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年全球形势与世界格局发展状况

2019年，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安全与全球合作等方面均有新的趋势性变化，总体表现出世界政治经济不稳定性上升、全球合作难度加大的特点。

（一）世界经济在贸易冲突中陷入低迷

贸易冲突和经济增速大幅下降是2019年世界经济最显著的两大特征。

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对约7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包括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约5500亿美元商品，以及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约1500亿美元商品。这是历史上涉及金额最大的一次贸易摩擦。它导致201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相比上年下降了15%。世界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2019年前三个季度，世界货物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9%。贸易萎缩以及相对应的外需下降是这一次世界各国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重要影响因素。

美国还就汽车、飞机和数字服务等对其他国家挑起贸易冲突。2019年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向其总统递交了关于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232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的结论，美国可以对其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的汽车及约1500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美国如果加征汽车进口关税，还可能引发欧盟和日本等对美国汽车出口额较大的经济体进行贸易报复。尽管美国暂时还没有加征汽车进口关税，但是世界仍处于这一威胁之中。2019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在对空中客车的反补贴案中取得胜诉，美国据此于10月18日开始对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四个补贴相关国家的75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商品范围包括农产品和民用航空产品。2019年7月，法国通过了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法案，拟对全球营业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和在法国营业年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数字服务公司，按其营业收入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美国随即对此发起“301调查”，并于12月2日发布调查报告，认为法国的数字服务税不符合通行的国际税收原则，是对美国公司特别是谷歌、脸书等大公司的歧视，增加了美国公司的负担，损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因此计划对来自法国的24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这些加征关税的威胁和加征关税的行为，也是影响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稳定性的重要负面因素。

美国的行为正在破坏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现行国际贸易体系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上。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牙齿”，是确保成员遵守规则的核心制度安排。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依靠上诉机构审议和裁决成员之间争端。上诉机构有7个法官席位，每位法官任期4年，可连任一届，一个案件必须有3位法官参与才能审议。美国因不满意裁决结果，阻扰法官遴选和上诉机构改革，导致到2019年12月上诉机构只剩下1名法官，已经无法审议和裁决争端。上诉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停摆”。美国不仅瘫痪了争端解决机制这一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制度安排，而且正在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体系。一方面，美国试图改变现有规则。世界贸易组织为了能够有更多的国家参与，承认各国发展水平有差异，并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差别和特殊待遇。美国于2019年7月单方面发布总统备忘录，试图改变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定办法，取消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特殊待遇。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出一些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美、欧、日贸易部长数次发表联合声明，试图在非市场导向政策、补贴、数字经济等领域推出新的规则。美国的行为使世界经济秩序处于动荡之中。

世界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世界经济经历长达6年的增速下降后，于2017年实现了强劲增速回升，2018年增速轻微回落，2019年增速则大幅度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9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2.9%，比2018年下降0.7个百分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GDP增速均普遍下降。其中，发达经济体GDP增速从2018年的2.2%下降至2019年的1.7%；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从2018年的4.5%下降至2019年的3.7%。经济增速下降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低增长和低通胀是总需求不足和经济低迷的典型特征。尽管世界经济增速和总需求增速明显下降，但是主要经济体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或者失业率明显上升的现象。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均处于21世纪以来最低水平。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也相对稳定，只有部分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现象。全球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处于低位的现象，表明这一轮世界经济下行还没有造成严重的衰退。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实行货币宽松政策。2019年8月1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低0.25个百分点，结束自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的加息行为，并开始新一轮降息。此后，美联储分别于2019年9月19日和10月31日再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至1.5%～1.75%的区间。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进入负利率环境，在还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又需要实行新一轮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欧洲央行于2019年9月18日将作为基准利率之一的央行存款便利利率从-0.4%下调至-0.5%，并从11月1日起以每月200亿欧元的规模重新启动资产购买计划。日本央行2019年继续维持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在低利率和负利率的环境下，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2019年纷纷下调了官方利率，全球形成了货币宽松态势。

货币宽松导致全球债务水平再一次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8年的103.0%上升到2019年的104.1%，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8年的50.8%上升到2019年的53.8%，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8年的44.8%上升到2019年的45.0%。各国居民和企业债务在2018年有所下降，但2019年再次回升。国际清算银行估计，从2017年底至2018年底，全球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158.6%下降到了151.2%，2019年第二季度又回升到了156.1%。发达经济体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017年的168.6%下降到了2018年的161.3%，2019年第二季度回升到了164.3%。新兴市场经济体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017年的142.5%下降到了2018年的135.2%，2019年第二季度回升到了143.0%。全球债务总水平上升，意味着全球经济稳定性风险和脆弱性提高。

（二）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更加凸显

中美战略竞争态势进一步凸显。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摩擦持续、升级、缓和的过程，与此同时，两国冲突开始向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高政治领域扩展。

地缘政治领域，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和台湾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6月1日，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布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明确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5月7日，美众议院0票反对通过“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并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决议，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7月8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9月26日，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帮助台湾巩固所谓“邦交国”。

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以人权为由干预中国内部事务。9月11日，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要求美政府就涉疆问题加大对华施压力度。9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再次批评中国的“新疆人权问题”。10月7日，美国商务部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侵犯人权为由，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18家下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海康威视等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11月27日，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公然干涉香港事务。

美俄战略对抗进一步加剧。2019年，美俄在委内瑞拉、伊核、中导等问题上的矛盾又进一步激化。1月24日，俄外交部就委内瑞拉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等一些国家对“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承认加剧委内瑞拉社会分裂、加强街头正面对峙、扰乱国内政治局势稳定。2月12日，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蓬佩奥进行电话会谈，再次警告美不要试图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在中导问题上，2月2日，俄外交部否认美方所有关于《中导条约》的指控，并明确表示，面对华盛顿的威胁，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保国家安全。8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至此，美俄这两个核大国仅存的唯一一个销毁一整类导弹武器的裁军条约不复存在。当天俄外交部对此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这一行为反映了美摧毁所有由于各种原因不合其意的国际协定的方针，导致现有的军备控制系统开始瓦解，加剧世界紧张局势。

在安全和经济制裁方面，美俄之间的摩擦也日益频繁。3月16日，可搭载核武器的美空军波音B-52H“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靠近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边境，并对波罗的海舰队基地进行模拟轰炸。8月3日，美国海军洛克希德EP-3E“白羊二型”远程电子侦察机再次对克里米亚海岸进行抵近侦察。8月，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新文件，禁止国际金融机构为俄国营企业提供资金，禁止美国银行参加俄政府非卢布主权债券首次发行和对俄罗斯政府提供非卢布贷款。同月，美国国务院在《联邦纪事》发布公告，认定俄罗斯对公民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法，决定对俄实施为期至少1年的制裁，美将终止向俄提供1961年《对外援助法》中规定的除紧急人道援助、食品和其他农业产品以外的一切援助。

当前美国两党在反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精英阶层普遍认为俄罗斯应为美俄关系恶化负责。其中，美国国会在反俄问题上的立场最为坚定。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数轮对俄罗斯的制裁，严厉程度前所未有，而且还在酝酿多个新的对俄制裁法案。

美国对中俄两国不断加大的战略压力，导致中俄战略合作不断深化和升级。中俄战略合作基础进一步夯实，战略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提升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首先体现为两国间高频率、高质量的元首外交。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首次进行国事访问至2019年底，6年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会面超过30次。两国高水平、高密度元首外交，对加强两国深度沟通、培养战略互信和政策默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其次体现为两国战略互信和政策协同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各自与第三国相关的事件中，中俄都充分理解对方立场，互不猜疑，守望相助。在中美贸易摩擦、孟晚舟被捕等事件中，俄罗斯坚决拒绝采取美方立场，严词批评美国做法。同样，中国对俄罗斯前特工中毒等事件上也保持公正立场。在最为敏感的安全层面，中俄双方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升级。2019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率团赴俄罗斯观摩“中部——2019”演习，并与普京总统一同观摩实兵演练。两国均力图通过高层交流、政治互信、军事合作，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最后还体现在两国全方位多渠道的合作进展中。能源合作方面，2018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7149万吨，同比上升19.7%，俄罗斯连续三年保持“中国原油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于2019年冬季开始供气。在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构建方面，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中俄双方成功签署国际道路运输协定和《中俄欧快速和高速跨国货运铁路备忘录》，为两国跨境运输基本扫除了制度障碍。在新兴合作领域，两国不断深化农业全产业链合作，扩大农产品相互准入，积极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着力加强中俄卫星导航合作，拓展两国在月球和深空探测、运载火箭、遥感技术等领域大项目上的长期互利合作。

印度开始接受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有联合美国在亚洲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2019年9月27日，美、日、印、澳外交部长举行四国安全对话，这是2017年底美国正式出台“印太战略”以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重启后的首次外长会晤，原来的司局级磋商由此提升为部长级。磋商层次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对“印太战略”态度开始由犹豫向接受转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印美在平衡中国影响力方面正在取得战略一致。随着“印太战略”的升级和美印战略协调的提升，中国在西南方向的战略压力将随之增加。中印关系稳步发展中暗藏隐忧。

“洞朗对峙”之后，中印关系基本维持稳步发展势头，随着2017年9月厦门金砖会晤和2018年4月武汉非正式会晤，两国关系开始走出低谷并迎来新起点。在此期间，不仅中俄印外长会晤机制发挥了稳定作用，中印两国领导人还建立了非正式会晤机制。2019年10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双方一致认为，中印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此外，中印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长期保持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约1000家中国企业在印度累计投资80亿美元。印度企业也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对华累计投资近10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印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2019年时有表露。这首先表现在两国的领土纠纷上。2019年2月9日，印度总理莫迪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活动。8月和10月，印度政府先后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和“查谟—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方领土划入印行政管辖范围。领土问题悬而未决，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其次表现在印度对由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地区合作倡议持排斥态度。2019年4月，中国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印度继2017年缺席第一届该论坛后，再次拒绝了中方邀请。11月5日，印度以不利于其国家利益为由，宣布不参加由东盟发起并邀请了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对中国的防范心理。

（三）全球武装冲突活动减少，但国际战略稳定性下降

2018年至2019年度，全球重大武装冲突的数量比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主要武装冲突发生在中东、非洲、东欧、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中东与北非地区，叙利亚内战中，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发生冲突；也门内战中，胡塞武装和哈迪政府冲突不断；“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制造恐怖活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战争升级，尼日利亚恐怖袭击不断。欧洲的乌克兰，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美洲的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等地也发生有限战争。这些武装冲突的性质以打击极端恐怖主义和国家内部冲突为主。武装冲突的参与主体包括了主权国家、极端组织、反政府武装和族群等，其中，极端组织在国际社会的联合打击下，势力有所减弱，但是其外溢效应有所增强，并且存在反扑的风险。

受“伊斯兰国”被击溃及国际社会长期努力的影响，全球反恐形势继续好转，美国反恐战略收缩态势明显。2018年12月19日，在宣布“伊斯兰国”被彻底击败后，为兑现要从中东地区“无休止的战争”中撤出的竞选承诺，特朗普不顾国内多数官员反对，宣布要从叙利亚撤出美军。2019年10月，美国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向土耳其做出让步，表示如果土耳其坚持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美军将为其让路，由此直接导致了10月9日土耳其向叙利亚北部发动的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也在加紧筹备撤出阿富汗。2018年，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减少驻阿富汗美军的数量，并开始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2019年9月1日，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宣布，美国和塔利班已达成和平协议草案。根据协议，美国将在135天内从阿富汗撤出近5000名士兵，并关闭5个军事基地。但随后在喀布尔发生的一次塔利班汽车炸弹袭击事件打断了和谈进程，9月7日，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国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

全球恐怖主义活动虽然处于相对低潮阶段，但存在激发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潜在风险点。首先，随着美国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进程的加速，有可能在相关地区造成安全管控力量的失衡甚至真空，从而给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以重新扩张的空间。其次，“伊斯兰国”虽然从整体上已经被击溃，但其残余势力及其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随着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内部动乱的持续和各方矛盾的胶着博弈，不排除“伊斯兰国”以某种新的面貌“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最后，全球范围内的反基督教主义、反犹主义、反伊斯兰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带有宗教、种族色彩的恐怖主义袭击显著增多，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以及各族群内部日益兴起的排外主义正在激化社会矛盾，加剧不同群体间的隔阂和矛盾，这些都为恐怖主义势力的孕育和壮大营造了新的土壤。

2019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事件，对全球战略稳定性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中导条约》于1987年底达成，全称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该条约规定美苏双方全部销毁和彻底禁止射程从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和辅助设施。该条约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达成的第一个旨在减少现有核武器的裁军条约，对于防止两国战略误判、降低战争风险以及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随着2019年8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维系核大国间战略稳定性的这个基石性机制不复存在。

战略稳定性包括了“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两个方面。“军备竞赛稳定性”是指互为对手的其中一方发展军备的行动不会使其获得明显的战略优势，因而不会引发另一方采取相应的发展军备的措施，从而避免螺旋式军备竞赛的发生。“危机稳定性”是指互为对手的双方在双边关系发生危机时，能通过已建立的联系渠道控制危机、化解危机，使双边关系平复到危机前状态。就核国家而言，如果在危机爆发时双方均没有“先发制人”地动用核武器的动机，则说明双方具有较好的“危机稳定性”。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同时破坏了大国间的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

（四）全球合作成效不大，区域合作取得进展

全球治理进展缓慢。一年来，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社会骚乱持续蔓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大。为此，国际社会积极寻求全球性挑战的应对之道。2019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日本大阪举行。在本次峰会上，G20领导人聚焦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创新、环境与能源、就业、女性权利、可持续发展、全球健康等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了新的共识。在会后发表的《大阪宣言》中，G20领导人展现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塑造贸易投资动力、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改革国际经贸机制等良好愿望，但由于缺乏有约束力的规则和有效的行动，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首先，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有所加大。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跟踪数据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中旬，全球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累计达1.7万余项。保护主义和主要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成为拖累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停滞不前，上诉机构停摆。尽管G20领导人重申支持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提高其职能，但在原有规则的修订和新规则的制定上都远未能形成一致意见。目前，由于美国的阻挠，WTO上诉机构长期不能维持正常运行。最后，美国在G20领导人峰会上重申其决定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在11月4日正式通知联合国要求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蒙上阴影。

在区域合作中，欧洲一体化虽然面临阻碍，但是北美、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区域合作均取得进展。在欧洲地区，英国“脱欧”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英国“脱欧”彰显出欧洲主要大国在理念上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分歧已难以弥合，并由此大大增加了彼此之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后，欧盟难以出台新的一体化政策和规划，也难以引导各成员采取更加有效的一体化行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此面临欧盟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在北美地区，2019年12月10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代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正式签署新版地区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墨加协定》一体化程度更高，但其排他性也更高。在亚太地区，2019年11月4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宣布，15个RCEP成员国已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并计划在2020年签署协定。12月初，RCEP法律文本审核正式启动。但印度因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恐怕难以在其他成员签署协定时加入RCEP。在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迎来新的机遇。2019年5月30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CFTA）因批准国数量达到要求而正式生效，并于7月7日正式实施。非洲自贸区是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数量最多的区域自贸区。该协定的实施将进一步降低非洲国家间的关税，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各成员国形成单一大市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呈现新动向。一方面，南美洲国家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左翼主导下的一体化组织陷入低潮；另一方面，南方共同市场和太平洋联盟在拓展和深化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新的成果。2019年6月28日，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南方共同市场还推动了与韩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自贸协定谈判。2019年7月，第14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就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达成新的共识。

国际合作中最大的亮点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扎实推进。在政策沟通方面，“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不断增加，合作基础不断巩固，合作环境不断优化。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涉及贸易、交通、税收、审计、科技、文化、智库、媒体等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文件总计100余项。截至2019年11月中旬，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达到137个，占全球国家总数的七成；其中近一年内新增31国，占全球国家总数的比例增加16.3个百分点。在设施联通方面，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的铁路、公路、航运、航空、能源、通信等各个领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明显进展。在贸易与投资方面，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前10个月，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约为1.1万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同期，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超过11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超过1100亿美元。中国在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巴基斯坦海尔鲁巴工业园等沿线国家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340亿美元，对当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步显现。在资金融通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渠道更趋多元。截至2019年12月中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员增至100个，累计贷款项目为50多个，贷款总额超过110亿美元。截至2019年10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签约34个项目，承诺投资金额约123亿美元。此外，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主权财富基金、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及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等加大了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同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