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诗经》的母体——西周、春秋社会

一

一定阶段的民族文化，既是该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反映，也是该民族一定阶段民族心理的反映和一定时期民族审美情趣及民族思维状况的反映和积淀。因此，对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经济形态、思想意识、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认识，直接关系着对《诗经》中各部分篇章的思想主题和内在含义及其文学艺术性的理解和阐释。对西周、春秋社会的史学的理论研究也成为对《诗经》的文学艺术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笔者不得不在此辩白的一项工作。

对西周、春秋社会历史的认识，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在古代，尤其是在历史意识虽然形成却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而导致人类把握、概括自身历史规律的能力十分低下的上古，是不可能对本民族以往的历史作正确理解和记述的。尽管中国古代史学十分发达，但对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的歪曲很早便已开始。原始社会时期中原各部族的历史，被经过周人加工的传说和记载所取代。西周、春秋之后，战国时期的儒生们便在《周礼》中描绘出一个令后人向往了几千年的、大一统的、完美无缺而实际上却远非真实的西周王朝。“文武成康”从此成为仁君和治世的代称。秦汉以后，由于史料的极大增加，使我们能够对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作出比较切实的结论。而对西周、春秋时期中国社会的认识，却在错误的轨道之上延续了几千年。

五四运动以来，随着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入，人们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并做出了突出成就。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历史学家，为拨开笼罩在中国上古社会历史之上的重重迷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郭沫若、范文澜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在历史学领域中成功运用，为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一片繁荣，并极大地影响了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特别是先秦时期文学艺术的研究。可以说，文学史界在研究、分析先秦时期文学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及由此出发的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阐释等时，是一直为史学界的有关理论所左右的，特别是《诗经》的研究，而其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有关西周、春秋社会性质封建制说和奴隶制说之争论，这种争论直接导源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论与西周、春秋时期历史实际相结合时所产生的不同理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持战国封建说者，将战国以前的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都定为奴隶社会，并将当时的社会阶层简单地划分为奴隶、奴隶主和平民三大阶层，将当时的社会矛盾确定为主要是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西周、春秋社会被定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1)。甚至原本为西周宗法制家族下层成员的“庶民”也被确定为奴隶身份(2)。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者则认为西周、春秋社会不是发达的奴隶制社会，而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社会的两大阶级主要是封建贵族领主和封建农奴；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从土地制度、劳动者身份、典章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论证(3)。除了这两派论点之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说尚有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甚至北宋封建说等，聚讼纷纭，莫衷一是(4)。

史学界在分歧中争讼，文学史界则在争讼中摇摆，并根据各自的理解写下了许多观点往往截然不同的《诗经》研究著作，史学家有关《诗经》的某些论点则起了先导作用。如《豳风·七月》《魏风·硕鼠》等诗篇，信从战国封建说者将其解释为反映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矛盾斗争的诗篇(5)；而信从西周封建说者则将这两首诗视为反映农奴和封建领主之间相互矛盾的诗篇。关于《周颂·噫嘻》《臣工》和《魏风·伐檀》《鄘风·相鼠》等诗篇也同样存在着观点截然不同的争论。有的学者还根据西周封建说设计出一整套有关西周、春秋时期经济基础、政治局面、社会制度、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社会矛盾、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理论模式，作为分析、研究《诗经》各部分篇章的理论前提，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对《诗经》中的许多诗篇作了思想主题之划分(6)。尽管这些分析在当时就为许多学者所反对，但仍然风行一时，直到今天还有相当的影响。一些《诗经》研究名著，至今还维持着早应该受到怀疑和商榷的观点和影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