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哲学与科学

哲学界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说明”（explanation）概念用于揭示那种提出假说、发现事实、进行推演、量化探究、从复杂现象中概括出少量规律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活动，而“解释”概念则用于阐释那些具有很强历史性、针对多元复杂现象并不进行还原概括、很大程度上难以进行量化的人文学术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即使不是断然也很大程度上属于解释活动。尽管语言分析哲学1（以及那些为它的出现而做过大量准备的近现代哲学）在它产生时候曾被它的支持者们称为“哲学的革命”、“科学的哲学”、“最后的转变”等等，相对于古典哲学和大陆哲学而言也的确更像一种科学活动，与科学的变化、科学的内容、科学的历史都还十分接近，但无论如何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它仍然属于一种人文活动。

在西方哲学史上，科学（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一直影响和改变着哲学的形态，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速进行。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现代社会影响哲学变化的最重要因素莫过科学技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可以确定地说，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变更和精神文化变化的一种原发性推动因素，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哲学解体和现当代哲学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正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所展开的各种哲学路径，都不得不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做出回应，并根据自己的不同回应而形成各自的路径。从中国哲学学科的基本格局看，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是西方哲学应对科学技术挑战的三种基本形态和西方现代哲学展开的三条基本路径。

于是，科学主义（包括与它相对的人文主义）3所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处理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不得不把自己的地盘出让给科学之后，哲学自己如何为自己的继续存在加以辩护，如何看待自己的性质和方法，成为科学主义思潮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科学的冲击下，哲学有过一段比较悲观失望的情绪，取笑哲学地位甚至取消哲学存在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不乏其人。维也纳小组的奠基人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在《普通认识论》（1918）中以如此方式阐述这一信条：“因为科学原则上能说所有可说的东西，所以不会留下不可回答的问题。”帕特里西娅·S. 丘奇兰德（Patricia S. Churchland）的《神经哲学》（1986）后来以同样立场表达这一主张：“从理想化的长远看，完成的科学是对实在的真正描述：不再有其他的真理和实在。”4

当然，最终相对乐观的态度占据了主要地位。同样是莫里茨·石里克，在“哲学的转变”一文中对哲学在科学冲击之后的前景做出相当乐观的预测。他在指出哲学长久以来陷入无法有效积累的形而上学困境之后，认为现在终于找到了走出这一困境的道路，那就是认识到哲学所关注的语言主要是其形式、其逻辑，而不是其经验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经验内容和心理体验所带给我们的困扰，只关注语言的表达形式，充分认识到逻辑在哲学中的真正地位，充分认识到哲学的本质正在于关注逻辑形式和概念意义，从而将哲学与科学最终区分开来。而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莱布尼茨（Wilhelm Leibniz，1646—1716）有过思想萌芽，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做出第一个实质性贡献，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进一步加以完善，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步则是由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在《逻辑哲学论》中完成的。5在石里克看来，借由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工作，现在我们终于清楚：“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科学的内容、灵魂和精神当然离不开它的命题的真正意义。因此哲学的授义活动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开端和归宿。”6

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1891—1953）代表着同一时期从科学中获得启示而力图建立科学的哲学的另一个典型。他把那种致力于获得关于宇宙的普遍原则，追求绝对的确定性，建立绝对的道德指令的思辨哲学称为“旧哲学”，而与此相对接受一种对科学的结果进行分析，反对知识的完全确定性，放弃绝对的道德规条的“新哲学”。“科学哲学所需要的是重新确定哲学愿望的方向。除非思辨哲学的目的被认清是不可达到的，科学哲学的成就就不能被理解。”必须认识到，依靠传统哲学的图像语言和类比说法，是无法回答它们所期望达到的真确结论，甚至无法发现那些真正的问题，因为“只有透彻理解现代科学方法才能使一个哲学家具备能解答那些问题的工具”。7当然，赖欣巴哈所理解的“科学哲学”仍然属于哲学而不是科学。像美国学者阿弗拉姆·斯特罗（Avrum Stroll）所说的那样，“尽管当前人们频频使用‘科学哲学’一词，但毫无疑问，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文活动。”8

从维特根斯坦到石里克、赖欣巴哈，哲学家们将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支持了后来的学者们将哲学归属于人文学科范畴内，这种归属当然也许并不是石里克当时所理解的原意。从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包括语言分析哲学在内的科学主义的确更接近科学，似乎更远离人、生命和心灵。这一误判甚至也确实符合某些语言分析哲学家想使哲学更具有科学进步特征而避免总是尸骨累累地相互残杀的最初意愿。但是，按照斯特罗的话说，当代分析哲学与其历史与西方哲学史密切相连，“在这方面，它不太像科学，倒更像历史和文学，尽管也与后者有着重要区别。”9随着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过了半个多世纪乃至一个世纪，它最初宣布的革命性和最后转变已经被哲学史的浪花逐渐淹没。语言分析哲学不仅进入它自己的历史反省中，而且正在被整合进入西方哲学史演进的历史长河中。这一事实表明，不管科学如何冲击以及哲学如何应对科学的调整或者力图切近科学，哲学就其性质和方法而言毕竟是一项人文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