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互联：探索跨域区域边界的思想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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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加拉湾埋葬区域研究[5]

文/曹寅

2019年11月，我请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Amrith）来清华大学做了一场有关南亚环境史的讲座。在之后的晚宴上，我对他开玩笑说：“你的那本《横渡孟加拉湾》在欧美和中国一定会卖得很好，因为书中的内容对于上述地区的读者来说会非常新奇。但是该书的销量在孟加拉湾地区就不好说了。对于生活在孟加拉湾沿岸的人来说，书里描绘的多元文化世界可能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罢了。”

对于孟加拉湾日常生活中的多元文化，我深有感触。2015年的时候，我住在新加坡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住所楼下有一座“新加坡缅甸玉佛寺”——新加坡唯一的一座缅甸佛寺。寺中的大佛坐像由20世纪初在新加坡工作的缅甸人集资，在缅甸曼德勒采石制作，并通过陆路和海路于1921年运至新加坡。而在缅甸玉佛寺的旁边恰好是一座南洋风格的别墅，由南洋华商张永福于1905年购置，取名为晚晴园。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张永福因而将晚晴园借给孙中山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孙中山以晚晴园作为同盟会南洋支部所在地，在此多次组织革命活动。

某天傍晚，我散步到缅甸玉佛寺，里面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清扫地面，于是我就跟他攀谈了起来。这位工作人员是缅甸人，已经在新加坡的餐饮行业工作了十年，时常来佛寺当义工。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研究锡克人的。原本我以为面前这位缅甸人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毕竟以我在中国的经验，确实没有太多人知道锡克人），然而他却以很平常的语气回答道：“哦，我家乡那边曾经也有不少锡克人，还有锡克庙，不过他们现在都走了。”带着一种不敢相信的眼神，我赶紧追问他的家乡在缅甸哪里。他说在缅甸南部一个叫作毛淡棉的地方，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那里做过警察，并写下了小说《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则在毛淡棉的杰昙兰佛塔（Kyaik Than-lan Pagoda）写出了诗篇《曼德勒》（Mandalay）。

2016年，我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从仰光来到毛淡棉。在一座监狱的对面找到了那座已经被废弃了许久的锡克庙。尽管没有发现什么锡克移民，但当地却有着规模不小的华人（主要是福建裔和广东裔）、印度裔，以及南亚穆斯林族群。华人会馆、印度庙和清真寺点缀在遍布全城的上座部佛教寺庙中间，似乎不用更多文字说明便能感受到一百多年前这里发生的横渡孟加拉湾的盛景。

几年之后我搬家到了新加坡中北部的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刚搬过来我就发现路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印度庙。这座叫作穆如干山神庙（Murugan Hill Temple）[6]的印度教神庙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叫作尚穆根（Shanmugam）的南印度劳工为崇拜湿婆神倡导建立的。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搬迁和扩建，如今的穆如干山神庙已经是新加坡最为重要的南印度神庙之一。在与神庙义工的交谈中，我发现该神庙的创立者尚穆根的身份很模糊。没有人知道这位尚穆根的全名，也没有他的生平信息，大家只是隐约知道他的老家在南印度泰米尔纳德的特兰奎巴（Tranquebar）。

穆如干山神庙的创立者来自泰米尔纳德这一点并不让我惊讶，因为穆如干神崇拜本来就在泰米尔纳德地区非常流行，不过特兰奎巴这个地方却十分有趣。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区专门用来展览丹麦以往殖民过的地区的风土人情，其中涉及丹麦在亚洲仅有的两块殖民地：特兰奎巴和塞兰坡（Serampore）[7]。

丹麦东印度公司于1616年在哥本哈根建立，致力于打通北欧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联系。1620年，该公司的船队抵达印度东南面的科罗曼德海岸，随即与坦贾武尔王国（Tanjore Kingdom）签订协议，获得了特兰奎巴一块土地的拥有权。丹麦人随即开始在此处建设贸易仓库和堡垒。

特兰奎巴的堡垒是目前印度保存得最为完好的星形要塞之一，其特征是帷幕墙向外凸出呈角形结构体，以此形成众多相互掩护无射击死角的防御体系。作为近代早期西欧军事革命的产物，星形要塞的建筑技术随着西方在亚洲的殖民扩张而传播至孟加拉湾各地。葡萄牙人在斯里兰卡的加勒（Galle）和马来亚的马六甲（Malacca）都建有星形要塞。17世纪中叶，荷兰人摧毁了葡萄牙在加勒和马六甲的据点，并在两地又建筑了自己的星形要塞。在孟加拉湾，星形要塞既是技术流动的产物，又在各个交通要道阻碍着流动。

穆如干山神庙的隔壁是武吉班让客属公会大厦，由居住在武吉班让附近的客家移民在20世纪30年代组织成立。某天我路过大厦，看到一个老人坐在门口，便上去询问这个客属大厦与隔壁的印度庙是否有着联系，毕竟这条路上似乎只有这两个建筑。老人摆摆手说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凑巧罢了。顿了一会儿之后，老人又若有所思地说：“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隔壁也是这种样子的印度庙。”原来老人姓张，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州，出生在马来西亚的麻坡（Muar）。他的父亲原先从梅州来到苏门答腊岛棉兰（Medan）的一个烟草种植园做工，但由于经济危机——可能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种植园无法支付薪水，他的父亲就逃去了麻坡，并在当地的一个棕榈种植园谋生，由此结识了他母亲。老人出生在1940年代，住在麻坡梅里亚姆大道上（Jalan Meriam），他家旁边就是一座南印度风格的印度教神庙，与穆如干山神庙相似，都被用来崇拜湿婆。

来源：http：//www.emilinda.com/2018/02/fam-trip-tram-ke-bandar-muar-johor-hari.html?m=0

无论是缅甸玉佛寺、锡克庙、星形要塞，还是穆如干山神庙，麻坡的种植园，这些横渡孟加拉湾的元素就像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一样，俯拾皆是。然而，就是这种被居住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居民视作常态的跨区域多元文化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学术界所忽略。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学术界对于东南亚和南亚的研究大多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和框架开展的，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的研究是“泰国农业发展史”“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孟加拉国的妇女权益”“印度的水资源危机”，等等。即使一些学者认识到民族国家框架的不足，并开始尝试运用区域研究的方法，将民族国家整合进他们所在的区域中进行综合考察，但诸如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东亚研究的划分实际上又人为地制造了新的区隔。孟加拉湾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就在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的老死不相往来中被学术界人为地切断了。

冷战结束之后，区域研究得到的资金支持日渐萎缩，而全球化的加速则带动了全球研究的兴起，跨区域研究方法的呼声甚至在东南亚研究和南亚研究内部也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大的趋势和背景下，《横渡孟加拉湾》一书脱颖而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了全球研究背后暗含的精英话语以及跨国流动之下隐藏的资本逻辑。因此，这本书不是在为“网络”“联系”“流动”等时髦的概念欢呼，而是在时刻警示读者们，精英话语包装下的资本逻辑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如何巨大的消极影响。

《横渡孟加拉湾》一书由八个章节构成，时间跨度长达五个世纪，每个章节覆盖一个时间段，由远及近地讲述孟加拉湾本身的自然环境、横渡者，以及横渡者所承载的资本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由于该书包罗万象，但又缺乏一个连续性的主题或者故事线，因此初读起来更像是一部有关孟加拉湾的百科全书和学术文献综述。但如果细细品味，其实全书的八章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各有主题的部分：近现代早期孟加拉湾的商业活动与物质文化交流（第一章，第二章）；18—19世纪欧洲殖民帝国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兴起与统治（第三章，第四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孟加拉湾各地区民族身份政治的发端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21世纪孟加拉湾所遭遇的气候变化危机（第八章）。

该书的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西方势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前（作者认为西方在孟加拉湾取得绝对统治地位要迟至19世纪）孟加拉湾的自然地理，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以及经济文化交流。主要内容包括人类对于孟加拉湾自然地理环境的知识积累（阿姆瑞斯认为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下的孟加拉湾地理并非由西方人从无到有发明出来的，而是建构在早期孟加拉湾土著的经验知识之上）；伊斯兰教在孟加拉湾沿岸的传播；葡萄牙人在该地区的扩张；欧洲贸易公司的活动（主要是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该时期孟加拉湾的主要商品（包括香料、布料、稻米、劳动力等）。这些内容本身其实并非什么方法上的创新或内容上的发现，早前不少学者已经就各个具体问题做了充分的研究。阿姆瑞斯的重要贡献则在于对前人工作的总结，并将其与自己人类学田野观察与档案研究所获得的鲜活的个体故事结合在了一起。

总体而言，在第一部分阿姆瑞斯主要借鉴了乔杜里（K.N.Chaudhuri）、瑞德（Anthony Reid）、苏布拉曼扬（Sanjay Subrahmanyam）以及利伯曼（Victor Liberman）等学者的研究。乔杜里在20世纪80年代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地中海研究的启发，写成了《印度洋上的贸易与文明》（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8]一书。此书后来被公认为早期近代印度洋研究的权威作品。乔杜里在书中详细描述了8—18世纪印度洋各区域间不同的贸易网络。这些区域网络在不同时期存在着重叠、竞争、互补的关系，在伊斯兰教的黏合作用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印度洋贸易体系。

布罗代尔的区域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也影响到了东南亚史学者。在乔杜里开始其印度洋贸易研究的几乎同一时期，瑞德亦开始了其两卷本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一书的写作，该书由两卷构成，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分别在1988年和1993年出版。[9]瑞德强调近代早期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是当时全球贸易网络重要的一环，扮演着联结东亚、南亚、地中海世界的枢纽作用。地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多元港口城市的发展以及普世性宗教的传播。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东南亚在西方势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内部高度融合的整合性区域了。

随着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方法的兴起，区域研究的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仅仅着眼区域内部的联系和比较。1997年，苏布拉曼扬在《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联结的诸历史：注解早期现代欧亚的重构》（Connected Histories：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在文中，苏布拉曼扬强调早期现代欧亚大陆之间的各个区域——东南亚、东亚、南亚、中亚、西欧等，不仅仅是在内部高度整合，区域之间亦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10]通过强调这种跨区域联系，苏布拉曼扬进一步批判了将欧亚大陆各个区域视为互不相关的实体并在他们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11]。

值得注意的是，苏布拉曼扬在文中也提及孟加拉湾对于研究早期现代跨区域联系的重要性，而《横渡》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布拉曼扬所提出的方法和视角的继承和发展。将孟加拉湾作为一个独立区域进行研究的实验可以追溯到1994年法国和印度学者在新德里召开的一场名为“亚洲海洋贸易和文化网络中的孟加拉湾，1500—1800”（The Bay of Bengal in the Asian Maritime Trade and Cultural Network，1500-1800）的研讨会，会议论文之后由普拉卡什（Om Prakash）和伦巴德（Denys Lombard）编成论文集《孟加拉湾的商业与文化》（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于1999年出版。[12]这次会议打破区域研究自身的排他性和藩篱，将跨区域的孟加拉湾作为人口、商品、思想的接触场域进行考察——此处阿姆瑞斯亦借鉴了维根（Karen Wigen）对于西方界定的现代地理概念的反思和批判。

该书的第二部分讲述18—19世纪西方殖民帝国在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的扩张以及当地人的反应。19世纪上半叶，锡兰与英属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等地）的发展表明当时的西方殖民势力不再满足于贸易活动，而是试图将领土殖民与贸易相结合，首先开发殖民地内陆自然资源（譬如锡兰中部山区的种植园），再通过该地区的自由港（譬如新加坡）将原材料输出到世界各地，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由于内陆自然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富含自然资源的地区（主要是锡兰与马来亚）却又人口稀少，孟加拉湾区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之被触发。这种人口流动又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而进一步被放大。一方面，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铁路和蒸汽船使得跨孟加拉湾流动变得更为迅速和廉价；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又需要更多的原材料以及更多的开发原材料的劳动力。阿姆瑞斯进一步从上下两个视角探讨了19世纪横渡孟加拉湾的南亚移民的经历。对于殖民地政府来说，移民一方面是开发自然资源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又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源头，因此需要管制和规训。对于移民者来说，他们的流动更多的是在资本和环境的重压下别无选择的结果。

在这一部分中给予阿姆瑞斯启发的可能并不是任何一部学术著作，而是印度作家高希（Amitav Ghosh）有关19世纪上半叶印度契约劳工和中印鸦片贸易的历史小说“朱鹭号三部曲”。[13]在该系列小说中，高希刻画了印度契约劳工、美国黑人水手、帕西商人、中印混血儿等诸多底层角色，并将他们个人的命运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印度洋人口、商品、知识流动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阿姆瑞斯将北美的印度学者发起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与麦基文（Adam McKeown）全球移民研究[14]的理论融合在了底层叙事之中，尝试探索在19世纪跨越孟加拉湾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鲍斯（Sugata Bose）和梅特尔夫（Thomas Metcalf）有关印度精英与平民如何参与塑造了英帝国的研究也对阿姆瑞斯产生了影响，使其在该部分特别分析了跨越孟加拉湾的移民对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构建。[15]

第三部分的内容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移民逐渐定居在锡兰、缅甸、马来亚等地，殖民地当局建立了一套种族划分和身份识别机制以便进行更好的管治。身份差异的观念由此在移民以及本地人中被逐渐固化。现代印刷业的本土化加速了孟加拉湾沿岸各地区不同族群内部的身份认同，而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加深了本土排外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孟加拉湾主要移民目的地的民族主义所针对的对象并非仅仅是西方殖民者，更多时候则是外来移民。另一方面，分布在孟加拉湾的印度裔和华人移民也受到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并组织起相应的政治运动，对殖民秩序构成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重塑了孟加拉湾的政治版图。随着民族国家取代殖民帝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政治实体，界限分明的国境、主权和公民身份赋予了移民新的含义。

这一部分以马来亚和缅甸为讨论中心，讲述了孟加拉湾地区身份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在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有关本土语言媒体的出现与民族主义形成的研究[16]基础上，阿姆瑞斯更多地利用了罗夫（William Roff）、米尔纳（Anthony Milner）、阿达斯（Michael Adas）等人对于马来亚和缅甸殖民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罗夫于1967年出版的《马来民族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17]被认为是马来亚近现代史的权威作品。在书中罗夫（Roff）认为普通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源于对本土贵族王公、外来移民、殖民者三重压力的不满。在缺乏本土中产阶级的情况下，马来民族主义运动是由中下层马来语教师带动的。米尔纳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来语文献的话语分析发现“民族主义”概念并不足以解释殖民地时期马来亚社会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实际上，是这些政治运动参与者（包括保皇派、伊斯兰现代主义者、马来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而非过度简化的“民族主义”，塑造了殖民及后殖民时期马来亚的政治生态。[18]至于缅甸的民族主义，阿达斯认为在英国殖民者的默许下，印度资本和劳动力涌入下缅甸地区，使得当地农民地位被日渐边缘化，由此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是缅甸境内的印度裔移民，而非英国殖民者。[19]

在全书的第四部分，阿姆瑞斯重点讨论了21世纪孟加拉湾的环境问题。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资本的力量促使人类对孟加拉湾沿岸自然资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开发，因而导致了水质污染、海岸线移动、滩涂沼泽和植被的消失、河口三角洲的下沉等环境问题。而那些被开采的自然资源本身在被人类消耗之后又加速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孟加拉湾环境的改变，如季风规律的变化、热带气旋的增多、海水温度上升，等等。阿姆瑞斯认为气候变化将会迫使很多生活在孟加拉湾沿岸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气候移民”。而这些移民势必又会带来新一轮的横渡孟加拉湾的故事。

夏威夷大学的伯茨（Ned Bertz）在评论鲍斯的《一百个地平线》（A Hundred Horizons）一书时说：“除了甘地、鲍斯、泰戈尔这类名人外，此书并没有给读者提供太多故事使其了解普通人在印度洋上的旅行和经历。作者也没有将印度洋上的旅行者们自己的声音体现出来，而仅仅代之以学者式的分析。”从这个批评的角度来看，《横渡孟加拉湾》修正了以往印度洋研究过于精英化以及偏向殖民者叙事的风格。阿姆瑞斯将多国官方档案——该书至少运用了五个国家十三个档案馆的材料——与口述史以及私人文献相结合，成功还原了生活在孟加拉湾区域的普通人的移民往事。至于为什么要研究这些普通人，用阿姆瑞斯自己的话来说：“数以百万计横渡孟加拉湾的男男女女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选择受到自然、资本力量、殖民时期契约法和帝国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以及武力的制约。在这些限制下，这些小角色在现代亚洲历史舞台上的每个小决定，都以他们看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