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导言
《中国民办教育通史》由《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中国民办教育通史》（近代卷）、《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当代卷）三卷本组成。本卷是《中国民办教育通史》三卷本的古代卷，由“上古民办教育史”“中古民办教育史”“近古民办教育史”三编组成。按照史学界的划分，从远古的原始社会时期到夏商周、春秋战国是上古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古时期，宋元明到清朝中叶（至1840年）是近古时期，这几个阶段均划归为古代教育史的范畴。本卷描述了原始社会教育到明代清初时期数千年来私立教育发展历程的历史画卷。
一 上古民办教育史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教育发展的起点可追溯到远古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时期，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由采集经济到渔猎经济，进而到种植（农业）经济，教育也由教民“钻木取火”到“教民以猎”，进而“制耒耜，教民农作”，并由“结绳而治”到“易之以书契”。文字的出现促进了萌芽状态教育机构的诞生，标志着教育由自发形态上升为自觉活动，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由蒙昧状态进入了文明时代。[1]
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华夏民族步入了奴隶制社会时期。夏代是中国青铜文化时代的开端，也是奴隶制社会初始时期，夏代已出现庠、序、校等学校的称谓。商代是中国奴隶制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青铜文化鼎盛的时代，商代的瞽宗、学、庠等文化机构已初步具有了学校形态。西周是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已经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机构。西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夏、商、西周的教育是“礼不下庶人”的“造士”教育。“学在官府”的体制引导着教育朝着更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完成了从原始教育向专门的学校教育的过渡，并且为春秋时代私立教育的兴起和儒家教育思想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商周时代，中国教育已有相当的积累，知识体系大体具备规模，这就为学校教育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的果实成熟了，中国教育进入了“古典”时代，产生了私学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
春秋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也是教育剧变的时代。随着诸侯争霸、周室衰微、封建经济的确立，西周“金字塔”式的宗法制社会形态的瓦解，“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走上了穷途末路。学术开始挣脱了官府的樊篱向民间扩散。[2]私立教育正是在夏商周三代官学的衰落、文化下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春秋时期，士阶层的产生促进了私学发展，养士成风又促进了私学繁荣昌盛。孔子开创了具有高等教育雏形的儒家私学，改变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其儒家教育思想至今还对中国和世界教育产生着重要影响。
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为了寻求更为合适的安邦治国之道，以求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生存和发展，各国诸侯竞相养士用士，养士之风愈演愈烈。由私学发展起来的学宫成为各国统治阶级养士用士、培养“治国平天下”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受不同阶级利益的驱使和对学术价值不同取向的影响，诸多私学百家争鸣，私学更加繁荣昌盛，形成了“诸子百家”等不同的学术流派，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这些学派在培育众多的杰出人才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学说，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学术景象。这些私学性质的学宫改变了孔子时代“游学”的办学模式，既有固定场所，又有固定教师和学生，如达到万人规模并具有教学和学术研究性质的稷下学宫就是我国古代第一所“民办公助”的私立大学。稷下学宫的学术与社会职能和管理制度、组织结构已具有现代大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私学大师从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上均对中国古代教育有重大贡献，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理论思想基础。尤其是孔子提出的学习—教育—政治的社会实践过程，倡导的学习—思索—行动的求知路径，全面奠基了以人文主义、群体意识和实践理性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教育思维模式。墨家教育思想期望通过广泛的教育以实现社会平等，并且其科学技术和逻辑学教育卓有成效，已超越了六艺教育的范围。道家教育思想主张背离社会发展而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其对中国文化发展有隐形影响作用。法家教育主张“以吏为师”，结束了诸子对教育做理想主义理解的思想状况，最先明确教育在专制政治体制中的实际地位。[3]如果把中国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比喻成一条长河，那么它的源头就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私立教育。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礼记》《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儒家后学总结了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撰写了《学记》《大学》《中庸》《劝学》《弟子职》等教育专著﹐阐述了教育的作用、学制的体系、道德教育体系、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等方面的理论﹐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自成体系的教育著作。这些在私学起源和勃兴发展基础上撰写的教育专著是春秋战国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总结，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论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存在着较强的地域性，如儒家在齐鲁，墨家在中原，道家在荆楚，法家在三晋，但丝毫不影响各学术流派的流动性和交融性。春秋战国时期是民间办学、私立教育一统天下的辉煌时代，私学的繁荣昌盛和发展不仅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对中国当代教育也具有可吸收借鉴的重要价值。
二 中古民办教育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改郡县，书同文，行同伦，中国从初期封建制走向专制主义的封建制。秦代私学、官学俱废，“以吏代师”的法家思想在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短命的秦代是教育大倒退的年代，教育从春秋战国的鼎盛时期跌落到谷底。秦亡汉兴，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朝覆灭的教训，实行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不仅取得了与民休息、复苏经济的效果，而且使民间的学术活动得以全面恢复。[4]汉初强调顺应自然法则，以先秦道家思想为核心的“黄老之学”成为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并认为教育应建立在人性的自然发展基础上。西汉时期，由于私人传授儒家经学的繁荣，产生了以大师讲评为辅、弟子自学为主，而被称为精舍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两汉精舍一般由当时精通儒学的名家所建，一些经师鸿儒，如董仲舒、郑玄等所教授的门生弟子多达数千甚至上万人，其讲学已初具学术讨论与研究性质。以官方太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和以民间私学为代表的古文经学的争鸣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兴盛。东汉时期，随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鸣和融合，私学比西汉更加兴旺，一个教师的学生可多达成千上万。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5]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6]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7]。两汉时期，家庭教育已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许多经学流派及其他学术、技艺，家世传授一直是主线，这也是中国私立教育的一个特点。
秦汉教育作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成型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颇为宏富，对后世的影响也较为广泛和深远。贾谊吸收了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家典籍中的优秀部分，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政治前台，他对古代胎教和早期教育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是我国古代胎教学说和提倡早期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贾谊的“任贤”“敬士”主张，对后来董仲舒的文化教育思想有极大的影响。西汉扬雄反神学的儒学教育思想、东汉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天地之间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他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王充极具批判精神的教育思想，对于中国唯物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有其积极的影响。
公元220～589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连绵、狼烟四起，当政政权的短暂使官学几乎被废，官学教育制度只能在乱世和动荡中风雨飘摇。学校教育时兴时废，官学已难以担负起教育发展的社会任务，它也不再能够成为社会的教育中心。此一时期，教育多赖私学维持和传承，于是私学发展更加鼎盛，具体特点为：私学不仅是儒、道、佛、玄的主要传播阵地，而且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更加主动，并以培养经世济国的人才为主导，此时期的私学担当起传承教育和文明的重任。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儒聚徒山林讲学，生徒常有几百或几千人。如雷次宗在庐山，顾欢在天台山，沈德威在太学当博士，回家还要授课讲学，许多贵族、士子也纷纷到此授业解惑。北魏时期的徐道明讲学20余年，学生先后多至万人。隋唐时期的大部分贤相皆出自此一时期的私学。从构成要素和总体形态来看，此期的私学实可直接视为唐宋书院的萌芽。与汉代不同，这一时期教育的中心已由官学向私学转移，而私学担负了义无反顾的教育发展的主要社会责任，从而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又一次“学在四夷”的私学繁荣局面。[8]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更新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玄学、儒学、宗教等三大教育思潮，宗教教育思潮又含道、佛两教。玄学强调自然主义，注重理论的思辨性；儒学强调继承自身的历史传统，注重理论的实用性；宗教强调方内与方外的协调，注重理论的严密性。玄、佛、道思想相互交融、广为流行，并渗透到儒家思想之中，不仅促进了私学的繁荣昌盛，彼此相反又相成，构成了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如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傅玄的尊儒教育思想，还有佛、道、玄学的教育思想，等等，使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呈现繁荣昌盛的局面。[9]
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隋唐盛世。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可与汉代媲美，在很多方面又超过了汉代。[10]隋唐时期，官学强盛至极，科举制也日臻完善，政府在发展官学的同时，也鼓励支持私学的发展。唐朝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教育发达。无论是官方教育还是私立教育都很有成就。尤其是私学，作为古代国家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教育力量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隋唐时期的职业教育开始纳入官学教育体系，而私学家传、佛道人士传艺、经师兼授实科知识、训练手工匠人的私人艺徒制也是隋唐五代时期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培养造就了实科职业人才。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私学的一大特征是许多名儒隐居山水胜地，开学馆、设学宫。唐末五代时期，以编书、藏书为主的唐代书院开始转型为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主，此时书院应为宋代书院的起源。这一时期以家族私学和蒙学为特色的私学发展迅速，分布于城乡山水之间。
隋唐五代时期儒、佛、道的教育思想在社会竞争中发展，又相互吸收对立方面的思想主张，并融进自身的教育理论之中。[11]主张重新复兴儒学和主张三教调和教育思想的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韩愈、柳宗元，分别是这两种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韩愈在《师说》中规定了教师的基本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重提“人非生而知之者”“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点，并强调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柳宗元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
三 近古民办教育史
公元960年，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了五代时期60多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称帝定都开封，建立了宋朝。在宋王朝的北方又先后出现了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和女真族的金朝。两宋时期直到元、明、清，学馆、书院继承了两汉、南北朝时期重视私人讲学的传统，承担起文化传承、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主导作用，成为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重要形式。宋辽金元时期，进一步发展创新了唐代产生的一项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制度。宋元时期的书院制度是中国教育史、教育制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它集萃了宋代理学文化，是宋元民族矛盾融合、繁荣得疑似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和高度军事集权专制政治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尤其是宋代，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主旨的六大书院更是名扬天下。书院建制及其教育体系的确立被人们视为我国古代私学的制度化进入成熟期的标志。宋代是中国书院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书院相对自主的办学形式，注重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方向，独特灵活的教学风格，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辨通达的学风，对我国后期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辽金元时期的私立教育是在直接继承隋唐文化教育遗产，并广泛取鉴历朝文教的优劣得失，经过反复探讨和变革损益后逐步定型的。描述和探究这一格局形成和演变的总体进程，是阐明宋辽金元私立教育特征的首要环节。辽代私学教育模式灵活多样，既有以家庭为背景的家学教育、以庠校为依托的私塾教育，也有以私人组织为核心的讲学教育和以士人为主体的自学教育。金代私学分为家学、女真贵族官僚家塾、学者自设私塾、官宦私塾和自学等五大类型。与其他朝代私学相比，金代私学具有类型多样化、设置早于官学、教育对象比官学更加广泛等自身特色。元代的私学虽然十分兴盛，但在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上与宋、金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元代的私学一般有家长督课、学生自学、私塾授课、名师传授等多种形式，教学内容则侧重于儒家经典，又以朱熹等人注疏的《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元朝时期，官府虽然仍旧鼓励民间私学的创办，但对书院派任山长，书院逐步走向官学化。
在宋辽金元时期，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南宋理学三派主要代表人物。“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12]，而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宋朝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朱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基本因素构成的，理是万物的本原，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理体现在人类社会中，“仁义礼智”之人伦就是天理的反映。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固有的良善的本性，“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之学”，“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严厉抨击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朱熹主张把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各因其所长而教之”的“因材施教”原则，经朱熹再三强调和提倡，被后世教育家所重视并在教学中经常运用。[13]
公元1368年，明王朝正式成立，将中国古代的教育带入一个重新整理并发展的阶段。明代书院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对书院教育的信心和兴办书院的力量。也因为如此，书院的兴办方式，往往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14]明代清初之际，从设于城镇的“社学”课堂到乡村的简陋教室，从“义学”的翻开书本、“私塾”的默记成诵到“书院”的师生对答，私立教育在明与清前期的发展中达到了我国传统教育最为完备的状态。传统文化的核质——儒家文化及其经典，在此期的私立教育中做到了文化的同质同构。儒家文化经过义学、私塾、书院等载体的吸收和加工、改造和创作，又传递给社会，使社会具有新的现实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内容。明朝与清朝的私立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虽然颇具规模，但随着社会和政局的变革和控制，随闭随续，由探讨儒家精义的场所逐步沦落到为生徒准备科举的场所。
明中叶以后，读书人日益不满于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希望有新的声音出现。王阳明创立了以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主要内容的学说，世称阳明心学。湛若水讲学以“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为主。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充满了善意，无限仁义，这就是天理。由于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创新的新学说——陆王心学在非官方的书院中传播，这也是书院得以兴盛的思想方面的重要原因。[15]东林之学的集大成者孙慎行认为，儒家求学的方法，不应从顿悟处入手，而应当终日勤学、好问、审思、明辨、笃行，以获得真才实学。这一学说，纠正了阳明之徒不下苦功读书求学，而轻浮好辩的弊病，很有针对性。[16]
清代的书院虽然具有很浓的官学化趋势，但书院毕竟不是完全化的官学。以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清初经世致用学派对传统的书院教育也有重大的改革。清初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知之”。并且主张在教学过程中，要学思结合。颜元极力批判了自汉以来两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包括玄学、佛学、道学以及宋明理学。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穷理居敬”“静坐冥想”的主张。在五经之外兼习水、火、工、虞、兵诸法，而将自然科学和军事学引入书院教育，是颜元经世致用学派的重大发展，已具有西方教育的某些特点。
四 结语
中国民办教育史的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中有关民办教育史料的简单堆积和诠释，应有新的挖掘和创新。研究两千五百年来的民办教育发展史，需对中国民办教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要尽可能充分展示出各个朝代不同历史阶段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性，又要揭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紧紧抓住“民办教育”四个字和其特色是研究的关键。
本卷由樊继轩教授构思和统稿，黄河科技学院贾全明老师、陈冠玉博士参与了本卷的写作。其中：《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序言由胡大白撰写，《中国民办教育通史》（古代卷）本卷导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第二节、第四节的三、四部分，第七章的第一节由樊继轩撰写；第六章的第一、三、四节，第七章的第二、三、四、五、六节由陈冠玉撰写；第八章由贾全明撰写。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有关专家学者已问世的教育史专著及文献，特此向有关作者深表谢意。
[1]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1页。
[2]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2页。
[3]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页。
[4]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3页。
[5]《后汉书》卷七十九下《蔡玄传》。
[6]《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张兴传》。
[7]《后汉书》卷七十九上《牟长传》。
[8]孙培青、李国均：《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4页。
[9]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教育卷：魏晋南北朝分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第376页。
[1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253页。
[11]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7页。
[12]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第179页。
[13]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72页。
[14]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5页。
[15]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教育卷：明代分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第757页。
[16]《孙慎行传》，http：//www.xiexingcun.com/baihua24shi/24/mydoc6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