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农民的终结”与农民工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农民的终结”过程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土地分户经营是农民在农村内部对于旧体制的抗争，那么，农民的流动则是农民对于城乡分割的身份歧视制度的抗争。正如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所说，是“中国农民为公民身份而战”6。

二元体制中农民的身份困境，在农民工出现以后被充分展露。在农村内部，或者说如果不外出，那么他们的身份困境经常被掩蔽，因为，周围都是制度上身份相同的农民。大家都一样，往往掩盖了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当他们带着原来的身份进入城市，有了与城市人权利的比对，有了与城市体制的直接互动，这种不合理才突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就是全体农民权利状况的直接反映。

以“孙志刚事件”为转折，2003年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农民工的种种歧视限制政策规定逐步取消。现在，在不少城市连暂住证也取消了，有的改为居住证，有的规定满足一定条件即可成为城市的市民。农民工的就业、工资、社保等方面的权益也日益受到重视和肯定。这些政策改善大大提升了政府在农民中的信任和威望。问题在于，这些经济权利需要政治保障。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怎样参与城市公共管理，既让这些新的移民能够认同城市是自己的城市，又让城市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倾听其利益诉求，这不仅关乎新移民的权利保护，更重要的是关乎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新的政治整合。如果解决不好这一问题，将会带来社会的分裂和对立。这种对立本身是由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人为造成的，其对立后果也是政治性的。近两年，在广州、北京等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也被称作“二代移民”的价值错乱，就凸显了这样的问题。

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不得不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这不仅凸显了制度的不合理，同时，也启发了农民对既有体制的不满，并且教会了农民如何反抗与斗争。流动是一所“大学”，使农民获得了新的生活理念、法律知识、维权艺术和组织实践。经验显示，回到村庄的外出农民是最有创造性的，不仅善于创业，而且也勇于和善于同地方政府谈判或组织抵抗。市场化和流动，其实锻造了一代新的农民。这是富于反叛或者说敢于表达的一代。作为一名政策研究者，笔者从二十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和访谈大量农民工，今昔比照的一个强烈印象便是，农民工中出现了显著的代际差异。这种差异其实不做专门研究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

所谓“代际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农民工，在自我认同、社会认知、政治态度、权利意识、就业选择、意见表达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归结起来看，新生代农民所体现的独立、自主、平等不同于父辈，更加具有进取性或者说进攻性。这是由他们成长的时代特征决定的，也是由他们自身独特的社会处境决定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条件下，年轻的农民不仅有多种方式接触和了解城市，甚至对外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了解。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标准已经有了国际的参照系。从他们自身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生活在城市与农村夹缝中的人，自身定位模糊，不以城里人或农村人定位自己，却追求生活方式、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的升级。新生代农民工有明显的新特征：受教育程度高于父辈农民工，职业期望高于父辈农民工，权利意识和政治效能感高于父辈农民工，工作耐受力低于父辈农民工，对社会有失公平现象承受力低。他们在吃苦耐劳、逆来顺受方面的品性则普遍不如上一代。从消极的角度批评，可以说是“富贵不知乐业，贫困难奈凄凉”。但是，换一种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更加强调自己权利的，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政治文化。这是一代全新的人，不仅代表了新的生活方式，也有新的社会认知，新的政治态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昭示了农民命运的新开始。

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观念与政治态度往往令人惊异。这从“民工荒”的问题上可见一斑。平心而论，现在沿海地区企业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整体上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农民工纷纷涌入，而现在却不愿去了？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对此甚为不解，甚至要指责现在的农民工过于挑剔、好逸恶劳。通常说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吃苦”，此话不谬，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却值得探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像父辈一样，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吃苦耐劳，在盘剥与歧视中忍气吞声。当谈起“民工荒”时，新生代农民工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承认“民工荒”的存在，爆满的是火车，裁员的是企业，哪里有什么“民工荒”？更有甚者，直接说“民工荒”实属天经地义，是企业的报应。很多加工行业的农民工称工厂为“黑心工厂”。加工行业倒班是正常工作需要，但农民工通常都是连班倒，工资则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有农民工认为，“民工荒”实质为“奴隶荒”，对于奴隶般的生活，他们当然应该选择离开，不要指望他们像父辈一样继续做奴隶。这些言辞失于尖刻，但是，其中不乏深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工荒”算是一种变相的罢工。有的民工在网络上发出帖子，要“全国工人团结起来，宁可失业，不进血汗工厂”。可见，“民工荒”是农民工争取权利改变社会现实的觉醒。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生活与发展的选择权。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重新审视农民的社会角色与位置，重新确认自己的权利。新生代农民工敢于挑战权威、挑战社会，而且敢于付出代价和牺牲。农民的新开始由此可见端倪。

孟德拉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察法国农民的新生代时，就发现了新农民与旧农民的重要区别，他指出：“人们会禁不住地确认，归根到底，这种代际冲突是一种文明冲突。”7与旧农民相比较，新农民的态度与旧农民的意识存在根本的和全面的冲突，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在孟德拉斯看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并不是政治派别的冲突，但具有同样的政治性，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提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孟德拉斯认为，这个群体的权利要求和原有的政治法律结构发生了冲突，他们的个人成功受到市场机制和经济权利的制约，于是，这就造就了他们崭新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实际上，这是世界观的冲突：一些人认为，道德和哲学的原则必须支配行动，现实应该服从观念；另一些人则认为，境况制约着行动，应当为行而知。”这两种态度蕴涵着两种哲学和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关于拉美国家移民二代的观察，也有类似的发现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