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身历其境
我见证了历史。
从1940年11月到1945年9月二战结束，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我有幸在最高统帅部担任要职，得以亲身经历了我们击败敌人、赢得胜利的整个过程，这是一段艰难的历程，我们时常需要面对敌众我寡的危急局势。这些记录来自我亲身参与的许多历史性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我们规划战争进程，致力于缔造通往和平之路。这些会议包括：
华盛顿会议，1943年5月22日至5月2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这是战争期间九次盟国会议中的第四次。在这次会议以及之后的几次会议中，温斯顿·丘吉尔出于保护大英帝国势力的目的所执意坚持的作战计划，与罗斯福总统尽快击败希特勒的基本策略未能达成完全一致。
三个月后，魁北克会议于1943年8月17日至8月2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盟国之间最终达成了一致的全球性战略，另一项重要决议则是英国同意美国提出的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作战计划。
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英美与中国达成了协议，尽管这个协议后来并未真正履行过；与土耳其的谈判则一无所获。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执拗的英国盟友，极力想要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地中海地区，而美国统帅部则认为，盟国已经达成一致的横渡海峡计划，即直捣德国本土击败希特勒的作战行动更为重要。
德黑兰会议，在两次开罗会议之间，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在这次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首次会晤，就击败德国的作战行动计划达成一致，并首次就战后的规划进行了磋商，包括波兰的边界问题，而日后这一问题成为说明我们苏联盟友态度的明证。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1944年9月11日至16日在魁北克召开。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对日作战。尽管美国陆军部认为，有必要对日本本土发动进攻以确保胜局，但是我坚信，采取这样的进攻行动将使美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我们即使不这么做也一定能够击败日本。
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会议上我们讨论了苏联对日宣战的问题，虽然在我看来并没有这个必要，但是罗斯福总统相信，为了实现他共同构筑世界团结与和平的梦想，只有让苏联参与远东的作战行动，才能够确保他们合作的诚意。
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召开，这是最后一次战时盟国首脑会议。新任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和新任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1)，在同苏联人艰苦的谈判中上了他们的第一课，而苏联在欧洲所占据的优势也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感到忧心忡忡。
在这些盟国会议当中，所有军事类的会议我都必须参加。另外，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还会要求我参加很多政治会谈，那些会谈往往只有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波茨坦会议是杜鲁门）以及少数几位高级顾问出席。
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来自我与罗斯福总统，以及后来的杜鲁门总统有关军事和外交政策事务的日常谈话。这些谈话大多是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里进行的，在那里有太多的历史被创造。还有些时候，谈话是在总统的私人汽车或飞机上进行的，或是在海德公园(2)，在卡托克廷山庄的“香格里拉”，在酒店，甚至在海上——凡是有总统在的任何地方。我们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了我作为总统参谋长的职责范围。我们探讨的话题既可能是有关国内一些重大问题，诸如人力资源危机(3)之类，也可能是罗斯福总统对副总统人选的提名。
作为美国三军的高级将领，我负责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统关于战争的重大战略和政治问题的基本理念，由我负责转达给他们。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是由英美两国各个军种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机构，凡是由美国召集的会议，也由我负责主持。尽管“三巨头”曾经在雅尔塔和德黑兰开过几次会，但是在战争期间，我们与我们的苏维埃盟友，不曾有过如此有益的合作。
总统参谋长的职责之一是负责甄选出最为重要的军事情报，提供给总统参阅。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军方、外事部门或民间人士，打着或真或假的与军事有关的名号要求与总统开会，对这些数量庞大的请求进行筛查，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和两位战时总统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自然会引来各色人等来往穿梭于我的办公室，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希望通过我向总统求情斡旋。这些人当中既有那些战败和流亡政府的代表，也有我们积极活动的盟友，他们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得到美国更多的资金支持，更多的武器，甚至是要求派遣军队支援。
在1942年7月成为总统参谋长之前，罗斯福总统委派给我的任命是整个战争期间最具争议的一项外交任务——1941年1月至1942年5月，在亨利·贝当(4)元帅摇摆不定的维希政权中担任驻法大使。
在执行这项艰巨任务期间，轴心国控制下的法国新闻界报道过许多关于我的新闻，但没有一句是赞美之词。
鉴于和法国政府之间这种不稳定的关系，我们甚至安排了一条撤退路线，储备有必需的汽油和补给，随时做好撤离准备。
我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相识于1913年，那时他刚从纽约来到华盛顿，担任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海军部助理部长。
1915年至1916年间，我担任海军部长通讯船“海豚号”的船长。罗斯福曾经乘坐过几次“海豚号”，我们因此结为好友。他还邀请我去他在海德公园和坎波贝洛岛的家中做客。那时的罗斯福是一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英俊小伙儿，善于交际，处事积极果断。他通晓美国海军历史，甚至对建军以来所有战役和组织机构的细节都了如指掌。他酷爱航海，是一名具有高超技术的水手和领港员。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博古通今的学识和出众才能令我钦佩不已。此后，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直至他去世。
自从1917年美国正式参加一战之后，我们之间便鲜有联络，直到1937年1月他作为总统任命我为海军作战部部长。此后，我们常常一起讨论如何为美国建立一支可靠的海上防御力量。罗斯福自身对海军的兴趣，以及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八年时间里所积累的经验，使得他在海军事务上颇具远见卓识。
尽管罗斯福竭尽所能避免美国卷入战争，但正是因为他谙熟世界历史，那些过往的经验教训使他坚信，美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抵御任何可能从海上发起的入侵行动。他认为我们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并且制订了切实可行的防御计划。然而，日本人在珍珠港发动的袭击，令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也使得美国在短时间内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日本海军相抗衡。
罗斯福清楚地认识到，除非纳粹政权突然倒台，否则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希特勒始终是一个威胁，最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39年7月底的一天，罗斯福在他的书房里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为我颁发了一枚卓越服役勋章，当时他说：“比尔，如果我们开战，你一定要回来助我一臂之力。”实际上，他担心我们在1940年就会卷入战争。那时，我正准备前往波多黎各担任总督。不过，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都没有参战。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时，我正担任驻法大使。四天后的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向我们宣战，罗斯福要求我继续留在维希法国，直到1942年5月皮埃尔·赖伐尔(5)完全控制了贝当政府，才将我召回。两个月后，我被任命为陆海军总司令参谋长，这是罗斯福设立的一个职位，作为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私人代表，负责处理战时各种繁杂事务。
当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逝世，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职务时，我立即向他递交了辞呈。但是他拒绝了，并要我继续留任，直至1949年3月21日。
在与杜鲁门总统共事的三年多时间里，像从前与罗斯福总统一样，我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交流。我认为从各个方面来说，杜鲁门总统都堪称一位伟人。
杜鲁门总统为人坦诚，处事温和，体贴周到，对待下属平易近人。和他的前任一样，杜鲁门总统经常向我咨询有关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建议。他不但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并且能谋善断、敢作敢当。
但他的管理风格与罗斯福是不同的，一旦达成某项决议，他会将权力下放，依据法律或惯例，将具体执行的权责全部委派给相关部门。在我看来，他所做的决定通常都是正确的并且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某些决策成效不佳，往往是由于具体执行部门的失职所导致。
罗斯福总统在决策之前，同样会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但是他与杜鲁门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某些执行部门不那么信任，因此喜欢事必躬亲，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由他的私人秘书进行协助。那些本应该由执行部门准备的行动方案，常常会交给哈里·霍普金斯(6)或者我来处理，最终要完全符合总统个人的想法。因此，罗斯福总统对所有签署过的政令或公文都了如指掌。
按照杜鲁门总统的做法，这些事情则全权授权给执行部门去做，这条组织管理的原则也是我完全赞同的，但有的时候，我和某些部门之间在准确理解总统意图的沟通上会遇到一些困难。
尽管两位总统的处事风格不同，但无论是面对每天形形色色、数量庞杂的棘手难题，还是面对风云莫测、危急复杂的国际局势，他们都能够从容应对、成功化解，展现出卓越非凡的领导能力。
于我而言，能够尽微薄之力辅佐两位总统，实在是莫大的荣光。在我看来，两位总统带领美国人民与不同敌人所做的斗争，足以令他们彪炳史册，也令所有与他们共事的人们深怀敬仰。
从我担任驻维希法国大使开始，在这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五年中，我的记录从未间断。我当时之所以写下这些“备忘录”，并非是为了如今撰写回忆录所用，而是它们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为我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局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借鉴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是无价的。
这些日记全部由我自己书写记录，因此有关事件和日期的叙述都是准确的。我在日记中所记录的，以及引用的时事评论和人物评价都是基于当时的情况和信息，有些人为误差在所难免，但我已尽量保持准确客观。所有全部或部分使用密码发送的资料已经翻译，这么做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信息的内容，而是为了保护当时所使用的密码安全。
为了能够给那些需要在浩瀚的战史资料里探寻事实真相的历史学家们一些小小的帮助，我已经将这些记录进行了精简提炼。埋头在卷帙浩繁的官方文件堆里进行枯燥乏味的研究还是留给别人去做吧。我讲述的是我眼中的故事。
(1)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国工党政治家。一战中艾德礼曾获少校军衔，因此常被人们称作“艾德礼少校”。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做过律师，二战期间任副首相。在1945年7月首相大选中以绝对多数战胜了丘吉尔，并与杜鲁门、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战后，艾德礼支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艾德礼任首相期间放弃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控制，使英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国内执行经济紧缩计划，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并创办国民保健事业。——译者
(2)美国海德公园，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故居，坐落在哈得孙河岸边。公园占地180余英亩，原是罗斯福家的产业，1944年1月罗斯福总统把它献给了国家。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三天后，他的遗体运回故里，安葬在玫瑰园内。今天，这里辟有罗斯福纪念馆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总统的旧居对外开放供人们参观。——译者
(3)此处应该是指美国在二战时期的劳动力紧缺。——译者
(4)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元帅，维希法国总理。1876年加入法国陆军。1878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一战期间因领导1916年凡尔登战役而出名，成为当时的民族英雄。在法军索姆河惨败后，他在最黑暗的时候重振了法军士气。二战法国战败后出任维希政府总理，1940年6月22日与德国签订《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任维希政府元首，成为纳粹德国的傀儡。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因叛国罪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51年7月死于囚禁地利勒迪厄岛。——译者
(5)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1914年至1919年和1924年至1926年，两度任职于国民议会。1930年代担任过多个内阁职位，1931年至1932年和1935年至1936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积极推行绥靖政策，曾签订《法意罗马协议》（又称《赖伐尔—墨索里尼罗马协议》）和《赖伐尔—霍尔协定》，出卖埃塞俄比亚利益。二战期间，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支持菲利普·贝当上台，同月出任副总理和国务部长，促成将政府迁至维希，并诱使议会授全权予贝当；任内奉行亲德政策，深得希特勒信任；后因与贝当产生矛盾，1940年12月被逮捕，在德方庇护下旋即获释。1942年4月，由于德国人出面干涉，贝当被迫重新召回赖伐尔任政府总理，贝当成为“傀儡元首”。赖伐尔大权独揽，兼任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和情报部长，进一步纵容了纳粹德国当局对法国人民的凌辱并动用法国的经济力量支持德国的侵略战争。1945年10月9日，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译者
(6)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1890—1946），美国政治家。1938年至1940年任商务部长，是罗斯福总统的重要顾问之一，也是新政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参与组建并领导了公共事业振兴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首席外交顾问，并在《租借法案》的制定和实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影子总统”之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