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京营主将人选问题
张祁一时间竟对石亨生出了几分同病相怜之感。
北京保卫战之前，石亨的工作环境可太令人窒息了。
同一个衙门里，只有石亨他这么一个没背景的牛马是真正干活的，其余同僚，不是来镀金的勋贵子弟，就是能随时给皇帝打小报告的亲信太监。
石亨不仅得任劳任怨地埋头苦干，还得曲意逢迎，给那些勋贵子弟提供情绪价值。
同时还要应付给自己穿小鞋的监军太监，得时刻提防这些奴才的明枪暗箭，必要时还得拉下脸面豁出去跟这些狗腿子撕逼扯头花。
在这样恶劣的职场环境中，石亨竟能步步高升。
单凭这一点，就足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张祁心中五味杂陈，因为他穿越前也是个普通人，石亨那种怀才不遇的憋屈，处处受制的愤懑，他都懂。
可正因如此，他更想不通石亨在“夺门之变”中的选择。
换作是他，遇到于谦这样慧眼识珠的伯乐，不仅将自己从边关苦寒之地提拔出来，更给了建功立业的机遇，定当肝脑涂地以报知遇之恩。
至少绝不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张祁暗自踌躇着，他本想趁势进言，劝孙太后撤换石亨，将北京保卫战的统帅之位转予杨洪。
可转念一想，于谦既已如此力荐石亨，自己若贸然反对，岂非当众折了他的面子？
他不由想起前番欲借清除王振余党之机牵连王骥时，于谦那番义正辞严的驳斥。
眼下石亨确实无可指摘，更无实证能料定其日后必会背主求荣，这般无端猜疑，若说出口来，反倒显得自己心胸狭隘。
更何况，孙太后若对石亨心存芥蒂，那对杨洪只怕更为嫌恶。
毕竟石亨虽在阳和口兵败被贬，但杨洪可是当真将皇帝拒之于国门之外啊。
这般“大逆不道”之举，在孙太后心中怕是比石亨的败绩更不可饶恕。
张祁心中几番权衡，终是决定暂且给石亨一个机会。
他暗自盘算道，石亨与于谦反目成仇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待北京保卫战功成之后，尚有八年光景可以徐徐图之。
若能以恩义相结，以利害相诱，未必不能将这员虎将收为己用。
倘若实在难以驯服，届时再寻个由头除去也不迟。
孙太后何等精明，自是也听出了石亨的真实水平，她神色稍霁，将前番怒意收敛了几分，“如此说来，阳和口之败倒真是情有可原，郭敬这奴婢处处掣肘，任是孙武再世也难展拳脚。”
于谦立即应道，“殿下明鉴万里。”
孙太后沉吟片刻，道，“既然石亨已调回京师，郭敬这等王振余孽也该有个了断，总不能寒了将士们的心。”
张祁心头猛然一颤，后脊倏地窜上一股寒意。
郭敬固然恶贯满盈，论罪当诛，可终究是侍奉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代帝王的老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如今孙太后要处置郭敬，哪里是真在乎什么王振余党？
分明是要拿这奴婢的性命，给石亨做顺水人情，好教石亨念着天恩浩荡，以为是皇帝为他铲除了政敌，要这位边关悍将对天子感恩戴德。
思及此处，张祁只觉得齿冷，郭敬这个为老朱家卖命了大半辈子的老奴，到头来不过成了孙太后笼络将心的筹码，轻飘飘得就被舍了出去。
于谦神色如常，依礼叩首谢恩，对孙太后的处置毫无异议。
孙太后又追问道，“石亨戍边多年，受郭敬压制，你调他回京将功补过，老身准了，可那焦敬与赵荣二人，你又作何解释？”
于谦从容奏道，“焦敬乃是仁宗皇帝第二女庆都公主之驸马，而赵荣系赵彝之子，这赵彝在洪武年间任永平卫指挥佥事，靖难之役时归顺太宗皇帝……”
孙太后不耐烦地打断道，“老身要问的不是这些陈年旧事！先说这焦敬，他名义上是皇帝的姑父不假，可正统五年时，庆都公主就已薨逝，人都走了这些年了，哪里还有什么夫妻情分可言？”
“再说正统八年时，六科十三道联名弹劾焦敬收受留守卫舍人贿赂，更纵容其在外私征债务，闹得民怨沸腾，最后皇帝命人将他枷在长安右门示众，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于谦回道，“臣当时仍在河南、山西巡抚任上……”
孙太后冷笑一声，鎏金护甲重重叩在案几上，“休要拿外放任职来搪塞老身！你于谦的同年故旧遍布朝中，这等轰动京师的大事，你又岂会不知？”
“那长安右门是何等去处？百官上朝必经之地，每年‘秋审’、‘朝审’的刑场门户！在这等要地枷号示众，除非是个睁眼瞎，否则谁能看不见？！”
这一点却不是孙太后夸张。
按照大明的规章制度，每年阴历八月中旬，皇帝将派刑部堂官会同各大臣，在西千步廊举行“秋审”。
由东到西，几十张八仙桌红毯铺就，判官北面而坐，将各省死囚案牍逐一勘验，互审各犯判文，待诸官批示后，案卷即呈御前，天子朱笔勾决，便是生死立判。
至于“朝审”，则更是令人胆寒，五城兵马司差役自刑部大牢提出秋审定谳的死囚，押至长安右门外列队。
众囚犯须自南门洞鱼贯而入，于公案前三尺外跪成横列，听候审问。
依制，囚徒不得申辩喊冤，只能静候发落，待冬至拂晓，囚车便载着这些死囚奔赴西市刑场。
每当犯人由长安右门提解入内，则犹如身进虎口，哀嚎之声不绝于耳，故而长安右门又被称之为“虎门”。
张祁听罢，不由得对明英宗有了一点儿改观，将自己姑父枷号示众于长安右门，此等惩处虽不及下狱问罪来得严厉，却胜在震慑朝野。
堂堂驸马竟因收受贿赂、私放高利贷而被当众羞辱，这等新鲜事怕是顷刻间就传遍了京城内外。
何况庆都公主虽已薨逝多年，焦敬终究还是正经的皇亲国戚。
明英宗能不顾宗亲情面，这般严惩贪腐，倒也算是为黎民百姓狠狠出了口恶气。
孙太后却丝毫不觉得此事彰显了天子的刚正不阿，反而哽咽道，“那几十斤的沉枷往脖颈上一套，数九寒天跪在长安右门外，日日受百官指指点点，一枷枷上一两个月，这般奇耻大辱，换作是你，你能不怀恨在心？”
“经过那么一遭儿，你竟还让这焦敬执掌神机营，你安的是什么心？倘或也先挟持皇帝兵临城下时，焦敬因记恨前仇，暗中命底下人放冷枪，一枪打死了皇帝，那该如何是好？”
张祁心想，此事若放在现代社会，正常人被这么一枷，遭受这般当众羞辱，必定会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但根据目前他的所见所闻，在这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可以说是人均受虐狂。
于谦的受虐倾向格外严重，莫说是枷号示众，历史上的明英宗就是当真要了他的性命，他也只会叩谢天恩，哪里敢有半点怨怼之心？
果然，于谦闻言当即俯首叩拜道，“君父责罚，岂敢存怨？臣记得，正统十年时，六科十三道曾弹劾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八位公侯、驸马、伯、都督懒慢不朝，请旨治罪。”
“陛下有言，大臣者，小臣之表率，遂命徐显宗等人罚跪午门示众，魏国公乃中山王徐达之后，世受国恩，尚且因怠慢朝仪而受此惩处。”
“可见陛下执法，不分亲疏贵贱，勋戚犯法，亦是一视同仁，焦敬之事，实非特例。”
孙太后冷冷道，“中山王他们家可不一样，他家是一门两国公，你单拿魏国公这一支说事儿，岂非避重就轻？倘或你觉得这惩处无足轻重，不如你现在就去戴枷跪午门，亲自尝尝这滋味如何？”
中山王徐达是举世公认的大明第一开国功臣，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便将徐达封为了开国六公爵之首的魏国公。
徐达去世后，更被朱元璋追封为中山王，其长子徐辉祖顺理成章地承袭了魏国公的爵位。
照理说，魏国公这一脉本该世袭罔替，永享尊荣，然而靖难之役的爆发，却让徐家陷入了两难抉择。
时任魏国公的徐辉祖坚决站在了建文帝的这一方，甚至亲自率军抵御燕王大军。
待明成祖攻破南京，徐辉祖仍不肯俯首称臣，明成祖震怒，命法司严刑逼供。
谁料徐辉祖提笔便写下明太祖赐予徐达的丹书铁券内容，“中山王开国功臣子孙免死。”
明成祖碍于其是元勋之后，加之又是自己的小舅子，最终只得削去其爵位，勒令归第思过。
而徐达幼子徐增寿却在靖难期间暗中襄助燕军，屡屡将建文帝的军事部署密报给明成祖。
南京城破前夕，建文帝察觉其叛行，当面质问时，徐增寿竟默然不语，建文帝盛怒之下，亲手挥剑将其斩杀于殿前。
明成祖登基后，感念徐增寿的从龙之功，特追封其为定国公，并恩准世袭罔替，其后永乐迁都时，定国公一脉举家北迁，定居京师。
至永乐三年，徐辉祖病逝，明成祖以“中山王不可无后”为由，特旨准予徐辉祖长子徐钦承袭魏国公爵位，仍居南京旧邸。
至此，徐达一门出了一王两国公，子孙分袭魏国公、定国公双爵，一脉镇守南京，一脉拱卫北京，两脉并立，同享国公尊荣，直到明朝灭亡。
因此，魏国公徐显宗这一脉，本就是当年在南京拥戴建文帝的徐辉祖后人，自然比不上在北京追随明成祖的定国公一脉得圣心眷顾。
明英宗以“偷懒不上朝”这种小罪罚其跪于午门示众，与其说是苛待勋贵，不如说是略施薄惩罢了。
于谦长叹一声，道，“殿下，焦敬在正统八年受罚时，已非初犯，早在正统元年，他便指使司副于文明门外五里开设广鲸店，网罗市井无赖，假借牙行之名横征暴敛，累计敛财数十千钱。”
“其爪牙还在武清县马驹桥拦截商队，强扣瓷器、鱼枣等货物，又在张家湾、溧阳闸河等商路要冲，诈收米粮八九十石，折钞上千贯。”
“按照《大明律》，受财枉法，赃满八十贯当处绞刑，监守自盗满四十贯即该问斩，然陛下念及勋戚体面，特赦焦敬死罪，杖责其手下八十了事。”
“焦敬屡次触犯律法，初时多有宽宥，直至其再犯，陛下震怒之下，方施以枷号之刑，已是格外开恩。”
“事后未再深究，更在御驾亲征前，特命其辅佐郕王居守京师，此乃托付社稷之重，足见圣心仍信其能感念天恩。”
“正如魏国公一脉，昔年太宗皇帝先削其爵，后复其位，徐氏子孙又岂敢心生不满？为臣者，自当以魏国公为楷模，至于皇亲贵胄，更当以身作则。”
张祁冷眼旁观，心知于谦这番话确是发自肺腑。
在于谦眼中，君臣大义高于一切，即便受罚，也该感念皇恩。
然而孙太后与明英宗这对母子向来是以己度人，自然不信这世上真有人能唾面自干，以为天下人都如他们一般睚眦必报。
这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倒真是做贼心虚的最好写照。
当然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孙太后与明英宗这对母子的猜忌与多疑反倒更合乎人性。
他们深知，所谓“忠君大义”，不过是统治和驯化臣民的话术，这些冠冕堂皇的道德教化，终究要靠刀剑与枷锁来维系。
如今龙困浅滩，权柄易手，这对尝遍权力滋味的母子，怎会相信那些曾被他们肆意折辱的大臣，真能如于谦这般恪守臣节？
在这对母子眼中，于谦的耿介是罕见的异数，世上多得是伺机报复的“乱臣贼子”。
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于谦的赤胆忠心，是出自纯粹的家国情怀。
当然孙太后不能直接对于谦道出她这种阴暗心理，她的鎏金护甲在紫檀案几上刺啦刺啦得划拉了半晌，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理由，“老身想起一桩旧事，正统十年时，成国公朱勇曾弹劾焦敬、赵荣等一众勋贵懒惰疏慢，不肯奉诏习骑射。”
“这连弓马都不甚娴熟之人，如何统领三千营与神机营这等精锐？莫不是要误了将士们的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