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格权保护衍生的财产权
——从姓名、肖像的商业化利用展开

近代民法以人和物对立的二元分界来构筑权利体系，从而有人身权和财产权两种不同的权利类型。在严格的“人—物”对立的逻辑之下，人为权利主体，物为客体，人身权是保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以及相关身份利益的权利类型，财产权是保护民事主体对财产享有的利益的权利，二者原则上泾渭分明。从《民法典》第109条的表述看，保护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是规定人格权的目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都表明了这一目的，也有学者提出标表型人格权的说法1，这种类型区分除保护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目的外，还产生了一些和财产利益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姓名权和肖像权，而法律规范的重点，还表现出主要以财产利益的保护为重心的特点，这从对《民法通则》第100条和《民法通则意见》第139条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来，立法实际上仅将肖像权保护所涉及的财产利益进行规范，甚至仿佛忽略了其中的保护人格利益基础内容，《民法通则》第100条就是按照财产利益保护的逻辑确定责任承担的构成要件的。《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四章“肖像权”的6个条文，依然表现出强烈的财产利用的意思，尤其是第1021条、第1022条有关肖像许可使用的规定，规范内容主要指向和财产利益相关的内容。一般意义上，人格权保护的应该是人格利益，虽然其保护结果可能涉及财产责任，但并不意味着人格权包含财产利益，如果确认人格权包含财产利益，则与最初定义民事主体（自然人）的主体属性不一致。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格权指向的利益不限于人格利益，财产利益总是内含其中，且随着社会发展和利用技术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例如，在人的伦理性和目的性的定义下，人体器官是不可买卖的，但此种定义必须结合近代民法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考虑，当时并没有买卖器官的社会需求，人的伦理性解决的是抽象意义上人不能成为客体的问题，换句话说，人不能支配人本身。2 及至现代社会，器官移植成为医学上重要的治疗手段，即使公法规范严格限定了器官捐献使用的制度，变相的自由交易以实现利用器官的目的也屡见不鲜。在公法想尽一切办法取缔人体器官交易的情况下，与人格尊严有关对于人格标识如姓名、肖像、形象等的商业化利用愈来愈多，给人的感觉是愈来愈不把人格标识当“人格”了。在“人—物”对立的逻辑下，笔者赞同将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看成是人格权之外的内容的观点，相关人格要素之上衍生的财产利益会成立独立财产权。3 人格标识具有商业化利用的功能并非人格权的商品化，这需要在《民法典》框架下进行具体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