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认为，学者应该回顾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给我们提供一份有关的记录。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它们最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历史写作过程……历史的撰写者并不是旁观者。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活动的。
费正清（1969：vii）
在这部著作中，我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这个术语出自艾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我将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我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对于“西方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因为事实表明，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处于主导地位的亚洲部分发生了什么。我将从这种更全面的全球视野和目的出发来展示历史事件，从而说明在世界整体中“东方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的兴起”。这种方法将会摧毁韦伯、汤因比、波兰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经验的-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
正如费正清指出的，撰写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将遵循他的忠告，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我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记录。我将只列出思想历程中最重要的站台，以免用无关紧要的个人私事来浪费读者的时间。但是，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某些往往在无意之间对我有所启发的人，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的人类学家朋友锡德·明茨（Sid Mintz）和我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不停地争论。他总是谈“文化问题”，而我总是用“结构问题”来反驳。结构问题第一次引起我的重视，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2楼旁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主持的研究班时。我在那里接触到了整体主义，了解了社会科学追求整体主义的重要性。在研究生休息喝咖啡时的“研讨会”上，我提出雷德菲尔德忽视了结构。或许，我是在以前的几个学期里旁听来访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雷蒙特·弗思（Raymont Firth）和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讲演时获得这一思想的。我之所以说“旁听”，是因为我当时在经济系攻读博士，被认为是应该到社会科学楼4楼上课的。从那时起，芝加哥大学的这个系以及商学院、法学院的相关专业的成员和毕业生（有些是我的经济系同学）已经获得了向全世界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一半左右，其中5人是在最近6年内获得的。但是，我连续3次未能通过国际（inter-national）经济学—这是我在4楼的强项—的博士考试；而在“经济学”前的形容词中的这个连接符和斜体字的意义，应该在这本著作中变得十分明显。前一句话也多少能说明为什么我在2楼觉得更舒服。但是，我在自传体的《发展的低度发展》（1991c，1996）中已经讲述了不少我的“政治兴趣”，以及理论思想情况。因此，这里我仅谈谈看起来与这部声称重写历史的著作最直接相关的情况。
1962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随身带着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名字，还带着他早期写的有关世界资本主义如何插手促成中美洲地区的形成（或低度发展）的著作。1963年，我在里约热内卢写了《论资本主义的低度发展》（1975）；1966年，我在墨西哥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与罗多尔佛·皮戈洛斯（Rodolfo Puiggros）展开论战，他捍卫当时流行的说法：拉丁美洲原先是封建社会（收入Frank 1969）。1963年的手稿就是从对流行理论的批判入手的（这部分修改后于1967年发表，题为《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学的低度发展》，后收入Frank 1969）。这是对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楼和图书馆所接触到的各种理论的尖锐批判。与眼前这部著作有直接关联的是，我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和《社会体系》（1951）向我们这一代人传达的韦伯社会学。我以前的导师、现在的好友贝尔特·霍斯利茨（Belt Hoselitz）以及我的朋友曼宁·纳什（Manning Nash）等人把这种社会学应用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理论”。在读了我的草稿之后，南茜·豪厄尔（Nancy Howell）建议我只谈他们的理论，而不必提到这许多人。我当时这样做了。这一次，她劝我在这部著作里也这样做，尤其是涉及她的地方。但我不太情愿了。
我在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著作中一直坚持认为，“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低度发展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种“低度发展”中，关键性的因素与其归结到当地人民身上或说是当地的“内在”因素，不如说是由“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我在当时的著作中和以后一段时间的思考中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智利时写的一部有关该体系发展史的分析性著作使用的书名是《世界积累，1492—1789年》（1978a）。这部著作只写到1789年，因为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迫使我和家人回到我的出生地柏林。
智利政变以前的事件已经促使我跳过两个世纪来考虑当今世界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我把智利政变看作这种危机的表现。这是我在其后20年间的几部著作和许多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总有一种暗中的怀疑：如果“这个体系”是在1492年诞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称的是从1450年起出现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产生的。在此之前，应该有某种东西，可能也是成体系的东西，导致了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活动，进而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
我在智利时曾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1974）的护封写了一段广告词。我是这样写的：这是“关于一种世界经济早期发展情况的描述；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恰当评估以后的全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就会成为一部经典”（它也确实成了经典）。另外两段广告词是由布罗代尔和沃尔夫写的。布罗代尔是这样写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但是，他们从未想到的……也正是沃勒斯坦的思想的独到之处：这个整体（这个世界体系）给欧洲历史的这个主题提供了一个新框架，而且……极其令人信服”。沃尔夫是这样写的：这部著作对于理解世界体系的发展将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将不得不面对这部著作，与它争论，引用它和学习它，这样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确立自己的新起点”。我之所以引述这些广告词，是因为它们对于下面谈到的事态发展太有预见性了。
有些事态的发展是平行的潮流，因为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Frank and Gills 1993）的前言中已经提及，无须在此赘述。但是，我希望至少在这篇前言中能够综合地追溯这些情况，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本书的缘起和目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埃里克·沃尔夫撰写《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1982）是想论证，这些民族是如何在丧失自己的许多幸福和文化的情况下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因为他的主题是，这些民族是有一种历史的，因此他在这个标题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出版商不喜欢这个问号，把它去掉了。出版商永远不喜欢问号，所以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 Barratt Brown）的著作《帝国主义之后》（1963）也有同样的遭遇。沃尔夫的编辑斯坦利·霍尔维茨（Stanley Holwitz）曾邀请我为该书写出版推荐，但因家事缠身，我只好推辞了。我对这部著作极为赞赏，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在前言中以沃勒斯坦和我的上述著作为他本人的先驱。在1990年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我公开表示对沃尔夫的敬意。当一名研究者说我的著作对沃尔夫产生了某种重要影响时，我立即指出，沃尔夫和他的著作早就对我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给我指明了去拉丁美洲的道路—正是沃尔夫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关，在殖民时代已经如此。
从事后看，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我被迫拒绝给沃尔夫的著作写推荐是对的。在阿姆斯特丹，有一次在我家吃饭时，我告诉他，他的这部著作所表现出的“大倒退”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书中说，“资本主义”开始于1800年，而不是开始于他过去曾使我信服的1492年。第二个原因是，自从这次餐桌谈话后，我发现毕竟有更多的理由使人赞同他这部著作中的观点—正如我现在这部著作所展示的。因为如果有“资本主义”这种东西的话（我现在对此表示怀疑），似乎应该像沃尔夫所主张的那样，把它的开端定在自1800年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但是现在我还认为，他和我在沃勒斯坦的著作护封上提到的“世界体系”所出现的时间比我们三人想象的要早得多。但是，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写了《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在这部著作问世的几年前，有一份杂志的专刊曾专门讨论她阐述自己观点的一篇文章。应编辑的邀请，我写了一篇评论（1987）。这促使我回过头来思考我原先“暗中的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阿布-卢格霍德肯定了这种更早的起源，并揭示了她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但是她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异样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前身。她接受了沃勒斯坦的说法，即现代世界体系是在1450年以后独立（重新）发明出来的。我在另一篇关于她的著作的评论中发挥了我的主要批评论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一个新发明，而是阿布-卢格霍德所说的至少从1250年就已经存在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1990b）。如果这个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确定的开端1450年以前已经存在了200年，那么为什么不会更早一些呢？
在《世界积累，1492—1789年》的前言中，我引用并遵循了另一个告诫，我称之为“费正清第二法则”：“绝不要从开端开始。历史研究应该向后推进，而不是向前推进……要让问题引导着你向后回溯。”（Fairbank 1969：ix）这里的“问题”就是“世界体系”的起源及其性质，而它引导着我的历史研究回溯到我能发现证据的最早的时代。如果“这个体系”的开端不是在1800年，也不是在1492年或1450年，甚至不是在1250年，那么很可能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当然，沃勒斯坦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会说，“长波周期是决定性的”这个道理早已说清，而且已经得到公认。在他看来，这种周期是在1450年以后开始上扬的，但是在1250年到1450年间是下落的，以前在1050年到1250年间曾经上扬（Wallerstein 1992，1989年以未定稿形式被传阅）。作为《评论》的主编，他十分大度地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争论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基于许多理由，包括沃勒斯坦本人提到的这种长周期，我们可能应该把世界体系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代（1990a）。
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早就写了（但未发表）某些类似他几年前写的东西。当他读了我的1989年这篇文章的未定稿后，我们建立了密切联系，然后开始了共同的研究工作。其结果就是我们合作的文章，包括论“积累的累积”，论从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1700年的长周期，关于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交叉学科导论，以及我们合编的著作《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Gills and Frank 1990/91，1992；Frank and Gills 1992，1993）。吉尔斯慷慨地让我分享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他还让我利用他的宝贵藏书和早期手稿。他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否则我就不可能有这样快的进展。另外，他还把我带进了“国际关系”和“霸权”等领域，虽然我对这些领域兴趣不大，但为了我们的合作还是尽力而为了。
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Christopher Chase-Dunn）开始与托马斯·霍尔（Thomas D.Hall）合作。克里斯[1]是一位数字专家，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对我和另外一些学者的依附理论进行了“验证”并提供了证据。另外，我们两人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尝试着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纳入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中。霍尔把对西南美洲部族社会的研究扩大到对其他游牧民族的研究，而且与蔡斯-邓恩一起对世界体系“边缘”或暂时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边疆国家”进行了研究。他们两人合作，基于对若干小型和大型的“世界体系”的比较分析，着手建构更宏观的世界体系。这些小型和大型的“世界体系”包括吉尔斯和我研究的一些小型但重要的“世界体系”，以及大卫·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提出的“核心文明”与蔡斯-邓恩和霍尔重新组合和命名的“核心世界体系”。
蔡斯-邓恩还敦促我参加了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ISCSC）的1989年年会。在会上，我见到了威尔金森和斯蒂芬·桑德森（Stephen Sanderson）。接着，我又出席了世界历史学会（WHA）的1989年年会，见到了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他激励我树立起研究历史的信心。世界历史学会新创办的《世界历史杂志》的主编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也出席了这两次大会，随后发表了我对阿布-卢格霍德著作的评论和我的另一篇文章《对世界体系史的期望》（1990b，1991a）。桑德森还在他的著作《社会转型》（1995）中对平行的分支进行了研究，这部著作包括一项与英国进行比较的日本发展研究—我在本书中使用了这项研究的成果。桑德森随后又主编了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的杂志《比较文明评论》的一期专刊，由此产生了一部由他主编的比较研究著作《文明与世界体系》（1995）。这部著作包含了上面提到的许多作者的文章以及我的文章《重看现代世界体系：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1995）。在这一时期，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也扩展了他们长期合作的领域，从早期偏重于1494年以前欧洲世界的政治霸权和战争，扩大到研究自公元930年起中国的革新和康德拉捷夫周期以及史前的世界体系演变（1992，1996）。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的前言中已经表达了我对这些同道以及朋友们的合作、帮助和鼓励的感谢，在此我还要重申这种谢意。
这部由我和吉尔斯主编的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500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5000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大卫·威尔金森、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和凯萨·埃科尔姆（Kaisa Ekholm）也持有类似的论点（他们的论点是早就独立提出来的，此时相互产生影响）。我的朋友（以及关于最近时代的另外两部著作的合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各写了一章，不赞成推到1500年以前的论点。沃勒斯坦捍卫他的“世界-体系”论（1991，1993），反对我的“世界体系”论，依然主张我们应该“把稳舵柄”（1995）。他和阿明在为一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Chew and Denemark 1996）所撰写的文章中继续坚持他们的立场。阿布-卢格霍德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认为无法说清我们讨论的究竟是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现代的一个新世界体系（Frank and Gills 1993）。
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欣然地写了一篇前言（而且是以“历史学家代表的身份”，为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而写的）。他此时承认，他本人的著作《西方的兴起》（1963）对世界的体系性联系注意不够，我们应该用各种交往网络来逐渐描绘出这些联系。我对此深表赞同。我与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曾在1954年同住一间公寓。霍奇森曾向我谈过他自己的一些文稿，现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他去世后出版的《重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可惜的是，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如果当时我能理解的话，我就不会在历史丛林中几乎茫然地游荡了近40年。直到现在，我才能够充分地利用霍奇森的成果，并认真地遵循他的指示去重新思考世界历史。
回答阿布-卢格霍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探讨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与按照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建议行事，看来是两件相关的事情。一是追溯阿布-卢格霍德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起源。她自称没有兴趣做这件事，但是我有兴趣，而且尽力做了（Frank and Gills 1993）。另一个任务是，寻找阿布-卢格霍德的世界体系或我和吉尔斯的5000年世界体系与近代早期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她也不愿意做，因此，这就成为本书的任务。但是，这就会引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对于重新解释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的近代早期（以及当代和未来）历史，我们对1500年以前的历史的解读究竟能够提供什么启示。
1993年，我读了布罗代尔的三卷本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3卷《世界视野》，又重读了沃勒斯坦的一些著作，旨在对他们的著作做一番深入的批判。当时，我仅限于证明他们的资料，尤其是布罗代尔对资料的考察，是如何与他们有关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论点自相矛盾的。我最初发表的一篇批判文章是《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的世界经济体系》（1994）。这个标题把沃勒斯坦和阿布-卢格霍德著作的标题与乔杜里（K.N.Chaudhuri）的著作《欧洲之前的亚洲》（1990a）的标题编织在一起。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就会发现，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与他们的论点相矛盾，他们的著作其实表明，在近代早期，不是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而且，与他们的错误说法相反，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因此，也与他们的说法相反，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不可能起源于欧洲。
于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护封上的3段广告词的含义也就显露出来了。布罗代尔说，沃勒斯坦给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新框架，从而使历史学家能够对已有的知识—即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做出更好的解释。我写的广告词中说，这部著作会立刻成为经典，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恰当地估价后来的所有发展。埃里克·沃尔夫补充说，人们不能回避沃勒斯坦的这部著作，必须与之争论或向它学习，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出发点。
布罗代尔的广告词既有正确的一面，又有错误的一面。我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批评，就是既向沃勒斯坦学习，又与之争论—沃勒斯坦的确为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然而，尽管沃勒斯坦这部著作的书名是《现代世界体系》，但是他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提供一个更好的框架。而且，布罗代尔以及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都错误地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我在上面引述的一些批判表明，欧洲并没有自我扩张到把世界其他地区都“并入”“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反，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把阿布-卢格霍德和乔杜里的著作标题结合起来，值得（为自己感到）骄傲的地方应该是“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或者再加上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标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欧洲霸权之前亚洲的现代世界体系视野”。
就此而言，我以前曾谈到大约20年前我的两个15岁左右的孩子对我说的话（1991c，1996）。我和他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会如此切合本书的主题。保罗说，拉丁美洲是殖民地，不可能是封建的；米盖尔说，英国是一个低度发展的国家。这些说法对于本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拉丁美洲是殖民地，那是因为它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不仅不能说它是“封建的”，而且如果不把它当作世界经济或体系的依附部分，而把它归入其他范畴—甚至“资本主义”范畴—也是大有疑问的。如果这样定义它的话，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呢？实际上会一无所获：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方式”上，仅仅会转移我们对更重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注意力。关于这一点，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论述过了（Frank 1991a，b，1996；Frank and Gills 1993）。
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低度发展的发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现在依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正如我的儿子米盖尔于1978年观察到的，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以前，“大”不列颠也是低度发展的。米盖尔（或许还有撒切尔夫人）缺乏后来才会有的世界体系的眼光，不可能得出以下的结论，而我们却能看到，自从1873年的大萧条以来，英国就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借助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部门、地区、国家以及它们的“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不仅会有上升，而且也会有下降。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衰落，它的优势开始被德国和北美夺走。它们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是一次从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长的世界大战，就是要争出一个结果：究竟谁将取代英国。在某些人看来，很可惜，今天，他们在阳光下的地位又在被东亚的“朝阳”取代。本书的一个论点是，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早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得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
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其中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括号中前三个经济体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比欧洲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而言，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的朋友艾伯特·伯格森（Albert Bergesen）在其论文《让我们成为世界史方面的弗兰克》（1995）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肇始于欧洲”这一命题也打破了所有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欧洲中心论是基于欧洲一时的领先优势和结构优势，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欧洲组建起来的。如果欧洲没有这种地位和功能，那么由此派生的欧洲中心论也就失去了它所宣称的历史学家“知道”的坚实的历史根基。这样一来，西方社会理论的构架也就摇摇欲坠了。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构架的解体，至少是由于它的主要设计师以及所有“大师级”建筑者犯的错误—在不牢靠的历史地基上建造他们的理论构架，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论证的，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我（1978a，b）。所有这些人都（错误地）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去的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这将我们置于何种境地了呢？看吧，正如俗话所说的，（欧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光着身子！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人们已经对这种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一些相当著名的批判，例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讨论的“东方学”的概念（1978）、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在《黑色的雅典娜》（1987）中提出的西方文化的非洲起源、萨米尔·阿明对欧洲中心论的讨伐，以及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另外一些人的著作。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三位主要人物，是本书的批判部分的一些先驱。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J.M.布劳特（J.M.Blaut），他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1993a）一书中彻底摧毁了一切欧洲“特殊论”（例外论）的神话。这些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展示了现在赤身裸体的欧洲中心论皇帝。这使人们想起列宁的那句名言—怎么办？伯格森主张，我们应该做点“全球研究”，即使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如何研究。
虽然有的人会对欧洲中心论这位皇帝的赤身裸体感到不安，而试图给他做一套新衣服，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根本不同情任何皇帝。但是，我也不会天真地以为我们可以把他抛在脑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解构”他和他的皇袍。我认为，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或无秩序），我们急切地需要有另一种“世界视野”。
《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注意：带问号）是我构造另一种“世界视野”以及把握其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次尝试。玛尔塔·富恩特斯（Marta Fuentes）曾经说我依然是一名“功能主义者”，因为我总是问她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我说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在体系结构里的“功能”。她认为，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一点。我认为，体系确实就在真实世界里面，我们也该为这个体系及其结构和运动绘制一幅哪怕很简陋的图像。我的朋友罗伯特·德内马克（Robert Denemark）赞同我的观点。他参与主编了一本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对此我十分感谢。但是，他对我们两人有很高的要求。他主张，我们应该（他愿意帮助我）研究整体（体系），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也大于总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对整体世界的分析，而不是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各个部分的分析。
可惜，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术语（更不用说分析性概念和全局性理论），来取代“国际”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国际”关系的说法。论述“全球体系”中的“世界贸易”（或相反），仅仅是沿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关键在于解释贸易和货币在世界经济“实体”中的流动，是如何类似于带氧血液在循环系统中的流动（或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世界经济也有骨架和其他结构，它也有维持生存的器官—其“功能”也是由整体决定的，它有各种按日、按月等计算的短周期和长周期（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周期）。因此，它看上去是世界万物进化图式（但不是先定的）的一部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经济和“体系”并不是独立于生态系统或宇宙之外存在的，它可以也确实与这二者有互动关系，而这二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全面关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的另一位主编丘兴（音）则认为，我的“人类中心”分析尝试是远远不够的。他说，我们需要的是“生态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可惜，我们（至少是我）缺乏足够的概念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更谈不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了。
本书是把德内马克和我的“（整体）世界视野”推进到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第一次更为整体主义的尝试。本书的宗旨是，考察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功能、运动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各组成部分的变化。整体不仅大于部分的总和，而且规定着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反过来又会改造整体。
因此，这部著作也记录了我们的研究起点是如何从原有的既平行又有交叉的各种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本书力求超越这些研究，按照沃尔夫所要求的，提出我自己的观点，确立我自己的新起点。这也就意味着与他和前面提到的各位决裂。但是，我依然要感谢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人所给予的帮助。
1994年3月，我欣然接受了我的长期合作者巴里·吉尔斯和他所在的纽卡斯尔大学的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建立新视野的合作项目。我们完成的20页初稿所用的标题是“亚洲霸权下的现代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Gills and Frank 1994）。由于我的身体原因，这项研究中断了。直到1995年下半年，我才能够重新开始这项研究并加以扩展，但是由于我从阿姆斯特丹大学退休了，所以现在只能由我自己在多伦多来完成了。
实际上，这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1995年，我与南茜·豪厄尔在多伦多结婚。她在感情和精神上给了我无法言喻的支持，使我能够重新开展这项研究，并写成了这部著作。如果没有南茜，我就不可能承担这项工作，更谈不上完成它了。另外，她还在我们家的漂亮书房里给我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并使我能够利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设施（我没有别的机构支持）。
这些条件使我能够使用电子邮件来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本书中的有关问题和所需资料。除了我前面已经感谢过的学者，我在这里还应提到一些我曾经请教过（有些是用普通信件）的学者，特别感谢其中一些人给予我的莫大帮助，他们是：加利福尼亚的鲍勃·亚当斯（Bob Adams）、芝加哥的布劳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格雷格·布鲁（Greg Blue）、佐治亚的特里·博斯韦尔（Terry Boswell）、多伦多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亚利桑那的琳达·达林（Linda Darling）、亚利桑那的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加利福尼亚的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英国的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日内瓦的保罗·弗兰克（Paulo Frank）、加利福尼亚的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东京的滨下武志、纽约州宾汉顿的池田禅洲、安卡拉的伊斯拉莫格鲁（Huricihan Islamoglu）、北卡罗来纳的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密歇根的维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荷兰的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波士顿的曼宁（Pat Manning）、加利福尼亚的马立博（Robert Marks）、佐治亚的乔亚·米斯拉（Joya Misra）、新西兰的莫鲁格尼（Brian Molougheney）、多伦多的约翰·门罗（John Munro）、加尔各答的穆赫吉（Rila Mukherjee）、爱达荷的杰克·欧文斯（Jack Owens）、法国的弗兰克·珀林（Frank Perlin）、加利福尼亚的彭慕兰（Ken Pomeranz）、澳大利亚的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北卡罗来纳的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纽约的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纽约州伊萨卡的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加利福尼亚的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澳大利亚的格雷姆·斯努克斯（Graeme Snooks）、伦敦的多萝西（Dorothy）和伯顿·斯坦（Burton Stein）、密歇根的孙来臣（音）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冯格拉汗（Richard von Glahn）、约翰·威尔斯（John Wills）和王国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名字大部分会在正文里出现。我要么引用他们的著作，要么引用他们使用过或推荐的著作。在公开我与他们的争论（例如对中国、欧洲、印度、中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的人口、贸易、生产、收入、货币、流通和制度的估量以及其他有关问题）之前，我曾请他们审阅相关的章节，并征求他们的认可。然后，我又根据他们的学术性意见修改了我的文字。在此，我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可惜的是，与印度一些学者的争论或者未能进行，或者中断了。
最后，我要感谢下列诸位。大卫·威尔金森对本书的书名提出了建议。西蒙·弗雷泽大学地理系制图员保罗·德格雷斯（Paul DeGrace）把我画的草图转换成电脑制作的地图，设在瑞士苏黎世的世界社会基金会为这些地图的绘制提供了资金支持。我的老朋友、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本书责任编辑斯坦利·霍尔维茨为本书在伯克利的制作费尽心力。另外，这里还应感谢一直很积极的制作编辑朱利安娜·布兰德（Juliane Brand）。我还要特别感谢这个部门的凯瑟琳·麦克杜格尔（Kathleen MacDougall），她的重要建议远远超过了版权编辑的职责范围，帮助我改进了本书的内容和观点，而且她的专业知识和耐心也大大有助于改善本书的形式和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在此，我也代表读者向她表示感谢。
作为结束语，我要不厌其烦地引用我以前论述世界积累的那部著作的前言：
考察和描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或在世界体系转变过程中的不同事件的同时性—尽管对于满足对经济信息或理论充足性的需要来说，它对空间和时间的实际覆盖实际上是千疮百孔的—这种尝试本身就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尤其是在今天，这一代人需要对处于同一个世界的统一历史进程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和理解，因此他们必须“重写历史”）（Frank 1978a：21）。
在结束这篇冗长的前言时，我还想引用我一直赞同的费正清的一段话：
结果可能只是一种不完善的近似。可以庆幸的是，谁也不必把它看作盖棺定论。当一位作者回顾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时，就会出现许多不同角度的看法。最主要的是遗漏，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是如此。一部著作对于它的作者来说，仅仅是整座尚未写成的图书馆的一间前厅，会涌现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它似乎已经坚固无比，读者只能去研究别的问题。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部著作是千疮百孔的。（Fairbank 1969：xii）
我至少有一点与费正清不同，即我无须担心我的读者会被愚弄，会在这里看到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坚固堡垒。可以肯定，他们将会注意到这部著作确实千疮百孔。但是，我希望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研究转移到其他方面。我欢迎他们至少利用自己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来填补这些漏洞，同时也开辟出自己新的研究领域。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1996年1月26日，8月8日和12月25日
于多伦多
[1] 即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