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贵州题材影视剧的定义

研究贵州题材影视剧，必须要理清概念，这样才能明确研究对象，才有助于论述的清晰和严谨。

贵州题材影视剧，指取材于贵州本土，关注贵州人民的生活状态及精神气韵，具有贵州地域特色和民族民间文化内涵、讲述贵州故事、传递贵州声音的影视剧。贵州题材影视剧，可以简称为贵州影视剧。

贵州题材影视剧，是一个凸显地域特征的概念。是否表现了贵州的地域特色，是否抓住了贵州的文化符码，是否体现了贵州的精神气韵，是贵州题材影视剧的主要判断标准。为了全面理解贵州题材影视剧，笔者还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深入分析。

从影视语言层面来说，贵州题材影视剧必须在画面、声音等方面再现贵州的自然风物、社会生活。艺术语言是艺术形式分门别类重要的根据之一。影视语言是影视剧最直接的表征，是影视剧区别于文学、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等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电影、电视剧依靠连续的画面来讲述故事。因此，贵州题材影视剧的画面必须再现贵州的自然景象、人文活动、社会生活；贵州题材影视剧的声音必须再现贵州人的方言、贵州人的语言风格、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声音元素。

从影视叙事层面来说，贵州题材影视剧必须讲述与贵州有关的故事。故事是电影、电视剧最具有吸引力的部分。观众对电影、电视剧的第一要求便是故事必须具有吸引力。故事是否具有吸引力，能否通过观众的考验，这是影视剧创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中故事对于提高影视剧产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功效。贵州题材影视剧所讲述的故事，必须与贵州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相关，以贵州人为中心，体现贵州地域对于观众的吸引力。人与事紧密相连，写人与叙事辩证统一。电影、电视剧在叙述与贵州相关的事件中刻画贵州人的性格、展现贵州人的个性特征与精神面貌，从而建构贵州形象。因此，讲述贵州故事、塑造贵州人的性格成为电影、电视剧建构贵州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影视剧与新闻媒介塑造贵州形象的显著区别。

从文化精神层面来说，贵州题材影视剧必须蕴含贵州文化特色，体现贵州人民的文化气韵。这是贵州题材影视剧的本质特征。多彩贵州文化成为文化多样性理念的生动诠释。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是贵州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民间工艺、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民族节日、民族建筑、民族音乐舞蹈、民族婚丧文化、民族风俗习惯、民族英雄史诗、民族神话传说、图腾与禁忌等，成为贵州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文化因素在贵州土生土长，虽然经历了现代性的改造，但是仍然保持着贵州文化的精神气韵，历久不衰。屯堡文化、三线文化是独具魅力的。此外，长征文化、生态文化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阳明文化是很有影响力的。尤其是贵州人民勤劳俭朴、智慧勇敢、敬业诚信、与人为善、战天斗地大胆开拓、坚韧隐忍向往光明等内在的精神气质，历经几千年而大放光彩。这些关于文化精神方面的要素成为贵州题材影视剧的重要内容。

判断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是不是贵州题材影视剧，主要看三点：主要角色是贵州人；故事发生在贵州；在贵州拍摄。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影视剧毫无疑问是贵州题材影视剧；否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影视编导是否为贵州人、影视剧是否由贵州投资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贵州题材影视剧不一定要由贵州人拍摄，也不一定要由贵州影视机构投资，省外国外创作团队也可以拍摄贵州题材影视剧。以贵州为拍摄地点，但主要角色、主要故事均与贵州无关的影视剧，不是贵州题材影视剧。贵州题材影视剧，要求主要角色、主要故事等内容要素与贵州紧密相关。判断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是不是贵州题材影视剧，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主要角色是贵州人，故事发生在贵州，但不在贵州拍摄，如电视剧《红娘子》。《红娘子》主要在四川取景拍摄，剧中的玉屏县取景于昭化古城。昭化古城有着上千年的历史，素有“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美誉，故而成为峨眉电影集团的拍摄基地之一。梅家大药房、梅家宗祠取景于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天鹅村的“陈家桅杆”。剧中的“孔雀山庄”取景于眉山洪雅瓦屋山景区。《红娘子》也在北京昌平小汤山摄影棚拍摄过。

（2）主要角色是贵州人，但故事发生地点有一些不在贵州，因而有一些场景不在贵州拍摄，如电影《人山人海》。这部影片的后半部分几乎与贵州无关，故事发生地点转移到重庆、山西；主要角色一以贯之，都是贵州人。

（3）故事发生在贵州，在贵州拍摄，但主要角色不是贵州人，如电视剧《遵义会议》《周恩来在贵阳》《杨虎城的最后岁月》《和平村》；电影《飞歌的夏天》《勃沙特的长征》。

（4）主要角色是贵州人，但主要拍摄地不在贵州，甚至全部镜头都不在贵州拍摄，故事发生地点也不在贵州，如电影《旷继勋蓬遂起义》《杨至成火线供给》。影片《旷继勋蓬遂起义》在贵州思南拍摄了一些场景，但主要在四川拍摄；故事主要在四川发生。旷继勋是贵州籍军事家、革命家。因为杨志成是贵州籍唯一的开国上将，所以，贵州省委宣传部等党政部门郑重推出影片《杨至成火线供给》，作为缅怀贵州名人的重要作品予以大力支持。

（5）主要角色不是贵州人，只有一部分故事情节与贵州有关，只有一部分场景在贵州拍摄，编剧是贵州籍的作家，但是，贵州省委宣传部予以重点支持，如电视剧《雄关漫道》。

这一类影视剧可谓是贵州题材影视剧的“擦边球”。对于这些争议，笔者主张采用“宜宽不宜窄”的原则来处理：宽则有利于贵州题材领域的开拓，有利于贵州新形象传播。但是，宽也不是无原则的，不能是与贵州稍有联系便纳入研究范围。要从建构贵州形象的需要出发，抓住贵州的形象符码，只要影视剧表现了贵州的文化特质，主要角色是贵州人，主要的故事情节发生在贵州，拍摄地点在贵州，这样的影视剧都可以归属于贵州题材影视剧。

近年来，贵州影视现象令人瞩目，新闻媒体予以较多关注。问题在于：新闻媒体对于贵州题材影视剧的归属失之于宽。只要某部影视剧与贵州人、贵州事、贵州景、贵州创作团队等有一丝一缕的关联，就把它归属于贵州题材影视剧，进而把它作为贵州题材影视剧创作的重大成果来大吹大擂。例如，影片《近距离击杀》。笔者认为，《近距离击杀》不是贵州题材电影。因为，主要角色马德瑞不是贵州人，原型人物名叫李忠，原名郑树筠，是河北人。故事发生地点在河北省南部地区。众所周知，1944年，贵州省没有八路军驻扎，只在贵阳有一个八路军办事处。因此，这部影片的故事不可能在贵州发生。而且，在创作团队中，贵州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工作。仅仅因为这部影片在贵州省独山县取景拍摄，得到了贵州省军区、独山县政府等党政军机关的支持；所以，贵州的媒体就把《近距离击杀》当作贵州题材电影，把《近距离击杀》在2014年获得的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算作贵州获得的一个奖项。[1]贵州媒体的这些文章，不乏自吹自擂之意。这是张冠李戴的行为，流露出不负责任的态度。类似的情况还有些许，像这样的谬误今后还可能出现。须知：贵州题材影视剧，是学术上的一个概念，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定义。对于一些影视剧，我们必须仔细甄别，要追问它们究竟是不是贵州题材影视剧，其归属不能宽得不讲原则；否则，就会做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贵州题材影视剧与贵州“制造”的影视剧是交叉关系。贵州的影视机构，既可以创作贵州题材影视剧，也可以生产非贵州题材影视剧。贵州影视机构生产的影视剧是否属于贵州题材影视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