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俾斯麦在法兰克福

1851年5月11日，俾斯麦赶往法兰克福，就任普鲁士驻邦联议会公使，他的人生开启了新篇章，也为德意志邦联历史开创了新纪元。此时，俾斯麦心中早已开始设想着解散议会，1848年革命后，议会曾被解散，但在反动派尤其是奥地利的推动下，议会又复活了。德意志邦联宪法规定，奥地利是该议会的永久主席国。奥地利不断斗争，以推动德意志邦联和议会复活为己任，最终以《奥尔米兹条约》的签订而告终。德意志邦联议会是邦联的管理机构，邦联的成员是主权国家，议员来自这些主权国家的公使代表。因此，议员只能根据政府的指示进行投票，无法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随心所欲。这样的机构，运作效率当然会很低。议会的投票程序十分复杂，人为操作的空间很大。在某些问题上，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都拥有平等投票权，但在有的问题上，大国的投票权比小国多。两个德意志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各自拥有四票投票权，其他四个王国——巴伐利亚、符腾堡、汉诺威和萨克森——也共拥有四票。如果两个大国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它们就能操纵结果，得偿所愿，但如果它们意见不一，谁占多数取决于中间国家给哪一方投票。从德意志邦联成立到革命爆发，普鲁士通常与奥地利立场一致，一方面是因为奥地利作为强国，主持议会；另一方面，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拥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引领着历届软弱的普鲁士政府。因此，在这个时期，邦联议会和德意志邦联实际执行梅特涅的政策。

而1850年后，普奥两国的合作化为泡影，在议院解散又重新成立的短短几年间，法兰克福议会宣布普鲁士将是德意志未来的领袖。虽然普鲁士国王拒绝加冕德意志帝国皇帝，德意志大多数人民代表仍然希望由普鲁士来领导。普奥两国的对立对德意志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容轻视。

“奥尔米兹之辱”后，普鲁士国王和政府并不希望因德意志问题责难奥地利。俾斯麦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奥尔米兹的演说，他不仅主张奥地利和普鲁士互相谅解，还积极为奥地利辩护，于是他被派往了法兰克福。和那些受皇帝指示被派往法兰克福担任议会主席的奥地利政治家一样，俾斯麦十分反动、反革命。我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俾斯麦会和奥地利议员度过一段愉快、和谐的时光，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俾斯麦成了奥地利最麻烦顽固、危险可怕的对手，议会风波不断，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奥地利帝国特使衷心祈祷着能摆脱这个“可怕的”俾斯麦。

有趣的是，抵达法兰克福两周后，俾斯麦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奥地利的政治家怀着粗鲁无礼的赌徒心态，永远不可能公平地制定政策。”这和他此前在奥尔米兹演讲上高度赞颂奥地利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俾斯麦巨大的转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句话清晰地表明了俾斯麦的一项重要政治理念，对未来德意志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工作期间，俾斯麦给领导，即普鲁士首相奥托·冯·曼陀菲尔的报告和信件中，他的政治思想清晰易辨。1882年，在俾斯麦主办及冯·波申格尔先生整理下，这些报告和信件得以出版，收录在《普鲁士在邦联议院》一书中，这本书总共有四卷。《俾斯麦作品集》（Gesammelte Werke）的第一卷更加准确完整地呈现了这些文献。此外，在写给举荐他担任公使职位的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的信中，我们也能了解到这一时期俾斯麦的政治活动和仕途发展。为了获得宫廷秘事的内幕消息，格拉赫将军写信给侍从武官和宫里的朋友，引导国王执行俾斯麦的政策。俾斯麦写给格拉赫将军的部分信件也是一开始就希望被国王看到的。那时的普鲁士皇宫充斥着各种阴谋、密谈，格拉赫与奸党经常和曼陀菲尔首相发生分歧，俾斯麦只好和双方阵营谨慎交往。

俾斯麦的所有信件和文献都值得细读，其中部分书信无疑是最高级别的政论文章，体现了真正政治家的优秀头脑，文采斐然，思想深刻，风格鲜明，语言也生动形象。而他的私人信件则充满幽默、才思和讽刺性，但这些信件的写作视角极其片面，里面充斥着对同僚，尤其是对奥地利人的误导性评价。其中一个被俾斯麦丑化的人就是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在俾斯麦的信中，奥斯滕男爵是个没有文化又固执己见的骗子，是个“鞑靼人”“亚美尼亚人”“老鼠夹贩子”。而实际上，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非常博学，文化底蕴深厚，曾担任将军、外交官，还是诗人、学者、历史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和钱币学家。奥斯滕男爵也受到歌德的赞赏，但在俾斯麦眼中，奥斯滕男爵一无是处。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爆发期间，俾斯麦与奥地利的斗争到达了高潮。出于地理位置的考量，哈布斯堡帝国非常关注近东问题。哈布斯堡帝国在近东的利益与西方大国（比如法国和英国）立场一致，都和俄国有利益冲突。但是在此前的1849年匈牙利革命中，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派兵镇压革命，帮助奥地利度过危机，现在，奥地利却忘恩负义地与西方列强结盟。

1852年4月5日，奥地利时任首相施瓦岑贝格亲王去世，而当政的奥地利政府软弱无能、摇摆不定，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因此奥地利始终无法独立迈出决定性的最后一步。那时就连小国撒丁王国都能在首相加富尔——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领导下，与西欧强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俄宣战，奥地利却做不到。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外交的优柔寡断上，普鲁士比奥地利还要“更胜一筹”。腓特烈·威廉四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尤其难堪可悲。沙皇尼古拉一世极为生动地描述了这位普鲁士国王：“我亲爱的舅舅每天睡前是个俄国人，早上醒来却成了一个英国人。”也许，此时国王已经患上了后来击垮他的精神疾病，那时的他已经完全无法掌控柏林宫廷中明争暗斗的各个党派了。容克们认为沙皇是欧洲反动派的领袖，希望复兴“神圣同盟”，于是全力支持俄国。此时，一个由温和保守派组成的小而杰出的党派也在迅速兴起，他们支持西欧强国，以贝特曼·霍尔维格教授——后来帝国总理（Reichskanzler）特奥巴尔德的祖父——为首，称自己是“贝特曼·霍尔维格党”，但“周刊党”（Wochenblatt-Partei）一名更为人熟知。“周刊党”的领袖主编的《普鲁士周刊》（Das preussische Wochenblatt）和容克们主编的《十字军报》有许多激烈辩论。“周刊党”认为，沙皇尼古拉促成签订《奥尔米兹条约》是普鲁士的一大耻辱，也是普鲁士历史上的低谷。普鲁士亲王赞成他们的观点，也全力支持“周刊党”。该党派不乏年轻的外交家，比如后来的普鲁士驻巴黎大使戈尔茨伯爵，以及家境富裕、头脑聪明的普塔莱斯伯爵，后者出生于瑞士纽恩堡州，当时是普鲁士国王的属地。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危急关头，“周刊党”认为普鲁士应和西欧强国站在同一战线上，尤其应当支持英国。他们无疑希望通过与英国结盟，为普鲁士带来更加开放自由的未来，并帮助普鲁士完成统一德意志的重大使命。普鲁士驻伦敦公使约西亚斯·冯·本生男爵那时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器重，他也支持普鲁士加入西欧列强的行列。随着普塔莱斯伯爵在普鲁士外交部获得了一个重要职位后，“周刊党”似乎占了上风。

俾斯麦坚决反对普鲁士以任何形式加入同盟国参战。他的思考角度不同于格拉赫和容克们，他不太关心政党政治或是沙皇担任欧洲反动派领袖。他早就放弃复活“神圣同盟”的想法了，他清楚地认识到，奥地利的做法已经令普鲁士在俄国饱受非议，甚至遭受憎恨，未来普鲁士将不可避免地和奥地利算账，现在正是向沙皇争取帮助的绝佳机会。

在写给首相冯·曼陀菲尔的信中，俾斯麦说：“倘若为了免受海上暴风的威胁，就把普鲁士整装待发、适宜航行的护卫舰绑在木朽蛀生、老式破旧的奥地利战舰上，我将万分痛心……即便形势不利，但只要我们善加利用，严峻危机就像恶劣天气一样能让普鲁士在曲折中成长，我们需要勇敢无畏，即便带着些许鲁莽也没关系。”这些话语悄然流露了俾斯麦核心的政治感情。在一封写给格拉赫将军的信中，我们也能对其政治情感一窥究竟：“如果做出了高尚牺牲，却只换来一句‘做得不错’的夸赞，那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在结盟问题上不能感情用事。”

俾斯麦和普塔莱斯对彼此都没有好印象，后者称俾斯麦为“犹大”，俾斯麦则称普塔莱斯为头脑空洞的笨蛋（Hohlkopf）。冯·格拉赫将军担心普塔莱斯会影响国王意志，让普鲁士与西欧强国结盟，便召俾斯麦来到了柏林。在俾斯麦和其他容克的有效干预下，几天之内，普塔莱斯发现内阁对他关上了大门，他被迫下台。此外，本生曾为欧洲构想出一个相当奇妙的“新秩序”，战争部长在议院委员会上说了被认为冲撞俄国的话，两人最后都惨遭撤职。国王的这种性情大变令普鲁士亲王愤慨不已，他离开王宫，隐居到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他愤然表示，俄国的卢布已腐化国王的前厅。

在此期间，俾斯麦曾经与亲王进行过一次会面，但亲王并不满意他的论据。在写给曼陀菲尔的信中，亲王称此时的政策为“一群中学生过家家搞出来的政策”（Politik eines Gymnasiasten）。而维多利亚女王也给普鲁士国王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在此之前，我一直视普鲁士为强国，遵守条约，守护文明，捍卫权利，是各民族间的仲裁员……尊敬的国王殿下，我亲爱的同胞，如果普鲁士放弃履行这些义务，就意味着放弃了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要是有人敢效仿这一做法，他们将在欧洲文明中如风中残烛一般，从此以后，将无人拥护我们的权利，受压迫者之人也将无处哭诉。”这些话由阿尔贝特亲王起草，宣示了政治和公义间难舍难分的关系；但俾斯麦批评这是“感情用事”。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德意志强国间已经存在政策冲突，奥地利试图在德意志邦联一意孤行，执行自己的政策，这导致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最终在法兰克福议会上爆发。俾斯麦企图挫败奥地利的一切行动，即使在普鲁士政府与奥地利签订条约后，他仍然还试图阻止政府执行条约。他始终坚称，奥地利的一切诉求都会侵害整个德意志的利益。当时，奥地利坚持一大核心诉求：让俄国从所占领的多瑙河公国（即现在的罗马尼亚）撤军。奥地利曾提交给普鲁士政府一项议案，其中提出，整个德意志都对多瑙河下游的国家很感兴趣，德意志工商业将在这片沃土上蓬勃发展。《奥尔米兹条约》也规定：普鲁士政府应当全力支持奥地利。从当时的情况看，奥地利的提案有其道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仍在沉寂之中，或许有机会复兴那里的民族主义。但俾斯麦此时断然表示：多瑙河公国不会给德意志带来任何利益，他指责奥地利政府野心勃勃，是“玩弄手段哄骗他人的臭气熏天的瓦拉几亚人”。在俾斯麦的心里，普鲁士利益才是一切，德意志的整体利益不会干扰他的政策。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为难奥地利及其特使普罗克施·奥斯滕，还对中等大小的国家为制定本国政策所做的努力嗤之以鼻。

然而，在这个时期，当中等大小国家试图摆脱奥地利领导时，俾斯麦却高度赞赏它们的努力。他甚至向俄国驻法兰克福的代表秘密展示一份反对奥地利的秘密备忘录，这是他写给上级，即普鲁士首相的。尽管普鲁士国王仍然受与奥地利皇帝结盟条约的约束，俾斯麦还是鲁莽轻率地向俄国外交官建议，普鲁士、俄国和法国应当结盟。当俄国人问及俾斯麦能否说服普鲁士国王改变原先的政策时，他回答道：“如果让我去游说国王，我保证能取得成功。”他建议俄国政府迅速行动，以便在奥地利有时间集中兵力之前，结成联盟，迅速发动进攻。后来在他担任帝国首相和外交大臣时，他仍然坚守这一主张，并表示：“大使们必须像士兵一样团结一心。”

还有一次，俾斯麦联络这位俄国外交官，请他注意德意志邦联宪法第36条。该条款规定，如果外国认为被邦联成员冒犯，它们就可以在议会对该成员国提出申诉。这是宪法中唯一一条侮辱了德意志民族感情的条款，但俾斯麦唯一关心的是，这是支持反奥政策的有力武器。

普罗克施·奥斯滕曾评价俾斯麦是：“普鲁士政策最活力十足的代表，只可惜他的政策目标是摧毁奥地利不懈努力换来的胜利果实，践踏奥地利的财政权和威信，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实际（de Facto）的霸主，接着在法律上（de Jure）确立其霸主身份。”这句话完全正确。

克里米亚战争于1856年3月30日结束，随后签订了《巴黎和约》，此后不久，俾斯麦写了一份意义重大的备忘录，证实了普罗克施对其伟大对手的解读。在思想和文风上，这份备忘录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府文件之一，俾斯麦提出的相关论点来源于他驻法兰克福普鲁士公使的工作经历。他认为德意志邦联必然崩溃，邦联宪法已腐朽不堪，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大国决不愿在一个政治组织内和平共处。他写道：“德意志邦联的舞台对我们两个大国来说太过于拥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奥地利都是唯一一个我们输了也不怕、赢了也能获得好处的国家。”他深信，解决两国对立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战争。“自查理五世统治以来，每个世纪都会爆发一场激烈内战，德意志二元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调节两国关系的，这个时代也一样，战争是唯一可以拨正时钟，让德意志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的手段。”

这样的观点可谓无情而冷酷。和俾斯麦同时代的人想必也无法预料，德意志民族内部也会爆发战争，更没有人会堂而皇之地说，这是合法的政治目的。部分德国人称这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

1857年，俾斯麦给格拉赫将军写了一封信，内容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相关，信中披露了俾斯麦“现实政治”思想的一个视角。俾斯麦十分重视这封信，在晚年编纂回忆录时，他将这封信收录于个人回忆录《思考与回忆》的第八章。两年前，他在访问巴黎时见到了这位法国皇帝，一位在欧洲政坛的地位和影响举足轻重的人物。当时，俾斯麦希望以后轮到自己在欧洲舞台上大展身手时，能有个榜样做参考，于是他决定研究一下这位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这位普鲁士外交官的性格深深吸引，赞赏他是法兰克福唯一的政治家。但俾斯麦对这位法国皇帝的评价则相当精准苛刻：“他有智慧，人很和气，但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他表现得太热心肠，人们因此高估了他的智力。”

俾斯麦认为与拿破仑三世合作来达到政治目的是可以接受的权宜之计。这话也传到了柏林宫中，结果遭到了格拉赫将军的反对。格拉赫将军曾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对拿破仑统治德意志的时代记忆犹新，他认为波拿巴主义是革命思想的“余孽”，和正统政府水火不容；与拿破仑的这位侄子合作将会威胁到德意志正统主义的原则。

此时的俾斯麦已不再忠于任何学说，只信奉权力政治。他向格拉赫将军披露了自己的政治新理念：“我之所以服从法国正统主义，完全出于我对普鲁士的热爱。我不在乎现在的法国由谁统治，对我来说，法国只是政治棋局中的一枚棋子，可它却是不可或缺的一枚。这盘棋中，我始终忠于普鲁士国王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对外国列强和个人的同情或反感，不应凌驾于我在外交部门工作的责任感，事关国家利益，不容感情用事，否则会孕育出不忠于统治者或国家的萌芽……依我之见，即便位高权重如国王，也无权因喜爱或憎恶外国而威胁本国的利益。”

“我也反对革命，但在我看来，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三世）不应被视为革命的唯一或主要代表，另外，在政治活动中，不应将某件事最不可能的后果凌驾于你的一切政策考量之上。”

这段话言辞强硬、令人信服。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直接得出结论？此处俾斯麦认为，在确定本国外交政策时，他们无须考虑其他国家建立内部机制依据了何种原则；可俾斯麦在其他时候的言行又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不同的场合和目的下，俾斯麦的措辞又总是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该随便将其言论进行简单概括。至于拿破仑三世，其实俾斯麦并不反感这位法国皇帝的国内政策，后者推翻了法国大革命，其制度中有许多内容也是俾斯麦渴望采用的。

俾斯麦还有一封写给格拉赫将军的信也值得详细审读：“波拿巴主义无须宣传其政策方针的原理，这是他们与共和国的不同之处……过去几年里，利用革命威胁外国已经是英国的惯用手段了。”俾斯麦写下这段话时，显然也想到了帕麦斯顿，而他对英国的感情也很复杂：“谈及外国，我平生都对英国及其民众抱有同情之心，甚至有时候，我无法摆脱这种感情，可是英国人的所作所为永远无法让我发自真心地喜欢上他们。”不过，他并没有讲明自己的真实动机：他害怕英国制度会改变普鲁士人民的思维。他知道，普鲁士人不太可能被拿破仑三世煽动，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简直臭名昭著；而英国制度却备受普鲁士人追捧，尤其受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阶层的青睐。普鲁士的王位继承人——普鲁士亲王的儿子——与英国的维多利亚公主订婚时，他的态度十分鲜明。当格拉赫将军询问他对此次联姻的看法时，俾斯麦讽刺说，“这是德国米歇尔对英国贵族和绅士的愚蠢崇拜”和对“英国议会、报刊、运动员、地主和法庭主席的盲目狂热”。维多利亚公主到达普鲁士首都时，德高望重的诗人阿恩特——著名诗歌《祖国歌》的作者——为此欢呼雀跃：“维多利亚在柏林！盼英国精神启示！”成千上万的柏林市民也是这么想的，因此他们涌上柏林街道迎接她的到来。但俾斯麦是个例外。他从婚礼庆典回来后，便表现得十分沮丧，他对英国精神在柏林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全高兴不起来，他担心此后王权会遭到削弱，而议会权力增强。众所周知，这位年轻的英国公主，智慧超群，又对政治参与十分热心，可能会促使未来的普鲁士国王进一步接纳英国精神。俾斯麦——这位未来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的真正领袖——的感受决定性地操纵了这位英国公主的人生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