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最近十余年来，将所撰文章结集出版，在中学教师中竟也十分地时髦。这也许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之一罢。笔者是慢热之人，对于是否出版文集，向在两可之间。但劝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事。今年刚好是本人做“孩子王”30周年，对教书的副产品做一个小结，为自己献上一份祝福，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由头。再说，也总算是了结了一宗事。

许多人都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是新时期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笔者有幸成为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在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丽娃河畔度过了四年美好的读书时光。那时，国门初开，走向未来丛书、文化哲学丛书、五角丛书等扑面而来，“骄子”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读新书、听讲座、办社团、出刊物、写文章成为华东师大学子们的主要课余生活。文史楼前、丽娃河畔、夏雨岛上，处处留下他们年轻而忙碌的身影。华东师大的历史系更是史学研究的重镇，名家、名士荟萃，吴泽、戴家祥、苏渊雷、陈旭麓、王养冲、郭圣铭、王家范、夏东元、陈崇武、李钜廉、孙道天、王斯德等先生名重当世，皆一时之选。老师们待我们亲如子弟，记得王家范老师带着同学们考察了乌镇、石门等江南市镇，让我们初步领略了读书与行路相融的妙处。在丁季华老师的热心策划之下，班上许多同学的文章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变成了铅字，其中也有我的一篇，尽管短小，却是正式发表的处女之作。班上同学也一心向学，78级魏承思等学长创办的《青年史学》，在全国大学生学术刊物中已是“名刊”，在立彬兄接棒主编时，我有幸与吴红同学一起成为特约撰稿人。汉彬兄创办、主编了《青年法学》，“笔杆子”传清兄是编委，我也忝列其中。殿勋兄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上蔡县在校大学生婚姻状况的调查报告》一文，因题材独特而小有影响。在辅导员倪华强老师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创办、主编了名为“绿叶”的班级手抄报，供同学们发表诗歌、小小说、评论、随笔之类的习作。创刊号是倪师亲自领着我去文科办公楼一楼复印室复印的，倪师还给了我一大叠“复印卡”，说以后由我尽情地复印好了。与“一舍”同一楼层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同学一起创办过杂文社，出版了社刊《两面针》，写过《穷如教授》等杂感。另外，逛书店也是很多同学日常的“必修课”，我与存福、立霞、晨峰、辅汉、明杰等兄常常“同去同去”，于是便同去。最吸引我们的，恐怕还是有“远东第一大书店”之称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特别是二楼专辟的店中店“学术书苑”，专卖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店招是由学养深厚的汪道涵先生题写的，店长“老严”是位很懂书、很干练、很耐烦的人，所以这里成了海上学人最愿意光顾的地方。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还会拐到旁近的福州路，逛逛古籍书店、外文书店什么的。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种种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多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些时代大环境和校园小环境相叠相加，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场域，构建了一个绝响的“80年代”，生活于斯，学习于斯，熏陶于斯，做人、做事、做学问自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牵引、受到它的潜润。负笈沪上，时间虽然不长，给予我的影响却是终身的，如阅读、写作、思考等习惯和批判性思维早已是“日用而不觉”了。当然，还包括当时萌发了一个梦想，梦想以后像学者一样的生活。

然而人生的际遇每每难以逆料，个人的命运常常抵不过时代的命运。进了中学任教后，追求学者化生活方式的梦想终于破灭了。来到甘棠湖畔之初，虽然没有像方鸿渐刚到三闾大学教书时“仔细一想，慌张得没有工夫生气了”一样的情形，但大势所趋，也的确难以生气，况且每天面对的，是一个个“明白”的、灵动的、可爱的生命。我想，中学教师是教别人写的书，是“照着讲”，不能“接着讲”，时间也不自主、不自由，是枚“教书匠”，固然不能像学者一样地生活，但起码可以像“准学者”一样地活着。在逼仄的逆旅中开一点“窗户”，偶尔做一点“自由呼吸的教育”，总是可能的。所以，折中之后，如何发挥自身的一点优势，如何把史学成果的学术价值变成中学课堂的教学价值，让中学历史课有趣、有味、有效，让我的学生们享受到不一样的历史教育，不至于念大学后让大学老师来“消磁”，便成了我教书生涯主要的思考和活计。

苏霍姆林斯基曾介绍过一位“课上得非常出色”的历史老师，那位有30年教龄的老师自云“对每一节课，我都是用终生的时间来备课的”。回顾自己从教30年来走过的路，发现自己真的有点类似于那位苏联的中学历史教师，生怕误人子弟，一直备着像无底洞似的课，不曾停歇。个中甘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而一路蹒跚，总是碰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教学问题，如教材的科学性与教学性问题，教学中的重难点分析、史料教学、学生素养培养等问题，高考试题的科学性与导向性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自然是“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而限于时间、资料、学力等条件，笔者也倾向于中学教师不妨取巧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以，在课余之暇，“琢之磨之”，每有会意，便欣然成文，如是铢积寸累，竟也玉屑盈匣。这本集子，选录了其中的大部分，不外乎是两类文字，一是订讹，一是传信，大致包含了历史教材、历史教学、高考命题等几个主题。这些文字倘若还有一丁点历史价值的话——如作为后人研究一个转型时代中学历史教师专业成长的个案资料，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我——一名一辈子坚守基础教育的普通校友，对母校华东师大培养的一个回报，也是对理解我、支持我从事基础教育事业的家人、师友和学生的一个交代。

本书收录的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较长，留有个人成长和时代变迁的印痕，内容绝大部分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有些文字上做了少许修改，有些恢复了发表时被删改的文字，有些注释部分进一步规范。笔者未登学术殿堂，但一直在研究状态下教书；拙文虽非学术论文，但大多也是靠在史学的边上。有感于此，模仿杨绛先生《走到人生边上》一书的命名，斗胆为文集取名为《走在史学边上》，如有僭越或雷同，也顾不得了。

是为自序。

周明学

2019年3月于浔阳甘棠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