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物质财富的汇聚

丝绸之路是一条文明与文明的交融之路，它体现在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制度法律、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娱乐方式等不同领域。法国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对一位名叫契达伊的古代波斯商人关于古代丝绸之路所写的回忆录进行研究之后，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可能都远远超乎一般的想象。他指出，中国的谷子、高粱、生姜、麝香、大黄等物资，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香料商们赋予了“印度”一词“外洋”“海外”的引申意义。“所有舶来品都叫作‘印度的’……其实主要是中国的学问被记在了印度的账上。所以，世界史的中心转移了。大家赋予了香料之路一种它在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作用。”

汉朝时期的“凿空之旅”以及罗马帝国的不断向东扩张，使得整个亚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贸易交流缓缓展开，为沿线地域的人接触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创造了机会，就连在空旷的草原上都可以看到来自他国的物品。然而，这条文明与贸易交流之路并不是那么容易开通的。中国商人去往西域、中亚一带，要经过环境恶劣的沙漠、高原、沼泽、山脉等，路途异常艰险。这就意味着，每一场交易都必须有足够丰富的回报，否则贸易旅程就难以延续。因此，在长途贸易中，丝绸、茶叶等轻便易携带的物品就成了主要商品。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养蚕、取丝和织绸。到了商代，我国的丝绸业已经出现了复杂的织机和织绸手艺。经过战国及秦汉时期的发展，中国丝绸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生产丝绸。古代的丝绸让整个丝路沿线的人为之疯狂。据相关资料记载，公元1世纪时，罗马人狂热地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取得的中国丝绸，整个市场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古罗马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沿线各国元首、贵族，无论男女，都身着丝绸制作的衣物招摇过市，他们把穿戴丝绸衣物与饰品视为富有与荣耀的象征。丝绸引发的攀比现象在当时引起沿线国家一些保守人士的担忧，这迫使元老院出台了法令禁止人们穿着丝衣，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穿着是不道德的。丝绸的流入带给他们的担忧除了所谓“不雅”的因素之外，最为关键的是整个国家真金白银的外流。“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写道，他最大的不满在于丝绸布料的成本，他悲叹道：‘这比实际成本竟高出100倍！’他继续写道：‘我们每年在东方奢侈品上为我们和我们的女人花费掉大笔资金，一年有多达1亿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到边疆以外的东方贸易市场。'”不过，除了货币之外，用来交换的还有来自红海的珊瑚、阿拉伯出产的精油，以及其他香料、玉石、染料、玻璃、银饰等。在丝绸之路沿线各个地区，不断衍生出风格各异的、具有当地特色的丝绸文化。中国丝绸文化与丝路沿线文化、艺术相结合，又衍生出新的丝绸制品、技术和文化，这些新的丝绸制品、技术和文化又不断地沿着丝绸之路返回中国，从而在宏观上呈现出了丝路之上丝丝缕缕的文化回流。

文献记载，东汉年间，中国和波斯国的贸易非常频繁。中国每年都会派遣使臣前往波斯，带去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古纸以及其他粮食作物，返程时则将波斯的玉石、珍珠、洋葱、黄瓜、石榴、香菜等带回中原。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跟随着商队的脚步不断流入欧亚各地。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平添了神秘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选择。公元前103年，汉朝李广利将军率领3万大军攻打大宛。《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在这次战争中，双方曾利用秦人穿井技术协助攻防，最后签署了和议。公元前64年，汉宣帝派辛武贤大将军率军在敦煌和罗布淖尔以东的白龙堆地区穿卑鞮侯井，通渠屯田。这种井就是后来新疆各地广为使用的坎儿井。这种由中原西传的井渠技术，还传入了乌孙、印度，并通过商人向西传入了更为遥远的一些地区。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其著名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自然史》（又译《博物志》）中就提到过“中国铁”。公元5世纪时，琉璃的制造方法由大月氏商人传入中国，此后，琉璃在中国被广泛运用，逐渐成为重要的建筑装饰材料。

往来丝绸之路的商旅越来越多，东西方之间物质财富的汇聚也越来越频繁。在离敦煌不远处的一处要塞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套约有三万五千字的文献。文献中生动地描述了发生在河西走廊地域的商业活动，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通商的一些规则。比如，进入中国的客商必须按照规定路线行走，必须携带通关文牒，等等。同时，在另一处遗址中发现了当时红海流域某港口一份从印度到罗马的运货合同，里面明确规定了双方的职责以及贸易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信息。可见，公元2世纪时，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与交流已是常态，当时的朝廷也出台了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来规范贸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