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缘起
（一）孟子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需要
《孟子》自其产生至今，尽管地位代有升降，但始终没有离开过研究者的关注视野，相关成果如夏夜繁星，难以尽数。关于历代孟子研究的情况，《重纂三迁志》卷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孙大年《历代孟子研究著作综述》考证亦详[2]。以20世纪为分界线，20世纪之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孟子思想的阐释、生平事迹的研究、批评与反批评、《孟子》的译注以及相关内容的考据等方面。20世纪以来，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陆续涌现、西方研究方法的引入、高规格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新的研究平台的陆续建立[3]以及诸多力量的共同推进[4]，孟子研究有愈来愈热的趋势[5]。研究范围不仅涉及孟子的思想、生平、文学价值、逻辑思维、学派归属等诸多领域，更有从语言、管理、经济、西方哲学的角度进行的阐释。研究成果也井喷般涌现：20世纪以来，仅国内学者的成果就有专著近300部，论文2400余篇。因此，仅就数量而言，这百余年来的成果已经高于20世纪以前孟子研究成果的总和。
百余年来，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孟子研究都创获非凡。新的考古成果的出现、研究向度的多样化也促进了相关论题的进一步深入。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孟子》诠释、孟子思想研究、孟子学史几个层面。
其一，在《孟子》诠释方面，钱穆、冯友兰、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为其中翘楚；李明辉、袁保新、杨儒宾、信广来、黄俊杰、蒙培元、杨泽波、梁涛等先生亦贡献卓著、成果斐然；日本学者池田知久、近藤正则和美国学者安乐哲、齐思敏等一流汉学家的关注也为孟子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向度。他们倾向于从哲学、观念史的角度阐释孟子哲学，亦不乏从历史、思想史的角度进行把握[6]。研究成果集中在孟子的“性善说”“心性说”“养气说”等方面。主要成果包括冯友兰的《孟子哲学》[7]、钱穆的《孟子要略》[8]、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9]、黄俊杰的《孟学思想史论》[10]、袁保新的《孟子三辨之学的历史省察与现代诠释》[11]、杨儒宾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12]、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13]、池田知久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14]等。以上诸位先生的研究也往往影响着孟子学界的研究好尚，故而心性、养气等问题素来是孟子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
其二，对孟子早期思想史地位的判定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楚简等一系列考古成果的涌现，把周秦时期的孟子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许多长久以来的定论因此而颠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如下两点。首先，对思孟[15]五行问题的探讨得到了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庞朴自1998年起陆续发表的论文，如《孔孟之间》[16]《古墓新知》[17]《竹帛〈五行〉篇比较》[18]等。李学勤先生在《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后较短时间内连续发表《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19]《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20]《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21]。其他成果还有廖名春先生的《思孟五行说新解》[22]，梁涛先生的《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23]《思孟学派考述》[24]，陈来先生的《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兼论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25]等。以上研究不仅肯定了思孟学派的存在，而且从不同的哲学背景分析了荀子批判思孟学派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孟子》等早期儒学作品中存在着“心”“性”“情”因素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如下：杜维明的《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26]肯定了孟子的性情之学；蒙培元的《〈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27]提出对“情”的重视决定了儒学的基本特征；郭沂的《思孟心性论及相关问题》[28]则指出“情”是孟荀人性论的共同基础。这些问题的提出对孟子在早期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定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其三，与以上孟子学研究的整体热潮所不相称的是，孟子学史的研究较少被学界关注，而汉代孟子学的研究又尤为寂寥，“《孟子》至汉后，始盛传于世”[29]的观点始终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所见的孟子学相关研究也依然集中在周秦时期和《孟子》升入经学之后的宋元明清时代[30]。经学发展与昌明的汉代是孟子学术地位发生潜在转变的关键时期，《孟子》得以由周秦时期的诸子学而逐渐在宋代以后升格为经学绝非偶然，其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出于幽谷，迁于乔木”的过程：《孟子》与诸经之间的关联，由此而端倪初现；《孟子》在宋代以后升经运动中所必备的文化心理及学术基础也赖此而定。因此，要系统把握孟子学的整个发展脉络，便不得不重视汉代，作为汉代学术核心的经学，更是研究汉代孟学发展状况时应当予以首先关注的部分。
然而目前所见的汉代孟学研究，或是把目光集中于汉代《孟子》注疏的研究[31]而少言学术，或是虽然把孟子学研究拓展到了思想、学术领域，但却回避了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的探讨。从单篇论文来看，杨海文的《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32]首先指出孟子学研究不仅限于章句之学，而是包括传记博士、孟学思想史和章句学三个层面的内容，其研究视角的拓展使得汉代孟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在考察孟子在汉代的学术影响时，该文却只是选取《史记》《盐铁论》《法言》《论衡》作为问题的切入点。丁原明《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33]主张从传记博士、盐铁会议和注《孟》风潮三个角度把握孟子在汉代学术地位的判定问题，这一观点虽然把握了孟子学在汉代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但对孟子与经学之间的深层关联及其学术意义同样没有涉足。目前最值得关注的也是仅见的以汉代孟子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是李峻岫的《汉唐孟子学述论》[34]，打破了传统孟子研究的藩篱，把思想影响、学术地位纳入汉代孟子学的研究领域，系统关注孟子在汉代的地位变迁、思想影响诸多方面。然而从孟子在汉代的学术评价角度看，该书同样回避了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缺憾。诚然，由于着眼点的不同，以上诸位如此选取切入点也是有其用意所在的，但是由此也不难看出以往的汉代孟子学研究中学者的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
不仅如此，目前的研究也始终无法拨开汉代孟子学中的一些迷雾。例如与“《孟子》至汉后，始盛传于世”的思想相表里，人们在言及汉儒学术渊源时往往首推荀子，认为汉儒之学源于荀子，而宋儒之学源于孟子。然而审视这一观点，却发现诸多于理不通之处：其一，汉代诸子虽然较少直接援引《孟子》，却多对孟子以“子”敬称，虽对《荀子》多有引用，但很少提及荀子之名，以“子”敬称者更是寥寥无几。其二，汉代所通行的诸子之书中，汉儒唯独对《孟子》的注疏备感兴趣，甚至在汉末形成了注疏《孟子》的热潮。其三，汉代以后，《荀子》逐渐淡出了经学视野，而《孟子》却逐渐升格为经学著作。以上种种，仅从后世学术风气的转向解释孟子学术地位的升格未免失之偏颇。这一系列的现象均提示我们，目前对孟子在汉代学术地位的判定或有疏失。这也再次证明离开孟子与汉代经学的关联而仅从诸子和注疏的角度出发，很难真正把握汉代孟子学发展的深层脉络和学术影响。
因此，关注孟子在汉代学术发展中的定位，首先应关注孟子与汉代经学之关联，而作为汉代经学“喉衿”的《诗》学，更是应当首先着眼的地方。由此可见，理清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清汉代《诗》学的发展渊源，而且，孟子与汉代经学的整体关系、孟子在汉代的学术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亦可由此得以重新审视。
（二）对汉代《诗》学渊源问题的重新审视
无论是从经学发展还是从文学史溯源的角度来看，对汉代《诗》学渊源的研究有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其一，经学是汉代学术最具特色的部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认为经学的流传、发展和极盛贯穿了整个汉代的学术发展过程，“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35]，且汉代经学尤以《诗》学为代表。这不仅是因为《诗》最早列入官学并设置博士，也因为《诗》学为汉代经学之“钤键”，《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汉代经学发展的整体走向。因此，把握汉代学术发展的整体走势应首先关注汉代《诗》学发展。其二，先秦《诗》学发展至汉代产生了巨大转变，《诗》的经世致用价值被推向极致，而《诗》的原始意义却在主流学术视野中几近消失[36]，这一转变影响后世《诗》学发展走向两千余年。因此，深入梳理汉代《诗》学发生转变的原因和趋势，对了解《诗》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不无裨益，故而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失和固有定见等诸多限制，虽然后世对汉代《诗》学渊源问题的关注不绝如缕，但许多问题素来争讼不绝，难成定见。正如清柯汝锷所言：“千古聚讼，盖未有能断斯狱者。”[37]其中，由于荀子距离汉世较近、引《诗》最多，且汉《诗》的诗义承袭与《荀子》多有相合等原因，前贤时修多倾向于将汉代四家诗溯源至荀子[38]。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汉儒之学源于荀子、宋儒之学源于孟子的观点。汉诗源于荀子的观点流布广泛，似成定见。然而深入推敲，其中尚有诸多缺漏：秦火之后，汉初典籍亡佚严重，《荀子》因种种原因得以完整流传至汉世，汉儒在有限的典籍之中对《荀子》多有取用，原无可厚非；然而，深入探究荀子与四家诗之间的深层关联，却会发现四家诗与荀子的关联主要体现在诗义承袭上，而在《诗》学定位和思想倾向等方面却与荀子有诸多不合。由此可见，为了止息争讼而把汉代《诗》学渊源简单归因于荀子的做法并不可取，对汉代的《诗》学渊源仍有进一步审视的必要。
在汉代《诗》学的传授谱系中，孔子、子夏、孟子、荀子历来被视为汉代《诗》学授受的主要渊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相较于其他三者，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却长期处于被学界忽视的状态。研究主要集中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方面，相关研究重复者众多且较少新见。然而一系列关乎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的问题却亟待探讨。例如：孟子对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产生了哪些具体作用？孟子与四家诗之间是否存在着更为深入的思想渊源？孟子的性情思想与四家诗对“情”的关注有无关联？孟子对研习四家诗的汉儒除了《诗》学影响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层面的影响？四家诗学者对孟子的《诗》学地位持怎样的态度？因此，重新审视孟子与汉代《诗》学发展之关联，也是反思汉代《诗》学渊源的必然要求。
（三）重大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
由于时代久远、典籍难征加之20世纪早期疑古思潮的影响，汉代《诗》学和孟子的相关研究虽然始终没有离开学界的关注视野，但是相关探讨却少有新见。20世纪后期，大地献宝，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的发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学界关于周秦两汉时期的一些定见得以深化或改观，学术史上一些久悬不决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孟子与汉代《诗》学之间的深层关系也得以端倪初现，相关研究由此出现了新的契机。
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间，出土文献颇丰。据骈宇骞、段书安统计，仅简帛文献的发现已达一百六十余处[39]，而彝器铭文、碑文石刻的统计尚不在此列。诸多考古成果之中，商周甲骨鼎彝、敦煌《诗经》写本、甘肃武威汉简、山东银雀山汉简、湖南马王堆汉墓帛书、安徽阜阳汉简、湖北郭店楚墓竹简、清华简、安大简等稀世之宝的重见天日和整理问世，每每震动中外学林。而这些重大发现又往往与汉代《诗》学研究和孟子研究关系密切。今择其要者，胪列如下。
1.1972年，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发现《诗经》残简170多片，经胡平生、韩自强整理出版，题名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阜阳汉简《诗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汉代《诗经》写本，不同于汉代四家诗的任何一家，尤其是其记录有“后妃”字样的《诗序》与现存《诗序》出入不大，再次佐证了《诗序》并非为毛诗所独有的观点。这一发现使得汉代四家诗皆有序的观点为学界所认同，《诗序》创作时间的推定也因此而大大提前。
2.1973年底至1974年初，在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代竹简和帛书，年代被认定为汉文帝时期。其中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被定名为《五行》篇。《五行》篇的出现打破了思孟五行研究长期以来的僵局。不仅思孟学派的存在得以落实[40]，思孟五行说的内涵为“仁、义、礼、智、圣”的观点也多为学界接受[41]。
3.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含了儒、道两家为主的多种古籍。1998年5月，由荆州市博物馆编写的《郭店楚墓竹简》公布于世。学界迅速出现了一股研究热潮，孟子研究也因此出现了新的热点，新见频频出现。
其一，大批儒家简被界定为子思、孟子学派的作品，孔孟之间的思想发展缺环得以联结，孟子本身以及孟子学派的作品及思想倾向也由此更为明晰。
其二，思孟学派的存在不仅再次被学界肯定，并且思孟五行说的相关研究也在此基础上得以继续。对荀子批判思孟五行说的动因的探讨也被纳入学者的关注视野[42]。
其三，思孟学派思想中存在着“性情观”，这一论断得到了学界公认。在郭店楚墓竹简发现之前，蒙培元曾指出，早期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对“情”的强调，此说曾被学界质疑。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使得大量论及性情因素的早期儒家论著得以重见天日，性情是思孟学派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为学界广泛接受，《孟子》“心”“情”“气”等问题的研究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43]。
其四，郭店楚简为战国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实证。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传播之广，尤其是楚地对思孟典籍的高度重视，大大超出学者的预想。这也启示我们，《孟子》在后世的广为流传并非偶然，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学说的流布就已经打破了地域限制，远达楚地，这为汉代对《孟子》的接受奠定了基础。
对于郭店楚简的学术史价值，杜维明先生甚至提出了重写中国学术史的观点：“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这些和死海所出的《圣经》的早期资料一样的重要，在很多地方可能更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建立起先秦儒家传承的谱系和线索。通过这批资料，我们要对战国末期直到汉代的许多资料，重新进行定位。我们对孔、孟之间先秦儒家资料的认识会有质的飞跃，也会有许多新的发现”[44]。这些判断也预示着从新文献的角度对孟子进行研究的必要。
4.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盗挖竹简，经过整理发现，其中的29支竹简为战国时期比较系统的《诗》学评论，后被定名为《孔子诗论》并于2001年底出版。竹书《孔子诗论》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一部《诗》学论著，这对弥补先秦至汉代的《诗》学发展环节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作用。夏传才称《孔子诗论》的“发现将改写中国学术史的部分章节”[45]。它的出现不仅让人们对于《诗》的一些定见发生了改观，也为理清周汉时期的《诗》学发展脉络提供了契机。
其一，《孔子诗论》的序文具有明显的以性情说《诗》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两汉时期《诗》学阐释中性情因素的溯源成为可能。
其二，《孔子诗论》中出现了对《讼（颂）》《大夏（大雅）》《小夏（小雅）》《邦风（国风）》诗旨的最早概括，这为理清周秦两汉时期《诗》的经学化脉络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三，《孔子诗论》的产生时间被定为子思之后、孟子之前，这一承上启下的环节使得儒家的《诗》学传承脉络得以连贯，也使得孟子在儒家《诗》学传承中的坐标位置更为清晰。
5.2015年初，安徽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入藏一批竹简，经测定为战国早中期文献。2019年8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出版第一辑。安大简涉及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其中《诗经》类文献是目前可见的最早抄本。同时还涉及楚国历史、孔子语录等诸子类文献（尚未公布）。这些文献为了解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
6.临沂银雀山汉简（1964年）、张家山汉墓竹简（1982年）的相继问世和整理发布，也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文化、律令、好尚等提供了难得的文献佐证。此外，相关出土文献中出现了大量有关兵阴阳、式法等与阴阳五行内容高度相关的资料，为我们了解兵阴阳家，尤其是《汉书·艺文志》中“兵阴阳《孟子》一卷”的真实面目提供了有利的思想佐证和材料支持，也为我们进一步厘清早期《孟子》乃至战国中后期儒家典籍的思想渊源、真实面貌提供了重要佐证
7.敦煌卷子《诗经》（1900年）、吐鲁番《毛诗》残卷（1930年）、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汉石经残石（1962年）、汉鲁诗镜（1978年）等一系列考古成果的出现，也可为相关研究提供佐证。
8.除出土文献资料外，出土器物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先秦两汉时期人们的思维模式与宇宙观构建等问题提供了可贵的线索。例如安徽含山凌家滩玉片、安徽阜阳双古堆漆木式、甘肃武威磨咀子漆木式、湖南慈利石板村铜镜以及战国初期玉器“行气铭”等。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作演讲时就曾明确提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发展影响巨大：“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46]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的发现为周秦两汉时期孟子与《诗》学发展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有关孟子及《诗经》的一些定见由此而改写，相关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向度。随着出土文献的逐步丰富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此基础上依据传世文献和考古成果重新审视孟子与汉代《诗》学之关联，评价孟子在汉代学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是当务之急。
二、研究现状
虽然孟子学及汉代《诗》学均是学术研究的重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出现专门研究两者关系的专著。不过在经学、孟子学和汉代《诗》学研究中，相关问题已有关注。近些年来，也出现了相应的期刊文章。此外，学术史、《诗》学史与文学史对此也有所涉及。这些都为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目前，相关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的宏观把握
孟子、汉代《诗》学均兼涉经学与文学两个方面，前贤时修在关注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时，往往从经学角度着眼。傅斯年在1927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时，为学生讲授《诗经》，在言及汉初《诗》学发展走向时，于开篇之初首列孟子“迹熄诗亡”说，称“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47]。虽然傅斯年并没有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然而此论却初步奠定了孟子与汉《诗》经学化发展关系的整体基调。这一观点在蒙文通那里得到了初步细化，蒙文通的《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从经学发展角度出发，指出了汉代今文经学与孟子之间的关联，其中尤以今文经学之中的齐学，即春秋公羊学和齐诗对孟子的承袭最为明显[48]。蒙文通的这一观点，打破了汉儒之学源于荀子的定见，引发了后人对于孟子与汉代《诗》学关联的思考。陈桐生的《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49]和《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特殊贡献》[50]从今文经学发展的角度指出，孟子对《诗》的经学定位奠定了汉代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这对我们多方位思考孟子与汉代《诗》学，尤其是与鲁、齐、韩今文经三家诗的整体关联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也有学者从文学角度审视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最早从《诗》学发展的角度批判了孟子的说诗方式，称孟子“乱断诗”，开汉人“信口开河”与“割裂时代”的先声[51]。此说虽不无过激之处，然而却在客观上指出了孟子与汉儒过于推重《诗》经世致用的特点，承认了孟子诗说对汉代乃至整个后世《诗》学发展的影响。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专列“从孟子到汉人诗说”一节，较早从文论角度对孟子与汉代《诗》学关联予以关注，指出对汉代《诗》学阐释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孟子而非荀子，并尤其指出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观与《诗序》《诗谱》的创作关系密切。这种说法把孟子影响汉代《诗》学发展的观点推向深化，可惜这一观点并没有展开论述。此外，张伯伟的《汉儒以美刺说诗的新检讨》[52]是同类研究中最具特色的一篇，张伯伟指出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观最初并非针对《诗》学提出，正是汉儒把“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放在一起共同观照的做法，才在《诗》学阐释层面真正赋予二者以全新的意义与价值，汉代《诗》学的讽谏体系由此得以构建。这一论述打破了以往论及孟子《诗》学在汉代影响时泛泛而谈的情况，把孟子诗论与汉代《诗》学讽谏体系的建构密切结合在了一起。
从经学与文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而又成就突出者，当首推刘立志、刘毓庆两位。刘立志的《孟子与两汉〈诗〉学》不仅分别列举了孟子与鲁、齐、韩、毛四家诗之间的具体关联，而且指出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关联不仅存在于诗论部分，也与汉代《诗》学体系的框架构建密切相关：“孟子的诗论则初步限定了汉代《诗经》学体系的框架，奠定了汉儒说《诗》的规范，至此，‘仁义’理念成为诗学的焦点与亮点。”[53]该文点面结合，持论中肯，标志着孟子与汉代《诗》学研究的深化。刘毓庆、郭万金两位的著作《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54]，详细阐释了周秦两汉《诗》学发展脉络，是研究先秦两汉《诗》学发展的典范之作。该书不仅在《诗》学发展脉络上多次凸显了孟子的地位与作用，且尤其指出孟子与《诗序》之间的深入关联。然而由于其着眼于整个《诗》学发展的史学进程，因此孟子与汉代《诗》学之间的深层关联少有整体的分析与关注。另外，陈桐生在其《〈孔子诗论〉研究》[55]中指出，《孟子》和《孔子诗论》分别代表了战国时期南北不同地域文化的《诗》学发展路径，并尤其强调指出孟子的王道思想与《孔子诗论》的性情观共同构成了汉代《诗》学发展的两条进路。虽然限于主题，书中关于孟子的王道思想与汉代《诗》学发展关联没有详作评论，然而这一观点的提出，却为汉代《诗》学渊源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看法与路径。
（二）孟子与四家诗关联的具体判定
关于孟子与四家诗之间的具体关联，人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齐诗、韩诗与毛诗三者。而孟子与鲁诗的关联，目前所见论文或专著中罕有专门提及者。
学界对齐诗的探讨主要依托于齐学系统与孟子之间的关联。由于齐诗隶属于齐学系统，所以人们的关注也主要从相关角度入手。庞俊在《齐诗为孟子遗学证》[56]一文中，首次明确论及齐诗与孟子的渊源关系。该文列出二十余条证据，从地域渊源、诗义理解、思想取向等多个方面综合佐证了齐诗与孟子的渊源，虽然其中一些证据不免有强作关联之嫌，然而这种从多个方面探讨孟子与齐诗关联的做法尚属首次，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忽视。蒙文通的《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与之大体相似。另外，潘春艳的《汉代〈齐诗〉学考论》[57]在探讨齐诗的渊源问题时也涉及孟子，这一观点同样依托于汉代齐学与孟子之间的关系而生发。
目前对孟子与韩诗关联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思想史领域，并且由于目前韩诗的相关典籍保存较为完整者仅存《韩诗外传》一部，故而人们多从此书入手探讨二者之关联。《韩诗外传》的性情论、法先王、礼义等思想与孟子的关联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与肯定，例如许维遹便曾明确指出“韩婴遵孟子法先王之说” [58]。然而较多学者更倾向于认同《韩诗外传》兼宗孟荀的特点，很少专门指出《韩诗外传》与孟子之间的具体关联。例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认为“韩婴由荀子而兼涉孟子”，李峻岫的《汉唐孟子学述论》也明确指出《韩诗外传》具有“兼宗孟荀”的特点[59]。从《诗》学角度关注《韩诗外传》与孟子关联的研究也多持论相似。例如房瑞丽的《〈韩诗外传〉传〈诗〉论》[60]虽然肯定了《韩诗外传》的《诗》学特征与孟子的关联，但其主旨仍在肯定《韩诗外传》与荀子的承传关系。
四家诗中，孟子与毛诗的关联得到了较多关注，研究也相对深入。首先，关于《毛诗序》来源问题，千年以来一直争讼不绝。由于《诗序》与孟子之间存在诸多相合之处，清儒丁晏、刘宝楠曾提出《诗序》作于孟子的观点[61]。20世纪以来，亦有学者持此观点。例如20世纪30年代，王大韬曾在《诗序的作者——孟子》一文中，列举《诗序》与孟子的诸多相合之处力证此说。另外王承略[62]、刘毓庆[63]也有类似观点，即认为《诗序》的创作与孟子学派或孟子[64]关系密切。这为我们审视毛诗与孟子渊源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关于《毛诗笺》《毛诗谱》与孟子之关联，王国维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一语而定：“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65]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孟子到汉人诗说”一节中沿用此说，也突出强调了孟子诗论与《诗序》《诗谱》之关系。然而所论甚略，学界的后续关注也较为薄弱。除此以外，刘宁结合考古成果对毛诗诗教观与孟子关联的重新探讨[66]也应引起关注。该文比较了毛诗王道政教思想及性情观与孟子之间的关联，指出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虽然其中不免强作比附之嫌，然而这种把考古发现纳入孟子《诗》学研究的做法却非常值得借鉴。
（三）孟子《诗》学特点的多维关照
另外一部分关注孟子《诗》学特点的成果，虽然没有直接论及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关联，然而由于对孟子《诗》学特点的界定也影响着对孟子与汉代四家诗关联的整体把握，故而相关研究也应纳入研究视野。目前人们对孟子《诗》学特点的把握呈现出多维趋势。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了对孟子《诗》学特点的整体通观，对孟子诗论的多维分析，对孟子《诗》学思想内涵的探讨，对孟子引《诗》特点的微观研究等。择其要者，相关研究成果如下。
对孟子《诗》学特点的宏观探讨主要有：钟肇鹏先生的《孟子与经学》[67]、孙开泰先生的《孟子与五经》[68]、糜文开先生的《孟子与诗经》[69]。其中前两篇文章仅是罗列《孟子》中引用《诗》《书》《礼》《易》《春秋》的情况而较少规律性的总结。最值得重视的是糜文开的《孟子与诗经》，其中对孟子引《诗》倾向、孟子诗论的具体含义、孟子在《诗经》学上的贡献等诸多方面均有涉及，是对孟子《诗》学特点研讨最为详备者。另外，洪湛侯在《诗经学史》中有“孟子论读《诗》的方法”[70]一节，从孟子论《诗》、解《诗》、引《诗》、《诗》学特点四个层面对孟子《诗》学进行了宏观把握。洪湛侯的这一分类模式影响到了21世纪以来的孟子《诗》学研究模式，许多论文对孟子《诗》学特点的把握均是从以上四个角度。
孟子的“知言养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迹熄诗亡”观是孟子诗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人们从文学、文论、哲学等角度关注最多的部分。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先秦的文学批评”中曾专列“孟子诗说”，主要强调了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顾易生的《孟子的文艺思想》[71]则首先从思想、文学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思想根源与其诗论主张之间的关联，这一做法开后继者从思想、哲学、文学的多维角度阐释孟子《诗》学观点的先河。北京大学董洪利的《孟子研究》[72]则对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以及对阐释学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以上研究，均为深入探讨孟子诗论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
关于孟子的养气说，罗根泽的“文气说”最得孟子本心[73]。此外，由于孟子的养气说最初并非专门言《诗》，因此近年来也有研究者返回思想领域反思孟子的养气观。相关问题的专门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学者的文章中，例如傅薏真[74]、林轩钰[75]、徐嘉贞[76]的相关论文。
此外，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同样是哲学、文学、文论诸多领域广泛关注的命题。游国恩、章培恒、袁行霈等知名学者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把“以意逆志”对《诗经》阐释学的影响作为重点强调，历来研究亦不绝如缕。李壮鹰教授把文学与思想研究结合在一起指出了“以意逆志”说与孟子心性学之间的关联，认为孟子“以意逆志”的观点是建立于“心同”基石之上的[77]。张伯伟《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现代意义》[78]一文也从哲学角度指出孟子此论的哲学基础在于儒家人性论，并尤其点明“以意逆志”之“逆”源于孟子心性论中的“求放心”和“推恩”思想。以上从哲学角度对“以意逆志”说的审视，把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另外，常森在《〈诗〉的崇高与汩没：两汉〈诗经〉学研究》的“阐释者之主导地位的确立”[79]一节中评价了孟子“以意逆志”观对汉儒说《诗》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尤其指出孟子此说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突出了“阐释者的地位”。此外，美国伊利诺依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蔡宗齐、金涛所撰《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80]一文则围绕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对“以意逆志”的运用，作出了细致的分析。
关于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探讨较为深入的首推马银琴。马银琴在《孟子诗学思想二题》中指出，“知人论世”观的提出使得“诗人”被正式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是中国文论思想得以确立的标志[81]。另外亦有研究着眼于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对后世文学的具体影响[82]，对“知人论世”的具体解读[83]等层面。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观点被认为是“千古道脉所关”[84]，从赵岐开始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孔颖达、朱熹、顾镇、黄仲炎、李如篪等历代大儒均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对于“诗”的具体含义，如何判定“王者之迹熄”的时间，如何理解“诗亡”等诸多问题，至今众说纷纭、难有定论。近几十年又添新见，以刘怀荣、马银琴、杨兴华最为代表。刘怀荣在《孟子“迹熄〈诗〉亡”说学术价值重诂》中指出：“‘《诗》亡’并非指《诗经》文本的消亡，而是指《诗》在王者政治活动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的消亡。”[85]马银琴则认为：“孟子之‘诗’，是在指代讽谏劝正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迹熄诗亡”说实质上陈述的是献诗讽谏制度荡然不存、讽谏劝正之辞不再的事实[86]。《孟子“诗亡”之论新解》则另辟蹊径，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87]。另外，李春青的《诗与意识形态》中亦专列一节探讨这一问题，与以上诸家不同的是，该文认为应当更多关注“迹熄诗亡”说所蕴含的象征意义[88]。
还有一批学者从思想层面入手，对孟子《诗》学特征作知人论世的观照。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种观点认为孟子的《诗》学特质与政教思想相关；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孟子的《诗》学特征源于其心性学说。其中主张政教说的成果主要有陆晓光的专著《中国政教文学之起源——先秦诗说论考》，其中独辟一章名为“孟子的政治理想与其《诗》说”[89]，反对把孟子《诗》学的认识“局囿于纯《诗》学的范围”，而主张从孟子政教思想的角度来把握孟子的《诗》学发展脉络。这一观点主张把孟子的《诗》学特征视为孟子政教思想发展进程的一个部分，是较早从思想角度对孟子《诗》学特点的观照。与陆晓光持论相似的还有陈桐生、叶文举，陈桐生认为孟子是汉代《诗》学阐释王道政教倾向的直接源头[90]，叶文举也在文章中指出“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91]。另外，主张从心性学研读孟子《诗》学特质的，除了前文提到的主张以性情解读“以意逆志”的张伯伟，还有李春青教授。他的《诗与意识形态》主张从孟子的心性思想特质入手，对孟子《诗》学思想作知人论世的观照[92]。赵新也主张从性情的角度研读孟子《诗》学[93]。以上探讨，为我们从思想的角度理解孟子《诗》学提供了不同的观照视角。
此外，还有学者从阐释学角度解读孟子《诗》学特征，相关成果以杨海文的《〈孟子〉与〈诗〉〈书〉的相互权威性》最为代表。杨海文指出，孟子的解《诗》、用《诗》过程，已经为《诗》的权威性奠定了基础[94]。
通过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孟子与汉代四家诗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方面孟子与汉代四家诗发展之间的一些具体关联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另一方面对孟子《诗》学主张的相关探讨也已较为深入。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以下缺失：
1.较少就孟子与汉代四家诗学发展的整体关联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究。目前对孟子与汉代《诗》学的相关探讨多为孟子学研究或汉代《诗》学研究的子目录，人们很少把孟子与汉代《诗》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予以研究。有限的研究多为宏观概述而少深入把握，且研究课题重复现象严重。
2.相关研究尚未打破各种学科藩篱，交叉研究不够。由于周秦两汉典籍本身兼涉文学、经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这就决定了对孟子与汉代四家诗的把握不能仅从单一的文学或思想角度出发，而应兼涉学术、思想、文学与经学发展等诸多方面。综合研究，应当是这一研究的的主流态势。
3.多横向对比，而少纵深结合。目前对孟子与汉代《诗》学的探讨多集中在有限的几个静态研究点，而很少从整个《诗经》发展的角度来整体把握孟子的坐标定位。然而《诗》学发展在周秦汉时期经历了数次转向，其肩负的“政典教化”的历史使命也曾有所转变，要深入了解孟子与汉代四家诗之间的关联，不应仅把目光局限于孟子与汉代四家诗的横向比较，还应通观先秦两汉《诗》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及其背后根基磐深的思想与文化世界。
4.对新的考古成果的吸收不够及时。近几十年来，重大考古成果的频繁发现为周秦两汉时期的典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孟子与《诗》的相关问题的认识也因此而深化。埋藏于地下的典籍往往是没有经过汉儒及后儒增改的原始版本，这为客观把握当时的文献状况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具体到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的探讨上，人们运用考古成果来审视两者关联的研究却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也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三、所据文献与目标要求
（一）研究所据文献
由于本书不仅限于从文献或文学某一角度观察孟子与汉代《诗》学之间的关联，而是选择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的角度把握其全貌，故而所需文献也并不限于孟子及四家诗的相关文献，而是力图囊括先秦两汉时期举凡与孟子及汉代四家诗发展问题相关的一切资料。其中包括了《孟子》的版本、流传区域、孟子的重要弟子、秦火之后《孟子》及《诗》的流传整理情况、四家诗著作等方面的传世经典文献，如正史、五经、诸子类文献，此处不赘。
另外，予以重点关注的文献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出土文献及相关发掘报告。
主要包括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诗经》、郭店楚墓竹简、上博简《孔子诗论》、清华简等，如：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所编著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全7册），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武威汉简》，谢桂华等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1-10辑），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等。相关著作有：岛森哲男《马王堆出土儒家古佚书考》、庞朴《帛书〈五行篇〉校注》、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篇译注》、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胡平生与韩自强合著《阜阳汉简〈诗经〉研究》、李学勤《上海博物馆楚竹书〈诗论〉分章释文》等。
此外亦包括相关考古成果的发掘报告：如《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等。
2.碑刻。
主要是汉碑及孟子林庙中的碑刻部分，相关内容包括：屈万里《汉魏石经残字》、杨昶《汉石经〈鲁诗〉残碑校史一则》、钱泳《汉碑大观》、高文《汉碑集释》、刘培桂《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等。
3.史志。
如清儒孟广均纂、陈锦与孙葆田合纂的《重纂三迁志》及山东邹县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的《邹县旧志汇编》等。
4.辑佚成果。
主要包括了对四家诗、《孟子外书》及《七略》的辑佚部分：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陈寿祺与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陈乔枞的《诗经四家异文考》、阮元的《三家诗补遗》、冯登府的《三家诗遗说》、陈乔枞的《诗纬集证》、宋绵初的《韩诗内传征》、陈乔枞的《齐诗翼氏学疏证》、李调元的《逸孟子》、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姚振宗的《七略佚文》《七略别录佚文》以及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山璋八辑录的《纬书集成》等。
5.其他研究成果。
包括朱彝尊《孟子弟子考》、崔述《洙泗考信录》、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崔灏《四书考异》、金德建《古籍丛考》、江藩《汉学师承记》、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杨侃《两汉博闻》、洪迈《容斋随笔》、陈澧《东塾读书记》、朱彝尊《经义考》、皮锡瑞《经学通论》《经学历史》等。
此外，王国维、蒙文通、刘师培、钱穆、章太炎、顾颉刚、钱基博、屈守元、梁漱溟、余英时、葛兆光、夏传才、董治安、糜文开、裴普贤、刘跃进、黄俊杰、刘毓庆等的成果亦多有涉猎，不再一一尽指。
本书期望能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在前贤时修成果的基础上，对孟子与汉代四家诗之间的关联作出系统的梳理与客观的评价，以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得以深入。
（二）方法选择与研究目标
1.本书拟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95]及傅斯年先生文献考证与文物考证相结合以“重建”古史的做法。同时注重论证环节的严密性，避免材料的罗列与先入为主的论断。立足于史料，最大限度做到论必有征、言必有据、不为空言，从而力图找到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中的一些规律性特征。
2.鉴于孟子及汉代四家诗与学术史、文学史、思想史密切相连的特性，本书同时采用学术史、文学史和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以孟子与四家诗关系的横向比对为主，兼顾孟子在周秦两汉《诗》学发展脉络中的坐标作用，把汉代四家诗对《孟子》的习得放到一个较为广阔的学术思想史进程中作整体通观[96]，从而对孟子与汉代四家诗的具体关联作出比较全面的分析与整体性的把握。
本书将着重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详细梳理孟子与秦汉《诗》学发展之间的脉络渊源，通过思想倾向、师承渊源、地缘关系、典籍流传、学者构成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把握分析二者的深层关联。
2.深入探析汉代《诗》学在经学化进程、《诗》学主旨、诗义阐释等诸多方面与孟子的深层关联。同时关注四家诗学者对孟子《诗》学地位判定、著述倾向和士人精神中的孟学因素，以期对孟子与汉代四家诗的整体关联有一个兼及宏观进程及微观特征的综合性把握，并对孟子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联有新的体认和评价。
3.对汉代《诗》学阐释中的政教特征及性情倾向与孟子的渊源作专题性考察，以期对孟子与汉代《诗》学关系的整体把握有所助益。
[1] 孟广均纂，陈锦、孙葆田重纂.重纂三迁志[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2] 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孟子家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237—244.
[3] 相关网站和研究机构的大量出现使得孟子研究的传播途径愈发多元化。相关的网站主要有：中国儒学网思孟学派研究专题（http：//www.confuchina.com/zhuanti/index.simeng.htm）、简帛研究网（http：//www.jianbo.org）等。此外，以儒学、国学、齐鲁文化等为主题的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也为孟子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4] 除学术界的集中关注以外，政府和民间机构也是推进孟子研究的主要力量。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孟子故里邹城每年都会开展以孟子及孟母教子为主题的系列文化活动。
[5] 20世纪以来孟子研究的整体状况，可参李华，王志民.二十世纪以来大陆孟子与思孟学派研究综述[A].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儒家思孟学派论集[C].济南：齐鲁书社，2008：431—482.
[6] 黄俊杰在《中国孟学诠释史论》中所言甚详，此处不再赘述。见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56.
[7] 冯友兰.孟子哲学[J].哲学评论.1930（2）.
[8] 钱穆.孟子要略[M].上海：大华书局，1934.
[9] 《心体与性体》共分三册，分别于1968年5月、10月和1969年6月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
[10] 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此书后以《中国孟学诠释史论》之名在大陆出版。）
[11]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学的历史省察与现代诠释[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12] 杨儒宾主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
[13] 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4]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3.
[15] “思孟学派”得名于《荀子·非十二子》，荀子把孔子嫡孙子思与孟子放在一起批判，这启发了后人将子思、孟子合而观之。思孟学派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以来一直有研究者予以关注。在新文献出土之前，关于思孟五行说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其一是指“仁、义、礼、智、信”，这种观点的代表者为章太炎。其二为“金、木、水、火、土”，如栾调甫的《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其三认为五行即五伦，以谭戒甫为代表。其四是“仁、义、礼、智、诚”，以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为代表。但是由于资料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影响，相关研究只是停留在表层问题上。在近几十年里，由于马王堆帛书以及郭店楚简这两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相关研究才得以摆脱疑古思潮的影响而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
[16]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J].中国社会科学.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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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A].中国哲学（第20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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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郭沂.思孟心性论及相关问题[A].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儒家思孟学派论集[C].济南：齐鲁书社，2008.
[29] 朱彝尊著，游均晶等点校.点校补正经义考（三）[M].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130.
[30] 以黄俊杰先生的《中国孟学诠释史论》为例，虽然此书着力于梳理整个孟学发展史，但是其主要着眼之处在于先秦、两宋、明、清、近代以及当代儒家部分，忽略了整个汉唐时代的孟子研究部分。当然，由于其主要目的在于把握整个孟子学发展历程，选取孟子学发展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亦无可厚非。不过这也恰恰反映出了传统孟子学研究中汉代部分相对寂寥的状况。
[31] 董洪利先生的《孟子研究》最先把汉代孟子学放在整个孟子学史的过程中研究，虽然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入手仅把汉代《孟子》的相关注疏作了梳理，然而筚路蓝缕之功不容忽视。受此影响，其后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是从《孟子》注疏的角度入手探讨汉代孟子学的相关问题。例如赵麦茹的硕士学位论文《汉唐孟子学研究》和张绪峰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孟学简史》均是在董洪利先生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
[32] 杨海文.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J].齐鲁学刊.1998（3）.
[33] 丁原明.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J].文史哲.2000（2）.
[34] 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10.
[35]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95.
[36] 顾颉刚先生在《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中，把汉代诗学的经学化特点比喻成缠附在石碑上的葛藤，认为其掩盖了《诗经》的本来面目（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J].小说月报.1923〔3〕：1）。
[37] 刘毓庆.诗骚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00.
[38] 如汪中《述学·荀卿子通论》认为鲁、韩、毛三家诗同源异流，共祖荀子。清人王先谦明确指出鲁诗之学本于荀子：“《鲁诗》授受源流，《汉书》章章可考。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伯乃荀卿门人也。刘向校录《孙卿书》，亦云浮丘伯受业于孙卿，为名儒。是申公之学出自荀子。”清人陈乔枞在《鲁诗遗说考·鲁诗叙录》中也持相同观点：“申公之学出自荀子。”皮锡瑞亦持论相同称：“《鲁诗》出于申公，则《鲁诗》亦荀子所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六课《孔子之传经》则指出鲁诗与毛诗共祖荀子：“《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荀卿授《诗》浮丘伯，为《鲁诗》之祖。复以《诗经》授毛亨，为《毛诗》之祖。”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的《鲁诗传授表》首列荀卿。范文澜《群经概论》第四章亦持相同观点。而言及韩诗渊源，严可均、汪中均把荀子作为韩诗的主要源头：“《韩诗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余事，是韩婴亦荀子私淑弟子也。” “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与此同时，荀子亦被列入毛诗的传授谱系，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这一观点对当代学者的研究影响深远。
[39]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40] 庞朴.马王堆汉墓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J].文物.1977（10）：63—69.
[4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池田知久等对此持反对意见。另外邢文先生主张通过“五行两系说”来阐释思孟五行说。
[42] 其中以廖名春、李景林、梁涛诸位先生为代表。相关论文主要有：廖名春.思孟五行说新解[J].哲学研究.1994（11）；李景林.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1）；梁涛.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J].中国文化研究.2001（2）；魏启鹏.思孟五行说的再思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等。
[43] 诚如杜维明先生所言：“孟子学说的价值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值得深扣的领域，曾经有学者认为，孟子的学说非常简单，在政治上有点抗议精神而已，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心性之学。但现在可以说，我们如此说是把孟学简单化了，我们把这些资料中有‘心’意的字都放在一起，就可以发现思孟学派有关性情的资源非常丰富。”（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A].中国哲学〔第20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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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房瑞丽.《韩诗外传》传《诗》论[J].文学遗产.2008（3）：18—25.
[61] 清儒刘宝楠《愈愚录》卷一指出：“《孟子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按：《诗》《书》序多与《孟子》合，岂孟子作序而后儒增润之与？此虽孤证，姑存一说。丁氏晏曰：‘《毛郑诗释序》以《诗序》为子夏作而孟子述之。’”（刘宝楠.愈愚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0）
[62] 王承略.论《诗序》的主体部分可能始撰于孟子学派[A].诗经研究丛刊（第三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37—158.
[63] 刘毓庆.《诗序》与孟子[A].第五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93—108.
[64] 刘毓庆先生在其《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中又对此观点作了进一步调整，认为：《诗大序》作于子夏，《诗小序》成于孟子。相关章节包括《子夏家学、诗学及其对孔子诗论的发展》《孟子〈诗〉学与王道政治》《〈诗小序〉的产生与诗“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见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8—77，132—139，15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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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转引自：张孟伦.中国史学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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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此处受到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启发，在半个世纪之前郑振铎先生就已经指出了文学史研究存在范畴过窄的弊端：“许多中国文学史，取材的范围往往未能包罗中国文学的全部。其仅以评述诗古文辞为事者无论了，即有从诗古文辞扩充到词与曲的，扩充到近代的小说的，却也未能使我们满意。近十几年来，已失的文体与已失的伟大的作品的发见，使我们的文学史几乎要全易旧观，决不是抱残守缺所能了事的。若论述元剧而仅着力于《元曲选》，研究明曲而仅以《六十种曲》为研究的对象，探讨宋、元话本，而仅以《京本通俗小说》为探讨的极则者，今殆已非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