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殷墟甲骨文及其发现

第一节 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是我国古代商周时期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以占卜为主体的文字，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中绝大多数属于商代后期王室和贵族的占卜记录，出土于安阳殷墟，因此也称殷墟甲骨文。少量属于西周时期。甲骨学就是研究甲骨文字及其内涵和规律的学问，属于众多学科中的“绝学”与冷门学科。

一 甲骨文发现过程

公元前1300年左右，商王盘庚把商王朝国都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了“殷”（今安阳西北部的洹河两岸），在此历经八代十二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战火之后，繁华锦绣的殷都变为废墟，史称“殷墟”。甲骨文也随之湮没地下，渐不为人知。

到了近代，在安阳老城西北2.5公里的一个名叫小屯的村子里，村民在洹河南岸的地中耕作之时，常常会有一些骨片随土翻起，有时也偶尔会出土少量的铜器、玉器等古代物件。对于后者，农民们早就知道这些东西是老古董，可以卖钱，因此见到这些宝物自然十分珍惜。而对于那些骨头片子，尤其是较大的胛骨，因其妨碍种田，则非常厌之，常把它们拾起弃于地头或投入枯井，有时也将它们砸碎当作肥田的肥料。

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些骨头被人作为“龙骨”送进了中药铺里锉成粉末用于治疗创伤。于是，一些农民就在农闲的时候到田间地头捡拾骨头换些铜钱贴补家用。据传小屯有个剃头匠李成，经营本业的同时，也收集制作一些“龙骨”粉面于庙会上兜售，用作医治“红伤”的刀尖药。中药“龙骨”在古籍中确有记载，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对“龙骨”的药用价值有详细说明，言其主治小儿、妇科和男子虚弱等病症。但从科学上讲，所谓“龙骨”乃是指古脊椎动物化石，并非真的龙的骨头。药铺把“龙骨”批发到京都北平和当时的药都——河北安国。

小屯村不仅是殷都的中心所在，其所属之地安阳也是后世多个朝代的都城和重要州府。因此，在小屯农田中出土“龙骨”的同时，还经常伴出有其他古董。据宋人吕大临的《考古图》一书中讲，当时小屯一带常有古代的鼎、彝、觚、爵等铜器出土。元人纳新在其《河朔访古记》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代元丰二年（1079）夏季，安阳连日大雨，洹水暴涨，结果一座古墓被水冲开。水退之后，有人探视其中，得到不少保存完好的古代铜器。因怕官府追究，当事人遂把铜器砸碎卖掉，又把冲开的古墓填好灭迹。正因为小屯一带常有古物出现，因此，闻风而动的古董商人就不断光顾安阳进行收购，然后将所得之物运至京师及各地高价出售。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东潍县的一个古董商范维卿又一次来到安阳。在近代，山东潍县是我国重要的古董集散地，当地有不少人都在从事古董的买卖，范氏即是其中之一。因为生意缘故，范维卿与京城中的一些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有着密切联系，许多人都是他生意上的老主顾。这次到安阳，他虽然又收到了一些铜器、玉器等物，但品色并不令人满意。当他无意之中看到小屯村民手中所拿的“龙骨”时，职业的敏感使他心中一动。经过详细询问后，范维卿才得知这物件竟是古代的“龙骨”。长期与古董打交道的范维卿灵机一动，便有意买了几块，连同原先收购的古董一起，奔赴京师找老朋友们鉴定和销售去了。

其他古物范维卿很快就出了手，唯有那几块“龙骨”一直无人问津。并不甘心的他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请当时在古董鉴定方面很有名气的老乡王懿荣看看自己这几块“龙骨”到底有无价值。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烟台福山人，他出身于儒学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曾出仕为官，官声学问皆名重一方，亲戚中也有如郝懿行、缪荃孙等近代国学大师级的人物。在此氛围中成长的王懿荣，自幼就熟读经书，学问广博。尤其是对古籍彝器、碑帖字画等文物更有兴趣，一生“好古成魔”，多有收藏与研究，撰有《汉石存目》《金石藏目》等30多种著作，并且与当时的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均有交往。由于他在古董鉴赏方面颇有经验，眼力锐峻，故而找他鉴定文物的人很多，时间一长，声名鹊起。因此，在当时京师古董界，王懿荣说话有着很重的分量，甚至“得公一言，引为定论”[1]。

王懿荣于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后，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官、翰林院侍讲、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等职。正因为他对古代金石有着很深的研究和很高的鉴赏力，因而，古董商们便竭力讨好巴结他，以期从中得到帮助并取得生意上的好处。范维卿和王懿荣同是山东老乡，两人关系由此更亲近一层。

当范维卿拿着从安阳买到的12块“龙骨”找到王懿荣后，王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老到的鉴赏眼光，对这些骨头片子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他发现骨头似乎是有人使用过的，对于骨头上面的刻划，王懿荣很是费了一番脑子。他拿自己过去曾看过的彝器铭文，反复与“龙骨”上的刻划对比，在经过认真比对和研究后，王懿荣最终确定这些骨头乃是商人占卜时所用的卜骨，其上刻划乃是文字，“则确在篆籀之间”[2]。至此，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商代甲骨文终于被王懿荣发现了。

这里所说的发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现，而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即王懿荣认识到了甲骨文的性质、判断出了它的时代，并把它作为有价值的文物而有目的地去收藏。而在此之前，千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商代卜骨从不知晓它的用途，更不知骨上的刻划是上古文字，大家只是把它当作朽骨残甲而弃之不顾，谁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是人们误将其作为中药“龙骨”看待后，实际上更加快和加重了它毁灭的速度和程度。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不知有多少珍贵的甲骨被病人喝到了肚子里，况且当地百姓在卖“龙骨”之前，一般还要将上面的文字刻划刮去，否则，带有刻划的骨头会有不古之嫌。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将范维卿手中的12块甲骨悉数重金收下，同时嘱咐范要继续为他搜求。范某从这次交易中获利甚丰，自然乐意效劳。果然到第二年春，范维卿一下子又拿来800余片，其中还有不少大片。王懿荣一见，喜出望外，遂以高价尽收囊中。消息传开后，又有一个姓赵的古董商也将数百片甲骨卖给了王懿荣。到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前，王懿荣手中已经得到了1500多片甲骨。

正当王懿荣为自己发现甲骨文而庆幸之时，1900年，英、法、德、意、美、日、俄、奥八国联军悍然进攻北京。平时颐指气使的西太后在洋人面前却胆小如鼠，慌忙出京西逃，而一介儒生的王懿荣却被清政府“重用”为京师团练大臣，担负拱卫京师的重任，结果可想而知。北京失陷以后，王懿荣满腔悲愤，仰天长叹，提笔写下了自己的绝命辞：“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此后他吞金、服毒均未死成，最后携妻子、儿媳于自己所居的北京锡拉胡同的家中投井而亡，以身殉国。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重大发现之一，从此以后，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逐渐兴起，自春秋以来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历史因甲骨文的出现而大有改观，轮廓渐清。王懿荣不仅是“甲骨文之父”，而且其人品学问、道德文章也被人景仰，其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将永垂不朽。

二 相关问题辨正

1.王懿荣是怎么发现甲骨文的？

长期以来，在社会上甚至在一些书本里还流传着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另一个版本，即王懿荣吃中药发现甲骨文的故事。这一说法说是1899年秋，王懿荣身患疟疾养病在家，中医看过之后，王家人便按照药方到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带一个名叫达仁堂的药铺抓药，其中就有一味“龙骨”。王懿荣于服药之时，偶然看到“龙骨”上有字，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认真研究，最终发现了甲骨文。这种说法，在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的《甲骨研究》中也有过记载。

这一说法因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甚至超过了甲骨文发现的“正版”经过。但是，从一些历史记录来看，这种说法仅仅就是“传说”。如曾亲自到过小屯收购甲骨的罗振常说过：“后村人有骨，均以售范。范亦仅售于王文敏公，他人无知者。”[3]甲骨学大师罗振玉在其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也谈到了王懿荣购藏甲骨之事：“光绪己亥（1899年），予闻河南之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4]这些都表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是始于古董商范维卿的上门请教，而非吃中药的缘故。当他认识到“龙骨”的价值后，才开始收购的，否则，又会有谁会去高价购买那些朽骨断片呢！

关于甲骨文发现的经过还有其他说法，如1931年《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上发表了作者名为汐翁的一篇文章《龟甲文》，文章中言：“是年（1899年）丹徒刘鹗铁云游京师，寓福山正儒私第。正儒病痁，服药用龟版，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版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与惊讶……铁云遍历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文中所说的刘鹗，字铁云，是清末著名的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从汐翁文章的意思看，称甲骨文是由刘鹗先发现的，或者说是他和王懿荣共同发现的。但是，这一说法也不能让人相信，因为作为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录书《铁云藏龟》作者的刘鹗，却从未说过自己是甲骨文的第一个发现者。相反，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他却多次谈到王懿荣收购大批甲骨之事。如：“……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价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的数百片，亦售归文敏。”[5]这说明，连刘鹗自己都认为王懿荣乃是甲骨文的第一个发现者与收藏者。对于上述说法，著名甲骨学家王宇信先生也明确指出：“报纸专好猎奇以哗众取宠。一篇满是错误时间和错误地点的小文，本不足训。”[6]

2.甲骨文发现的时间

过去，在甲骨文发现的时间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起源于天津学者王襄前后不一的几次说法。王襄是早期甲骨学家和购藏者，早年有古董商到天津出售甲骨时，王曾买过一些，但限于经济力量，数量都不大。他后来在自己的几次谈话记载里，曾三次说到甲骨文是1899年发现的，这三次分别记录在1925年的《簠室殷契征文》序、1933年的《题所录贞卜文册》和1935年的《题易穞园殷契拓册》中。如1935年他说：“翌年秋（指1899年），携来求售……人世知有殷契自此始。”[7]但到了1982年，王襄写于1955年的《簠室殷契》一文发表，在其“跋”中，王襄声称学术界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不甚确切和不太全面”，故将他这篇旧作发表，以正视听。其中言道：“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一八九八年始。”[8]他的这一说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原来人人皆知的1899年发现甲骨文的时间忽然提前了一年，搞得大家摸不着头脑，加之有人随声附和，从而使这一问题更显得迷乱。

但是王襄自己前后不一的说法，并没有改变过去已成定案的事实，这是因为人们的记忆规律总是距事情发生的时间越短，记得越清楚，相反，则越模糊。就王襄的几种说法中，前三次他都承认世人知道殷契（甲骨文）是开始于1899年，这三次时间都在早期，比他1955年那个说法最少早二十年。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早期的说法。此外，王襄在1957年写的《于室契文余珠》序中，说到自己鉴定、购藏甲骨是在“时前清光绪己亥（即1899年）冬十月也”[9]，又一次证明他脑海中所记忆的甲骨文发现的时间仍是他早期说过多次的1899年。

至于有人认为端方是甲骨文的第一个发现者和收藏者，则缘于甲骨学家董作宾在他的《甲骨年表》中的一段话。对这一说法，另一个甲骨学家陈梦家曾给予辨正，他在举了几项证据后，断然认为“我们以为端方收藏甲骨当在王（指王懿荣）刘（指刘鹗）之后，与罗（指罗振玉）同时或前后，即当光绪的末叶”[10]。此后，董氏的说法在学术界也很少听说过了。尽管在甲骨文发现问题上有过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是，王懿荣作为甲骨文的发现者已被学术界所公认，发现的时间也定于18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