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易》一书的定位，一般认为首先该书是一部“卜筮书”，尤其是《易经》部分，或者说这部分内容本来就是卜筮内容。但在卜筮的过程中或记录中涉及多个方面如自然、历史、天文、农牧、战争等大的事件以及狩猎、疾病、经商等生活之事，这些记录无不是对当时自然、文化、人性等的描述或反映。所以又有学者认为该书是一部历史书，如近代学者章太炎先生说，《易经》讲的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近代史学家胡朴安所著《周易古史观》认为：“自屯卦至离卦，为蒙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一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当然还有学者认为该书是“科学书”，甚至是“百科全书”，这些认识与各家切入角度或者研究角度不同有关。纵观《周易》全书，其中包含了大量理性思维的内容，如生活智慧、辩证思维等，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从春秋时候起，很多人就开始从哲理的角度解释《易经》，并且尊称其为“群经之首”，被不同的哲学流派奉为经典。所以《周易》的文化成就应该主要体现在哲学方面，归结于“太极”“阴阳”“天人”“道器”八字之中。

太极是《周易》文化最重要的范畴之一，通过对此范畴的研究和阐释，形成并不断完善了中国哲学的宇宙论和本体论体系。在《易传》论述易卦形成时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处“太极”虽然是指蓍草数目的最高极限而非实体，但从太极到八卦的思维反映了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分化的过程。在这种思维的启发下，后世易学家和哲学家衍生出一套关于宇宙形成的理论，随着后人对《周易》研究的逐步深入，易学学科逐步形成，到了汉代《周易》被尊为五经之首，对《周易》的解说也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汉代《易纬·乾凿度》继承了《周易·系辞》的宇宙生成论说：“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认为“太极”乃浑而未分的元气，元气分化便产生了阴阳二气，阳气轻清，上升形成天，阴气重浊，下降形成地，天地之气相交合就产生了宇宙万物。这也是后世元气论思想的发端，“气一元论”思想也成为中医哲学的基本思想之一。

阴阳变易学说乃《周易》知识系统的核心，经过历代易学家的阐发，成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一种辩证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成为人们用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工具，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后世的“易学”研究来看，认为《易传》对这种思维方式的阐释更为突出。阴阳变易学说的体系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种思维不仅贯通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论，而且渗入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从西汉末年扬雄到宋代的张载、朱熹直至明清时期的王夫之等易学家，在《周易》哲学思想的启发之下，逐步完善了阴阳变易理论，认为世界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消亡都是阴阳变易的结果，不仅“阴阳各生阴阳”“阴阳对待流行”，而且阴阳不断“相推”“相荡”，双方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世界万物变化的内在根据。这种思想对后世哲学有着很大影响，如《荀子·礼论》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又说“天地感而为万物化生”。同时，阴阳变易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医学认识人体结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养生防病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周易》把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称为“三才”，无论作为整体的八卦三爻或者六十四卦的六爻都不外乎“三才之道”，并把天、地、人视为一个统一整体，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周易》强调人是天地交感的产物，人事应该效法天地之道而不可违背它。即如《系辞传》云：“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象传·乾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传·坤卦》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同时强调人在自然面前既要有所作为，又要与自然相合。如《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种天人协调论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古代天人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世易学家们对此也有相应论述，如宋代易学家们主张天人合一，而心学派提出了“天人本一说”，“理学派”又主张“天人一道”，从而为儒家的名教理想提供了形而上学的理论依据。气学派的张载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但又强调“人不可以混天”，这是对《易传》“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谐调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气学派建构天人之学的思想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王夫之对宋明以来的天人之辩做了总结，提出“天人合用”的命题，主张人与自然共同发展，辩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易学哲学的又一贡献。中医学则继承了《周易》等传统哲学的这一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天人相应”理论。一方面说明人依赖天地而生成，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另一方面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常与自然之四时阴阳相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升，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素问·八正神明论》云：“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岐伯对曰：法天则地，合以天光……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廓空而治，是谓乱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具体论述了自然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指出中医在治疗过程中也应该与天地自然相对应。由此可见，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思想也是在《周易》相关思想基础上形成的。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早期并无“以人为本”的说法，与之相类似的概念是“以民为本”，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在一定的层面也有相同的内容。“民本”一语，出自《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民本思想的要义之所在。“民”是指与君、官、吏相对的劳动人民的总称，是一个整体概念。民本思想虽然将“民”与统治阶级割裂开来，尤其是与“君本思想”形成明显对照，但对中国古代政治影响巨大，关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探讨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人物所表达和理解的民本思想各不相同，既有程度上的深浅之别，也有角度上的差异。但其理念是“以民为本”，也就是“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因此统治者治国理政应该从“利民、惠民、富民、养民、教民”出发，以实现“爱民、安民、亲民、济民、恤民”。其实，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的思想都在《周易》中已见端倪。

首先，《周易》一书的《易经》部分虽然是卜筮之书，但卜筮的主体和对象是人或人事，本来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而《易传》部分充分展示了《易经》的哲学思想，或者也可以说是后世哲学家以《易经》为依托，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的主体其实也是以人为本的，由此可见，《周易》一书的性质就已经决定了其“以人为本”的特质。其次在《易经》的卦爻辞反映其“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思想的论述也很多。如《周易下经·兑》曰：“兑，说（悦）也。刚中而柔外，说（悦）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悦）以先民，民忘其劳。说（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文中兑就是悦，若能做到阳刚居中，阴柔在外，是以正当有利，令人喜悦。强调君王做事情要以使民众喜悦为先，这是“顺天应民”，体现了从民出发、政在民心的民本思想。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会忘记劳苦，遇到冒险犯难时，也会乐而从之，甚至置犯难牺牲而不顾。《周易下经·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说察天意就是为了察时变，而察时变则是为了察民意以教化天下。这样就把天意与民意，敬天、顺天与顺民、化民联系了起来，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周易》的敬天、顺天实质上也是重民、顺民的一种表现。《周易下经·益》：“《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意思是说减轻赋税、藏富于民则民众欢喜，减少压迫、君上谦卑并深入民众则其道大大光明矣，反映了《周易》恤民、亲民的思想。从治国安邦出发，《周易》要求统治者要尚贤任能，如《周易上经·大畜》云：“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意思是说国君刚健向上且崇尚贤人、善用贤人，行事又得其正，那就是正而大了。在《周易上经·颐·彖》中说“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其意在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以及教化千万民众，则贤人能尽其力，万民能乐其生，反之如失其时则贤人隐，万民苦矣。无论是《大畜》卦还是《颐》卦都反映了《周易》尚贤任能的安民思想。此外，《周易》亲民、保民、爱民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比》《观》《临》《井》等卦之中。

《周易》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中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由中医学和《周易》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即人）所决定的，更主要是由中医学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和哲学性这一特质所决定的。《周易》作为中华文化大典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对于中医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中医学沿袭了《周易》对自然和人的起源认识，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崇尚自然、重视生命、维护生命健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医人文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明确提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强调了人在自然界中的重要性和突出地位。历代医家对这种思想进行了进一步论述，如张仲景认为精究方术可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也提出了“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的思想，并反复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全生之德为大”。孙思邈认为医生只有以仁术济世，才能成为真正的“苍生大医”。他要求医生对患者要有“大慈恻隐”之心，不避艰险“一心赴救”之念，对待患者“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而应做到“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后世中医学家逐步形成了“医乃仁术”的思想共识，“仁”是“以人为本”很好的体现，“仁”的思想虽然直接源于儒家，但儒家却把《周易》称为其思想源泉。

中医学除了具有自然科学的学术特征外，还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内涵。《周易》作为中国哲学源头，其所包含的“生生之谓易”的基本精神，直接影响并决定中华医学“生生之道”精神的形成与确立。

《系辞》曰“生生之谓易”，所谓“生生”是指连续不断、永不休止的生成演化过程。“生生不息”不仅是宇宙自然存在的基本方式，而且是一切变化的根本。关于“生生之谓易”，历代学者多有阐发，如宋代俞琰云“阴生阳，阳生阴，阴阳相生而其变无穷。故曰生生之谓易”（俞琰《周易集说》卷二十九《系辞上传二》）；宋代程颢、程颐云“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宋代董楷云“生生之谓易，生生之用则神也”“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卷十上《系辞上》）。可见“生生之谓易”包含生生之道、生生之德、生生之理、生生之变、生生之具及生生之用等内涵。

中医学认为，人秉生生之气而生，且以生生之气为本。《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地之气即生生之气，当人禀受天地生生之气生成之后，天地的生生之气便衍化为人体内的生生之气，由此决定了人一生的生、长、壮、老、已，并通过父母之精得以代代相传。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三七肾气平均……丈夫八岁肾气实……三八肾气平均……五八肾气衰……”。这里所讲肾气，即指生生之气，因肾为先天之本，肾中精气具有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的功能，是人体生命之本。这种生生之气的运动变化称为气化，人的生长、发育都是在气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人的生命始于气化，而终于气息。人禀天地生生之气而生，人的生生之气与自然界之生生之气彼此息息相通，故人的生命活动必然要遵循自然规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即人的脏腑气血会随着四季的更替而有相应的变化。《素问·金匮真言论》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等，是说不同季节会引发人体相应脏腑的疾病。因此，人的饮食、起居、动静必须顺应而不能违背自然之理。《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元代王好古说：“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此事难知·后序》）明代张介宾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类经图翼·序》）《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这些论述说明人是“生生之德”之产物，作为方技之术的中医学，其主要任务在于维护人的健康，使之生生不息。所以医者应该善于利用自然的生生之气以助人的生生之气，通过人的生生之气以调节机体，实现“阴平阳秘”，最终恢复健康状态。从而决定了中医治疗的特点不是直接消灭或祛除疾病，而在于通过以“调”求“和”，使人体自身达到“阴平阳秘”的平衡状态，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生生之道”之医道本质。

《周易》之“易”的含义之一便是变易，变易是《周易》的核心思想。孔颖达在《周易注疏》中写道：“正义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旨在强调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永恒性和绝对性，而且变易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周围事物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的绝对性决定了宇宙世界的复杂性甚至是不可预测性。如《周易·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的变易思想对中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基本理论到临床治疗以至养生康复无不体现着“变易”的烙印。《周易·系辞上》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反映了阴阳的不断变化、五行的相生相克与胜复制化，无不体现着“变易”思想，而且阴阳五行学说认为阴阳或五行的运动变化是世界产生、发展、变化以至消亡的根源。

《周易·系辞上》曰“精气为物”，指出精气构成了宇宙的万物。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宇宙的本原，是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不息的极细微物质，其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与变化，这充分体现了变易思想在精气学说中的运用。气的运动包括“升、降、出、入、聚、散、离、合”，而气的运动产生的变化称之为气化，在气化的过程中，“气聚而有形，气散而无形”，即《正蒙·太和》所言：“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升、降、出、入”是气运动的基本形式，通过“升、降、出、入”而化生万物，即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正蒙·太和》“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 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欤”。人体中气的运动失常则产生各种病理变化，甚至引起身体的生命变化，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周易》的变易思维还体现在脏腑经络理论思想中，如“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这些论述看似反映了人体内外相联系的思想，但其实这种联系是基于变易思想的，所以在中医学中以表知里的思维方法实质是变易思想的延伸。

《周易》之“易”的另一层思想则是“不易”。不易，说明永恒运动的宇宙万物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道”的不变性，在纷繁复杂的万物运动的过程中包含相对静止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就是“不易”。要把握这种“不易”必须追本溯源了解“变易”发生的根本。《周易·系辞上》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指天地，太极是天地未分的统一体。郑玄《周易注》解释太极说：“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太极太一，分为天地，故生两仪也。”《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四时行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也就是说，繁杂的“变易”其实是源于“不易”的阴阳以至“太极”。后世儒道两家都奉《周易》为经典，在各自的认识论中都延续了《周易》由“变易”到“不易”的即由繁到简的思维方式，进而提出了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范畴，即“一”。“一”作为哲学概念在《周易》中并未进行特殊论述，但儒道两家对“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孔子常言“一以贯之”，一对多而言，“一以贯之”对“多学而识”而言，就是在融通的基础上用一个总的原则把握“多学而识”的众多思想内容。而道家对“一”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认为宇宙的发生是源于绝对的“道”，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一”时将道家思想和《周易》思想融合，提出“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老子思想中的“一”就具有了类似于“道”的根源性和根本性的意义，它被看成是万物的最高本质和内在根据。可见，无论儒家或者道家在认识“一”与万物的“多”的关系中，“多”统一于“一”，即“归一”。

中医学对“一”的认识并无太多哲学解释，但在认识自然与人体时，秉承了传统哲学“变易”与“归一”的思想，在充分认识生理病理复杂性的同时，力求找出“不易”的规律性和稳定性，为治疗的“简易”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中医学一方面认为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康复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体现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自身等多方面，另一方面认为人体的生理病理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需要“归一”。不同的情况下中医学对所“归”之“一”的认识是不同的，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自然界及人体一切变化的根本，甚至是人体生命及养生、疾病治疗的根本。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在复杂的病因认识中，阴阳学说以阴阳为纲进行病因分类，即同《素问·调经论》所言“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谈及养生时，《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精气学说则认为，“精”（或气）是世界（包括人）的本原，这种认识其实也是源于《周易》，如《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认为宇宙万物由精气构成。《易经·咸·彖》又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说“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所以《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精气学说还认为人体的一切变化都是精气运动变化的结果，因此治疗也应该以“调气”为本，如《灵枢·刺节真邪》说“用针之类，在于调气”。

在中医学中对“一”思想的体现其实莫过于“证”概念的出现和归纳，“证”是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病机本质的概括，它反映了疾病的本质。在诊断过程中应运用四诊（望、闻、问、切）的方法，将所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辨明病因、病位、病性及其发展变化趋势，透过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疾病现象或症状，将其简化归纳为“证”，为疾病的治疗奠定基础，所以辨证论治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衍化出“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

尽管中医学在不同的情况下对所归之“一”有多重含义，似乎并没有归纳为极其简单的“唯‘一’”，但充分体现了《周易》学“变易”与“归一”现象的辩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