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世纪基督宗教发展

与伊斯兰教的相遇、修道院的复兴、东西教会分裂

“世界基督教”（World Christianity）及“全球基督教”（Global Christianity）两个术语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普遍运用，以描绘国际范围内的基督宗教跨学科研究。这些术语被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方法进行定义，有时是神学层面的，有时是历史层面的，有时则是社会科学层面的。[12]当我们以历史方法运用这些术语时，旨在描述基督教的发展：不仅指基督宗教的扩张——从巴勒斯坦起源，围绕地中海，再进入欧洲、北非及其他地区——也是对不同地方本色化基督宗教的表述，并将基督宗教与其他世界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并列。

世界基督宗教可以说是始于上文提到的耶路撒冷会议。其后的600年，正如我们所见，基督宗教发展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超越罗马帝国在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波斯、东方教会中发展起来。这一阶段后，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相遇。伊斯兰教由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卒于632年）创建，其律法及教导记录在《古兰经》中。7～8世纪，伊斯兰教传遍了中东及中亚地区，削减了其所控制区域教会的增长，但允许基督教团体继续发展。这两个世界性的宗教交织自此开始，且相互影响，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

在东部的东正教中，从8世纪至十字军东征标志着该教向斯拉夫国家及向俄罗斯的扩张。[13]所到之处，东正教传教士都将礼仪及经卷翻译成当地语言，这种做法与罗马天主教在所有教会均使用拉丁语不同。为此，东正教传教士发明了地方字母。东正教也希望整个民族都皈依基督教——从领导者及其家庭开始。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征是修道院的复兴及传播。一些修道院由教会开办，一些则由拜占庭帝王控制。10～11世纪的特征是罗马东部修道院神秘主义的更新，最出名的乃是新神学家西缅安（St.Symeon，949—1022）的事工。他的静思方法将基督论与对圣光的强调相结合，对东正教神学及灵性而言一直都是一种鼓舞。修道院也有其属世的一面：它们从教会及个人家庭中获得财产。修道院也确保其权益受法律保护，并通过基金会得到捐赠，最著名的是建于8世纪的希腊阿索斯山（Mt.Athos）的修道院，现今依然兴旺。

最后，东西教会在这一时期最终分裂。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在很长时期内都有张力，反映出两者在文化、神学及政治事务上的分歧。在神学上，主要的议题是罗马在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条中，加入了“和子”（filioque）一词，但另有其他的考量，比如罗马天主教禁止神职人员结婚。在此，我们无需探讨导致主教团去往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复杂诱因，但在1054年，教宗及宗座牧首被逐出教会。一些历史学家将最后的分裂定于1204年，其时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君士坦丁堡被罗马天主教军队掠夺。直到20年前，两者的教会领袖才开始有了重新对话及相互的接受。

中世纪西罗马：神圣罗马帝国、从内更新、十字军东征

在中世纪的西罗马，基督宗教在这一时期逐渐传遍了整个欧洲。罗马天主教巩固了其属灵及机构权力，教会也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从出生至死亡，从家庭到农场，再至工作场所。教会、社会及文化是相互交织的。这一时期，教会中也产生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直至16世纪都兴盛的经院哲学时期。此处不赘述这一时期教会扩张的细节及其影响欧洲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状况，[14]而须关心与世界基督宗教相关的三个方面的主要发展。

首先，随着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的即位，加强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由教宗利奥三世（Pope Leo III，750—816）加冕为皇帝，其执政被誉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查理曼扩张了其法兰克帝国，推动教会改革，并在罗马弥撒中寻求礼仪改革，甚至对神学问题有兴趣，亦推动了学术及对古典知识的研究。查理曼的统治至今被称为一种复兴，但从这一时期起直至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内部持续着有关教会和政治秩序恰当关系的争议，以及对教会及国家权威的挑战。

其次，这一时期，天主教修会的发展旨在寻求从内更新基督宗教，并从欧洲内外传播基督宗教。努西亚的圣本笃（St.Benedict of Nursia，约480—约550）于6世纪已在今天意大利的卡西诺山建立了一个修会。他为整顿修道院所制定的规则成为修会须遵守和服从的标准。中世纪重要的新修会包括由圣方济各亚西西（St.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创建于1209年的方济各会，及创建于1215年的多明我会等。所有的修士须发安贫、禁欲、顺从三重誓，并受修道院院长的严格管辖，其日常包括从清晨至夜间的定时崇拜等。除此之外，不同修会有其特别的旨趣。多明我会强调讲道和研习，这也被教宗及天主教国家根据自身目的及使命所运用。方济各会强调合大众口味的讲道及在贫穷人中开展工作。也有为宗教妇女或修女所设的修会，亦有许多为修士而设的修会，这些修会都肩负天主教的传教目的。方济各会修士在元朝曾穿越中亚到达中国。

多明我会的修士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是中世纪教会杰出的哲学家及神学家，也是西方继奥古斯丁后最重要的神学声音。他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旨趣，发展出基于首要原则及事物存在与本质差异的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阿奎那发展了经验主义的哲学及以其自我方式具备“科学性”的哲学。阿奎那的神学建基于天启的真理之上，并举例证明了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及圣礼的教义，且指万物都源于上帝的启示，但启示通过人类的理性进行诠释，因为神学也是一门科学。阿奎那的思想在著作《神学大全》中得以概括，该书涵盖了所有领域的有关天主教的询问。阿奎那的讲道以更能被接纳的方式传递出他的思想。虽然阿奎那在其时代具有争议，但其思想却成为16世纪后天主教的正统教义，其著作则成为天主教神父及神学家的必读书目。

最后，从11世纪末起（即北宋强盛时期），旨在从穆斯林手中重夺圣地的十字军东征揭示了中世纪教会第三方面的特征，并由此塑造了东西世界基督宗教的发展。[15]各种十字军东征得到教宗批准，他对胜利者及殉难者（如果十字军战士在战争中被杀害）赏以赎罪券。共有至少4次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军队向东而行，依靠所攻克的城镇存活下来。至少从军事上来看，其结果是无定论的。耶路撒冷从未被最终收复，一直到20世纪都掌握在穆斯林手中。方济各会的修士尝试运用十字军东征去传播福音，并在蒙古征服西亚后，与东方教会联系上。东方教会与方济各会修士在元朝去往中国。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意味着伊斯兰教和西罗马的持续张力，最终以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的陷落告终。十字军东征鼓舞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在16世纪的探索。这与欧洲殖民主义及基督教差会去往更宽广的世界相关联。相应的，十字军东征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对欧洲企图的不信任及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

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持续增长的文化多元性及对教宗权威的挑战为特征。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丑闻，有时有多位教宗因执政期间的腐败而引发民众关注。文艺复兴强调对古代经典文本的恢复，强调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及哲学和文学上的人文主义，这即是要削弱天主教的教条。早在16世纪前，艺术家及作家就在试探天主教控制的界限。此外，诸如法国的阿尔比派（Albigenses）和卡特里派（Cathars）这样持异议的异端基督教运动，也挑战了对天主教义无反顾的效忠。[16]地方政府持续增长的权力以及商业团体和贸易组织的兴起，进一步削弱了教宗的集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