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荷兰入华使团及其记述

1　荷兰使团的访华记录

1655年3月，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奉荷兰政府之命，组织一个使团出访中国。1656年，使团由两名商人率领，包括12名成员，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到达北京，与中国官员洽谈开展贸易的事宜。使团成员纽霍夫回国后出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记》，因为书中附有大量插图，出版后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

1667年荷兰派出彼得·范·侯尔恩（Pieter van Hoorn）使团再次访问中国，1670年，荷兰牧师奥菲特·达柏（Olfert Dapper）出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大清国海岸及内地值得回忆的活动》，书中记录了这次使团的旅行过程。

达柏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大清国海岸及内地值得回忆的活动》一书出版后很有影响，不久就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达柏对地理学和人种学很有研究，在其著作中广泛引证了耶稣会士和探险家们的资料，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动物、植物、民族、宗教、服饰、语言、文字和科举制度，并有150幅插图。书后附有《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一文，记述了台湾的地理、历史、物产、风俗和历史大事，还根据资料绘制了有关台湾少数民族、住房、村社和宗教仪式等图画。在17世纪的欧洲，达柏的这部著作对中国进行了远比其他作品更详尽的描述，因而具有很大的可读性和知识性。书中也附有使团成员彼得·范·多尼克（Pieter van Doornik）所绘的22幅中国风貌的速写。

1685年，荷兰又派出以佩茨（Paets）为首的使团第三次访问中国。荷兰的这几次使团虽然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他们沿途所收集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和记录，都对当时荷兰和全欧洲的中国印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彼得·范·侯尔恩出使中国期间，对中国的儒家学说印象深刻，回国后将儒家格言改写成韵诗，于1675年以《仁义礼智信之实质》为书名出版。这是荷兰首部介绍有关儒家思想的著作。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说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的意义和作用。侯尔恩曾担任荷属东印度总督。1709年他回国时，有一位叫周美叶的中国人随他一起到了荷兰。周美叶可能是一位医生，他把中医传给了荷兰人。周美叶还写了一部荷兰文著作《中国历代帝王年表》。

此时荷兰还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如冯德尔（Vondel，1587—1679）的诗集《崇祯和中国皇朝的末日》，于1667年出版。此外还有克拉玛（M.Kramer）1670年出版的《博特的中国沿岸航行记》等。荷兰人伊兹勃兰特（Evert Isbrand Ides）曾在1692—1695年间任俄国赴中国使团的公使，使团成员中还有一位德国人亚当·勃兰德（Adam Brands），他们分别撰写了旅行笔记。这两部笔记先后在欧洲出版，流行一时。

2　纽霍夫《出使中国记》

在1656年访问中国的使团中，有一位成员叫纽霍夫（John Nieuhoff，1618—1672）。他在此行中作了大量笔记，同时又画了不少速写，在沿途“将所有城镇、乡村、殿堂、河川、坚固或奇特的建筑，按其真实面貌描绘下来”。回国后，他的旅行笔记由他哥哥亨利·纽霍夫整理成书，165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书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记》。

此书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中国的各省和一些大城市，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中国的法律、习俗、自然资源和动植物等。这本书被译成多国文字，风行一时，其中法译本和英译本分别于1665年和1669年出版，后来还被译成德文和拉丁文，在欧洲广为流传，被认为是一份有关中国的重要文献。今天我们在所能见到的欧洲早期有关中国人物形象、动植物、船舶、桥梁和风景的作品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纽霍夫作品的中国元素的影响。

纽霍夫在书中对中国及其文化有多方面的记述。“婚姻、葬礼、哲学、佛教、庙宇、中国的植物包括人参和茶，动物包括难以见到的犀牛和河马，在纽霍夫的记述中都有详细的描述。他的记述一般是相当准确的。”[4]他描写了在中国官员款待他们时的饮茶方式和使用筷子吃饭。他对中国人的礼仪，以及强调“互相尊敬”非常欣赏。他说：

在中国人中间，摘帽子，或两腿交叉屈膝——这些欧洲人经常使用的做法——完全算不上礼貌，他们更不会拥抱别人，或吻他人的手，也不会做出任何其他身体行为来表示赞赏。他们显示有教养的方式，最普通、最经常的做法如下：在行走时（除非要打扇或者用手干其他事情），总是将双手笼在上衣的袖子里，他们的袖子为了这个目的而做得很宽大，这样当他们相遇时，毕恭毕敬地将笼在袖子里的双手高高举起，然后再用同样的方式落下，再口称“请”互相问候两次，这个“请”本身并不表达什么意思。

当他们拜访别人时，或者两位友人在街上见面时，他们会弯下整个身子鞠躬（他们的双手自始至终放在衣袖里），三次将脑袋垂到地上……如果双方正好是拜访和迎客的双方，而且很久没有见到对方的话，或者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对方，他们总是希望在彼此之间加倍施礼，这时在演示了第一场仪式之后，他们双膝跪倒，前额触地，他们要这样做三遍。[5]

纽霍夫描述了北京的宫殿或帝国朝廷的平面布局和形状。皇宫黄色的屋顶

覆盖着明晃晃的涂了彩釉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比黄金更加灿烂。……这些琉璃瓦是用黏土制成的，表面上涂上一种人造的黄色彩釉，但是，据我所被告知，每一面这样的瓦片都是钉在屋顶上的，钉子的头是镀金的，这造成了如此辉煌的气派。[6]

纽霍夫本人在书中绘制的插图，其中中国人的形象，有戴着锥形帽子、穿着华丽袍服的皇帝，有光头肥脑、敞怀而坐、笑口大开的布袋和尚。布袋和尚的形象在17世纪晚期大量出现在欧洲的设计中，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偶像“快乐之神”，后来演变为Pagod，各国的釉陶和瓷塑中常有表现。特别是德国迈森瓷器厂生产的Pagod流传最广。纽霍夫的插图还有北京的紫禁城午门、南京街道、路边的中国亭子、花园中的假山、奇形怪状的树根、赛龙舟、娱乐的中国人、在船上饮食的中国人、交谈的中国官员、惩治犯人、交谈的喇嘛等。这些插图是欧洲人第一次接触到的中国视觉形象和直观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成为欧洲流行“中国风”设计的重要参考。有的荷兰学者指出，纽霍夫的这本书“对于后来兴起的‘中国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荷兰学者范·德·霍斯特（D.van der Horst）指出：

该书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做是对18世纪出现的“中国热”所作的预热。鉴于过去传教士常常被指责故意过分美化中国，那么，对几批荷兰使团访华纪实……中所用的许多赞美之辞的关注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17世纪访华的欧洲人对于中国都充满了仰慕之情，这并不会使人觉得奇怪。中国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治理国家的官员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虽然确实存在以罚代刑的问题，或者残忍的体罚无处不在，但是当代欧洲在这一方面又何尝不是这样？在大运河航行中这些荷兰人亲眼看到了高水准的水利工程，还有高度发达的农业，以及稠密的人口分布。……[7]

在纽霍夫的插图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误会。纽霍夫在中国期间，对岭南的菠萝印象深刻，说是“大自然创造的最稀有和最美味的佳果”。他画的插图中对菠萝浓彩重笔，大加渲染，结果被欧洲人认为是中国风格的特征。于是，一些欧洲艺术家的“中国风”艺术品设计中纷纷采用菠萝的纹样。法国画家布歇在为挂毯提供的画样中，就使用了菠萝的装饰风格。这幅画描绘了中国皇后在室外进餐的场面，画面上的亭子采用了菠萝装饰的檐顶。此外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建筑或锦缎、挂毯、壁纸等都采用了菠萝的图样。欧洲人已经完全把菠萝图样看成了中国艺术特色的典型代表了。17—18世纪欧洲大量向中国出口钟表，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欧洲人在钟表上尽量使用他们认为带有中国风格的装潢图案“菠萝”，许多销往中国的钟表的顶端常常被装饰成菠萝形状。而中国人看到西洋钟表上的这些菠萝装饰，还以为菠萝是欧洲特有的流行装饰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