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药商品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药在我国应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亦有几千年的历史。我国中药商品学的发展，大体上也经历了中药知识汇集、中药商品学诞生和中药商品学发展三个阶段。在古代，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出现了商人和都会市场。一方面商人在招揽生意和辨别货物真伪时深感商品经营知识有用，将散落的关于商品知识的只言片语逐步汇集成书；另一方面随着药材商品交易市场的不断扩大，商业的逐步繁荣，为确保流通领域药材商品的品种和质量，政府组织人员或传统医药从业人员编写出版了大量的本草著作，为临床用药和药材商品流通提供指导。

《周礼》记载有“五药”（草、木、虫、食、谷）。《诗经》记载有菟丝子、远志、泽泻等几十种药材。西汉时期，在南北商品的交流中，有柑橘、荔枝、龙眼等药材商品的记载。东汉武帝时（前140～前88年），张骞出使西域带进了西红花等药材，开始了中药的国际贸易。《后汉书》中记载了韦彪、张楷等著名的采药、卖药人。东汉桓帝时（147～167年），霸陵人韩康（字伯休）常采药于名山，在长安市上卖药达30多年。东汉末到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既行医又售药，安徽亳州至今还保留其故居“元化堂”，东厢“益寿轩”是其诊病的场所，西厢“有珍斋”是专门藏药的地方。据清江县志记载，三国时期，樟树已设立药圩，建立了药材当圩（集市）赶集制度，构建了小规模的中药交易场所。随后由圩设店，并扩展到行、庄、批发号等，还成立了“药业会馆”，有“药不过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谚语。可见中药的商业活动，在当时已逐步发展并形成固定的行业。

两晋、隋唐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鉴真和尚曾将龙脑、乳香等中药带到日本。据载，唐大中十三年（859年）九月九日在四川梓州开始出现药市。每年于九月初，天下卖药者都云集梓州城，进行药材贸易。

到了宋代，中药商业已相当发达，出现了官营和民营的两种形式。1076年，北宋太医局在京城（今河南开封）设“卖药所”，经营配方和成药。1103年又增设两个专事成药制造的“修合药所”，1114年将“卖药所”改称“惠民局”，“修合药所”改称“和济局”。当时宋朝廷下令各地，凡有集市都应设置卖药机构，仅开封就有许多民营药铺。南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有正式牌号的民营药铺就有20余家，并有生药铺、熟药铺及“川广生药市”之分，说明当时的中药商业活动已有明显分工，出现了经营川广道地药材的批发商。

明、清时期，中药商业继续发展，继河北的祁州（今河北安国）之后，河南的百泉、江西的樟树、湖南的湘潭先后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中药交易市场。商品的经营方式逐渐多样化，据祁州中药志记载，仅安国就有主要经营邦货和道地药材的“生药行”、既销药材又售饮片的“拆货棚”、专营饮片的“片子棚”、经营炮制品和中成药的“熟药行”、专门生产和销售中成药的“成药业”等，流通渠道多样。与此同时，与中药贸易紧密相连的银号、钱铺、行栈、刀坊、加工厂及打包、装卸、运输等行业也都相应发展起来。

20世纪初期，对中药商品的科学管理工作进一步推进，由于受到国外学术思想的影响，出现了用生药学、现代植物学、药物化学等理论和方法对传统的本草学进行整理研究的实例，开始了专门的中药教学和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药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出现了众多的以中药材商品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著作，如《中药材手册》《中药志》《药材学》《药材资料汇编》等书籍，分别从中药材商品来源、鉴别特征、质量标准、商品流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为中药商品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中等医药专业学校和专科学校相继开设了《药材商品学》课程并作为专业课。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部分高等中医药院校相继开设了《药材商品学》和《中成药商品学》课程，并有部分中药商品知识方面的著作陆续出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批与中药商品学相关的学术专著，如《中国常用药材》《中国药材商品学》等，在此期间，各大院校采用自编讲义授课。进入21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组织编写了《中药商品学》等相关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