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终于给本册译稿打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掩卷而起，如释重负。2010年6月从郭小凌教授那里接受这项翻译任务时怎么也没想到，《剑桥古代史》这部书竟耗去了我整整六年光阴。其中两年半是耗费在全书的译名规范统一工作上，可惜由于种种干扰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另外三年半，则是全身心扑到了手中这第一卷第一分册的翻译和审校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剑桥古代史》所蕴含的巨大学术价值和学术魅力，如强大的磁场一般，吸引着我如此忘情而不悔地投入。
如果说整部《剑桥古代史》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来概括，那么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可能是这第一卷第一分册。
本册书名的副标题是PROLEGOMENA AND PREHISTORY（导论与史前史）。但是，主编们好像没有为这一册或这一套书安排一篇专门的导论，所以，本册的真正内容就是史前史。或许，主编们原先曾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后来取消了，而把整个这一册作为全书的导论。因为史前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序幕。本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历史的视野始于地球起源，经过整个地质时代，最终进入人类进化阶段。”主编们用整整两章篇幅，从地质学到地理学，洋洋洒洒五六万字，把读者带进了人类起源、人类进化乃至文明发轫的恢宏背景。这样的气势，这样的视野，是一般史前史著作难以企及的。
接下来的第三、四、五、六章，分别从考古学、语言学、古人类学和年代学这四个学科切入，对石器时代开始以来的人类史前史作了全景式的宏观考察和叙述。主编们为这四章邀请的执笔者达九位之多，都是各自学科领域内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集数十年研究之功力，高屋建瓴，驾轻就熟，厚积薄发，详略交错，全面展示了埃及、西亚和欧洲地区主要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概述了200多万年以来的人类进化史，并且从语言文字变迁的角度论述了地中海区域的部族更替和人口、文化变动情况。特别是第六章，正如主编们所说，三位主笔都是“古代世界编年的德高望重的权威”，“每卷卷末表格里的年代即是他们反复斟酌的结果”。三位学者基于他们的渊博学识和真知灼见，为公元前3千纪—前2千纪这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年代学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先是被各卷册的作者所接受，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后又在整个古代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此后的第七、八、九、十章，就完全呈现了考古学一枝独秀的景象。六位作者纵横驰骋在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把客观主义史学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们笔下，西亚、埃及和欧洲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自打“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三次革命，就是火的使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农业革命最早就是在西亚发生的，并很快传播到埃及，最早的国家也正是在这两个地区诞生的。因此，把西亚和埃及这段历史讲清楚了，也就差不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这段历史讲清楚了。
作为本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我第一次接触到《剑桥古代史》，还是在30多年前读研究生时。1978年，我和郭小凌同时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该院在“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的第一批世界历史研究生，师从廖学盛先生攻读世界古代史。郭小凌主修希腊史；我主修原始社会史，也就是今天习称的“世界史前史”。
在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原始社会史研究领域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史前社会理论独领风骚。70年代末至80年代是原始社会史研究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1984年前后（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各种论著和译著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这个时期出现了三部标志性著作：林志纯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1978）、宋兆麟等编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以及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代表了当时国内史前社会研究的最高水平。尤其是《世界上古史纲》的原始社会部分（毛昭晰主笔），此后几十年间一直是国内高校世界古代史教科书相关部分的编写蓝本。这个时期，还大量引进或介绍了包括《剑桥古代史》《金枝》《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等在内的西方学术名著，也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学术界的研究精品，如苏联科学院的三卷本《原始社会史》和苏联高校通用教材《世界原始社会史》。因此，史前社会研究在史料上有很大突破，视野上也大为拓展。但是另一方面，在坚持马恩史前社会理论体系的同时，又无批判地保留了他们许多明显过时的论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原始社会史和马恩史前社会理论的研究退潮。在先秦史领域，一批学者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提出酋邦概念，给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带来了一股新鲜而强劲的气息，可惜不久即趋于沉寂，而未能趁势扩大战果，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世界原始社会史研究人才凋零[1]，原先在该领域内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民族学（Ethnology），几乎完全转向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和当代民族问题的研究，从而逐渐淡出了史前史研究者的视野，只在文化人类学中尚可见其身影。另外，随着资讯媒体革命和“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史前史研究领域受到了正在全球泛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马恩史前社会理论被解构，被冷落，从炙手可热变得无人问津。世界史前史的教学和研究成了两张皮：一方面是传统的理论观点没有得到批判性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学术观点、方法的良莠不齐的无批判引进。这就是当前国内世界史前史教学和研究的现状。
许多人认为，“原始社会史”与“史前史”是同一概念，或者是同一范畴的两种不同表述。其实不然，这是两个既相似又不完全相同的体系。这不仅因为各自的来源不同——前者来自苏联史学界，俄文称 История первобыт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后者源自欧美史学界，英文称 Prehistory。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内涵外延上，特别是在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区别。[2]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始社会史，其最大的特点和优点，是把偏重实证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与偏重社会制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以前随苏联学术界称Этнография，即“民族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研究。但是由于受教条主义束缚，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又故步自封，裹足不前。而西方史前史学一方面严格遵循着实证主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忽略了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探讨，所以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因此，当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前社会理论，恢复其在研究中应有的核心指导地位。与此同时，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广泛吸收西方学术界的优秀成果，借以构建自己的、有中国特点的世界史前史体系。我想，这应该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我们翻译《剑桥古代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的题中应有之义。
下面再说几点与本书翻译有关的技术性问题。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本册中文版是有关译者集体努力的结果。本册所涉及的学科众多，地质学、地理学、古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分别占有一章或数章，由18位学者执笔撰写。从学科范围之广、作者人数之多可见撰写和翻译的难度之大。为了保证翻译质量，我们相应组建了一支由不同专业人员参加的翻译团队。参译人员及各自承担的章节如下：
张春梅，历史学博士，大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师从郭小凌教授，主修希腊史。承译本书第八章。
王瑞，哲学博士。199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专业后留校任教，2004年获美国Syracuse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德国Friedrich-Alexander大学博士学位。现在瑞士工作。承译本书第四章、第九章。
尹昌兰，中国石油物探局高级工程师。1969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美国堪萨斯大学访问学者，常年在缅甸、巴基斯坦、伊拉克、阿联酋等国工作。承译本书第一章。
汪鸿宇，医学硕士。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现在加拿大工作。承译本书第五章。
王中斐，历史学硕士，2008年毕业于苏州科技大学，现在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工作。承译本书第七章第一节至第四节。
刘葵，历史学硕士，2008年毕业于苏州科技大学，现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承译本书第十章第一节至第三节。
汪连兴，苏州科技大学教授。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廖学盛先生，主修史前史。承译本书前言、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五节至第十四节、第十章第四节至第七节、总索引和缩写期刊文献；主持和指导全书翻译工作，全面审校各章节，撰写“译者注”，并对全书的翻译质量负责。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常熟理工学院李铁匠教授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尹佳宁女士翻译了“地图索引”和“地图导读”，并为“总索引”做校对。
本册主译谨对上述参译人员的通力合作和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本书原著设置了参考文献、内容索引（即总索引）、地图导读等附录。我们又增加了一个附录——“译者注”。为了不影响阅读原著，避免喧宾夺主，我们把“译者注”集中置于本册书末。在正文和总索引中，只在相应的关键词右角标上“▲+数字”作为引导，以区别于原著的脚注标号。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单独阅读该附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册《导论与史前史》是全套《剑桥古代史》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在内容安排上只能服从全书的格局，即限于地中海及周边地区，而不涉及东亚、南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及南、北美洲。这对于想了解整个世界史前史的读者来说，可能是个缺憾。好在剑桥大学已经另外编写了一套三卷本的《剑桥史前史》，于不久前问世，中文本也已经在酝酿翻译之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静候其出版佳音。
《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首席专家武寅研究员在历次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我们这个工程就是要打造传世精品”，“质量标准要自始至终贯穿在我们工作的全过程，尽可能做得最好”。我们深知，要真正做到这样绝非易事，因此对译稿质量从一开始就紧抓不放。我们制定了《译文错误认定原则》，对译稿质量实行量化管理。每次审校后，各章译者都会从主译这里收到四份材料：《审稿意见》、经主译详细修改的译稿、《译稿错误分析》、《译稿情况汇总》。六年来，总共向本册翻译人员发送了九次《情况通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严格程序和要求，尽可能做到让我们的工作任何时候都经得起检验，对得起我们自己的学术良心。即便如此，每个人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毕竟都会有局限、有死角，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祈广大读者明察并不吝赐教。
汪连兴
2016年10月8日
[1] 这里仅就中国的世界原始社会史研究而言，不包括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
[2] 鉴于“史前史”这个名称近年来已经被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为了叙述方便（毕竟更简洁、通用），我们在保留“原始社会史”内涵的基础上也接受并且采用了“史前史”一名，而只在回顾历史情况时使用传统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