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献综述

2.1 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

2.1.1 国外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

威廉·佩迪（William Petty）在1662年提出的“自然条件限制论”，托马斯·罗伯特·马修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1798年提出的“资源绝对稀缺论”，鲍丁（Boulding）于1966年提出的“太空飞船理论”等，分别从生态学、人口学的角度分析探讨了资源与发展的关系。20世纪西方学者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从自然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切入。在西方学术界，与绿色发展相关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韦弗（Weaver）在2005年指出要想真正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面实现真正的绿色化，必须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纳塔纳贾（Nataraja）则认为不论是已经取得一定环境保护成效的国家还是正在进行环境治理探索的国家，都需要产业技术的革新与能源转向，以实现真正的绿色低碳发展。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里约+20”峰会上，与绿色发展相关的一系列会议议题被广泛讨论，与会各国认识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共同承诺为全球发展转型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掀起了绿色发展浪潮。有学者把这一次全球绿色发展浪潮称为“低碳革命”。只有把握新一轮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实现绿色经济。对绿色发展尤其是绿色经济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成为研究主流之一，成果丰硕。在绿色发展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马西斯·瓦克纳格尔（Mathis Wackernagel）采用生态足迹测算的方式，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来衡量可持续发展。乔斯特（Joost）等通过建立“生态成本／价值”模型描述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费恩斯（Ferng）提出了“能源足迹场景分析框架”。爱德华（Edward）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美国各大城市单位家庭主要生活耗能的碳排放情况，发现碳排放与城市密度、城市空间结构关系密切，同时受城市主导型交通工具影响很大。末吉（Toshiyuki Sueyoshi）基于DEA方法对生态技术创新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问题开展环境评价研究。

随着人们对绿色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关于绿色发展的正义论即人类基本权利的问题被越来越多地讨论。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在《公民权与环境》中提出，在生态权益面前并非人人平等，“生态权是一种典型的后世界主义意义上的公民权，其主要特征包括强调公民权的非契约性或不对等的环境责任”。在国家舆论场域中，发达国家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推崇一种观点，认为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无法避免，正是发达国家对外输出资本促进了落后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生态问题是一种二者“互惠”的表现。这种观点的背后是经济优先、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认为在经济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无须去谈人的生态权益，把享受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局限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在绿色发展上的要求却较少理会。显然，这也是对国家发展权的一种剥夺行为，先发国家剥夺后发国家的发展权，而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的攫取和破坏生态的后果要均摊到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头上，显然这是一种违背绿色发展理念的做法。在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处理上，如果强行引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观点，则会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复杂。将生态权放置在不同国家及人民的立场时，则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属性与外延，实质上是对待公平与正义的不同看法。作为一种发展路径的选择，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责任也已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得到了认可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