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7—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游记

一　17世纪前期欧洲人的中国记述

1　珀切斯、威德尔等人记录的中国

16世纪以后，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东进，大批欧洲商人、海员、传教士、冒险家来到东方，来到中国。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回国后写下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或者在私人通信中介绍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观感，向欧洲报道了有关中国的文化信息。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写的中国行纪及对中国的报道，在中华文化西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一章中，我们着重介绍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这将近3个世纪的时间里，到过东方或中国的欧洲商人、海员、使臣和旅行家们以及早期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们所撰写的有关书信、著作和报告。这些文献向欧洲人描述了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后最初的中国形象。

1613年，英国牧师兼旅行记收藏家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5？—1626）出版了《珀切斯的朝圣，或从开天辟地到目前在所有时代和所有被发现的土地上观察到的世界与宗教记述》。这部著作包含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地理、文化、历史信息。该书在1626年前共有4个版本。1625年又出版了4卷本《续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据说该书在当时是有史以来篇幅最大的英文出版物。

珀切斯把更多英国之外的关于中国的记述节选到了《续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圣》里，除了中世纪鲁布鲁克、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等人的作品外，还有葡萄牙神父克路士、葡萄牙旅行家平托、佩雷拉，以及许多来华耶稣会士如利玛窦、龙华民、金尼阁、庞迪我等人发自中国的书信。珀切斯像哈克里特那样，是英国向海外扩张的热情鼓吹者，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予高度赞扬，把此书编成之前公司的历次航海记录均予以选录，有的一次航行还选入多人多种航海记。在翻译与重印的部分，还有阿诺德·布朗（Arnold Brown）的日记节选。此人在1617—1623年间曾在万丹、帕坦尼、日本、菲律宾、中国沿海等地旅行，日记中有关于1622年荷兰进攻澳门被击退的描写。珀切斯根据俄国人的记述，撰写了俄国人首次关于中国的目击记，即1618年俄国使团访问中国朝廷的情况。其中除了有关于中国总体印象及万里长城的描写外，还记录了关于鞑靼地区自西而东的地理划分、物产和宗教。[1]

1636年，英国人约翰·威德尔率领舰队抵达广州，与当地官员就开展贸易进行交涉，无功而返。他们的经历由彼得·蒙迪（Peter Mundy）编纂成书，提供了第一支到中国的英国船队成员们对于中国的某些印象。书中写道：该国可以说在一些方面高于其他国家，它的历史悠久，地域广袤，人民富裕。“综合而论，我认为在治国之术和治国方式方面世上无一国可与它相媲美。”[2]他们的兴趣在于去广州从事贸易，所以他的记述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彼得·蒙迪在这份文献中记录了在广州度过的时光，他写道：

我们驶向他们的平底船，那是一艘相当精巧的制作，表面上涂得非常光亮。祭坛上放有一尊女子的塑像，她头上戴着饰物，像是一顶皇冠。距离不远放着两尊中国官员的塑像，手中执着扇子，两人容貌凶恶，犹如恶鬼。他们在祭坛前面点着一盏灯，放着几个很大的高脚杯，足有四五英尺高，他们在杯中焚香，在各处点起小蜡烛。这艘平底船中，还悬挂着一口钟，由铸铁或合金铸的，重4或5担，他们用一根木杆撞钟。那里的人们让我们喝一种叫做“茶（Chaa）”的饮料，其实只是在水中泡上一种草类植物。这种饮料必须趁热喝，据说能滋补身子。[3]

2　从澳门的窗口看中国

17世纪时，葡萄牙人已经在澳门建立了殖民据点，陆续有许多葡萄牙人在此居住和从事经商、行政或传教活动，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澳门的记载或报道。1623年，曾在澳门市政厅任书记官的雷戈撰写了《澳门的建立与强大记事》，主要介绍了当时澳门的城市发展、宗教和商业的一些情况。1635年，曾经在果阿担任过档案馆馆长的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博卡罗（António Bocarro）撰写了《东印度州各要塞、城市和居民点图册》，其中也有关于澳门的介绍。

澳门玫瑰圣母堂

西班牙教士德·拉斯·科尔特斯（P.Adriano de las Cortes，1578—1629）于1605年达到菲律宾，在各地担任教职。1625年，他离开马尼拉前往澳门，但在途中遭遇风暴，所乘的西班牙船在广东沿海沉没。他和其他幸存者被中国地方当局俘虏，被押送到广州。后经澳门的葡萄牙人斡旋，他们被送到澳门，最后返回马尼拉。在此期间，科尔特斯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有交往，得以就近观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段经历使他积累了大量手稿，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旅行记》。作者早先在墨西哥居住时，便向从东方包括中国返回墨西哥的商人做过调查；也可能是他通过自己能够得到的一些著作，开始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他在马尼拉居住时，也向那里的华人和马来人社团做过调查。他声称这全是他直接考察的成果和亲自搜集的材料，所以这部游记具有一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价值。他还在一位中国人的帮助下，绘制了许多独特的图画。但这部手稿一直没有出版，只有少数人读过手稿。不过，在一些学者的研究著作中，曾多有引证此书的资料。直到2001年，法国出版了这部书的法文译本。在《中国旅行记》这部著作中，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中国现实多方面的资料，介绍了广州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还描述了广州人的体质特征、气质和习性，以及商品和财富的情况等。

葡萄牙传教士赛巴斯蒂昂·曼里克（Fr.Sebastião Manrique）1604年前往东方传教，在果阿的奥古斯丁教团修道院任职。1628年被派往孟加拉传教，从此开始了在东方的长途游历。他到过孟加拉、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1643年他回到罗马，作为教团的代表住在罗马，同时开始撰写亚洲长途游历纪事。1649年出版了《东印度传教路线》，其中有一些涉及澳门和宁波、广州等城市的内容，还提到了中国的长城。

意大利历史学家巴尔托利（Daniello Bartoli，1608—1685）撰写的《耶稣会历史》一书中，有一部分内容介绍了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历史，从沙勿略写到此书于1663年出版前几年为止。书前有一段引言：“对中华帝国及其民族的一般认识”。这部著作依据利玛窦的日记以及其他许多传教士的书简和报告写成，对中国、中国人，以及耶稣会士们的传教事业都作了介绍。

奥地利耶稣会士白乃心（Johann Grüber，1623—1680）是1658年7月抵达澳门的，第二年8月到了北京，到了1661年，他离开北京，从陆路返回欧洲。1664年，白乃心来到罗马，不久再度启程从原路返回，但在君士坦丁堡被迫止步，回到佛罗伦萨。在这里，白乃心遇到了意大利著名作家马加洛蒂（Lorenzo Magalotti，1637—1712）和文学家达蒂（C.Dati）。他们与白乃心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包括中国的政府、宗教、语言、人们的生活习俗、饮食、休闲、服饰等等。白乃心对他们的提问一一作答。后来，马加洛蒂将这次访谈记录出版，题目为《中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