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的序曲

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大都所在的华北一带霖雨为灾，连绵大雨持续二十余日，导致黄河泛滥。令人闻之色变的大灾从天而降将元帝国往覆灭的深渊边又推了一步，溢出河道的浊水高出地面六米之多，大水面前的防波堤变得不堪一击。它们咆哮着涌向山东一带冲毁白茅堤和金堤，黄河两岸的济宁与单州（山东省）、虞城（河南省）、砀山（江苏省）、金乡（山东省）、鱼台（山东省）、丰沛二县（江苏省）、定陶楚丘成武三地（山东省）俱为大水所淹，更北方的曹州、东明、锯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地也遭到水患侵袭。

其间，怒涛般的洪水夺走了众多老幼的生命，被驱赶着前来治水的年轻劳力也被冲得七零八落。不知疲倦的水势一分为二，一条沿着会通河向北流去，另一条沿着清济河向东而行，它们将河间（河北省）和济南（山东省）之间的地区化作一片沼泽，最后注入渤海湾逃之夭夭。

元朝政府见势不妙迅速向受灾地派遣官吏并召集大臣探讨治水的方略。但此时恰逢宰相脱脱辞任，朝局一片混乱导致治水之事迟迟未有进展。政府打开常平仓（用以调整物价或救济灾民的官库）放粮赈灾，同时将官职授予富民以换取余粮。然而，不管哪种方法均难以拔本塞源，此后每年各地的黄河水患总是如期而至，山东、河南一带更是常年受洪水侵扰，损失惨重。对此，统治者们依然在袖手旁观，庙堂之上他们忙于争权夺位根本无暇他顾。

令人惊讶的是，那时可怖的天地异变也异常频繁，水灾、旱灾、饥荒这些自不待言，连台风、地震这等异常气象也时有发生，每年政府总会收到不少这样的报告。不仅如此，根据《草木子·克谨篇》记载，当时民间盛行着各种传言，比如南方的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至正之初，长江一夕断流，众多船只搁浅在满是泥淖的河床之上。定睛一看，无数钱货散落各处，疑是过往沉船之物。居民争先恐后拾取财物，潮涨便退，潮落复进。据说更有甚者退走不及溺死于河中。这种状况持续数月之久，长江方才恢复正常。根据见多识广之人所言，此乃长江之咆哮无疑。[6]

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永嘉大风忽起，将海船抛至相去二三十里地的陆地，据说死者多达千余人。世人皆言，此乃海啸之故。[7]

无独有偶，北方的异变同样引人注目。

至正九年（1349年），数万只蚕聚集到河南一户农家处齐心协力结了一只巨茧，它有能装入数斗米的石瓮这么大，被疑为是叛乱将起的前兆。[8]

至正十年（1350年）冬，日暖，降雪之时常伴有电闪雷鸣，之后此景仍频繁出现，疑是阴阳之气紊乱所致。[9]

住在大都齐化门东街的一蒙古妇人面生长须，一尺有余。[10]

诸如此类的传言在各地此起彼伏。所到之处，民众皆会竖起耳朵，如此日复一日，他们也切身地感受到距离天下大乱之日已经不远。

每当听完这些流言，他们总是摇着头默然无言，心中则不约而同地叹息着“元朝怕是气数已尽了吧”。然而，纵使隐约察觉到这一点，他们也无能为力。天灾、饥荒早已令他们疲于应对，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的民众对于事态的发展除了默默旁观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也正是这个时期，白莲教死灰复燃，教徒们频繁出没于各地。他们一边在民间积极传教，一边向民众宣扬：“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11]

流言瞬间吸引了大批信众，统治者已然对他们见死不救，想要活下去唯有仰仗弥勒佛的慈悲。他们念着“天下大乱，弥勒下生”的口号，盼望着弥勒佛的出现。对于在天灾人祸中苟延残喘的他们来说这或许是最后一缕希望，倘若连这都难以实现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唯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