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农业产业化

1．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与产生

农业产业化在西方国家被称为Agricultural lntegration或Vertical Coordination，即“农业一体化”，于20世纪50年代起源于美国家禽养殖业，随后传入西欧和日本。历经60多年的深化发展，发达国家已形成了现代农业经营的一体化结构，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政策措施和理论研究成果。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戴维斯和戈德堡（John Davis＆Roy Goldberg）于1957年提出“农业一体化”（Agricultural lntegration）概念，将其组织载体称为“农业综合企业”或“农业综合经营体”（Agribusiness），并于次年出版A Concept of Agribusiness。根据书中内容，Agribusiness是指将农业产前部门（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和产后部门（农产品运输、加工、储存和销售）与农业生产本身有机结合，即实现农业产业链上产供销一体化。其本质是在农业产业链专业分工的基础上，通过产权或契约联合经营各环节主体，形成一个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从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加拿大农业和食品委员会（1998）进一步丰富了农业产业化的内涵，指出市场细分、质量保证和制度成本是农业产业链发展的驱动力。在我国，山东省于1993年率先提出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构想，明确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牛若峰（2006）给出的定义被广泛采用，即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相联结形成的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农业产业化提出以来，学术界对此做出了多种界定，从有关阐述中可知，虽然学术界各自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对农业产业化的本质表述基本是一致的。其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农业产业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因为市场是优化配置农业资源要素的基础；二是农业产业化的本质特征是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三是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必须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为中心（康爱荣，2005）。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产生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是在深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既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转变的必然过程，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使农户成为经营主体，其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生产力有了极大的解放，农业也获得了极大的丰收。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农户卖货难等一系列风险，农业发展的一些矛盾开始暴露。

（1）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所采取的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模式，难以适应千变万化又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主体分散，势单力薄，经济实力脆弱，缺乏信息，无法及时掌握市场需求状况，无力抵御由市场竞争、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几千年形成的趋同心理，使其无法在实际生产中“反其道而行之”，在生产上往往彼此模仿，造成同上同下，大起大落，甚至是“血本无归”。农业生产不仅延续着过去陈旧落后的商品交换和交易方式，而且在交换和交易时，由于在市场上不平等的流通地位，导致了流通费用高、农业发展速度和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等问题。

（2）农业经营小规模与农业现代化大目标之间的矛盾。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认为，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要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就要求在农业生产技术、手段、管理、组织等方面有质的飞跃，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然而，我国农村属于一家一户的家庭承包分散经营，规模狭小，这种狭小的规模经营不利于农业科技和产业机械化的普及、推广和应用，也不利于先进的管理机制在农村的培育和运行。显然，这会大大阻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3）农业经济效益低与社会效益高的矛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具有非同一般的经济意义，还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及鲜明的政治意义。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部门，具有生产周期长、受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大的特点，面临较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风险。农户一般不能或很少直接和市场发生联系，农业发展带来的效益更多地被其他行业和部门分享。农民得不到相对较高的后续利益，更不能分享中间环节在流通与生产转化中所产生的平均利润，导致农业经济效益极低。近几年农业经济效益低与社会效益高的矛盾日益突出。

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在探索解决上述矛盾的方法。总之，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农业经营形式，是一种以工业发展的思维发展农业的新理念，其基本形式是“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和“专业市场＋农户”的一体化经营；其基本特点是生产专业化、企业规模化、经营一体化和服务社会化；其实质是多方参与主体自愿结合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2．农业产业化的特征

（1）布局区域化。布局区域化是指农业产业化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性影响，区域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农业产业、产品结构和产业方式。可以依靠当地资源，发挥各自优势，选择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布局区域化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间的资源互补优势和比较优势，以市场为依托，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

（2）产品商品化。产品商品化是指农业产业经营组织以从事生产、加工、销售商品为主，使农产品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的目标生产。农业产业化就是逐渐突破过去旧的经营体制的束缚，逐步创造农业产业化新的经营主体，实现不同经营主体间的合作，优化生产要素和整合各种资源，促进生产力水平的大力提升，进而不断地带来商品市场供给的增加（沈雅琴，2004）。

（3）生产专业化。专业化是商品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指农业产业化组织中某一种产品或者以某个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加工、运销一体化经营。

（4）经营集约化。集约化是指在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农业生产环节中，通过科技创新，逐步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过去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随着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发展成为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物质条件。

（5）企业规模化。规模化是指农业产业化组织能够实现规模化经营（徐冯璐，2007）。这一规模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农产品生产实行规模化种植或养殖，形成群体化规模；另一方面是一些龙头企业组织通过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联合和合作，扩大农产品的储藏、加工、运销等组织的经营规模。农业生产规模化，有利于采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为农产品的批量生产、加工、销售奠定基础。

（6）经营一体化。一体化经营实质上就是把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别生产过程转变为相互联系的社会生产过程。这就要求以市场为导向，在农业产业化组织生产中通过订立合同、入社或入股的方式，实现利益或产权等的联结。通过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形成一体化经营体制，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

（7）管理企业化。管理企业化就是对农业产业组织按照企业化的标准，对农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科学组织、协调、管理和服务，把分散的农户联结起来，进行有序的生产经营，共同开拓市场，提高产业化组织的整体经济效益。管理企业化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公司、专业市场或者中介组织与农户联结成一体化联合体，对这个联合体的经营方式和效率监督等按照现代企业模式的企业化的标准进行管理（胡俊科，2006）。

（8）服务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是判断农业产业化是否成熟的标志（陈文宽等，2003）。它是指对农业产业化组织联合体内各个部门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的服务，以促进各种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效益。

3．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主体分析

经济组织发育的一般规律是，首先由原有的独立市场主体缔结契约并建立简单的小规模组织，随着组织经验不断积累，逐渐扩大组织规模，并因此导致组织活动的分工深化或迂回程度提高，经济当中出现专门的“组织”企业或主体，在此基础上各种组织主体和契约形式的“组合实验”不断展开，形成多种中间性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主体当中，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户显然属于原始主体，而专业市场和经纪人显然属于交易迂回程度加长的派生性主体。

农户是最基本的农业经济组织概念，在人多地少的亚洲国家，农户是农业活动的基本单位。尽管按照舒尔茨理性农民假设，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经营、生产行为符合市场规律，但是在我国自给程度较高的农业背景下，农户生产规模的大小对其经营行为及农业经营组织的需求强度有显著的影响。另外，根据洪民荣的研究，农户家庭可分为自给倾向农户和商业倾向农户。通过对研究区域的调查发现，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正在迅速分化，一方面，许多家庭由于劳动力转移，从商品生产户蜕变为生计型小农和自给倾向农户；另一方面，适度规模经营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不断涌现，逐渐成为引领当地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但在土地流转、资金贷款、农业技术、产品销售、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

农产品经纪人是指从事农产品收购、储运、销售以及销售代理、信息传递、服务等中介活动而获得佣金或利润的人员。一方面，农产品经纪人分布分散、地域性强，贴近普通农民。这些特点使得他们能够深入其他经营主体不能到达的偏远农村，尤其在龙头企业、合作组织等发育欠缺的地区，经纪人承担着组织当地农产品集聚和流通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经纪人大都是个体色彩浓厚、市场信息有限的“二道贩子”，经营规模小、市场竞争能力较弱，而且投机意识较强，在与农户“打交道”的过程中容易发生利益冲突和交易争议。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以现货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和互替性商品的场所，是一种大规模坐商式的市场制度安排。农村产地批发市场是与农户联系最紧密、建立在生产地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具有“买本地、卖全国”的集货和分货交易的功能。批发市场的集散模式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模式。

农业龙头企业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为主，通过各种利益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经营，在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企业，包括国家级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市县级龙头企业、规模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组织是指农民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现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对农户的约束主要依靠凝聚力，农户与合作组织之间并没有正式契约的约束，因此合作组织的内部治理、发育程度和经营管理能力受到与农户关系的重要影响。根据结合紧密程度，可将农业合作组织划分为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联合会。其中，专业合作社和专业联合会与社员联系紧密程度较高，专业协会和社员的联系紧密程度较低。

上述各个组织主体之间通过不同形式的契约进行组合，便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大体可以分为企业核心组织（典型如公司＋农户等）、农户合作组织（典型如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区域性专业市场、经纪人交易模式，其中前两种属于显性契约治理模式，后两种属于隐性契约治理模式。以农户分散的直接市场交易作为基准，这四种组织形式显然是典型的中间性经济组织，不同的是各自位于从企业到市场“组织谱系”的位置，从接近企业一端排列，依次是企业核心组织、农户合作组织、经纪人交易模式和区域性专业市场。

（二）农户生计

1．农户的概念

当前，许多研究中经常提到农户的概念，但农户的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没有被给予明确的定义。农户具有多重含义，在农村发展研究领域中，有学者认为一个农户是由一个人或一组主要由亲属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人，在同一座房子或同一个院子中共同生活，有共同的户主和共同的食物来源（Meillassoux, 1981；Ellis, 1993），强调了农户的成员共同居住在一个地方的特性。结合农户的社会经济特点，可把农户概括为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完全或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组织。农户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发挥一定社会功能的组织。它既是主要从事个体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又是人们建立在姻缘和血缘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组织。但农户与一般的经济、社会组织相比，又不尽相同。与企业相比，农户的目标往往具有多重性，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在劳动力使用上，以家庭成员劳动为主，不雇佣或很少雇佣劳动力（尤小文，2005）。

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户的一些行为也在发生着变化。农户参与市场活动的程度在加深，跨区域劳动力转移规模也在加大，出现了更多的兼业户与非农户。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纯农户逐渐减少，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农户的异质化程度不断加深。鉴于此，参考相关学者研究，结合本研究内容，我们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来定义农户，将农户定义为户口在农村的居民以家庭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经济组织（李小建等，2009）。

2．生计的定义

生计（Livelihood）在英语词典里的含义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和方式，这一概念经常出现在国内外关于贫困和农村发展的论文和著作中。许多研究贫困和农村发展的学者认为生计概念有其丰富的含义。生计这个词比“工作”“收入”和“职业”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大的外延，更能完整地描述出穷人的生存的复杂性，更利于理解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因此，生计的界定为进一步研究和实践生计途径奠定了基础。生计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研究农村扶贫、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的视角。

但在目前，被大多数学者采纳的定义是“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Chambers，Conway, 1992）。这个定义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直接关注资产和在实践中所拥有的选择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在此基础上追求创造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的不同的行动（Ellis, 2000）。从科学研究的逻辑来看，生计研究的起点是生计的概念化。在研究过程中，生计概念的厘清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由于研究兴趣和目标不一样，不同的学者对生计的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给出的定义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如强调农村生计多样化的研究中给出的生计定义是“包括资产（自然的、物质的、人力的、金融的和社会的资本），行动和获得这些的权利（受到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调节），这一切决定了个人和农户的生活能否继续”（Ellis, 2000）。还有强调生计的可持续性研究给出的生计定义是“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资产（包括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行动组成”（Scoones, 1998）。分析上述几种生计定义，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其核心部分是相同的，即资产、权利和行动等生计组成要素是一致的。对于生计的概念和定义，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不断演进变化的。生计中的资产既会积累，也会损耗，还会短时间的完全被破坏。影响生计的制度和政策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也能影响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计活动的实施。

3．生计定义中的能力

Sen（1997）把“能力”看作人能够生存和做事的功能。进一步来说，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拥有充足的营养和健康的身体外，还应该获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Sen定义的能力范畴内，Chambers和Conway概括了生计中能力的几种表现形式：在一定生存环境中，个人处理胁迫和冲击的能力、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当外界环境发生负面变化时，这种能力不仅是被动适应，而且是主动的迎合与互动。能力的引入扩大了生计概念的范畴，使人们对生计的关注点从食物和收入等物质要素逐渐向人本身的能力发展方面转变。

4．生计定义中的资产

Chambers和Conway将生计定义中的资产分为两个部分：有形资产（储备物和资源）和无形资产（要求权和可获得权）。在有形资产中，储备物包括食物储备、有价物品的收藏（黄金、珠宝等）以及存款；而资源包括土地、水、树木、牲畜和生产工具等。在无形资产中，要求权的含义是能够带来物质、道德和其他实际支持的要求和呼吁；而可获得权被表述为实践中的机会，包括使用资源、储备物的机会和利用服务的机会，此外，还包括获得信息、物质、技术、就业、食物和收入的机会。从以上资产划分和具体分类中可以看出，资产是生计定义中非常复杂的一部分。

Scoones（1998）认为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个人拥有的物质和社会资产与有形和无形资产。为了能够实证调查，他借用了经济学术语，重新划分了资产的4种组成，即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现在用于各种生计分析框架中（如DIFD）的资产把Scoones的金融资本细分为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即包括5个部分：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有学者认为政治资本对于生计而言也是一种重要资本（Baumann, 2000）。

（三）可持续生计

生计问题乃是民之根本，国之大计，对普通百姓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户来说，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是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摆脱贫困的基础。随着国内外有关生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可持续生计方法（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作为一种能够理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贫困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Martha G.Roberts，杨国安，2003），最近十几年得到了理论上的开发与重视，并被广泛地运用到世界各地有关扶贫开发、农村发展及生计建设项目当中。

可持续生计这一概念的提出，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对于贫困属性理解的加深。对于贫困的考察除了传统意义上收入的贫困以外，还特别强调了发展能力的贫困，即缺少选择和维持基本的生计活动的能力（Sen, 1981；Chambers R.，R.Conway, 1992）。“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见于1991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它从一开始就要维系或提高资源的生产力，保证对财产、资源及收入活动的拥有和获得，而且要储备并消耗足够的食品和现金，以满足基本的需求（乔纳森·吉尔曼，2000）。最早出现该概念的文献是1992年Chambers R.和R.Conway的《可持续性农村生计发展：二十一世纪的实践概念》一文，“生计包含了人们为了谋生所需要的能力、资本（包括物质和社会的资源）以及所从事的活动。只有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本，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时，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性的”。此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特别是第21项议程，主张把稳定和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D）和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FWCW）都强调了可持续性、就业、社会整合、性别与消除贫困间的联系对于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

可持续生计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研究农村贫困、发展、环境保护及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视角。此概念在当前国际发展研究和实践中，特别是扶贫与农村发展领域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对研究者来说，首先，需要通过创建可持续生计框架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次，由于研究机构或个人拥有不同的发展理论和追求的目标，因而提出了不同名称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就框架自身来说，必须包含各自定义中的基本要素，而且框架结构应该合乎逻辑，能清晰反映要素间的互动和联系，以便支持各自的讨论目标。此外，框架还应该具有可操作性，以便于发展机构和研究者解决现实问题。例如，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在农村扶贫项目的设计、实施及评估时，能够清楚地、简洁地展现项目的核心成分，能够使人们知道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和它是如何运作的，确保投入、活动、产出和目的不被混淆。近年来，一些双边或多边的国际援助组织，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逐渐发展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贫困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可持续性生计途径（Paul Collier, 1998）。由于对生计所涵盖内容的理解不同，不同的机构也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如Scoones（1998）和Carney（1998）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及Ellis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生计多样化分析框架，Bebbington（1999）的以资本和能力为核心用于分析农民脆弱性、农村生计的贫困的框架，2000年由英国国际发展机构建立的SLA框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的包括投入、产出、成果、影响和过程五种指标的对生计安全进行监测的研究，以及非政府组织CARE的农户生计安全框架（Scoones, 1998；Carney, 1998；Bebbington, 1999；DFID, 2000）。在众多分析框架中，以英国国际发展机构建立的SLA框架最为典型，已被国内外许多组合和学者采纳。

DFID开发的SLA框架是建立在Sen、Chambers和Conway等对贫困性质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的，即把他们的工作规范化而形成的一套单独的、可共享的发展规划方法。这个框架不仅可以用来设计新的发展活动，还能用来评估现有的活动对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Lasse Krantz, 2001）。DFID（2000）出版的《可持续性生计指南》一书中就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指出该方法的目的在于帮助贫困人口获得持久的生计改进，无论是他们自己确定的贫困指标还是从底层出发定义的贫困指标，都能借此获得持久的提高。可持续生计框架包含了影响人们生计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典型的关系，具体如图2-1所示。

SLA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5种类型，用一个二维平面图来展示在自然环境、制度政策及文化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脆弱性环境中，如何利用现有的生计资本和可能的生计策略去提升生计水平，反映出农户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结构、生计过程和生计目标之间的交互变化和相互作用。从这个框架中可以看出，在脆弱性环境中，在政策制度与法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作为生计核心的资本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的输出，进而影响到面临的生计风险类型，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资本，影响资本的性质和状况（Edward T.Jackson, 2003；Philip Dearden, 2002）。

1．生计资本

一个家庭或个人拥有的资本状况决定了其选择机会、采取策略、抵御风险、获得发展的程度。Scoones（1998）认为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个人拥有的物质和社会资本与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为了能够进行实证的调查，他借用了经济学术语，重新划分了资本的4种组成，即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但现在用于各种生计分析框架中（如DFID的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的资本把Scoones的金融资本细分为了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即包括5个部分：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SLA框架示意图中的五边形是资本五边形，表示的是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这是SLA框架的核心内容（见图2-2）。

五种资本是不断变化的，五边形形象地展示了农户的资本状况以及各种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五边形的中心表示拥有的生计资本为零，而外部边界则代表拥有的最大资本价值，边界内部不同的形状就代表了不同的生计资本组合。通过对生计资本组合的研究，就可以分析出该组织或社会群体的生计是否可持续。

五种生计资本分别为：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指包括土地、水、生物资源等在内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能够用来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源。对于生活在脆弱性环境中的农户来说，自然资源的丰富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存状况与生活水平。自然资本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和资源造成的影响，会改变自然资本的状况（如火灾毁坏森林、污染破坏水资源与土壤）。

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是指用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是用于生产物品的资本，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能够通过生产产品带来收入和利润，其意义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力。在欠发达农区，便利的交通通信设施、安全的住所、充足的水源供应、电力设备以及便捷的信息网络平台，对于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促进农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主要是指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能力和体能。在生计研究中，人力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Carney, 1998）。农户生计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指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这主要由家庭人数、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决定。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很大，决定着能否利用好其他四种生计资本能力，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条件之一。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指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社会资源。它包括结构性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协会和制度）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价值观念、相互信任和互惠）。在生计研究中，社会资本主要指实现不同生计策略所需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关系网和社会组织、协会和制度。社会资本能够增强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并且有助于得到外部机构的协助。

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是指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人们为了达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积累和流动。它包括流量和存量两个部分，通常是指用于购买商品的现金和能够获得的贷款和个人存款。五种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的交易性最强，可以用来购买物质资本和生活消费品，金融资本的用途很容易变换，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资本的重要特性（Swift, 1998）。

2．脆弱性背景——生计风险

世界银行认为，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以及由于遭受风险而产生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水平之下的可能。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脆弱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遭受冲击的可能和抵御冲击的能力（韩峥，2004）。贫困和脆弱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脆弱性是导致贫困生成的重要原因，同时，贫困时人们寻求生存的方式又会进一步加强脆弱性。在SLA框架内调查和处理脆弱性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实现长远维持生计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目标，就必须对脆弱性有彻底的了解，必须熟知潜在的“安全之路”在何方。

在SLA分析框架中调查和处理风险冲击是非常必要的。SLA对社会可持续性的定义与减少风险的概念有密切联系。为了实现长远维持生计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目标，必须对风险冲击有透彻的理解。人们往往在应对风险的环境下去追求他们的生计。这种环境包括：①冲击：突然的自然灾害（旱灾、洪水）、经济萧条（失业率的上升、价格突然的变动）、健康的威胁（流行病、饥荒）以及其他社会和技术的重大变革（机械化的引入），它们会直接破坏资本，迫使人们放弃资本甚至家园；②趋势：人口、资源、政治、经济、市场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是对于农户生计的破坏力可能比外部冲击更加巨大，它们对于生计策略的回报率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③季节性：周期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价格、就业机会和食物供给上，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面临的最大、最持久的困难之一（Jan Hesselberg, 2006）。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方法分析框架中，生计风险分析是指在农村社区或贫困群体中，运用参与式方法识别风险特点、风险应对群体以及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和改变风险的状况等，使政府和相关公众知道谁是最脆弱的群体以及脆弱性群体在家庭、社区和国家等不同层面上的需求与其相关权利、责任和能力，从而发现应该如何行动以及从哪里开始行动，以期能够应对风险冲击。农户生计风险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苏芳等，2012）：

（1）农户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农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面临着生产和消费双重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成本和价格波动，不确定的收入以及灾难带来的损失，家庭投资获得收益的不可靠性，政治动荡、税收和利率以及竞争的变化等。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农户承受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缺乏联合的单个农户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和自然风险。农户既要应付农业的自然灾害风险，又要应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以及农作物产出量、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

（2）农户分散风险的外部环境。在良好的市场体系中，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例如，通过套期保值、投机和保险等形式消除风险，或者分散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是，在中国，农户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其分散风险的手段也较少，防范的机制比较不健全。现阶段，农户对风险的分散和处理主要还是通过家庭内部及其他农户的互助来实现，而且主要集中在应付意外事故和大额消费方面。由于农业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程度高，农户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及损失率都很高，商业保险往往不能承担这种风险。保险公司无法统一农户的行为，无法要求不同风险偏好和对各自风险评估不一致的农户都加入统一的农业保险计划，而且保险的信息高度不对称。这些特点决定了农业保险作为防范风险的外部机制安排在供给方面先天不足。

（3）农户多是风险回避者。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回避者（马小勇，2006）。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消费中力图回避各种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抵抗风险和补偿风险损失的机制与手段的成本较高。大多数农户宁愿选择收入和产出偏差与风险较小、因而收入水平也较低的生产活动，他们会抛弃那些收益可能较高但同时风险也较高的活动。

农户生计风险研究以农户为分析单位，以农户生计面临的风险为研究对象。农户的生计活动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这一过程的任何环节都存在风险冲击的可能（陈传波、丁士军，2004；Fafchamps, 2003）。农户的生计风险是当今农村社会建设进程的核心问题，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是农户降低生计脆弱性、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农户的生计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生计资本的综合作用。生计资本由此成为考察农户生计风险的一个重要视角：生计资本的禀赋程度影响着生计风险的强弱，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缺失可能导致农户遭受不同的风险。

3．结构和制度转变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结构和制度转变是指对形成生计的组织机构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度的一种完善。这些结构和政策涉及从个人、家庭到集体、公共领域的各个层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种类资本的拥有与相互转换、任一给定资本战略的实施和反馈等（Leach, 1999；Barry Dalal-Clayton, 2004）。

结构是一种硬件，包括私人与公共机构，它们制定并实施法律政策、提供服务并以影响生计的其他功能的所有方式来表现自己。它们可以在拥有不同自主性和权威性的级联水平下运作，这取决于地方分权的程度和本质。

制度是一种软件，它决定结构和个人操作的方式。制度本身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往往受到社会准则和规则的制约，并且拥有持久和广泛的效用。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集合体，它把行为利益者进入不同种类的资本与行使权力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定义了一种人们通往积极或消极的生计适应性的路径。

4．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是指人们利用拥有的生计资本来选择经营活动以实现生计目标的方式。个人或家庭实施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取决于生计资本的状况，并将随着生计资本的改变而作动态变化。生计策略通过生计活动来实现。在不同的脆弱性环境与不同的资本状况下，生计活动会呈现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起来以实现生计策略。例如，在落后偏远的农村贫困地区，农户更多地依赖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来维持生计。但是，往往依靠自然资源生产出的产品并不足以维持生计，因此人们就会采用其他方式的行动来维持生计，如受雇于他人、进城务工等。

Scoones（1998）将生计策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或粗放化，核心是土地，是以维持和增加农业生产的恢复力为策略；二是生计多样化，主要关注的是非农就业；三是人员向外流动，主要是移民和外出务工。总而言之，生计策略是以人为中心，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促进福利的增加、脆弱性的减少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这些结果会因对象所处的环境与资本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5．生计输出

生计输出也称生计结果，是指个人或家庭在脆弱性背景的冲击作用下，受到外在政策制度、法律文化等软硬件条件的影响，利用现有的生计资本来选择适当的生计策略，开展一系列生计活动后产生的结果。生计输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拥有的生计资本的多寡，不同的生计资本组合可以达到不同的生计结果。DFID的SLA框架里列举了五种可能的生计输出：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脆弱性的减少、食物安全性的提升及自然资源利用更加稳定。同时，生计输出的结果又会反作用于生计资本，影响资本的性质和状况。

总而言之，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生计途径分析方法。它为生计和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纲领，有助于找出影响生计的主要因素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并评价其实施效果。该框架可以在个人家庭、村庄、区域甚至是国家等不同层次上应用，有利于拓宽我们对贫困地区或边缘群体的生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