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主线
马克思历尽千辛万苦地从事写作，他所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不是虽有光彩而只是片段的思想材料，也不是虽然完整但只有骨骼而缺乏血肉的一般作品，他以毕生精力建造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科学大厦。《资本论》博大精深、文采洋溢，有着严密的结构、详尽的论证和生动的表述。至于它的篇幅的宏大，那是一目了然的。全书四大卷，共3000多页。中文译文达280多万字。马克思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43]在我们叙述各卷的主要内容之前，需要先对这部科学巨著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体系结构做一个整体的介绍。
（一）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毛泽东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44]那么，《资本论》所研究的特殊矛盾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5]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力的使用方式，也就是指生产力。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这里所说的交换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人们在生产中相互交换活动或劳动产品。总体来说，《资本论》所研究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等。
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列宁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46]
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为了掩盖自己的阶级立场，常常把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说成是人与物的关系或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则公开表明自己的科学的阶级性。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47]。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对本书的阶级性和党性有过一个生动的表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48]这就告诉我们不可能有各个阶级共同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就是一部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是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是替无产阶级说话的，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科学。
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最理想的永恒的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人的意志和偶然的动机引起的。马克思彻底破除了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坚定地认为人类历史不仅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发展变化是有其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49] “现代社会”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50]
这里我们应该进一步弄清，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又是为了什么呢？答案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为了武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51]。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是同政治经济学分不开的。党的理论水平越高，党的战斗力就越强。马克思自己表明，《资本论》的写作是为了“把党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并通过叙述方式本身使庸俗观点无计可施”[52]。我们从《资本论》的写作目的可以进一步看出它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党性。
（二）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我们知道，近代生物学的研究是离不开显微镜的，只有借助于它才能对细胞组织和微生物进行细密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同样，近代化学的研究是离不开化学试剂的，只有借助于它才能显示出化学反应的过程。但是，对于社会经济的研究，却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有机体，想要从表面上杂乱纷纭的现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就必须有一种科学的方法。
那么，《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不仅认为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认为它们是按一定规律运动和发展的，因而辩证法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批判的。
但是，辩证法有两种，一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一种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3]这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它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是唯一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自始至终运用了辩证法，又自始至终坚持了唯物主义。“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54]正因为马克思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所以他就能够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呢？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55]所谓“抽象”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倡导的在研究客观事物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通过科学的抽象来发现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因此，运用抽象法的过程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从复杂到简单的逻辑思维过程。这种抽象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抽象法是研究事物的方法，而事物的本质一经认识之后，如何把已经获得的理性认识叙述出来，就是另一回事了。马克思说：“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6]因此，叙述的过程同研究的过程正好相反，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的叙述表达过程。
谈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明确，那就是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相一致。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57]例如，《资本论》首先分析商品，进而分析货币，然后分析资本，等等，而这一逻辑分析的进程同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正是一致的。因为商品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存在，商品交换有了相当发展以后，才出现货币，到封建社会末期，货币才开始转化为资本。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相一致，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反映历史规律的逻辑思维，不可能和历史的进程背道而驰。《资本论》研究方法上的这一特点，说明了它的全部论述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实的基础上的。
（三）以剩余价值为中心
《资本论》论的是资本，那么什么是资本呢？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58]因此，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59]
《资本论》第一卷的卷名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主要是阐明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第二卷的卷名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资本流通的形式和条件，主要阐明剩余价值是怎样实现的；第三卷的卷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主要阐明剩余价值是如何在各个剥削集团之间进行瓜分的；第四卷的卷名是《剩余价值理论》，阐述了17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围绕“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对各派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进行了系统地历史地分析批判。
《资本论》的前三卷，马克思称作理论部分，后一卷则称作历史文献部分。前三卷是正面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何在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发生、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后一卷则是分析批判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头脑中的反映。
整部《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揭露得清清楚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创造了全部剩余价值，而不占有分文剩余价值，甚至连自己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还要被侵夺；资产阶级根本不从事生产劳动，却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甚至还要侵夺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根源就在这里。在第一卷里，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第二卷里，通过资本流通的分析，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为资本流通并不是单纯的物的形式变换，而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关系的形式变换。在第三卷里，通过剩余价值瓜分过程的分析，一方面，更加深入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即各个资本家集团共同剥削无产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受整个资产阶级剥削，这样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揭露就更加深刻。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资本家各个剥削集团之间以及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不可调和的，但它们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居于次要地位。
从以上分析可见，《资本论》实际上就是一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论”，这座宏伟壮丽的科学大厦的结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列宁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60]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全书的中心，或者说剩余价值理论是这座科学大厦的中轴线，也就是主线。
（四）“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一句引语。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很希望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出版。1872年3～4月，《资本论》第一个外文译本——俄文本，在彼得堡问世了。这件事引起了俄国学术界的广泛议论。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伊·伊·考夫曼（1848～1916）就是最早评论《资本论》的人士之一。他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的评论，是专门论述《资本论》的方法的，发表在彼得堡的《欧洲通讯》1872年5月号上。
考夫曼在评论中写道：“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接着，考夫曼进一步评论道：“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61]
马克思十分赞许考夫曼的上述评论，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62]时隔7年，马克思在给别人的信中提到考夫曼时，对他当年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评述仍然怀有好感，称他是“我的过去的明智批评家”[63]。
我想在本书初步探索一下，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发现经济规律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以及他在《资本论》中是怎样揭示和论证经济规律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研究《资本论》以及如何取法于《资本论》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是很有意义的。
1.发现所研究的现象的规律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
1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德两国相继也完成了产业革命，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主要国家终于确立起来了。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其内部矛盾日益显露出来，突出地表现在从1825年开始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发展，社会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起来，主要地表现在1831～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年的英国宪章运动，还有1844年的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社会各阶级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各自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就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斗争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斗争的锋芒从机器本身转而指向资本主义制度。里昂工人已经提出了政权问题；西里西亚织工喊出了要消灭私有制的口号；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中于1847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恩格斯称赞它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64]。
但是，19世纪中叶的工人运动还缺乏正确的革命理论做指导，当时流行于工人运动中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揭露和批判，并且描述了对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提出了实现这些设想的各种道路。但是，阶级斗争的实践一再证明，以这些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但不能把工人运动引向胜利，而且常常由于受到它的影响和干扰，而把工人群众英勇斗争的成果白白葬送。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缺乏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它们的思想和主张决然不能成为工人阶级进行胜利斗争的理论武器。
小资产阶级到19世纪中叶，由于受机器大工业的排挤，社会地位日益下降，但它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因而它主张通过社会改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恢复小私有制。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主要是法国的蒲鲁东。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指出，蒲鲁东要“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65]。因此，小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就资产阶级来说，在它夺取政权中和夺取政权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和人民大众有过一定程度的联盟，但当工人运动兴起之后，它就竭力为自己的剥削制度辩护，加紧压迫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理论表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随之由科学走向庸俗。在此不妨引述一下马克思的一段精辟论述。他说：“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66]因此，等待资产阶级来揭示它所竭力维护的经济制度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由以上内容可见，在19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已经站到了历史前进方向的对立面，小资产阶级则企图倒转历史车轮，唯有无产阶级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它为了自身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但苦于缺乏真正的革命理论的指导。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占有和研究了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永恒的，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同样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过程，最终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67]马克思之所以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自己写作《资本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历史使命，认识到自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因此，马克思说：“我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我这部著作所能提供的东西比我个人参加任何代表大会所能做的工作都更重要。”[68]他又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69]可见，马克思把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作为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由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决定的。
在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在理论上批判资产阶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马克思把《资本论》看作“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70]，是“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71]。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72]。
2.发现所研究的现象的规律是马克思研究方法的要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3]
我们知道，古已有之的辩证法到了近代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黑格尔正确地认为，事物是发展的，矛盾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发展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实现，等等。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74]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其本身也是不彻底的、不科学的。例如，辩证法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没有止境的，但是黑格尔宣称自己的哲学是认识的终极，是最终的真理；辩证法要求承认人类社会是永远不停地发展着的，而黑格尔则主张垂死的封建主义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妥协，因而把自己想用宪法来略加修改的普鲁士封建君主制宣布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的和最高的阶段。可见，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是不可能发现并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的。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把它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或称辩证唯物主义。事实证明，只有运用马克思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才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
唯物辩证法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是因为它本身就要求对人类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进行历史的考察，而不允许把它凝固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75]如果我们运用这种唯物辩证的方法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会知道，在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尖锐，于是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且由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适合生产力增长的要求，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就得到了发展。但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高度社会化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要被能够适合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公有制所代替。
由以上内容可知，唯物辩证的观点必然是发展的观点。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76]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它有一个从生到灭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对它肯定理解的同时，包含了对它否定的理解；在肯定它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也预测着它不可避免地灭亡的未来。这样，从历史暂时性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永恒论”的无情批判，同时也就能够武装无产阶级的革命头脑，激励它去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因此，辩证法“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本身就要求探寻社会经济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
3.《资本论》是一部论证客观经济规律的最科学最成功的著作
我们知道，马克思如何研究和发现经济运动规律，与他在《资本论》中是如何揭示和论证经济规律的，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马克思发现经济运动规律，是在占有大量实际经济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实际经济过程的考察而逐渐得到的。这里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分析和研究的过程。当马克思研究和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之后，是怎样对已经认识了的规律进行科学论证的呢？下面做些粗浅的论述。
（1）通过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具体分析来揭示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通过对客观经济过程系统而周到的分析来揭示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特点的。
例如，《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规律的论证，就不是在做具体分析之前简单地做个概括、下个定义、对其内涵做出全面的规定，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的分析，步步深入地加以揭示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阐明了剩余价值的产生；通过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分析，阐明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进而又阐明了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主义剥削集团之间的分配。这样，通过对资本运动全过程的剖析，使剩余价值规律一步比一步更清晰地显现出来。《资本论》中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给剩余价值规律下过全面的定义，但是随着对客观经济过程的逐步深入地分析，处处对它的内涵增加新的规定，注入更深刻的内容，使人们对它的认识更完整、更全面、更充分。
又如，对价值规律的论证，在《资本论》中从第一卷第一章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面貌越来越清楚。它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那种盲目的自发的强制作用，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已经明确价值规律就是“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77]，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直到第三卷第六篇才提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中写道：“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可见，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78]这就是说，对价值规律的论证，是贯穿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全过程的分析中的。
在《资本论》中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论证是比较集中的，基本上只是在第三卷第三篇里进行的。在此之前，没有涉及这一规律；在此之后的叙述，也很少涉及它。但是，对这一规律的论证也是结合对经济过程的分析进行的。在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分析中，阐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下降的必然性，以及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各种原因，从而使我们对这一规律作用的趋向性，即利润率既是必然下降又不是直线地无阻碍地下降的特点有了十分具体的认识。
（2）通过揭示经济范畴来论证经济规律
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体现，因而对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论证，就离不开对经济范畴的揭示以及对经济范畴发展的研究。
例如，《资本论》中对价值规律就是通过下列一系列经济范畴逐步加以论证的：交换价值、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量、个别价值、社会价值、货币、价格、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平均价格等。每一个范畴都有它独立的含义，而每一个范畴的出现，又都为价值规律增添了新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更充分、更具体。又如《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规律的论证，也是通过对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逐步揭示而渐渐深入展开的。马克思首先分析了那些最一般、最抽象的范畴，如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等；而后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即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一些范畴，如利润、超额利润、平均利润等；进而又分析利润的转化形式，即剩余价值的第二级转化形式，这是更接近经济生活表面的一些更具体的范畴，如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利息率、企业主收入、地租、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等。这样经过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质到量的经济范畴的运动，就把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及特点暴露无遗了。
还需说明，在《资本论》中即使是对同一个经济范畴的揭示，也不是在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完整的定义，而是随着对经济过程分析的发展，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例如，“资本”这个经济范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时，它被规定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资本”这一范畴的含义又获得了新的规定性，即资本是一种运动。离开了运动，资本也就停止了生命。当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时，“资本”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即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这样，经过马克思从不同侧面的揭示，资本的本质属性就步步深入地被阐明了。
通过对经济范畴和经济范畴体系的深刻揭示来论证经济规律，这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表现，连古典经济学派包括它的杰出代表李嘉图也不懂得这一点。马克思指出：“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79]
（3）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论证经济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剥夺者被剥夺”就是依据这一规律得出来的革命论断。一类是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再一类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例如，马克思说：“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80]粗看起来这一规律似乎只是一个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事实上这一规律所反映的是生产技术日益进步的条件下，人和物这两种生产要素的对比关系。
在上述三种类型的经济规律中，《资本论》无疑主要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因为只有阐明这类规律，才能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激烈对抗的深刻根源。但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决定于生产力并反作用于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决定上层建筑并接受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因此，马克思便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中来论证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列宁说：“《资本论》的骨胳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胳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胳有血有肉。”[81]《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正是这样的。例如，在分析原始积累以及通过原始积累的分析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时，马克思就是联系15世纪末叶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这种上层建筑的作用来说明问题的。同时，《资本论》中还处处联系生产力的状况来说明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例如，马克思在阐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就极为详细地分析了劳动生产力提高也即生产力发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倘若离开了这种分析，那么相对剩余价值也就只剩下一个抽象的概念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上述揭示和论证经济规律的方法，是他的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也是他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相统一的方法的具体内容。在论证经济规律时，脱离了历史的方法，也就失去了唯物主义的基础，而脱离了逻辑的方法，也就不能更好地体现出辩证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结合对实际经济过程的分析来揭示经济规律，这是历史的方法所要求的，也是坚持唯物主义原则所必需的。同样，从一定意义上说，从经济范畴的运动来论证经济规律，这是逻辑的方法所要求的，也是对辩证法的具体运用。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揭示和论证经济规律，在总体上既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也体现了逻辑的方法，因而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运用。
由上述我们不难看出，《资本论》是科学地揭示和论证经济规律的典范，它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在100多年前，马克思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发现客观经济规律是最重要的事情；10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同样应该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发现客观经济规律，并且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有其固有的规律性的，只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革命才能胜利，建设才能成功。
既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因而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像《资本论》一样，把阐明客观经济规律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取法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科学方法，来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从而建立起能够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以此作为对革命先导马克思的深切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