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古今风尚，各擅一代，如清谈著于晋，小说著于唐，虽稗野之语，多有裨于正史。近代谈部说家有栎园《书影》，钝翁《说铃》，西陂《筠廊偶笔》，悔庵《艮斋杂说》，渔洋之《居易录》、《池北偶谈》、《分甘余话》诸种。短则微言隽永，长则骈辞瞻丽，皆窃义于晋、唐之残编，固有所本也。予欲汇成《稗海》，为万年太平头白汗青之助。但削牍浩繁，疲精费日，久萦于怀，亦非细事矣。今游淮南，又读《在园杂志》。或纪官制，或载人物，或训雅释疑，或考古博物，即《夷坚》、《诺皋》幻诞诙谐之事，莫不游衍笔端，核而典，畅而韵，有似宋人苏、黄小品。盖晋、唐之后又一机轴也。曾南丰曰：“所谓良史者，有四长焉：其明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足以通难知之意，其义足以发难显之情。”今观《杂志》，四长已备。孰谓小品不足以胪列金匮石室，为操觚班、马所取材也？虽然，古之秉史笔者，其体严，其书直。若野史、杂记，又多恩怨好恶之口。今在园所著，潇洒历落，于人无嫌，于世无忌，读之者油然以适，跃然欲舞，且悉化其谿刻凌厉之气，不知何所本而能变史笔为写心怡情之具以感人若是耶？予挑灯三复，乃知在园先生，今之贤大夫而以诗名者，温柔敦厚出于习性。退食之余，偶忆旧闻，或有新见，书以示子孙，拈与宾客浮白轩渠，其作史之笔仍然作诗之笔也。古以太史采风，今以乐府演史，史与诗盖二而一者也。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尚任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