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祖辈曾沿着河流过活，经过数代迁徙，终于找到这个适合长期居住的场所：背靠森林，临近出海口，既适合挖凿竖穴，也有充足的食物来源。之后，两代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如今已形成五十余人的大部落。有人负责采集果实，有人负责渔猎，有人负责制造工具和陶器，……部落生活井井有条。

祖辈的经验与自身体验，让他们对大自然有了生存层面的认知。大家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恩泽，同时也惧怕它捉摸不定的“情绪”。为了给无法理解的事物一个解释，“万物有灵”的概念开始在人们的脑海中萌芽。无论是天上散发热度的太阳，还是地上蕴含食物的森林，抑或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和雷鸣闪电，对他们而言，都是需要祭拜的“超自然力量”。这些力量有好有坏，它们能带来丰收，也会带来死亡。他们习惯用绳索和泥土记录这些自然现象，并烧制成器物，有的用于日常生活，有的用于祭祀仪式。仿佛只有这样做，才能求得安稳。

他从小就听父母讲述祖辈流传下来的各种故事：大地的震颤会带来山顶的巨石；天空的咆哮会点燃大片森林；山脉吐出的血会让海水沸腾；夜晚的世界潜伏着各种危险……这些故事时刻提醒着他，这个世界除了他们的部落，还有更强大的存在，这些存在似乎就在部落附近，却来无踪去无影，并且可以操控大自然。所以他们需要祭祀，以祈求安全的生活，驱散对未知的恐惧。

说到恐惧，相比或许还有可能从中侥幸存活的自然灾害，他更惧怕死亡。从小到大，他见过数次死亡，有难产而亡的女子，有生病夭折的小孩，还有狩猎时受伤丧命的壮年男子，……每次有人死去，部落都会举行仪式。他们会将死者的手、足、关节折叠起来，塞进狭窄的墓穴中，在尸体的胸部或头部放置大石块或陶瓮，最后以土掩埋。这是部落的传统，纵然失去伙伴让人悲伤，但人们更惧怕死去的人“重归”，带来更多的死亡。墓穴集中在部落竖穴群的不远处，那是他绝不愿意主动前往的地方，在他心中，那里有比大自然更恐怖的存在。

随着年岁增长，他有了自己的后代。在教授后代基本生存技能之外，他最看重的，便是传授这些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但能在某种程度上让族人“保命”的传说……

这是结合现有文献与出土文物，以绳文时代中期（约5500年至4500年前）的部落生活为背景虚构的故事，模拟了远古时期日本妖怪传说的起源。放眼那个时段的整个世界，人们对自然的理解都类似——恐惧与敬畏共存。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令人迷惑、无法控制的力量，在他们心中逐渐被人格化，然后被编撰成带有警醒意味的传说，在部落里口口相传。有益的部分演变为“神”，有害的部分则沦落成“妖怪”。

如此看来，妖怪的诞生更像是人类在探索世界时，由于知识的匮乏，对自己内心恐惧的第一次解释性行为。而此时的妖怪，距离获得“妖怪”这个名称还有漫长的过程。

让我们跟随历史的步伐继续前行，进入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50年）。这时，水稻、农耕技术、青铜器、铁器从中国传入日本，本土居民逐渐摆脱游牧形态，开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模式，定居习惯形成。但依然有很多以当时的知识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继续以“恐怖故事”的形式流传。

由于生产力大幅提升，原有的部落规模逐渐扩大。为了追求更强的生产力，部落与部落之间有了新的互动形式：联合起来的部落形成以土地为中心的联盟共同体，而未达成联盟的部落则可能会因为土地所有权、自然资源争夺等产生摩擦，从而引发争斗。联盟的族长们为了生产、政治和经济发展，以及提高征战胜率等目的，开始想办法增强自己的权力，扩大自己部族的势力，并对部落居民的生活与劳作拥有了一定的专制权力。随着统治程度加深，部落中出现了阶级与较为明显的贫富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自然的信仰渐渐发展成对护佑农业之神的信仰，会在春季播种和秋季收获时分别展开祭祀，感谢神灵赐予的丰收。于是，祭司的政治地位提升，他们将语言神格化，形成咒语，用以传达“神的语言”，解释超自然现象。这些咒语同时也起到求吉避凶、主宰人们命运的作用。

神与妖怪从来都如同光明与黑暗。弥生时代混乱的社会状况，“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后汉书·东夷列传》），使得流传于民众之间的“恐怖故事”有增无减。这些恐怖故事的主角依然没有统一的名称，它们各自戴着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神秘面纱，以不可名状的形态存在着：“有神奇的力量”“来去无踪”“能产生不可思议的现象”“会蛊惑人心”“捉摸不透”……妖怪们有的是被祭司等顶层权力者因政治或管理需求发布，更多的还是被底层人民在劳作生活中辅以幻想口口相传，又随着每个传播者各不相同的生活状态、惧怕对象与表达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继续代代流传下去。

到了飞鸟时代（592年至710年），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引入汉字，并将汉字作为标音符号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虽然操作难度极大，但在这片土地上终于有了原生记录文本。与文字同时被引入的，还有更成体系的佛教思想，直接引发了革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当时的革新派延续苏我稻目的主张积极推广佛教，希望通过佛教崇拜来代替原有的氏神（うじがみ，日本居住于同一聚落、地域的居民共同祭祀的神道神祇）信仰，从而统一全国的思想，加强皇权；守旧势力则主张信仰原来的氏神，以维护氏姓制和部民制，坚决反对崇佛。这两派的纷争导致了后来著名的圣德太子改革与大化革新。之后，佛教与神道教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诉求与统治欲望持续争斗，经过了白江口之战、壬申之乱等事件，终于在672年落下帷幕，由天武天皇执政，开始了全新的格局。天武天皇采取兴隆佛教和敬神同步进行的政策，下令编撰了日本最早并留传至今的正史《日本书纪》，其中便记录了包括大蛇、天狗、歌怪、鬼等众多妖怪传说。《日本书纪》编撰完成时（大约在720年），日本已经进入了奈良时代（710年至794年）。

同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唐朝鼎盛时期，是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大量遣唐使往返于两国之间，为日本引入了全面而系统的盛唐文化，其中，“妖怪”在政治用途中的概念与含义也被一并引入。

在中国，关于妖怪思想的记录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妖怪”二字是分开使用的。现存可考历史文献中，最早讲述具有妖怪意味的“妖”的是《左传》，《左传·庄公十四年》中记载：“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这里的“妖”指因人之行为违背常道而产生的妖异祸变。《左传·宣公十五年》中记载“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也有如此警醒意味。而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却也说“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寐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怪梦不胜善行”。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妖怪”基础是指各种违反自然规律且无法解释的现象、自然灾害等，再通过儒家天命思想的表达，与“君主失德”关联起来，作为亡国的预兆，以此约束君王的行为。到了汉代，“妖怪”二字被合并使用（《汉书·循吏传·龚遂》：“久之，宫中数有妖怪，王以问遂，遂以为有大忧，宫室将空。”），人们对妖怪的认知与概念也更加完善。对“妖怪”有完整定义是在东晋，由干宝编著的《搜神记·卷六·论妖怪》中提到：“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而后，这些中国妖怪概念带着儒家天命思想继续发展，诞生出“天人感应理论”“灾异论”等，在政治上持续影响着王朝政权的斗争与发展，最终随遣唐使传入奈良时期的日本。

在此之前，日本统治者主要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为信仰的主体，而在接受中国古代“天命论”，尤其是孔子提出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儒家思想后，他们找到了一个说服民众服从统治的完美平衡点：他们将最高统治者的命数与“天”关联，将“无法解释的异象”当作“天的责难或奖赏”，并将妖怪的出现与天皇的“德”联系起来，用以巩固统治地位或改变政治立场。这样的表达是一把双刃剑，最高统治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求对这些概念进行了修改，并牢牢掌控对于“妖怪现象引发福祸”的话语权，严格禁止大臣、贵族、百姓私自讨论。但无论如何，奈良时代的日本妖怪终于有了正式的文本记录，这些记录以妖怪成因与造成的事件为主，妖怪们的样貌描述模糊不清。

在现有文献中，奈良时代的妖怪被写作“妖”（あやかし）、“物恠”（もののけ）、“化け物”（ばけもの）、“怪異”（かいい）、“魔物”（まもの）、“変化”（へんげ）等，在后续传播与使用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概念相对混乱。值得一提的是，奈良时代首次出现了关于“怨灵”的记载——长屋王“怨灵”。长屋王是奈良末期的重要大臣，因政治斗争被诬告学习旁门左道。在他含冤自杀后不久，国家瘟疫流行，诬告者陆续因病去世，朝间、民间皆相传是因为长屋王“怨灵”作祟。执政的圣武天皇下诏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实施了燃灯供养、吊唁长屋王菩提等佛教仪式，试图化解灾难。

到平安时代（794年至1192年），“怨灵”的说法更加甚嚣尘上，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平安时代四大怨灵”——菅原道真、平将门、早良亲王、崇德天皇。说到底，这些“怨灵”的出现，其实是为当时政局动荡、天皇无能、贵族权力争斗产生的负面影响“埋单”，作为政治手段被刻意散播。加之平安时代实在不平安，大地震、干旱、饥荒、洪水、瘟疫、承平天庆之乱、保元之乱、平治之乱、安元大火、鹿谷阴谋等天灾人祸数不胜数，社会贫富差距极大，底层人民人心惶惶，生活潦倒。

除了“怨灵”，“生灵”（指人还活着的时候，因怨恨强烈幻化而成的怨灵，可依附到别人身上使人生病）、“死灵”（指死去的人，因怨恨强烈，灵魂变成怨灵，引发怪事、害人）、“动物灵”（指动物、植物等幻化成的妖怪）等新类型相继出现，以至于平安时代被称作日本妖怪文化的繁荣发展期，迄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妖怪都在这个时期成形，而“妖怪”一词也首次出现在《续日本纪》和《本朝文粹》中，写作“妖恠”。

受各方政治诉求与民间消极心理的影响，“妖恠作祟”成了这个世界越发黑暗的理由，妖怪被定位成与人共处同一个空间的存在，人们生活得小心翼翼，唯恐触犯某种禁忌招致鬼神报复。同时，妖怪又逐渐转变成百姓心中切实的信仰。为了对抗这些妖怪，平安时代诞生出一支“官方”除妖队伍——阴阳师。阴阳师隶属机构“阴阳寮”，据说在其众多职能中，除了为朝廷大事占卜吉凶，还有斩妖除魔。这样的氛围为当时许多文学创作提供了想象空间与素材，比如《源氏物语》《今昔物语集》《日本灵异记》等。可以说，平安时代各阶层都有自己关于妖怪的传播版本，这些传说被记录下来，妖怪们的形象在文字层面变得生动而完善。

平安时代末期，经过多年对中国绘画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出现了日本民族绘画形式——大和绘。大部分大和绘以贵族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表现其思想和感情，也有以日本的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等为题材的作品。妖怪画像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日本绘画的范畴。比如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的作品《辟邪绘》，虽然重点在体现驱散邪气的神明们，却也细致地描绘了被惩罚的妖魔鬼怪。

进入镰仓时代（1185年至1333年）后，以将军为中心的幕府取代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并逐渐恢复与宋代中国的文化交流。受宋代新佛教的影响，原本具有宗教性的绘卷有了新的内容与绘画技法，有社会背景、故事情节的彩色绘卷和白描绘卷随之诞生，最终形成流行于民间且有着本土审美趣味的“绘卷物”，如《石山寺缘起绘卷》《清凉寺缘起绘卷》等。其中与妖怪有关的是“六道绘”。所谓“六道绘”，是根据不同的佛教典籍，将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这六道轮回的内容在绘卷中描画出来。流传至今的《地狱草纸》《饿鬼草子》和《六道绘·众合地狱》皆是“六道绘卷物”的代表作，场面残酷血腥，将地狱的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六道绘”里的妖怪，镰仓末期绘卷《土蜘蛛草纸绘卷》在日本妖怪绘画中更是独具盛名，它描绘了平安中期武士源赖光在神乐冈制伏土蜘蛛的故事。作为日本传说中“知名妖怪”的土蜘蛛在这幅绘卷中已脱离妖怪恐怖的模样，反而有一丝胆小怯懦，让人心生怜悯。正因如此，《土蜘蛛草纸绘卷》被认为是室町时代流行的御伽草纸绘卷的先驱之作，也标志着妖怪从贵族阶层的政治手段再次回归到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

室町时代（1336年至1573年）的日本经历了南北朝之争、战国内乱等，国家与社会架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形成地方割据的“大名领国制”。虽说战争频繁，却因武士之力崛起、地方势力增强，加之内外通商繁盛，农业、工业技术提高，一般民众、农民、工商业者地位和生活质量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受禅宗思想、宋元文化等影响，多种艺术形式并行发展，文化渗透在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审美和欣赏的艺术类型发生转变，催生出特有的“庶民文化”。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妖怪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妖怪们有了大规模脱离文本的详尽描述方式——绘卷与绘本记载，权势贵族与市井小民各自拥有了和妖怪“亲密接触”的方式。

绘卷一开始是供天皇和贵族消遣欣赏的物品，比如被誉为“影响了日本妖怪绘画”的经典绘卷物《百鬼夜行绘卷》（大德寺真珠庵本），相传是由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府上客卿土佐光信受命绘制的。土佐光信擅长绘制大和绘，在中国宋元宫廷水墨画被幕府推崇后，大胆借鉴中国画技巧，进行大和绘的革新创作。在《百鬼夜行绘卷》中，妖怪们被赋予“人性”，有了人的样貌特征，对后世妖怪形象的绘制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土佐光信也被称作日本妖怪画的开山祖师。

在民间，妖怪们换上相对平易近人的“外衣”，在一种叫作“御伽草子”的文学体裁中以图文形式隆重登场。御伽草子多为带有插画的通俗短篇小说，题材选择大多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谣、妖怪怪谈等，受到广大庶民的喜爱。随着贵族的没落，有越来越多的原宫廷专属画师们在地方商人与富人的邀请下，开始为御伽草子创作绘画。在画师们的想象与作品中，妖怪有了似人的姿态、情感和诉求，与人的距离也更近了。御伽草子的出现，或多或少地弱化了妖怪给人造成的恐惧，相反地，其娱乐性加速增长。

同样也是基于室町时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一种叫作“付丧神”的新妖怪也在此时诞生。根据室町时代御伽草子《付丧神绘卷》开篇记载：“阴阳杂记说，器物经过百年会获得灵气，从而化作精灵，诓骗人心，这便是付丧神。”（陰陽雑記云、器物百年を経て、化して精霊を得てより、人の心を誑す、これを付喪神と号すといへり。）但《阴阳杂记》是一本目前还没有得到确认的书籍，故无法考察付丧神的出处。“付丧神”名字里虽然有“神”字，却是不折不扣的妖怪，在《付丧神绘卷》中，除了开篇统一介绍，后面的详细内容还是将它们写作“妖物”、“妖怪们”（妖物ども）、“化生之物”（化生のもの）、“器物妖怪”（器物の妖変）等。付丧神的原型从锅碗瓢盆到乐器农具，全都是当时人们生活所需的器具。它们以人的姿态、鬼和动物的形态，以“百鬼夜行”的方式结伴出场，从室町时代一路流传下来，并在江户时代（1603年至1868年）成为社会各阶层都熟知的“妖怪顶流”。

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质量提高，城市里出现一种以享乐为主的“町人文化”；另一方面，人民夹在幕府闭关锁国的严苛统治与因西洋文化冲击而形成的动荡政局体系中，对于明天有强烈的不确定感。妖怪文化作为“町人文化”中被热烈追捧的娱乐构成之一，成为人民纾解苦闷的出口。延宝五年（1677年）出版的《诸国百物语》（『諸国百物語』）算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妖怪故事集；宝永六年（1709年）出版的《御伽百物语》（『御伽百物語』）则以日本为舞台，对许多来自中国的妖怪故事进行了改编。随着“人是万物之灵”思想的普及，妖怪定位从“无法控制”的自然产物转变为一种反映当下人间百态的角色，其恐怖属性被削弱，成了人为制造出来用以“享受恐怖”的娱乐化存在，遍布文学、绘画、戏剧、器物等媒介，还形成了当时风靡于世的“全民造鬼游戏”——百物语。

“浮世”一词也在这时流行起来，形容浮华却虚无的尘世间。以浮世为名的小说、绘制品、器物开始兴起。浮世绘作为描绘浮世生活、风土人情、故事传说等内容的美术作品，随着刻版印刷技术普及、出版文化发达、“草双纸”小说和绘历等作品流行，在民间出现购买、收藏热潮。

作为町人文化和庶民文化的两大流行代表，妖怪与浮世绘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成为受人推崇的妖怪浮世绘。妖怪的形象与个性也经由这个时代各位画师的想象与创作，正式从语言或文字走入画卷，有了更具体的模样，浮世妖怪就此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