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1937—1949》：自由之神——北大和北大人
1937年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令南迁至长沙，与清华大学、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临时大学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次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生，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光荣地完成了战时大学的历史使命，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1946年7月，胡适由美返国，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致力于北大之全面复兴，“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胡适以其绝高的威望，延揽名师，可谓济济多士，萃集一堂。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选举，北大10位教授入选，位居全国各高校之首。
柳存仁
我在去年夏天八月离开上海以前，还曾经有过半个月的光景，在一家学校里，替二十多个文理学院的学生们，补习国文。这二十多个学生，都是自动的组织好了一班，然后托人找我去担任这每星期几点钟的临时课程的。我那时因为已决定不久结婚和离开上海到内地去，一切零碎的杂事急需料理的很多，虽然是在暑假期间，也非常的忙。我在教书的时期里，蓄意在大考的时候，没有不给及格的学生，虽然这样的办法在《教育心理杂志》里能够找到充足的理由，然而怕学生在暑期学校里面补读开班，仍不失为合乎人情的理由之一。可是，那一班自动组织的国文钟点，我仍旧是冒着暑热答应去上课的。因为我最喜欢那样的教书环境，我也最愿意为那样的讲堂卖力。我觉得，真正良好的教育环境，是要能够打破传授观念、金钱、选课、出席缺席、Quiz、积分……等人为的束缚的，甚至最好连空间和时间的束缚都打破掉才算合理。所谓合理，就是合乎人类真正的求知识的欲望的本能或性情。这些学生们都是自动来的，在平常，国文并不一定是他们必修的课程，他们既都不怕，也从来没有不及格。教员也是自动来的，因为我在应允来上课之前，坚决声明，除非完全义务，取消“束脩”式或佣工式的一点钟几块钱的钟点费，我绝不肯来做先生。事实上，先生也不过是一个传统的名称罢了，我在课堂里的时候，每天切切实实的讲书，既不点名，也不考试，处处想取消通常课堂里的畸形的现象。通常的课堂里的上课，第一件事就是点名，那往往是教员们怕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考试，那又是学生们怕的。如此大家怕惧，结果上课的形式完全束缚在敷衍塞责或忧愁畏惧的情景之下，永远用不着梦想吸收一点儿自由学术的空气了。
我上了两个多星期的课，好像是开了一个临时的补习班。我教的东西都很浅，虽然说是教书的对象是学问颇高的大学生，我选的几篇文字，大约连初中的学生都有会背诵的。照理，这个大学据说是对于国文一科，十分注重的。他们平常在大学一年级念的规定是《经史百家杂钞》，二年级念的是《左传》。三四年级里的《古书读法举例》，《文选》，骈文，诗词，更不用多说了。其中有两项课程，就是我平日担任教的。现在，我完全取消了这些呆板的教材。我在开明书店里选了八篇活页文选，像《大铁椎传》《桃花源记》《论语》若干章、蔡元培《复林琴南书》……完全是文言的。我先从《论语》讲起，特别提出注意的是它的活的语言的例子。“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为什么这样生动？“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为什么这样的恬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为什么这样的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从这些倒句，引证到古书完全是口语记载，古代语文记录尽量用土话的结论，就不觉得突兀了。有人说《论语》太浅稚了，我劝他研究《论语》《檀弓》《孟子》的文法比较。有人说《桃花源记》颠倒可以背诵了，我劝他看看南北朝的小说里面关于《桃花源记》相同的故事的记载；我劝他在暑假里标点《南北史》，看看当时结寨避寇乱的情况；我又劝他看看清朝的《经世文编》，好知道这种新式的桃花源在最近的两百年里仍旧有很相像的痕迹可寻。这样，每篇文字在文法、意旨、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各方面都有过一番详细的讲解，两个星期讲了八篇文字，他们所获得的具体而有趣味的新东西，也许已经不止三十条了。最后的一课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清晨，那天有几个学生没有来，因为他们知道我在那天结婚，料想我很忙，大约不会来上课了。我因为顾虑这是我最喜欢教的一班课，又是义务的，仍旧照常来，来了，就讲的是蔡先生的《复林琴南书》。这是五四文学运动时期的一篇很重要的文字，所以我等到在结束的时候才讲。这篇文字，一般人的看法都注重它的替白话文辩护的立场，这当然是很对的。我却一向还觉得它更有一个重要的立场，也是北大一直到卢沟桥事变起差不多二十年来相承不移的一个立场，就是：大学是提倡极端的自由的最高的机关。
在蔡先生的那一篇文章里，很明显的主张，大学既然是很高的研究学术的地方，就应该兼罗并蓄，容纳各种不同立场、不同宗派、不同主张的学术，自由地讲授研究，自由地讨论辩护。这本来是世界各著名的大学共同承认的通则，可是在当时的各校，甚至全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都还没有能够接受这个通则的实施，一直到蔡先生接任和开始改革的时候为止。蔡先生的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我们读他在若干年后自己写的几篇关于北京大学的回忆文字就可以知道。他并不完全推倒当时校内的旧式的教授们，而他所引进的新人物，像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也并不是故意的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的“怪物”。他的办教育的最高的原则，就是爱自由、求真理的一种最伟大的力量的发挥。在他给林琴南的信里，他推崇和称赞林氏的话并不很少，而且说得非常的恳挚，可见他的富于同情心和宅心的忠厚；同时，他也用同样的诚恳的态度，来向林琴南阐发他对于自由学术风气的重视，和赞同新文学运动的主张。他曾指出北京大学里面有倾向袁世凯称帝被列名于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刘申叔（师培），其思想的陈腐和开倒车不难想象，但是因为他所担任教授的课程并非政治学而是古典文学，而且在自由讲学的风气之下，他又是当时的旧学者里面的杰出的人才，大学校里当然需要他的教授。他又指出北京大学里面有穿着黄马褂、摇曳着小辫、主张纳妾和裹小脚的辜汤生（鸿铭），但是因为他所担任教授的课程并非社会学而是英国文学，而且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和思想家，大学校里当然也需要他的主讲。同样的，在当时北大的一般的新教授们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学生们创办的《新潮》，提倡新文学运动，提倡和介绍各种不同的新思想、新主义，以至于五四运动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一般澎湃的主潮，影响及于二三十年后的文化推展和社会演变，也无不可归功于这种爱自由的精神的勃兴。
这种爱自由的精神，奠基虽在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而其发展则是二十年一贯的传统的作风，没有一个时候不是积极的向前迈进，或大声疾呼，或攻击辩难，或刻意经营，或埋头苦干，都是朝着这个同样的目标和旨趣进行。这种传统的自由精神，影响在全国青年的思想和行动，实在不小，而其最明显和最重要的表现，又可以从北京大学本身的学生活动上面看出来。
在北大的一千五百多个学生里面，思想，主张，生活，语言，习惯，无疑有着很显著的差异，因着这种差异的结果，他们平常对于学生的团体间的活动，也有各种不同的兴趣和态度。有的人在中学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如果他还不算是最好的；但是到了北大之后，用不着两年的时间，他已被训练成了最好的了。有某些人显然可以称誉为天才的领导人物，在无论任何的场合，他可以领导发言，他可以组织群众，他可以变成大庭广众之间最使人注目的角色，但是，他不能够下一个独断的结论——除非他所下的结论可以说是为与他所同处的群众们完全同意和支持帮助的——他的结论绝不能当行出色，更不能为群众欢迎。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北大已经是中国的民主思想的摇篮，而其二十年来因袭继续的发展，加上新的思想和新的力量的澎湃，没有一种集体的运动或组织是可以由少数人的操纵成功的，即使它是由于少数人的推动。
在北大，最正常的组织是学生自治会。所谓正常，是指它在学校内被认为最合法而且得到学校的薄弱的补助费而言。譬如，北大的学生们除了黑白相间的简单颜色的校章之外，还有一块学生自治会的徽章，比校章略大一点，这是由校内的注册组代发的。这是我设认学生自治会是在校内被认为合法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它开会的时候，常有学校的代表参加列席，而且列席的人物，又总是校长、院长这些人。不过这仅是它在表面上和形式上的征象而已，实际上它虽然合法，却并不是“官立”的。它的执行委员一类的职员，照例是由各年级各学系的代表里面互选出来的，而代表呢，又是各系各级的学生们投票选举的。这是它的比较的接近民主的一种现象。然而，像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北大是各种不同生活不同思想不同阶层的学生集合在一起的学府，它的各级系间的代表，也不见得能够代表某一级或某一系，至多，只能够代表某一群里的投票的人。所以，在全校的大会里面的执行委员里，往往有一部分是思想很偏激而且是很热烈的；另外一部分则是很保守和主张极权；另外，有一小部分的天然的斡旋分子，用亲切的和友谊的态度周转在他们之间。他们也许有的人已经有了某一方面的政治背景在他们后面做后盾或挡箭牌，或者他们已可以高高地顶着什么思想体系什么理论什么主义的高帽子，到处来找寻他们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即使并无事实上或组织上的背景的人，也不免有着他们的思想上的背景的差别，这种差别并非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的修养无关。大体上看起来，他们都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优秀的分子，有勇气，有血性，真心爱国，情愿牺牲小我来替国家民族尽力的青年们，他们的智慧的发火和天才的暴露都是复兴中国的时候所切迫需要的，而一个学生大会或几个小组会议又往往是他们的舌剑唇枪的最好的竞赛的地方。他们有许多人的演说的声音、姿势和动作都可以说是有训练的，有的是像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流，这当然和上海的电车或香港、九龙间的轮渡上面卖药糖的职业演说者无关。有的人在慷慨激昂的时候也不免于一番痛哭流涕，其态度即使可以使人惊异，而青年人的纯真的热烈的血气的爆发，一面高挥着拳头，汗珠滚滚地在额角上流着，配着那件又脏又破的青呢制服，叫你看了总不忍心说别人可笑。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嘲笑说某人在替某某主义宣传，或另外一个大约是领政府的津贴的，我疑心美国式的教育系的课程“实验的现代青年心理”正为此辈而设。
这里引起我想起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和十二月十六日的两次北平的学生示威运动的回忆。这是中国的青年运动史上面用大字记载的两次最重要的史实，其灿烂的光明的纪录，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完成写好。因为这是摆在我们眼前一部活的历史，当时写它的人们并不是完全用墨写的，还渗染着不少的光明的鲜血和热泪。这种鲜红的血液并不是在一天两天之内流出，而是五年以来在数千万的青年的心头慢慢地渗透，慢慢地压挤出来的，使他们健康的活泼的身体渐渐地变为营养不足，使他们一双双亮闪的眼睛变成沉黯，使他们整齐的头发变成乱蓬，使他们心头的热火随时地燃烧，在他们的灰白的脸颊上永远地仅留着两块唯一的绯红的颜色。在我们现在正在昼夜从事的对外大斗争之前，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的富于反抗情绪和爱国情绪的大的宣传示威运动，配合着当时的冀察各地的紧张的局面，城市里面的奢靡安逸，和一般在各县乡村里无知无觉的良善的强韧的农民们。
北平永远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城市里的一个，它的可爱是有着世界性的。不论是任何中外的人士，在那里住得浅一点的，老是迷恋着它的蔚蓝色的晴天，文津街的金鳌，玉桥的美丽，中山公园的古柏，以及其他的各名胜和古迹的引人入胜。住得久一点的人呢，更不用说，连西直门大街的滚滚飞尘，宣武门外的窝头食摊，天桥的落子馆，都觉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最伟大的表现了。这个时候，在这里居住的人，习于晏安而恬静的生活，既有雅士佳人，又有巨商富贾，更有成群的游荡懒惰的人，一天到晚从大街转到小巷，从三座门溜到八道湾，嘴里刁着一根哈德门牌或老刀牌的烟卷，露着臂膊，提着鸟笼。偶然的天空里飞着几架来历明或不明的铁鸟，低低地掠过苍凉的古城的敌楼的时候——那城楼还是姚广孝的时候兴筑的——，随风吹落下来几张红绿的传单来。连那样的富于试探性和诱惑性的“The rule of right and the soil of happiness”的宣传品都不能够引起一般市民的兴趣或注意的时候，喜欢转别人念头的人当然是可以任所欲为了。其实，这些手续简直可以说是多余的，因为北平认识字的民众老是那样的几位，那几位又总是想着大清国的黄带子红带子的留着胡子的老人，衔着长长的旱烟袋，隔着用黑线缚着铜脚的老花的眼镜瞧着一份《戏报》或《群强报》的。这几份报照例不登时事新闻，不管它是“亲善”的压力还是血肉的反抗的纪录。其实这也用着振振有词的咀骂北平的穷苦的细民。事实上，当“一二·九”成了一个新的历史上面的重要名辞的时候，第二天的清晨，北平的任何一家报纸的教育版新闻，都早已挖去了六大格的空框，才由大多数的不识字的人，送到每个识字的人的手上。
然而“一二·九”的学生运动是伟大的，更可以注意的是，这是一个热情的群众运动，没有英雄的个人。在宣武门大街外头，在南长街，在西长安街，在新华门，在西直门大街，在西单牌楼，在米市大街……几条长蛇似的阵势由几千几万个赤手空拳的学生们严密地紧拉着手，高呼出来的口号和手头沿途散发的传单并不被塞满路旁的群众们嘲笑或践踏。相反的，有着若干老年或青年的人也感动地加入了学生们的队伍。甚至于警察，他们也并不是怎样甘心愿意地为虎作伥。甚至于全副武装戴着毛茸茸的皮帽背着大刀挟着匣子炮乘着机器脚踏车的保安队，因为他们也是中国人，并且比起一般高贵的当局们还要有良心，有血气，他们奉着上级的命令在金鱼胡同口架好了水龙来向学生的队伍射击，那千余学生的群众都是北大，中法，育英，贝满……等校的男女青年们，他们和她们并不畏缩退让，在积雪盈地的大街上，穿着粗厚的棉袍，勇敢地在白喷喷水淋淋的冰阵里向前争斗。当他们和她们把水龙的皮带猛烈地拔掉，大队仍向前冲进的时候，有几个保安队员也仰着头高喊：“好！好！”然后他们静悄悄地向路旁让开了。
至于国际间的友人们不断地同情，参加，义务捐输食品，更是可以感激，可以骄傲的了。大家的心里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正义总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将来的更伟大的更整个的全国团结的对外全面的斗争，终结时候的胜利也总是我们的。
在这个伟大的学生运动里，北大的学生们当然也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但是却不是任何一位学生占了重要的地位。他们之间都是平等的民主的，没有什么超人的领袖，也没有什么胜利的英雄。因为他们在整个的团体的对内发展和对外的争斗的过程里，没有一个不是胜利的英雄，没有一个不精神奋发，没有一个不勇往直前，没有一个不遵守纪律，没有一个不拥护团结，所以，也就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一个英雄了。他们之间只有领袖的人才，但是没有领袖，或者也可以说，没有不服从群众的意志的领袖。这种领袖的人才，不过是年纪较大、阅历较深的老大哥，不过是学问较深、见闻较博、认识较清的人而已。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够接近大家的共同主张，他们所提出来的实施的步骤往往又是可能性最大的方法，因此也当然容易获得大家的同情。不过他们也常常有错误，常常会预料失败，并且，也不是不喜欢接受群众间严厉的批评的人。
只有这种人，这种干练而有特别的智慧、特别的热情的男女青年们，不管他们的思想是怎样的激进或逆流，是有资格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会里面担任着平均的职务的。就是他们，领导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学生运动，把这件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青年运动呈现在全世界的拥护自由、正义和光明的人们的眼前，并得到他们所应该获得的同情、赞助和反响。
这般无名的英雄的功绩是永远存在的。六个月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夜里，在北平城附近宛平县，那一座历史上著名的大建筑物，两旁雕砌着石狮的长桥旁，跟着恶魔的枭鸣之后，“自由之神”发动了她的神圣的指使：无数的木偶般的石狮也跟着发动了一声声的怒吼。
一九四一年四月
（原载《宇宙风乙刊》 1941年第42期。）
柳存仁（1917—2009），生于北京。华裔澳大利亚著名学者。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获伦敦大学哲学、文学博士学位。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首届院士。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在道教史、中国小说、古籍版本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著有《和风堂文集》《中国文学史》《道教史探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