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和全球化的当代挑战

凯文·奥罗克

不管是就绝对值而言，还是相对于世界产出的增长速度而言，全球贸易增长都在2011年以后急剧减缓。它的增长速度不再快于全球GDP，而是与之同步；事实上，在2016年，它的增长速度要慢于后者。这样的情形引发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担忧，记者也想知道我们眼下是否正在目睹全球化的终结。譬如说，《华盛顿邮报》在2015年表示：“全球化现象……可能即将终止。”在之后的那一年里，英国于6月举行脱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于11月当选美国总统，新闻界关于全球化即将消亡的猜测也愈演愈烈。评论家和政治人士一直在探讨这两大政治动荡事件的根本原因以及潜在后果，而学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也纷纷加入这场论战（如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2017；Sascha Becker et al.，2017；Swati Dhingra et al.，2017；Ronald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2016）。经济史能否为这样的探讨做出贡献？如果能的话，又是什么样的贡献？

20 世纪90年代，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深入推进的时候，经济史学家如保罗·赫斯特和格拉哈姆·汤普森（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1996）以及其他学者，对当时各种评论的回应是指出全球化并非一种新的现象。他们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不可逆的，因为它在过去就出现过逆转。保罗·贝洛克（Paul Bairoch，1989）早就写文研究过欧洲自19 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保护性贸易政策上的180 度大转变。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1996，第302页）在美国经济史协会发表主席讲话时最后提到，19 世纪末的全球化可能是因为在创造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从而“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作者的跟进研究，如凯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1997）、阿什利·蒂默和威廉姆森（Ashley Timmer and Williamson，1998）、威廉姆森（1997，1998）以及蒂莫西·哈顿和威廉姆森（Timothy Hatton and Williamson，1998），同时也成为奥罗克和威廉姆森（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著作的主题思想之一。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2001）则将研究的时间线一直延续至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对于这些作者来说，2016年的事情可能并不那么出人意料。

但是，就像经济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反应是缓和一些“全球化的胡话”（globaloney，Susan Strange，1998）一样，他们眼下的首要任务或许应该是冷静引导有关全球化即将消亡的言论。关于去全球化具体应该是何光景以及我们现今经历的这一切是否符合相关描述，经济史有一定的发言权。经济史学家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可以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是否出于经济原因这个问题上做出判断。最后，经济史可以告诉我们全球化在未来几年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压力。

首先我会简要介绍我所说的“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具体代表什么意思以及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后者，然后我会阐述三类与当今全球现状相关的经济史文献：20世纪90年代关于19世纪末反全球化浪潮的文献，此类文献聚焦于贸易和移民；关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保护主义的文献；关于贸易与战争相关性的文献。

全球化的定义

全球化包含了多个维度，其中有些维度是非经济的（如国际刑事司法或文化全球化）。经济史学家关注的自然是全球化现象的经济维度，因此，我在本文中提到“全球化”的时候，主要是指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国际市场一体化。所谓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国际商业成本的下降，即跨国或跨洲进行货物、人员或资本转移的成本下降。这些成本的下降可能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如更先进的航海技术、新发现的远洋路线、运河的建成、更加有效的陆上或海上运输，也可能要归因于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因素，如地缘政治的稳定局面或者采取更加自由的国内贸易政策。技术转让是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维度，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至关重要。我在文中有时也指这个维度。

正如奥罗克和威廉姆森（2001）着重指出的那样，在这种定义下，全球化的具体体现是不同市场之间价格差距的缩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本下降将推动更多的贸易（或者移民，或者资本流动，具体视情况而定）；正因为此，研究价格差距及流量规模有其意义。从先验的角度看，下面这样的预期是比较合理的：比起相隔较远的市场，较为接近的市场之间会更早出现价格差距的缩小；此外，比起便宜和笨重的商品，贵重商品也会更早出现价格差距的缩小。根据当时可以获取的证据，奥罗克和威廉姆森认为，洲际价格差距直到19世纪才开始系统性地缩小。这一观点提出之后，人们就此写了大量相关文献（近期调查请参见Federico，2018）。我们现在知道，虽然19世纪的贸易量和价格趋同速度确实要远远超出之前，但我们在近代早期阶段也同样可以找到价格趋同的证据[如Pim de Zwart（2016）对荷兰与亚洲贸易的论述]。奥罗克和威廉姆森（2009）认为，达·伽马在欧亚香料市场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关于近代早期、中世纪甚至古典时代国际贸易的文献：相距甚远的市场之间可能有着巨大的价格差距，但商品的流动以及奴隶、技术、细菌和物种的流动——后者或许更为重要——有时足以对经济产生变革性的影响[重点请参见Janet Abu Lughod，1989；Dennis O.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2004；Ronald Findlay and O'Rourke，2007；Andrew Wilson and Alan K.Bowman（编辑），2017]。就像你可以找到19世纪前全球化的证据一样，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定义找到“去全球化”的证据，后者通常都与地缘政治动荡有关，如“蒙古统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的终结、帖木儿帝国的瓦解、波斯或中国的政治危机（Robert S.Lopez，1987，第385—389 页；Morris Rossabi，1990）。但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19世纪以及之后的全球化不同于往昔，它产生的对抗性冲击也是如此。

全球化已经结束了吗？

20世纪30年代仍是去全球化的典型实例。在这十年间，全球范围都出现了关税上调，各国纷纷采取配额、外汇管制、歧视进口产品的多重汇率以及各式清算协议等手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虽然有7.3%的世界出口产品在2017年的关税要高于2008年，但平均关税在2008年至2017年间几乎没有上涨（O'Rourke，2018a；Simon Evenett的个人通信）。确实，美国政府在2018年引入了一系列关税并促使几个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措施。此外，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数据显示，各国纷纷开始推行种类繁多的非关税壁垒并制定人为促进出口的政策；即便如此，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还是会同意下面这一观点：一战和二战之间那段时期的保护主义远比2008年以来的情形更为普遍，也更加霸道。图1显示，截至2017年，美国关税仍然处于历史低位。在本文撰写之际（2018年11月），英国脱欧似乎完全有可能最终让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联通市场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而特朗普总统对美国贸易政策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似乎也越来越令人担忧。但是到目前为止，2008年之后还没有出现可与1929年之后那段时期相提并论的回归保护主义的现象。

全球贸易在2017年出现了加速增长。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单独将贸易量视为去全球化的证据都是错误的做法。贸易量的扩大或缩小可能是因为供给或需求的潜在变化，而与跨境商业成本无关。举例来说，如果成本没有发生变化，但公司因为相对工资的变化决定放慢甚至撤销外包业务，这基本上就不算“去全球化”。如前文所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经济史学家都曾利用价格证据评估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或去一体化。有关20世纪的研究著作相对较少，不过还是可以从中找到大萧条之后去全球化的证据。海因斯、杰克斯和奥罗克（Hynes、Jacks and O'Rourke，2012）使用的是《国际农业统计年鉴》中的农产品价格；克里斯·哈伊兹莱尔和詹姆斯·麦克盖（Chris Hajzler and James MacGee，2015）使用的是加拿大和美国的零售食品价格。这两篇文章都发现了国际价格差距在20世纪30年代不断扩大的证据。据我所知，就2008年之后的这段时期，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证据。

总而言之，虽然2016年发生的事情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声称全世界已经出现大范围去全球化的表述是不准确的。不过，这在日后仍有可能出现变化；即使没有变化，也没有人能够否认，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成功当选以及法国民族阵线在2017年的选举失利、意大利在2018年3月的选举结果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所获支持代表了对宽泛意义上的既定秩序的反抗，并至少部分代表了对全球化的反对。经济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明这一反全球化浪潮的起因或者帮助我们厘清应对之道？

19世纪末

2016年的民粹主义浪潮至少部分代表了对全球化的反对，这一论点立足于三个主张。首先，全球经济在1990年之后显著加深了一体化程度，尤其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更是如此。其次，这一全球化具有显著的分配效应。再次，这些分配效应最终产生了政治后果。虽然人们对第一点基本没有什么异议，但第二点和第三点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经济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就尝试使用与此完全相同的三步论证法解释19世纪末的反全球化浪潮。第一，他们认为19世纪末的国际经济在以惊人的速度一体化：全球化进程在这一时期着实令人瞩目。技术变革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蒸汽船、铁路和电报（如Kenneth D.Garbade and William L.Silber，1978；Knick Harley，1988；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Christo-pher Hoag，2006；Luigi Pascali，2017；Réka Juhász and Claudia Steinwender，2018）。开放殖民地贸易的欧洲帝国主义、对中国和日本等独立国家强制实行近于自由贸易的做法、确保了欧洲百年相对和平的泛英时代（Pax Britanni-ca，Paul Schroeder，1994，第ⅶ页）等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和（延续至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贸易自由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Findlay and O'Rourke，2007，第7章）。

继尼克·哈雷（Knick Harley，1980）等学者之后，奥罗克和威廉姆森（1994）使用价格证据解释了跨大西洋商品市场的情况，同时他们也借鉴了其他人的研究，如莱瑟姆和拉里·尼尔（A.J.H.Latham and Larry Neal，1983）以及柯林斯（Collins，1996）解释了整个商品市场的情况。结合运输成本（Harley，1988）和贸易量方面的证据看，19世纪的商品市场出现了显著的一体化。同样，劳动力和资本国际市场的一体化在19世纪显然也有了极大改进。到19世纪末，每年都有100多万欧洲人离开欧洲大陆，中国和印度也有大量人口外流。外国投资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在1870年时仅为7%，但到一战前夕，这一占比已经上升到近20%（Hatton and Williamson，1998；Obstfeld and Taylor，2004）。

19世纪末和当前的贸易和收入分配

第二，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认为，商品市场一体化和大规模移民具有显著的分配效应，只不过对各国的影响各有不同。我先从贸易说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差距的缩小提高了新大陆的农产品价格和欧洲的制成品价格，同时降低了欧洲的农产品价格和新大陆的制成品价格。奥罗克和威廉姆森（1994）使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的方法，通过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证明这样的价格冲击有利于多方因素，同时基本不对任何因素造成伤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运输成本的下降损害了英国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并使英国工人从中受益，但在美国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英国受到的影响要大得多，这表明它对国际贸易更加开放。奥罗克等人（1996）提供了由7个“大西洋经济体”组成的面板计量经济学证据，证明商品相对价格与要素相对价格是相关的，这符合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威廉姆森（2002）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论点，将20世纪所谓的第三世界也纳入其中。

就奥罗克等人（1996）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而言，对当今的人们来说，由7个国家和8个时期组成的面板回归分析可能无法构成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至少是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计量经济学验证而且具有理论一致性，这样的验证非常少见。这是一种一般均衡理论，它预测的是整体经济商品价格向量与整体经济要素价格向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合适的观察单位是经济，而不是地区或行业。正如平洛皮·戈德伯格和尼娜·帕维克里克（Pinelopi Goldberg and Nina Pavcnik，2007，第58页）所说：“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般均衡导致我们很难将其带入数据之中。由于该模型预测的是整体经济的要素收益，所以我们一年只有一次观察机会。”后来的研究人员，如克里斯·米切纳和颜色（Kris Mitchener and Se Yan，2014），在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时，使用了基于模型的模拟法建立起了贸易（即贸易品价格）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现今，将贸易和收入分配相关联的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当属戴维·奥托（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的研究。奥托等人（2013）的研究表明，1990年至2007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日益加剧，受其影响较大的美国区域有着较高的失业率、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和较低的工资。他们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各个区域，从而“回避了估算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时特有的自由度问题”（第2124页），因此他们没有验证长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此外，他们的研究表明，重大贸易冲击引起的“短期”区域不平衡要比之前预想的更持久，也更严重，因此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关注这些问题。而这又为未来的历史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议题，前提是所需的区域数据都是可以获取的。

19世纪末和当前的移民、工资和就业

在论证大规模移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时，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使用了类似的方法组合。由于相关学者关注的是整体经济影响，因此这里也涉及上文所述的自由度问题以及对该问题的类似应对。乔治·博耶等人（George Boyer et al.，1994）、奥罗克等人（1994，1995）使用的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泰勒和威廉姆森（Taylor and Williamson，1997）假设了一个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生产函数，并通过1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替代弹性进行了计量经济学估算。这一弹性数值和生产要素份额信息合在一起就可以计算出总劳动力需求弹性，从而帮助他们估算移民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冲击对工资的影响。举例来说，美国劳动力在1870—1910年增长了24%，这一增长估计将美国工资拉低了8%（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第155页）。

其他一些研究则尝试通过使用市或州（尤其是美国各州）之间的偏差回避自由度问题。与研究贸易时的情况一样，这种方法无法解决移民是否对工资产生了整体影响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区域内劳动力市场调整缓慢，奥托等人的研究表明，现实情况正是如此，那么这样的研究就有可能发现一些局部影响。

总之，文献表明，19世纪的移民给美国本土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压力。哈顿和威廉姆森（1998，第8章）发现，在将其他各种要素设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美国各州的移民迁入率越高，本地人的迁出率也就越高，而柯林斯（1997）发现，国外出生的人口与非裔美国人向美国北部样本州和样本城市的净移民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克劳迪娅·戈尔丁（1994）发现，工资与外国出生人口占比之间在城市层面存在负相关关系：后者每增加1%，工资就会降低1%—1.5%，这样的影响足够显著，因而无法归因于组合效应[就像Hatton and Ward（2018）指出的那样]，而且从柯林斯、哈顿和威廉姆森提供的区域内劳动力市场调整的证据看，这一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现在的移民是否降低了工资或就业水平？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举一些近期的例子：奥塔维亚诺和佩里（Ottaviano and Peri，2012）发现，1990年至2006年对美移民对本地工人的工资产生了微弱的正面影响，却降低了以往移民的工资；马纳克达等人（Manacorda et al.，2012）在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的对英移民数据中也找到了大量类似的证据；达斯特曼等人（Dustmann et al.，2013）发现，1997年至2005年的移民迁入将英国本土工人的工资降到了工资分配的二十百分位以下，但略微提升了高薪工人的工资；达斯特曼等人（2017）发现，1991年的移民对德国本土工人的工资产生了中度负面影响，但对本土工人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种混杂证据与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对19世纪末移民得出的明确结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导致这种对比的究竟是不同类型的数据和研究方法，还是不同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明显的历史差异涉及移民流量的规模：据泰勒和威廉姆森（1997）估算，移民迁入使美国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24%，加拿大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44%，阿根廷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86%。如果这么巨大的流量竟然没有对工资产生影响，哪怕只是反事实推论也够奇怪的。更大胆的推测是，流量规模可能更大幅度地改变了劳动力供给曲线，从而使工资弹性变得更加容易识别。

雷恩·阿伯拉米斯基和利亚·普拉特·布斯坦（Ran Abramitzky and Leah Platt Boustan，2017）列出了与移民相关的工资弹性在100年前的美国可能要大于当今美国的几个原因：移民和本土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较为相似；服务业就业较少，这个行业的工资所受影响可能显露不出来；对合法和非法劳工采取类似的监管框架（涉及不多的监管），而不是在两者之间进行细分。谢斌（Bin Xie，2017）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制造业岗位可能要比现在更具同质性，这意味着本土工人没有太大的空间实现专业化，以避免来自移民的竞争；他还[引用Joshua Rosenbloom（1996）的观点]认为，美国在19世纪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区域流动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家有望发现更显著的局部影响。现代的最低工资法是如今的工资影响小于100年前的另一个原因。

话虽如此，但阿伯拉米斯基和布斯坦（2017）认为移民“在本国人口和现有移民工人中创造了赢家和输家，降低了本土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促使一些本地人离开移民门户城市，刺激了资本投资”的说法似乎言之有理。一再有研究发现，因移民而受到最大工资负面影响的可能是之前的移民，这似乎也合情合理。我们应该可以认定，移民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将会有所不同，因为聚集效应和针对移民在技术上采取的措施有望削弱移民对工资的影响（请参见Ethan Lewis，2013）。我们还可以看到，移民产生的影响会因人口流动的性质及制度和经济背景而有所不同。

阿伯拉米斯基和布斯坦呼吁使用现代的方法就19 世纪末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展开更多的研究，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近来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的有谢斌（2017），他发现美国的移民限制在20世纪20年代提高了制造业工资并推动了非裔美国人从南向北的迁移；与之不完全一致的是菲力普·阿吉尔和卡斯帕·沃姆·汉森（Philipp Ager and Casper Worm Hansen，2017）的研究结果，他们也将人数限额用作识别策略，但参照的是职业数据，结果他们发现，虽然人数限额提升了非裔美国人的地位，但也将本土白人推向低薪职业；与之更不一致的是下列这些研究：艾伦·格林和大卫·格林（Alan Green and David Green，2016）发现，将一般均衡调整纳入考量之后，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对加拿大工资的影响非常微弱；塔贝里尼（Tabellini，2017）发现，在美国一些样本城市，移民在1910年至1930年间对制造业工资的影响非常微小（统计上不显著）；迈克尔·克莱门斯等人（Michael A.Clemens et al.，2018）发现，美国在1964年底将50万左右墨西哥农场工人排挤出美国的做法并没能大幅提高本国工人的工资。因此，就像近代的情况一样，我们看到的是混杂的证据。

总而言之，对19世纪末进行研究的文献发现，全球化既创造了赢家也创造了输家，其中最大的输家是欧洲的土地所有者和新大陆的本土工人。而这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

19世纪和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

论证19世纪末的全球化属于自我破坏的第三步是：移民和贸易的分配效应导致了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在使用区域数据来验证贸易或移民是否与地方层面的投票模式相关时，也存在一个类似上文所说的“自由度”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会遗漏全球化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是均等的。虽然如此，但是戈尔丁（1994）在研究1915年国会对美国文化水平测试的投票结果时发现，本地工资增长越高，反移民投票的可能性就越低。蒂默和威廉姆森（1998）为一组样本国家设定了一个移民政策跨国指数，他们发现，政策的限制越小，低技能工人的工资相对于平均收入就越高。将这些研究结果与移民对工资影响的研究结果相结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的某一维度（此处为移民）对自身造成破坏的实例。

20世纪90年代关于19世纪贸易政策决定因素的证据虽然参考了大量政治科学文献，如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1977）和罗纳德·罗戈斯基（Ronald Rogowski，1989），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定性分析。奥罗克（1997）认为，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的证据，英国和丹麦之所以对谷物的涌入采取更为自由的贸易政策回应，是因为它在这两个国家造成了不同的分配效应。另一种方法是只研究贸易构成主要议题时的选举结果，看看对贸易政策的投票结果是否与经济利益相一致。欧文（Irwin，1994）等人发现，经济利益至关重要。他发现，可以用部门利益解释英国在1906年为何没有重新采取保护主义。西比拉·莱曼（Sibylle Lehmann，2010）使用生态推理法得出结论认为，小农户在1878年的德国大选中支持自由贸易，而大型地产所有者则支持保护主义，这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是一致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瑞典的小农户在1887年转为支持保护主义候选人这一事实似乎令人费解。莱曼和沃卡特（Lehmann and Volckart，2011）认为，这种转变代表人们对现任政府失去了信任。这告诉我们，即使贸易是选举中的主要议题，投票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2016年的选举动荡是不是经济因素造成的？更具体地说，它们是不是代表了反全球化浪潮？这个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是文化原因，但如果完全是文化原因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在过去10—15年里，是什么导致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选民在文化方面变得更加保守？身为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想必很适应复杂性。想想人们在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为何废除《谷物法》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这究竟是观念使然还是利益使然？谢丽尔·斯科恩哈德-贝利（Cheryl Schonhardt-Bailey，2006）总结的一篇专业长文表明，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确实，有证据表明国会议员在投票时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选民的经济利益。利益集团的游说至关重要，土地所有者的投资组合多样化也是如此。但是，皮尔在工资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上持有的观念也很重要（Irwin，1989），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道德感、威灵顿公爵说服英国上议院的能力以及公爵决定这样做的宪法原因等。设想一下我们的后人在50年后回顾我们这个时期并询问学生造成2016年动荡局面的主要是经济原因还是文化原因的情形。当学生需要在两种具有教学实用性但都过于简单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的答案是不是很有可能跟平时的答案一样，也就是说，其实两者兼而有之？

如上文所述，我的观点是，经济史学家已经合理地证明，19世纪末的全球化因为同时创造了赢家和输家，后者成功地影响了数个国家的贸易或移民政策，从而对自身造成了破坏。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经济学也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因素。确实，美国的移民限制与移民对工资的影响是相关联的，但是只要粗略地审查一下相关立法就会发现亚洲移民格外受到关注。任何人只要看过阿夫纳·奥弗尔（Avner Offer，1989）关于反亚裔种族主义如何盛行于19世纪末“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的描述，就会确信“文化”是造成19世纪末移民限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经济因素也很重要。

大家能在不将英国民族主义纳入考量的情况下完全理解英国脱欧吗？或者说能在不考虑肤色的情况下完全理解一些人对奥巴马的强烈敌意吗（前者请参见O'Rourke，2018b，第9章）？当然不能，但是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经济因素在2016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并不意味着选民是“理性的”，因为他们在投票时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举例来说，萨沙·贝克等人（Sascha O.Becker et al.，2017）和蒂莫·费泽尔（Thiemo Fetzer，2018）给出的证据表明，英国的紧缩政策与支持脱欧的投票结果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这是一个很好地展现了经济因素如何推动反全球化投票的实例，但并不是一个展现经济理性投票的好例子，原因很简单：保守党的紧缩政策与欧盟并无关系。不过，关于21世纪投票模式的其他一些证据则更为接近19世纪末反全球化浪潮的相关记录。贝克等人发现，尽管影响很微弱，但来自东欧的移民流入与支持英国脱欧的投票结果具有相关性。奥托等人（2016）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上涨与2000年以来美国国会选区层面的政治两极分化是有关联的。上文引述过他们关于中国进口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结果产生影响的证据，结合这样的证据来看，人们会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将全球化与经济结果和政治变革相关联的论点。然而，确切的机理尚不清楚。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可能是在投票赞成保护主义，就像19世纪的欧洲土地所有者那样。但是，奥托等人注意到，在人们越来越激烈地争夺政府服务的情况下，民粹主义选民也可能把选票投给那些承诺让白人选民享有更多公共服务的政客。或者，民粹主义政客也有可能推出一些旨在提高选民投票率和吸引竞选捐款的极端主义政策，以一种投机的方式应对经济困难时期（Autor et al.，2016，第4页）。关于经济低迷与民粹主义之间关联的文献太过庞杂，无法在此概述，不过一个合理的结论是：贸易和移民促成了欧洲和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

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在我看来，奥罗克和威廉姆森（1999）的一个缺点是它对政治程序的看法过于简单化。政治被有效地简化为二元选择：政府可以选择保持开放，或者选择不这样做。在利益配置允许的情况下，它们会保持开放；如果不允许，它们就在贸易或移民方面设置壁垒。一位政客可能会发现，自己更需要的是有关如何在面对保护主义压力时保持开放的建议。

迈克尔·休伯曼（Michael Huberman）及其合著者的研究工作正是着眼于此。在一系列文章和后续的一本书（2012）中，休伯曼介绍了旨在保护工人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社会保险计划在19世纪末被逐步引入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尤其是比利时，工人支持贸易自由化的附带条件就是这种“劳动合同”的引入。很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越是对贸易开放，劳动合同就越是完善：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没有任何引发逐底竞争的迹象。这与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1998）的发现结果遥相呼应：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越是开放的经济体越是拥有强大的政府。罗德里克认为这种相关性表明，在那些更容易受到贸易冲击影响的国家，人们对政府部门提供的保险服务有着更高的需求。

根据这种观点，国家和市场不是彼此的替代品，而是相互补充的，因为国家行动有助于维持开放政策得到的政治支持。现在，金融全球化和对可流动直接投资的竞争加剧可能会限制各国为这些政策筹集资金的能力（Rodrik，2017）。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经济体能比得上欧盟28个成员国（很快就是27个了）的高度一体化。虽然将各个成员国维系在一起的是“越级全球化”，但欧盟似乎能够适应各国在政府支出的GDP占比这个问题上的迥异选择。撇去爱尔兰不谈——它的GDP统计数据与其他国家的数据不具可比性——在2016年，GDP中一般性政府支出占比在罗马尼亚低至34%，在法国则高至56.4%。有8个成员国的占比不到40%，有5个国家的占比高于50%。从19世纪末看，全球化和旨在保护工人的国家干预是可以携手前行的，这一经验教训直到今天可能也还没有过时。

经济史也表明，各国可以直接开展合作，从而避免相互伤害的逐底监管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会破坏开放政策得到的支持。休伯曼和克里斯托弗·迈斯纳（Huberman and Christopher Meissner，2010）讲述了各国在19世纪末的时候如何以市场准入换取加强监管标准的承诺。法国和意大利在1904年达成的协议也将监管标准与移民相互关联起来：法国允许意大利移民受益于法国的劳动合同，前提条件是意大利将自身的监管标准提升至国际水平。艾伦·米尔沃德（Alan Milward，2010）强调，在欧洲大陆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受创伤做出的应对中，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提高了各国应对眼前问题的能力。各国必须能够从贸易中获益，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不能以牺牲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为代价。“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不会危及现有社会福利水平的商业框架……《罗马条约》也必须充当福利制度的外部支柱”（Mil-ward，2010，第216页）。因此，《罗马条约》（1957）构建的不仅仅是关税同盟，还包括共同农业政策、区域政策以及各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协调统一。这一欧洲项目的种种超国家要素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些要素一直困扰着英国，但在维持公众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支持方面，它们曾被视为（现在仍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O'Rourke，2018b）。

大萧条

奥罗克和威廉姆森（1999，第286页）认为，一战和二战间隔期的去全球化不仅仅是外部冲击，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它的根源要追溯至19世纪末的反全球化浪潮。我们没有详细讨论这种观点的准确度有多高，不过它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比如，我认为，就美国移民政策而言，我们的观点有着相当稳固的立足点。19世纪末逐渐收紧的限制、1917年《美国移民法》的引入和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人数限额之间有着明显的延续性。1914年之前引入的欧洲农业保护政策在战火中毫发无损并延续至今。19世纪末还出现了一个转变，那就是开始保护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免受英国竞争的影响。这种现象无处不在，因此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2011）称之为发展的“标准模式”的一部分。全球多个国家在20世纪重新获得关税自主权的时候采取了这一举措。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认为一战的爆发和大萧条的开始并不是对世界经济开放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重大突变，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两者是全球化破坏自身的例证，而不是强加于一个强劲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外部冲击？

我先说说大萧条吧。我们从彼得·特明（Peter Temin，1989）和巴里·埃肯格林（1992）的著作中了解到，金本位和大萧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金本位是19世纪末支撑全球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中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回归金本位是重建战前高度全球化世界的一项重要举措，政客认为，这一做法标志着各国对大体开放的国际体系的承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为随后的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全球化造成的。这样的论据可能稍显勉强。还有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论证大萧条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由之前的全球化引起的，那就是国际资本流动在这场危机蔓延至全球各地时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对于德国等国的学者来说估计是不言自明的，它也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1973）著作的核心要旨，但我认为，从埃肯格林和特明的著作开始，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史学家更倾向于用蒙代尔弗莱明（Mundell-Fleming）模型研究大萧条，汇率、利率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是这种分析的核心所在。这种倾向恰好符合凯恩斯对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宏观经济决策的一再谴责。然而，自2008年以来，特别是自2010年欧元区危机以来，再一次从资本流动突然停滞的角度分析欧洲大萧条的做法变得更加自然，这是阿科米诺蒂和埃肯格林（Accominotti and Eichengreen，2016）近来进行举例论证时采取的一种分析视角。从这一视角可以更明确地看出，欧洲大萧条是全球化某一特定维度，即资本流动造成的负面后果：在贷款终止的时候，德国等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削减支出，同时它们的金融体系也因外国储户纷纷从银行提款而备受压力（Eichengreen，2015，第137—144页）。德国总理布吕宁因其采取的具有经济和政治破坏性的紧缩政策而广受批评，他原本是否可以采取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政策？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德国历史文献可能会让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观察人士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共鸣。

如果大萧条是由国际资本市场失灵引起的，或者由当时被视为市场支柱的金本位造成的，那么我们还能举出一个全球化自我破坏的实例，因为大萧条是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保护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所在（虽然《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有更早的根源）。埃肯格林和欧文（2010）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与坚持金本位有关，国际联盟（1943，第31页）等文件之前已经提出了这一点。坚持金本位的时间越长，意味着国际收支问题和萧条越持久，而且会使政策制定者无法推行替代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更糟糕的是，大萧条促进了政治极端主义，其中以德国为最但并不限于德国。古雷格里·加洛弗雷·威拉等人（Gregori Galofré-Vilà et al.，2017）发现，紧缩政策与1930年至1933年间德国支持纳粹的投票结果是正相关的，不过有计量经济学证据显示经济危机与更宽泛意义上的右翼极端主义有着相关性。艾伦·德布罗姆海德等人（Alan de Bromhead et al.，2013）发现，有证据表明经济长期表现不佳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右翼政治极端民族分子得到的更高选票是相关联的，而曼纽尔·冯克等人（Manuel Funke et al.，2016）发现，根据一份1870年至2014年间20个发达经济体的样本，极右翼政党获得的选票份额在金融危机之后平均提高了30%。极端主义推动了更加激进的去全球化，因为纳粹推出了一种严格管制的战时经济，其特点是寻求战略自给自足和双边贸易安排（Adam Tooze，2006）。

什么样的措施原本可以阻止这些灾难？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高瞻远瞩的宏观经济决策：各国本可以早点选择放弃金本位，最好是统一行动，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政策灵活性重振本国经济。从这一点来说，全球各国在2008年之后的政策应对要远比当时更胜一筹。2010年之后，欧元区外围国家发现自己无法贬值，必须实行顺周期紧缩政策并受困于一个追求过度保守政策的货币联盟（直到马里奥·德拉吉接管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国家的经历表明，大萧条的基本宏观经济教训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O'Rourke and Taylor，2013）。这样的经历肯定有助于解释意大利为何会在2017年选出一个民粹主义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怎么回事呢？图兹和费蒂克（Tooze and Fer-tik，2014）指出，我们不应当认为是它终结了19世纪末的全球化，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场全球化的冲突，涉及各大洲之间的高额国际借贷和大规模军事资源转移。这一点说得很有道理。此外，现有的价格证据表明，国际商品市场在一战期间分崩离析（Findlay and O'Rourke，2007，第434页），而且这次冲突产生了一系列长期后果，如新成立的东欧民族国家、影响全球工业和农业部门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俄国革命，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想要重建基本上成形于1914年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变得困难重重（同上，第435—443页）。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一些贸易和移民限制根源于19世纪末，不过一战对国际经济产生了单独的去一体化影响。

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将一战视为世界经济在1914年受到的外部冲击？还是说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更激烈的反全球化浪潮？图兹和费蒂克（2014）总结了全球化与战争之间最直接的联系：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帮助俄国逐渐赶上老牌大国。这破坏了先前存在的地缘政治均势，德国因此开始制定军事战略来应对这一威胁。两位作者原本还可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在此之前，工业革命扩展至德国之后已经破坏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均势，那一次的破坏甚至有可能更加彻底。同样，现代经济增长扩展至日本之后也在20世纪上半叶破坏了亚洲的稳定。如果拿当今世界与之相比的话，结果既一目了然又令人担忧：如果我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全球化密切相关，或者说这将对国际均势产生影响，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提出异议吧。

大卫·罗威（David Rowe，2005）提出了一种更为微妙的将一战前的全球化与一战爆发相关联的机制。全球化在劳动力资源丰沛的欧洲提高了工资，从而提高了招募士兵的财政成本或征募他们的政治成本。这使各国在军事上感觉更不安全、更无法有效地以军事报复行动进行威慑。同时，这也使他们对军事盟友的可靠性感到担忧。在罗威看来，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战争即将爆发之前的一系列灾难性政治决策。

奥弗尔（1989）提出了另一种将19世纪末的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不稳定相关联的机制。国际贸易使工业化国家能够从比较优势中获益，在它的放大作用下，结构转型先是导致英国，后又导致德国越来越依赖食品和原材料的进口供应。这种依赖使各国在军事上感到脆弱无助，并使海军优势——就德国而言，是尽可能在海军力量上做到与他国旗鼓相当——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战略利益问题。1914年之前数十年的英德海军竞赛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奥弗尔介绍了海军战略家从最初的纯防御考量转为后来开始探索进攻性海战可能性的过程（另请参见Nicholas Lambert，2012）。这些考量当然不是一战爆发的原因，但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的参战决定。如果德国击败法国，它就可以将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直接投送至大西洋而无须担心受到英国的封锁威胁。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在1911年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欧洲大国赢得大陆霸权，那么英国将永远失去对海洋的控制权，这也意味着它与自治领的解体和大英帝国的终结（Michael Howard，1972，第51—52页）。

图兹（2006）和迈克尔·巴恩哈特（Michael Barnhart，1987）已经论证过，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想要实现战略自给自足的心理在德国和日本既是战争的推手，也是战争的结果。邦法蒂和奥罗克（Bonfatti and O'Rourke，2018）则从更广泛的角度告诉我们，如果追随国对进口原材料的战略依赖与老牌大国的海军霸权两相结合，就能推动这个追随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期赢得战略自给自足。高工资全球化经济体的战争成本提高也会促使政客把赌注压在快速攻势上，以期一举成功（Jari Eloranta and Mark Harrison，2010，第137页）。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当代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那就是中国。就像19世纪的英国和德国一样，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结构调整，而且它现在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要远胜于以前。在进口方面，它严重依赖外国石油，这些石油大部分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来的；在出口方面，它将近乎垄断的稀土资源用于战略目的。在和平接纳新人进入顶级强国方面，国际政府体系历来表现不佳；在这方面有一些精彩的理论和历史文献，但是因为太过庞大而无法在这里予以总结（如Robert Gilpin，1981；Robert Powell，2006）。一旦中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可以依靠市场提供所需的食品和原材料，这个世界就有可能变得远比之前危险。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贸易有一个特点让当代观察家觉得格外危险，那就是日益减弱的多边性，即各国越来越多地与其殖民领地或势力范围进行贸易往来。正如福克·希吉德（Folke Hilgerdt，1935）所说：“双边主义使某些国家难以获得原材料供应，因而有可能导致各国争相对不发达国家施加影响（或使之成为自治领），进而引发政治纷争，而这有可能对各国之间所有形式的和平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德布罗姆海德等人（2018）指出，1930年以后大英帝国在英国本土进口中所占份额的上升有70%以上可以归因于英国歧视性贸易政策。因此，《关贸总协定》第1条明令禁止歧视性贸易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它还是有很多众所周知的例外条款。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情况表明，侵略性和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最大成本可能是政治成本而非经济成本。正是从这一点来说，坚持国际法治相当重要，同时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意味的含义也变得令人担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重新任命法官的做法有可能使该机构陷入瘫痪。

结语

全球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大范围的去全球化，但这在未来不无可能，而且会产生危险的地缘政治后果。那么，决策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幸运的是，大萧条的教训影响了2008年之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过它们并非历史上唯一适用于此的教训。2016年的政治动荡发生在美国和英国，这两国的危机后宏观经济管理要远远胜过欧元区，其经济复苏也相应提前。这表明，与贸易和移民相关的长期力量对选票的影响可能要大于2008年之后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2016年的动荡发生在休伯曼所说的劳动合同（此处是它的21世纪版本）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这是巧合吗？从我对历史的解读看，政府只要过度推动任何事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和具体意义上的全球化，就必然产生反作用。也许拥护开放政策的人士不应该在这个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世界推动更紧密的一体化，而是应该宣告胜利，并专心研究如何保护个人和地区免受国内和国际市场必将带来的风险。

与所有历史学家一样，经济历史学家还可以为当今世界围绕着2016年政治动荡、民粹主义日益广泛的起因及其对国际秩序的潜在影响（其中一些影响非常令人担忧）等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做出最后一项贡献。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接受的训练是寻找模式并力求对全部现象类型做出一般性解释，而不是对个别历史事件做出具体解释。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接受的训练也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个体事件的独特性，并承认背景、突发情况和个体行为人的选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种创造性张力是我们这门学科的核心所在，也是它让这门学科如此迷人。历史学家的视角在当下非常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和我们的领导人都享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用这种意志让事情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在危险时期，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将大有裨益。

（陆殷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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