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来自贵族阶层，一个例外是巴鲁赫·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1632—1677），他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位犹太哲学家，以泛神论的方法来处理宗教，发展历史《圣经》批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原名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对天主教会有所苛评，并倡导宗教宽容。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圣公会的，但基于经验主义与基督教理性主义而敦促宗教宽容。启蒙运动为社会的世俗化铺平了道路。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持有广泛的宗教观点，但在总体上，他们倾向于淡化教条主义及基督信仰中的超自然。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3—1727）的物理学强有力地影响了这些思想家们的宇宙观。他们是反教权的，但未必反基督教。基督教以新的方式被诠释：自然神论者相信上帝是一位“神圣的钟表匠”，创造了世界但丢下不管了；有神论者认为上帝持续通过美和自然秩序参与世界，两者对可被接受的基督教教义有着鲜明对比的态度。一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开始对非基督教的宗教感兴趣，从而淡化了基督徒的独特性。譬如，伏尔泰是一位中国儒学的欣赏者，他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本的翻译中获得这些知识。其他宗教的文本也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

教会对启蒙运动及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有着广泛且不同的观点，所有教会的自由派基督徒都支持启蒙运动的观点。福音派的基督徒则因他们视《圣经》为权威而较为保守。圣公会在一个全面的教会秩序内吸收了启蒙运动，并将《圣经》、传统及理性列为教会权威的来源。长老会则采纳了更为实际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观点，但保持对《圣经》权威的重视。罗马天主教拒绝了大部分启蒙运动及现代性的观点，重申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中的传统信仰。需要记住的是，天主教会在17世纪谴责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科学发现，将其视为异端。始于19世纪末的基要主义运动影响了许多新教教会，特别是长老会和浸信会，它们也拒绝启蒙运动，以及所有形式的现代自由神学、历史批评及进化论。东正教则根本没有启蒙运动的经验。

现代传教运动

从16世纪开始，基督宗教就从欧洲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传播。传教运动紧随着殖民主义。早在1494年，《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在教宗的授权下，已将欧洲以外的世界分开，一些归西班牙，一些归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以帝国征服者的身份来到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在此基础上，整个拉丁美洲至16世纪都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修士帮助其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及新墨西哥州建立了西班牙的传教地。巴西则成为拉丁美洲唯一说葡萄牙语的国家。

澳门在1557年成为葡萄牙的居留地，以及东亚葡萄牙天主教差会的基地。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修士将天主教传给菲律宾，1521年第一批菲律宾人受洗。菲律宾是亚洲唯一基督徒人口占比例较多的国家。第一个到亚洲去的耶稣会士是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他在印度、斯里兰卡、东南亚及日本传扬基督的福音。他本想去中国大陆，却在澳门南部的上川岛离世，功亏一篑。其他清朝的耶稣会士的叙事，以及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故事留待以后书写。耶稣会士在全世界大范围地存在，直到1773年受到教宗克莱孟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1769～1774年在位）的镇压。这是由于其他修会对耶稣会的反对，以及其与梵蒂冈之间的神学分歧，包括在中国及印度所发生的礼仪之争等。后于1814年被教宗恢复。

新教传教士的工作始于17世纪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建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亚洲派遣商人及传教士。他们殖民了印度尼西亚及锡兰（今斯里兰卡），并尝试于1624年在中国台南开拓一个教会，但荷兰人被郑成功于1661年驱逐，其工作付诸东流。丹麦的路德宗教会则在17世纪向印度派遣传教士，为印度开启了新教。[22]

大不列颠是迄今最大的新教及圣公会殖民大国。詹姆斯敦殖民地（弗吉尼亚州）建于1607年，成为美国南部殖民地的圣公会中心。英格兰逃离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于162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建立了一个聚居地。介于新英格兰及弗吉尼亚的殖民地则更为多样化。荷兰人是第一批在纽约定居下来的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归正会。长老会、斯堪的纳维亚的路德宗、贵格派、罗马天主教占据了殖民地的中部。东海岸的13个殖民地教会在17世纪末及18世纪进行扩张。随着美国于1776年独立，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新教组成部分。[23]美国宪法宣布政教分离，这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宪法。随着美国于19世纪在整个大陆占领及购买领土，教会及学校成为他们建造的第一批建筑物。

大不列颠也在加拿大、印度、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许多南太平洋和加勒比的小国中建立殖民地，有道是“日不落帝国”，即太阳也永远不在教会帝国上落下。[24]这些国家讲英文，又或如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保持着从欧洲教会传承下来的教会传统。而法国也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地，天主教受到法国政府保护。德国、丹麦及其他欧洲国家亦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并派遣传教士去海外服侍。

我们已然得知罗马天主教会早在2世纪就于南非建立，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始于4世纪，基督宗教直到西方殖民主义时代才进入非洲的其他地方。[25]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相继在非洲建立了殖民地，来自这些国家的教会或差会向非洲派遣传教士，并在非洲建立教会。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也去往非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主要是瑞典、挪威及丹麦）。从19世纪末起，非洲独立教会也开始扎根。1906年始于美国（或也同时在其他国家兴起）的五旬节主义亦在20世纪初传播至非洲。20世纪晚期，非洲基督教成为世界上增长最为快速的教会。南非的主教图图（Desmond Tutu）喜欢说：“当传教士来到非洲，他们有《圣经》，我们有土地。其后，他们有土地，而我们有《圣经》。我们得到了更好的交易。”他指的是一种非洲大陆上的混合的基督教遗产。

在非洲及所有新教派遣过传教士的国家中，当务之急便是将《圣经》译成当地语言，因为《圣经》对大多数教会而言是最终权威。几个世纪以来，东正教也在《圣经》翻译上起到先驱作用，他们认为民众应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崇拜。东正教及其后的新教协助发展了与他们同工的民众的书面语言。翻译是一项重要的传教行为，这意味着教会不得不使自己适应当地文化。[26]在中国，17世纪及18世纪的耶稣会士虽然没有翻译整本《圣经》，但也做了大量译经工作。在印度的契根巴（Bartholomew Ziegenbalg，1683—1719）及在中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两位著名的传教士翻译家。他们与身为其学生及语言老师的印度及中国翻译者们一起工作。《圣经》翻译帮助许多国家发展了方言文学及现代写作，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面向。

基督宗教为18～19世纪的奴隶贸易扩张提供了便利，这几乎是与殖民主义并驾齐驱。由荷兰归正会推动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相关议题。现代奴隶制的支持者可在《旧约》及《新约》中为此找到正当理由。这是1世纪希腊和罗马社会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代奴隶制及跨大西洋的非洲奴隶为经济及政治因素驱使，但被大多数基督徒接受。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及英国的土地所有者拥有非洲及印第安（美国原住民）奴隶。天主教修会在拉丁美洲也有一些奴隶殖民地。英国的贵格会及福音派社会改革者声言反对奴隶制，许多基督徒个人亦是。英国于1808年废除奴隶制，但奴隶制直到美国内战（1861～1865）结束后才在美国终结。作为奴隶制的后遗症，对于黑人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虽然许多美国教会一直以来都在尝试纠正这种不公。

19世纪标志着由英国、法国及德国所引领的西方殖民主义的高潮。这也是现代传教运动的高点。通过政治干预进行巩固，以及通过外观的基督教信息来进行驱动，传教运动因西方殖民主义而变得有所可能。19世纪差传的口号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新教及天主教传教士使民众皈依基督教，并建立教会。他们通常否认其他宗教的价值，如佛教、印度教及伊斯兰教等。传教士也为他们所服侍的国家带来了现代教育、医疗科学及对社会议题的新视角。《圣经》及基督教教导曾被用作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但《圣经》的教导及基督教学校也教授民主思想并对不公义的行为予以抵制。传教士留下的遗产是混合的：一方面，传教运动为殖民主义驱使，招致了剥削及大众的反对；另一方面，在传教士主导下的社会福音事工也出人意料地给当地带来“现代化”的因素。

五旬节派是基督教的新枝，强调“圣灵的礼物”并提倡说方言。[27]这一派也是反对启蒙思想的。五旬节派始于1906年在洛杉矶举办的一次复兴会议，人们开始说方言并讲述进入狂喜后的宗教经验，后快速地在美国及全球传播。信徒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如神召会等，而后也在新教及罗马天主教的其他教会中引发出“灵恩运动”。五旬节派一直以来都是发展最快的基督教运动，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发展，特别是在穷人中发展，吸引了众多不同背景的基督徒。该派与其他教会一样有着曲折的历史，但它们也逐渐被主流宗派接受。

19～20世纪，除新教主流教会，新的本土教会于亚洲、非洲及北美兴起。这些教会的特殊教义塑造了其信徒在快速适应变迁社会时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基督教复兴的运动，跨越宗派，并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回应新的挑战。传教运动仅仅是这样的运动之一。18世纪及19世纪美国福音派的“大觉醒”是一场复兴运动，旨在新的国度中产生宗教狂热，这也促使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大不列颠及其他西欧国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兴起，以回应快速工业化引起的社会混乱，这也是为应对欧洲工人阶层面对持续加大的马克思主义挑战设计的。

图1-3 梵蒂冈城中的圣彼得大教堂

图片来源：香港圣公会档案馆。

20世纪的普世运动被组织起来，以寻求不同基督教宗派间的合一，以及为处理社会议题而联合作工。这有许多种形式，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1948年，第一届普世教会协会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成为一种可见的基督教合一表述，也持续成为一个供每个国家的主要东正教、新教及五旬节派教会讨论、合作及推动基督教合一的重要论坛。就罗马天主教而言，梵二会议帮助教会更有效地回应了多方面的挑战，也将教会带入现代。天主教开始与其他教会及宗教发展出更为亲近的关系。虽然不是普世运动的成员，但天主教与普世教会协会在许多领域中均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