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文版问世之际¹——首版译者序

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既是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和资料来源的补充、更新、修改，也是其重要的延伸。这种延伸特别体现在他对宏观经济计量方法的出现和发展变化的批判性考察。这两部著作是不可分离的姊妹篇。现在，我们终于将这两部姊妹篇的中译本完满地献给了我们的中文读者。

本书不但对《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关各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的估算和分析提供了方法上和资料来源上的细节，而且谨慎地、批判性地考察了资料的可靠性。我想再次重复我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出版时所强调的一点，那就是，麦迪森在资料的真伪判断和取舍过程中所提出的假设是完全透明的，因此读者完全可以根据同样的资料信息提出不同的假设，从而进行不同的估算。这对于在极其有限的数据条件下开展计量经济史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数据上的问题从来都不难提出，但不易解决。在不同假设下重新估算长期序列，可能是改进现有估计的最好方法。我觉得，国内青年学者们在热衷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同时，忽略了这些方法对数据质量的严格要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兹维·格里利谢斯( Zvi Griliches)在晚年也曾反复指出大学在研究生培养中不应该在注意计量经济学技术训练的同时，忽视基础数据的价值以及它们的搜集和处理方法。像麦迪森这样到八十岁高龄仍然在数据的处理和计算上亲历亲为的经济学大师并不多。他的确是我们的楷模。

特别应该向中文版的读者介绍的是，麦迪森在本书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批判性地讨论了先驱者们在宏观经济计量和国际比较方法上的贡献和缺陷。他的讨论包括了几乎所有在这个领域树立了里程碑的大师们和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和工作：从威廉·配第 ( William Petty) 的《献给英明人士》(1665)和《政治算术学》 ( 1676)到格里高利·金 ( Gregory King)的《关于英国现状的自然和政治的观察与结论》 (1696)；从迈克尔·穆尔哈尔( Michael Mulhall)的《工业与国民财富》 (1896)和科林·克拉克( Colin Clark)的《经济发展的条件》 (1940) 到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所主持编制的第一个官方国民账户体系(1934)；再从理查德·斯通( Richard Stone)设计的现代国民账户体系( SNA)到米尔顿·吉尔伯特( Milton Gilbert)和欧文·克莱维斯( Irving Kravis)对货币购买力平价所进行的首次官方测算。

此外，读者会注意到麦迪森对宏观经济计量和国际比较方法产生和发展的讨论涉及了它们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这对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由美国金融体系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众所周知， 1929—1933年的大萧条催生了以凯恩斯学说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实际上，麦迪森告诉我们，经济危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需要一直都是历史上宏观经济计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当前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会例外。它已经对如何在经济，特别是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观察资本流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如此，经济的全球化也必然对国际价格的比较，即国际购买力平价 ( PPP ) 提出新的要求。留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对世界银行最新的 (2005) 全球PPP 估计的争论(参见麦迪森在即将于2009年出版的《收入与财富评论》第55卷专刊中的讨论) 。此外，我认为应该通过某种国际组织和研究者的协调，尽快尝试建立《国际投入产出表》和《国际资金流量表》。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本书的主要翻译工作是由施发启完成的。他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翻译《世界经济千年史》的丰富经验是本书中文版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保证。当然，我本人要对任何翻译上的错误和遗漏负责。我还要借此机会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主任林君秀女士对我所主持的麦迪森著作翻译工作的长期支持，以及郝小楠编辑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最后，我更要感激我的夫人慧珍对本书翻译工作的理解和帮助，以及她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参与的修改稿校对和录入工作。

伍晓鹰

2008年圣诞节于香港

1 本序言由中文版译者撰写，并非英文版原书内容的一部分。本导言所表达的观点及相关论点完全代表译者个人立场，不代表OECD或其成员国以及OECD发展中心成员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