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尾声
第一部
一
从一八一二年起又过了七年。欧洲汹涌澎湃的历史海洋平静了。它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是因为它们的运动规律我们还不知道）还在起作用。
尽管历史海洋表面上是静止的，人类却像时间的推移一样在不断前进。各种各样的集团组成又解散，国家形成、瓦解以及民族迁移的原因正在酝酿中。
历史海洋不像以前那样从此岸猛烈冲击彼岸，而是在深处沸腾翻滚。历史人物也不像以前那样被浪潮从此岸冲到彼岸，而是仿佛在原地打转。以前，历史人物带领军队，下令作战、出征和厮杀，以此反击群众运动；现在则用政治和外交手段，用法律和条约来对付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被史学家称为反动。
史学家在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对他们严加谴责，认为他们是反动的根源。当时的名人，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尔夫人[258]、福蒂[259]、谢林[260]、费希特[261]、夏多布里昂[262]等人，都受到史学家的严正裁判，按照他们对进步和反动所起的作用而宣告无罪或进行谴责。
在俄国，按照史学家的论述，这个时期也有反动，而反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按照他们的论述）首先倡导自由主义，鼓吹拯救俄国。
在现有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他本应如此这般行事。他在这件事上做得好，在那件事上做得糟。他在登位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漂亮；但后来给波兰制订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与阿拉克切耶夫，鼓励高里岑，支持神秘主义，又鼓励希施科夫和福蒂，这就做得很糟。他过问前线军队，做得不对；他解散谢苗诺夫团，也是处理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根据他们对人类利益的观点，对亚历山大一世进行谴责，如果要一一列举，就得写上整整十页纸。
这些谴责意味着什么呢？
亚历山大一世受史学家表扬的行为，如登位初期的自由主义创举、抗击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遭史学家谴责的行为，如成立神圣同盟、波兰复国、二十年代的反动行为等，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等条件的同一源泉产生的吗？
那么，这些谴责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个达到人类权力顶峰、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无法避免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等世上最强大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五十年前的人物，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备他），但他不抱有当代教授——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研究学问，读书，阅读讲义，并做笔记——对人类幸福所持的观点。
但如果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幸福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可以认为，批评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若干年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观点，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变成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于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截然相反，例如：有人认为波兰制订宪法和缔结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绩，有人却因此谴责他。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如果有人不喜欢这种行为，那是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狭隘的幸福观。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势，或者欧洲的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但我们假定，所谓科学能调和一切矛盾，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具有不变的善恶标准。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可以采取另一种行为。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意志行事，同时遵循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再没有其他纲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样一个纲领，这样的纲领已经拟好，而且亚历山大也在按照它办事。那么，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者的行为，那些被史学家认为是好的和有益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样的行为是不会有的，也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什么都不会有。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会有生活了。
二
如果像史学家那样认为，是伟大人物引导着人类达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国或法国的强大、欧洲的均势、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进步，等等，那么，不用机会和天才这两个名词，就无法解释历史现象了。
如果十九世纪初欧洲历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实现俄国的强大，那么，没有战争和侵略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进行革命，不建立帝国，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就比动用武力有效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显而易见，除了使用屠杀生命和销毁财富的手段之外，还有其他更适宜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那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
历史说：“机会创造时势，天才加以利用。”事情就是这样。
但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天才？
机会和天才并不表示什么具体的东西，因此无法下定义。这两个词只表示对现象的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某种现象怎么会发生。我无法知道，因此也不想知道，我就说：这是机会。我看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产生同人类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只好说：这是天才。
羊群中有一头公羊，每天晚上牧羊人把它赶进一个单独的羊圈，结果这头羊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它似乎就成了天才。这头羊每天晚上不进普通的羊圈，而到特殊的羊圈里去吃燕麦，于是这头羊长得特别肥，被作为肉羊送去屠宰。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天才与一系列机会的奇妙结合。
但羊群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遭遇的一切不仅是为了达到它们羊的目的，它们只要认为，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可能具有它们所不理解的目的，它们就会立刻明白，那头养肥的公羊的遭遇是连贯而统一的。即使它们不知道喂肥这头公羊的目的何在，它们至少知道，那头公羊的遭遇绝非偶然，因此它们也无须知道机会和天才这些名词。
只要不去探索眼前容易理解的目的，并承认终极目的是无法知道的，我们就能看出历史人物一生的连贯性和合理性；我们就能发现他们那种不合人类本性行为的原因，我们也就不需要机会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只须承认我们不知道欧洲各国动乱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以下事实：起初在法兰西，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罗斯发生屠杀事件，西方向东进军，东方向西进军，所有这些事件决定了它们本身的性质和目的。这样我们就无法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性格中去寻求特点和天才，而且不能把他们看得与众不同。同时，我们也无须用机会来解释这些人的琐事而会明白，这些琐事都一定会发生。
放弃对终极目的的探索，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一种植物有一种植物的花朵和种子，我们无法想象更适合于这种植物的其他花朵和种子。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其他两个有各自经历的人能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更细致地完成他们天赋的使命。
三
十九世纪初，欧洲事件的基本内容在于欧洲各国自西向东后来又自东向西的黩武行为。这种行为是从自西向东的进军开始的。西方各国为了实行直捣莫斯科的黩武行为，必须做到下列各点：第一，建立一个足以对付东方军事集团的大军事集团；第二，摈弃一切传统和习惯；第三，要有一个首领，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自己的欺诈、抢劫和屠杀等行为进行辩护。
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旧的不够强大的集团逐渐崩溃，旧习惯和旧传统逐渐消亡，规模较大的新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逐步形成，一个领导未来运动并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国的人，凭借极其偶然的机会，在冲击法国的党派矛盾中，不依附任何党派，居然爬上显赫的地位。
同僚的浅薄无知、对手的软弱无能、本人的撒谎本领和刚愎自用使他成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士兵的优良素质、敌人的缺乏斗志、孩子般的鲁莽和自信使他获得军事上的声誉。他到处遇到无数的所谓机会。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给他带来好处。他企图改变命运，但没有成功：他投奔俄国军队，没有被录用；要求去土耳其参军，也没有被批准。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几次处于死亡边缘，但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俄国军队，就是那后来使他身败名裂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上的种种考虑，在他离开之前一直没有进入欧洲。[263]
他从意大利回国，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参与政府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他盲目远征非洲，自然就摆脱了这种危险的处境。他又碰上了所谓机会。无法攻克的马耳他岛不战而降，最轻率的计划取得了胜利。敌人的舰队事后连一条船也不放过，当时却让拿破仑军队全军通行。在非洲，他对手无寸铁的居民犯下一系列罪行。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特别是他们的首领，自欺欺人，认为这样干很好，很光荣，他们的行为就像恺撒和马其顿王一样。
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卑劣，而且以所犯种种罪行自豪，并赋予它莫名其妙的超自然意义，就是这种光荣与伟大的理想促使这个人和他周围的人在非洲脱颖而出。他马到成功，无往不利。瘟疫没有传染给他。屠杀俘虏的暴行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一般撇下患难中的伙伴，若无其事地从非洲随便溜走，并且连这也成为他的功绩，敌人舰队又两次放他通行。他陶醉于自己侥幸取得成功的罪行，准备演出自己的角色，茫无目的地来到巴黎。这时一年前可能使他毁灭的共和国政府更加腐败，简直达到顶点，他这个超然于各党派之外的新人自然就身价百倍。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害怕一切，但各个党派都拉拢他，要他参加。
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培养了光荣和伟大的理想，他疯狂地自我崇拜，他大胆地犯下罪行，他毫无顾忌地撒谎，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为所发生的事辩护。
那个需要他的位置在等待他，因此，不管他意志如何，不管他犹豫不决，缺乏计划，屡犯错误，他还是被拉入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阴谋活动，而且取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出席政府会议。他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认为必死无疑，他假装晕倒，胡言乱语，本来可能送掉性命。但是，原来那么精明老练、骄傲自大的法国统治者觉得他们的戏现在已经演完，显得比他更加狼狈，说话语无伦次，既不能保住政权，又不能把他消灭。
机会，成千上万个机会，给了他权力，而所有的人，像是商量好似的，都努力确立这个权力。机会造成法国统治者的性格，情愿服从他；机会造成保罗一世的性格，甘心承认他的权力；机会使反对他的阴谋不仅对他无害，反而巩固了他的权力。机会使当甘公爵落入他的手中，并无辜遭到杀害。这一切比任何手段都更使人信服他有权有势。机会使他把全力远征英国的意图（远征英国肯定会使他毁灭，而且永远无法实现）突然改为进攻麦克和他率领的不战而降的奥地利军队。机会和天才给了他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又是机会使所有的人，不仅法国人，而且全体欧洲人，除了未参与当时事件的英国人之外，不管原先对他罪行的恐惧和厌恶，现在也都承认他的权力，承认他自封的称号，以及他那伟大与光荣的理想，并认为这理想是美好和合理的。
西方列强在一八〇五、一八〇六、一八〇七、一八〇九年几次东进，不断加强和发展力量，仿佛在测试实力，做好未来大规模行动的准备。一八一一年，法国组成的队伍同中欧各国的军队汇合成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替行动首领进行辩护的力量也不断增强。在准备大规模行动前的十年中，这位领袖人物纠集了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原形毕露，无力对抗拿破仑的光荣与伟大的理想，虽然这理想毫无意义，没有理性。他们一个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节，奉承拍马。普鲁士国王派自己的妻子向这个伟人阿谀谄媚；奥地利皇帝认为，这位大人物把公主请进床帏是莫大的恩宠；教皇，各国人民的神圣保护者利用宗教来抬高这位伟人的身份。与其说拿破仑自己给自己准备好扮演的角色，不如说周围的人让他承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事件的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个罪行和小小的诈骗行为，无不被他周围的人说成是丰功伟绩。日耳曼人为他想出的最好庆典是耶纳和奥尔施泰特的庆祝活动。不仅他是个伟人，连他的祖先、兄弟、养子和妹夫都很伟大。一切都要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性去扮演最可怕的角色。等他准备好了，兵力也准备好了。
侵略军向东方推进，到达终极目的地莫斯科。京城沦陷，俄军的损失比敌军以前从奥斯特里茨到瓦格拉姆历次战争中所受的损失更加惨重。然而，使他从一系列胜利走向既定目标的机会和天才突然消失，出现了无数相反的机会——从他在鲍罗金诺着凉伤风到天气严寒和焚毁莫斯科的火星；天才也不见了，表现出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愚蠢和卑劣。
侵略军纷纷逃跑，不停地往回跑，如今一切机会都不是帮助他而是同他作对。
自东向西的行动开始了，它同原来自西向东的运动十分相似。在大规模行动发生之前，一八〇五、一八〇七、一八〇九年也发生过自东向西的行动，也组成大集团，也有中欧各国参加行动；也有中途动摇，也是越接近目的地速度越快。
巴黎这个终极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已没有什么意义，他的一切行动都显得可怜和可憎。但又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偶然机会：盟国憎恨拿破仑，认为他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祸根。拿破仑被剥夺了权力，他的罪恶和欺诈遭到揭露，人们理应像十年前和一年后那样，看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由于奇怪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的戏还没有演完。这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认为无法无天的强盗，被遣送到离法国两天航程的小岛上，并把这小岛划归他管辖，又给了他卫队，不知为什么还送给他几百万金钱。
四
各国之间军事行动的波涛平息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浪潮退落下去，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外交家们在漩涡里打转，自以为动乱是他们平息的。
但平静的海面突然又动荡起来。外交家认为这次风浪骤起的原因是他们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他们预料他们的君王之间又要发生战争，这种局势是无法解决的。但是这次风浪并不来自他们预料的方向。这次风浪仍来自行动的出发点——巴黎。来自西方的行动遇到了最后一次逆流。这股逆流必须解决外交上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结束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
这个使法国遭到浩劫的人，没有施展任何阴谋，不带一兵一卒，独自来到法国。每一个卫兵都可以逮捕他，但由于奇怪的偶然机会谁也没有抓他，大家还热烈地欢迎这个一天前还遭到咒骂、一月后仍将被咒骂的人。
这个人还要为最后一次集体行动辩护。
戏收场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卸装，洗去粉墨，他再也没有用处了。
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这个独处孤岛的人，还自我欣赏着他演的悲喜剧，他欺诈，说谎，徒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向全世界表明，当那只无形的手指挥他的时候，所谓权力究竟是什么东西。
戏收场了，演员卸装了，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大家瞧吧，你们相信的是什么！这就是他！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感动你们的不是他，而是我！”
但人们被这些行动搞得头晕目眩，好久不明白这个道理。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向西的行动的人，他的一生就显得更有连贯性和必然性。
这个凌驾于众人之上、领导这自东向西的行动的人，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主持正义，关心欧洲事务，不是关心琐碎微利而是长远利益；他在精神上要超越合作共事的各国君王；他要有温和而富有魅力的人品；他对拿破仑要怀有私仇。这一切亚历山大一世都具备，这一切是由他经历的许多机会造成的，例如教育啦，自由主义创举啦，周围的谋士啦，以及奥斯特里茨战役、蒂尔西特会谈和埃尔富特会议。
在全民战争时期，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因为用不着他。但一旦需要进行欧洲全面战争，这个人就显露头角，得其所哉，他联合欧洲各国，领导他们奔向目的。
目的达到了。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处在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他怎样运用他的权力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欧洲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为民族谋福利，首先在国内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现在他似乎拥有最大的权力，因此能为民族谋福利，就在此时，拿破仑在流放中竟还痴人说梦，扬言如果他再度掌权，就能造福人类。这时，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他的使命后，受到上帝启示，突然省悟这种虚假的权力渺不足道，就摈弃它，把它交给他所蔑视的小人。他只说：
“光荣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你的圣名！”[264]我也是一个人，像你们一样，让我像一个人那样生活，思考自己的灵魂和上帝吧。
太阳和太空的每个原子本身都是球体，同时又是大得人类无法理解的那个整体中的一个原子。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是为那人类无法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一只落在花上的蜜蜂蜇了一个孩子。孩子怕蜜蜂，说蜜蜂活着就是为了蜇人。诗人欣赏采花的蜜蜂，说蜜蜂吸蜜就是为了吸取花香。养蜂人看见蜜蜂，说蜜蜂采集花粉，带回蜂房，目的是要采蜜。另一个养蜂人更仔细地研究蜂群生活，说蜜蜂采集花粉是为了养育幼蜂，供奉蜂王，目的是要传种接代。植物学家看到，蜜蜂飞来飞去把异株花粉带到雌蕊上，使雌蕊受粉，因此就认为蜜蜂活着是为了传送花粉。另一个植物学家观察植物的迁移，看到蜜蜂有助于这种迁移，因此说蜜蜂活着的目的就在于此。但蜜蜂的终极目的并不限于人类智慧所能揭示的这个、那个或第三个目的。人类揭示这些目的的智慧越高，也就越加难以解释终极目的。
人类所能达到的，只是观察到蜜蜂生活和其他生活现象的对应关系罢了。对历史人物和各国人民的活动目的的理解，也是这样。
五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同皮埃尔结婚，这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件喜事。就在这一年，罗斯托夫伯爵去世。他一死，这个大家庭照例也就解体了。
去年发生的几件事——莫斯科大火、从莫斯科逃难、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绝望、彼嘉的死、伯爵夫人的悲伤，接二连三地给老伯爵以沉重打击。他似乎不了解也无法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在精神上一蹶不振，只要再来一次打击，就会一命呜呼。他时而惊惶不安，不知所措，时而精神亢奋，雄心勃勃。
他为娜塔莎的婚礼忙了一阵子。他预订酒席，竭力装出快乐的样子，但他的快乐已不像以前那样能感染人，反而使爱他的熟人觉得可怜。
皮埃尔夫妇走后，他安静下来，感到寂寞。过了几天，他病倒在床。从他生病时候开始，虽经医生一再劝慰，他自知从此一病不起。伯爵夫人和衣坐在安乐椅上，在他床头守了两个星期。她每次给他递药，他总是抽泣，默默地吻着她的手。临终那天，他痛哭失声，请求妻子和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自己感觉到的主要罪孽：荡尽家产。领过圣餐，行过终敷礼后，他平静地死了。第二天，在罗斯托夫家所租用的住宅里，亲戚朋友挤满了屋子，向他的遗体告别。所有这些经常在他家吃饭跳舞并且嘲笑他的人，现在都怀着悔恨的心情，仿佛在向谁作自我辩解：“是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极好的好人。如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再说，为人在世，谁没有弱点？……”
就在伯爵山穷水尽，无法想象怎样再熬上一年的时候，他突然死了。
尼古拉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时，正随着俄国军队驻在巴黎。他立刻提出辞职，不等批准，就请假回莫斯科。伯爵去世一月后，家里经济情况就弄清楚了。虽然谁都知道伯爵负债累累，但其数额之大令人吃惊。负债总数比家产大上一倍。
亲友都劝尼古拉不要接受遗产。但尼古拉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对亡父孝心的亵渎，因此没有听取劝告，毅然承担起还债的义务。
伯爵在世时，由于他生性善良、待人厚道，债主们慑于他那难以捉摸的强大影响一直没有开口，如今都上门来讨债了。债主们照例争先恐后前来讨债，像米嘉等持有赠予期票的人，现在就成了最凶的讨债人。他们不给尼古拉期限和喘息的机会，那些原来可怜老伯爵（似乎他使他们受到损失）的人，现在也毫不留情地向那个显然没欠他们账却自愿承担债务的年轻人逼债。
尼古拉所设想的周转办法没有一种获得成功，他以半价拍卖地产，但还有一半债务未还。尼古拉接受妹夫皮埃尔借给他的三万卢布，先偿还到期的债款。为了不致因余下的债务坐牢（债主们以此威胁他），他重新去官府当差。
重返部队可以首先补上团长的空缺，但他不能去，因为母亲现在把儿子看作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抱住他不放，因此尽管他不愿留在莫斯科熟人中间，尽管他厌恶文职，他还是在莫斯科找了一个文官职务。这样，他就脱下心爱的军服，同母亲和宋尼雅住到西夫采夫·符拉日克一所小住宅里。
娜塔莎和皮埃尔这时住在彼得堡，不太了解尼古拉的处境。尼古拉向妹夫借了钱，但竭力掩饰他的窘境。尼古拉处境之所以特别糟，因为他不仅要用一千二百卢布养活自己、宋尼雅和母亲，而且还要使母亲不感到他们十分穷困。伯爵夫人无法想象缺乏她从小过惯的奢侈条件也能生活，不知道儿子有多艰难，不断提出各种要求：时而要雇马车去接熟人（他们家已没有自备马车），时而要为自己买佳肴美食，为儿子买美酒，时而要买高级礼品送给娜塔莎、宋尼雅和尼古拉。
宋尼雅料理家务，侍奉姑妈，给她朗诵，忍受姑妈对她的专横和厌恶，并帮助尼古拉向她隐瞒他们的窘况。尼古拉因宋尼雅替他照顾母亲，对她感激不尽，又赞赏她的耐性和忠心，却竭力疏远她。
他在心里责怪她，就因为她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她具有一切可贵的美德，可就是无法使他爱她。他觉得，他越尊重她，就越不爱她。她曾经写信给他让他自由，他就抓住这一点竭力表示往事如烟，再也无法挽回。
尼古拉的处境每况愈下。从薪金里攒点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仅不能攒钱，而且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又借了几笔小债。他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亲戚们给他提一门亲，劝他娶一位有钱的姑娘，他大为反感。摆脱困境的另一种可能——母亲去世——他从没想到过。他没有任何心愿，不抱任何希望，不发牢骚，没有怨言，独自忍受着寂寞和凄凉。他竭力避免与熟人交往，避开他们的同情和令人屈辱的帮助，摆脱一切娱乐消遣，甚至在家里也不做什么，只同母亲摆摆牌阵，在屋里默默地来回踱步，一袋接一袋地吸烟。他竭力保持忧郁的心情，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忍受他的处境。
六
初冬时节，玛丽雅公爵小姐来到莫斯科。她从城里传闻中得知罗斯托夫家的情况。“儿子为母亲作出牺牲”城里人都这样说。
“我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玛丽雅公爵小姐说，高兴地感觉到她还是爱他的。她想到她同他们的交情简直亲如一家，觉得她应当去看看他们。但一想到在沃罗涅日她同尼古拉的关系，不禁又有点顾虑。不过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星期后，她还是鼓足勇气去拜访罗斯托夫一家。
第一个迎接她的人是尼古拉，因为去伯爵夫人那儿必须经过他的房间。尼古拉一看见玛丽雅公爵小姐，他脸上的表情不是她所期待的高兴，而是她从未见到过的冷淡和高傲，尼古拉向她问了好，把她领到母亲屋里，自己坐了五分钟就走了。
公爵小姐从伯爵夫人屋里出来，尼古拉又遇见她，一本正经地把她送到前厅。她提到伯爵夫人的健康，他一句话也没有答理。“这关您什么事？别来打扰我！”他的眼神似乎这样说。
“她闯到这里来干什么？她要干什么呀？我真受不了这些阔小姐和她们的客套！”等公爵小姐的马车一走，他就当着宋尼雅的面大声说，显然克制不住怒气。
“哦，尼古拉，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宋尼雅勉强忍住心中的快乐，说，“她是那么善良，妈妈又那么爱她。”
尼古拉没有回答，他根本不想再谈到公爵小姐。但自从公爵小姐来访后，伯爵夫人每天都要几次提到她。
伯爵夫人夸奖她，要儿子到她那儿去一次，并表示想常常看见她；但一提到她，他心里就不痛快。
做母亲的一提起公爵小姐，尼古拉总是不作声，而他的沉默总使伯爵夫人生气。
“她可是个贤惠的好姑娘，”她说，“你应该去看看她。你总得去见见人，要不老跟我们在一起会憋死的。”
“我一点也不想去见人，妈妈。”
“你原来说要见见人，现在又不要见人了。我真弄不懂你，宝贝。你一会儿闷得慌，一会儿又不要见人。”
“我又没说过我闷得慌。”
“什么？你不是说你连见都不愿见她吗？她可是个好姑娘，你一向喜欢她，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什么事都瞒着我。”
“一点也没有，妈妈。”
“如果我求你做什么不痛快的事，倒也罢了，可我只要你回访一次。这只是尽礼数罢了……我求过你了，既然你有事瞒着母亲，我就再不过问你的事了。”
“既然您一定要我去，我去就是了。”
“我无所谓，我都是为你着想。”
尼古拉咬咬胡子叹了口气，摆开牌阵，竭力转移母亲的注意力。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再重复这样的谈话。
自从到罗斯托夫家访问受到尼古拉意外的冷遇后，玛丽雅公爵小姐暗自承认，原先她不想去罗斯托夫家是对的。
“我又没有什么别的用意，”她借助她的傲气安慰自己，“我同他毫无关系，我只是想去看看老太太，她一向待我很好，我欠了她不少情。”
但这些想法并不能安慰她，她一想到那次访问，就感到后悔。尽管她决定不再去罗斯托夫家，把那一切忘掉，但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着落似的。她问自己，什么事使她烦恼，她不得不承认是她同尼古拉的关系。他对她彬彬有礼的冷淡态度并非出于他的本意（这一点她是知道的），这种态度掩盖着什么。这一点她需要弄清楚，她的心情因此一直不能平静。
仲冬的一天，她在教室里看侄儿做功课，仆人通报尼古拉来访。她决定不动声色，竭力保持镇定，请布莉恩小姐同她一起去客厅。
她第一眼就从尼古拉的脸上看出，他只是来回拜一下，于是她就决定采取同他一样的态度。
他们谈到伯爵夫人的健康，谈到一些共同的熟人，谈到最近的战讯。这样的应酬通常需要十分钟，过后客人就可以起身，尼古拉也就站起来告辞。
公爵小姐在布莉恩小姐协助下谈得很顺利，但就在他起立的最后一分钟，她感到敷衍性交谈很疲劳，又想到她一个人生活实在枯燥乏味，她突然感到心神恍惚，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前方，没注意他已起立，她仍坐在那儿不动。
尼古拉对她看看，假装没发现她的心情，跟布莉恩小姐说了几句话，又看了一眼公爵小姐。她依旧坐在那儿不动，和善的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他忽然可怜起她来，并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可能是他伤了她的心。他想帮助她，对她说些愉快的话，但不知说什么才好。
“再见，公爵小姐！”他说。她省悟过来，脸涨得通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哦，对不起！”她说，仿佛刚苏醒过来，“您要走了，伯爵，那么，再见！那么给伯爵夫人的枕头呢？”
“等一下，我这就去拿。”布莉恩小姐说着，走出屋去。
两人都不作声，偶尔对视一下。
“是啊，公爵小姐，”尼古拉终于露出苦笑，说，“我们在保古察罗伏初次见面仿佛还是不久前的事，可是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都不走运，我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挽回这段时光……可是挽回不了。”
尼古拉说话时，公爵小姐那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他，她仿佛竭力想从他的话里听出他对她的感情。
“是的，是的！”她说，“但您不必为往事感到惋惜，伯爵。我认为，您将永远愉快地回忆现在的生活，因为您现在的生活充满自我牺牲……”
“我不能接受您的赞扬，”他慌忙打断她的话，“相反，我一直在责备自己，不过说这些太乏味、太没意思了。”
他的眼神又像原来一样冷淡。但公爵小姐又从他身上看到原来那个熟悉而心爱的人，而她现在就在同这个人谈话。
“我想我这样说您不会见怪吧！”她说，“我同您……同您一家那么亲近，我想您不会认为我的同情是不适当的，但我想错了。”她说，声音突然颤抖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镇定下来说，“您以前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理由就有上千条（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三个字）。谢谢您，公爵小姐！”他低声说，“有时真难受。”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玛丽雅公爵小姐心里说，“对，我爱他，不光爱他那快乐、善良和开朗的眼神，不光爱他俊俏的模样，我看到他有一颗高尚、刚强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心。”她对自己说，“是啊，他现在很穷，可我有钱……是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啊，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她想起他原来的柔情，此刻望着他那善良而忧郁的脸，顿时明白他冷淡的原因。
“这是为什么呀？伯爵，为什么呀？”她突然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向他走近些，“您告诉我，为什么？您一定要说。”他不作声。“我不知道您的为什么，伯爵，”她继续说，“但我感到难过，我……我不瞒您说。您为什么要使我失去我们原来的友谊，这使我痛心。”她喉咙里哽咽着，眼里含着泪，“我的生活里本来就很少有幸福，因此失去任何东西都使我难过……请您原谅，再见。”她突然哭起来，走出屋去。
“公爵小姐！看在上帝分上，等一下，”他喊道，竭力拦住她，“公爵小姐！”
她回顾了一下。他们默默地对望了几秒钟，于是那遥远而不可能的事，顿时变得接近、可能，甚至无法避免了……
七
一八一四年秋天，尼古拉和玛丽雅公爵小姐结了婚。尼古拉带了妻子、母亲和宋尼雅迁居童山。
三年里，他没有变卖妻子的田产，就还清了余下的债务。一个表姐去世后，他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把欠皮埃尔的债也还清了。
又过了三年，到一八二〇年，尼古拉理好财，在童山附近买了一处不大的庄园，又在谈判买回父亲在奥特拉德诺的住宅，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起初，他管理家务是出于需要，但不久就迷上这种事，把它当作唯一的爱好。尼古拉是个普通地主，不喜欢新办法，特别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套英国办法，嘲笑经济理论著作，不喜欢办工厂，不喜欢贵重产品，不喜欢种贵重作物，不搞单一农业。他心目中只有一个统一的庄园，而不是其中某一部门。在庄园里，主要的东西不是存在于土壤和空气中的氮和氧，不是特别的犁和粪肥，而是使氮、氧、粪肥和犁发生作用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农业劳动者。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深入了解它的各个方面，尤其注重农民。他认为农民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和法官。他先是观察农民，竭力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对好坏的看法，表面上他在发号施令，其实是在向农民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语言和对是非的判断。直到他了解农民的爱好和愿望，学会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懂得他们话里潜在的意思，感到自己同他们打成了一片，直到这时他才大胆地管理他们，也就是对农民尽他应尽的责任，这样，尼古拉的农业也就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
尼古拉着手管理庄园，凭他天赋的洞察力立刻指定合适的村长和工长（如果让农民自己选举，他们也会选这两个人的），而且再也不更换。他首先做的不是研究粪肥的化学成分，不是钻研借方和贷方（他爱说这种俏皮话），而是弄清农民牲口的数目，千方百计使牲口增加。他支持农民维持大家庭，不赞成分家。他对懒汉、二流子和软弱无能的人一概不姑息，竭力把他们从集体里驱逐出去。
在播种、收割干草和作物上，他对自己的田地和对农民的田地一视同仁。像尼古拉这样播种和收割得又早又好，收入又这么好的地主很少。
他不喜欢管理家奴，称他们为吃白食的。大家却说他姑息他们，把他们惯坏了。每当需要对某个家奴作决定，特别是作出处分的时候，他总是犹豫不决，同家里所有的人商量。只有在可以用家奴代替农民去当兵的时候，他才毫不犹豫派家奴去。在处理有关农民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一点疑虑。他知道，他的每项决定都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最多只有一两个人不赞成。
他不会随便为难或处罚人，也不会凭个人好恶宽恕人和奖赏人。他说不出什么事该做和什么事不该做，但两者的标准在他心里是明确不变的。
遇到挫折或混乱，他常常生气地说：“我们的俄国老乡真没办法。”他总觉得他对农民无法忍受。
但他又全心全意爱我们的俄国老乡，爱他们的风俗习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掌握和采用唯一富有成效的经营方式。
玛丽雅伯爵夫人妒忌丈夫对事业的热爱，惋惜她不能分享这种感情，但她也不能理解他在他的小天地里感受到的快乐和烦恼。她不能理解他天一亮就起身，在田野或打谷场上消磨整个早晨，在播种、割草或者收获后回家同她一起喝茶时，怎么总是那样兴高采烈，得意扬扬。他眉飞色舞地谈到精明的富裕农户马特维同家里人通宵搬运庄稼，人家还没有收割，可他已垛好禾捆了。她不能理解他讲这种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兴致勃勃。当温暖的细雨落在干旱的燕麦苗上，他从窗口走到阳台上，眨着眼，抿着留小胡子的嘴笑。她不能理解他怎么会这样高兴。在割草或者收庄稼的时候，风吹散满天乌云，他的脸晒得又红又黑，汗水淋淋，身上满是苦艾和野菊的味儿。她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高兴地搓着手说：“再有一天，我们的粮食和农民的粮食都可以进仓了。”
她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心地善良、事事顺她意的尼古拉，一听到她替农妇或农夫求情免除他们的劳役就大为生气，坚决拒绝她，并叫她不要过问不是她的事。她觉得他有一个心爱的特殊天地，但她不懂那里的规章制度。
她有时竭力想了解他，对他说他的功劳在于为农民做好事，他却又生气地回答：“根本不是，这一点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也没有为他们做过好事。什么为他人谋幸福，全都是说得好听，全都是娘们的胡言乱语。我不愿让我们的孩子上街去要饭；我活一天，就要理好我的家业，就是这样。为了这一点，我需要秩序，需要严格……就是这样！”他激动地握紧拳头说。“当然也要公平合理，”他添加说，“因为，如果农民缺衣少食，家里只有一匹瘦马，他既不能为自己干活，也不能为我干活。”
也许正因为尼古拉没有想到他是在为别人做事，做好事，所以他做的一切才富有成效，他的产业才迅速增加，附近的农奴才来求他把他们买去，他死后很久农奴们还念念不忘他的治理。“他是个好东家……把农民的事放在前头，自己的事放在后头。他也不姑息人。一句话，是个好东家！”
八
尼古拉在管理家务上有一个苦恼，那就是性子暴躁，再加上骠骑兵的老习惯，动不动就挥动拳头。起初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在婚后第二年，他对这种惩罚方法的看法突然改变了。
夏天里，有一天他把顶替保古察罗伏已故村长德龙的新村长叫来，因为他被控营私舞弊和玩忽职守。尼古拉走到门口见他，村长刚回答了几句，门厅里就传出了吆喝声和拳打声。尼古拉回家吃早饭，走到低着头正在绣花的妻子跟前，照例把早晨的活动讲给她听，顺便提到保古察罗伏村长的事。玛丽雅伯爵夫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抿紧嘴唇，一直低头坐着，对丈夫的话没有答腔。
“这个无法无天的混蛋，”尼古拉一想到他就生气，“他要是对我说喝醉酒倒也罢了，真没见过……你怎么了，玛丽雅？”他突然问。
玛丽雅伯爵夫人抬起头来想说话，但立刻又低下头，抿紧嘴唇。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亲爱的？……”
玛丽雅伯爵夫人长得并不美，但她一哭就显得楚楚动人。她从来不为痛苦和烦恼而哭泣，却常常由于感伤和怜悯而落泪。她一哭，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具有令人倾倒的魅力。
尼古拉刚拉起她的手，她就忍不住哭起来。
“尼古拉，我知道……是他不是，但你，你为什么要那样！尼古拉！……”她说着，双手捂住脸。
尼古拉不作声，脸涨得通红，从她身旁走开，默默地在屋里踱步。他明白她为什么哭，但要他把从小就习惯的事看作错误，一下子还办不到。
“这是她心肠软，习惯于婆婆妈妈，还是她对呢？”尼古拉在心里问自己。他不能断定这个问题，又瞟了一眼她那痛苦而可爱的脸。他顿时省悟，她是对的，而他早就错了。
“玛丽雅！”他走到她面前，轻声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了！”他像一个讨饶的孩子，声音打颤地说。
伯爵夫人的泪水流得更多了。她拉起丈夫的一只手吻了吻。
“尼古拉，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头像打碎了？”为了改变话题，她望着他手上那只带拉奥孔[265]头像的戒指说。
“今天，就是那件事。唉，玛丽雅，你别提那件事了。”他的脸又红起来，“我保证，以后再不会这样了。就让这戒指经常提醒我吧！”他指指打碎的戒指说。
从此以后，每逢尼古拉同村长和管家发生争执，血往脸上直涌，双手攥起拳头的时候，他就转动手上打碎的戒指，在那使他生气的人面前垂下眼睛。不过，一年中他还是有一两次忘乎所以，这时他就走到妻子面前认错，并保证以后决不再犯。
“玛丽雅，你一定瞧不起我了？”他对她说，“我这是自作自受。”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能克制，你就走开，赶快走开。”伯爵夫人忧愁地说，竭力安慰丈夫。
在本省贵族圈子里，尼古拉受人尊敬，却不讨人喜欢。他对贵族利益不感兴趣，因此有人认为他高傲，有人认为他愚蠢。整个夏天，从春播到秋收，他都忙于农事。秋天他带着猎人和猎犬外出打猎，像从事农业一样认真，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冬天他视察各地村庄，或者读书。他主要读历史书，每年买书花的钱不少。他收藏了不少正经书，凡是买来的书照例都要读完。他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房里读书，起初是作为一种任务，后来养成习惯，从中体验到特殊的乐趣，并觉得读书是件正经事。冬天他除了出门办事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同母亲和孩子一起做些琐事，享受天伦之乐。他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心灵美。
尼古拉婚后，宋尼雅一直住在他们家里。结婚以前，他就把他同宋尼雅的关系告诉了未婚妻，一面责备自己，一面称赞宋尼雅。他请求玛丽雅好好对待表妹。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责任都在丈夫身上，自己对宋尼雅也感到内疚。她明白，她的财产对尼古拉的选择起了作用，她不能责怪宋尼雅，而只应该爱她，但事实上她不仅不爱宋尼雅，心里还常常恨她，而且无法克服这种感情。
有一次，她同她的朋友娜塔莎谈到宋尼雅，谈到自己对她的不公正。
“你听我说，”娜塔莎说，“你熟读《福音书》，其中有一处正好是对宋尼雅说的。”
“什么？”玛丽雅伯爵夫人惊讶地问。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266]你记得吗？她就是那个没有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因为她没有私心，我不知道，但她所有的，全被夺走了。有时我非常可怜她，以前我真希望尼古拉同她结婚，但我总有一种预感，这件事不可能实现。她是一朵谎花，不结果子，你知道吗？有时我很可怜她，有时又觉得她不会像我们那样感到这一点。”
玛丽雅伯爵夫人虽对娜塔莎说，《福音书》上那段话不该这样理解，但她一见宋尼雅，就又同意娜塔莎的解释。宋尼雅似乎真的不为自己的处境难过，而安于自己谎花的命运。看来，与其说她爱人，不如说她爱整个家庭。她像一只猫，依恋的不是人而是这个家。她伺候老伯爵夫人，抚爱和宠惯孩子们，总想为别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别人若无其事地接受她的照顾，却不怎么感激她……
童山庄园又翻修了一番，但规模已不能与老公爵在世时相比。
在经济拮据时翻修房子，总是因陋就简。巨大的房子建在原来的石基上，全部木结构，内部抹上灰泥。房子很宽敞，地板没有油漆，家具很简单：几只硬沙发、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都是家里的木匠用自己家里的桦木做的。房子很宽敞，有下房，有客房。罗斯托夫家和保尔康斯基家的亲戚，有时带着十六匹马和几十个仆人，全家来到童山，一住就是几个月。此外，逢到男女主人的命名日和生日，每年四次就有上百个客人到童山来聚上一两天。一年的其余时间，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每天准时喝茶，用庄园自产的食品准备早餐、午餐和晚餐。
九
这是一八二〇年十二月五日，冬圣尼古拉节前夜。那年初秋，娜塔莎就同孩子和丈夫住在哥哥家。皮埃尔有事去彼得堡，他说要去三个星期，可现在已在那里待了六个多星期。他随时都可能回来。
十二月五日那天，除了皮埃尔一家外，还有尼古拉的老朋友退役将军杰尼索夫。
六日是圣尼古拉节，有许多客人要来。尼古拉知道他得脱下短棉袄，换上礼服，穿上尖头皮靴，到他新建的教堂里去，然后回家接受祝贺，谈谈贵族选举和收成，但节日前夜他认为可以像平时一样过。午饭前，尼古拉检查管家做的内侄名下梁赞庄园的账目，写了两封事务信，巡视了谷仓、牛栏和马厩。他对明天过节大家可能喝醉酒一事采取了预防措施，然后去吃午饭。他没有机会同妻子私下谈几句，就在长餐桌旁坐下。桌上摆着二十副餐具，一家人围坐桌旁。这里有尼古拉的母亲、陪伴母亲的别洛娃老婆子、妻子、三个孩子、男女家庭教师、内侄和他的家庭教师、宋尼雅、杰尼索夫、娜塔莎和她的三个孩子、他们的家庭教师，以及在童山养老的已故公爵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老人。
玛丽雅伯爵夫人坐在餐桌另一端。丈夫一坐下来，就拿起餐巾，迅速地推开面前的玻璃杯和酒杯。玛丽雅伯爵夫人从这一举动中看出丈夫心情不佳。这种情况是常有的，特别是他从农场回来吃饭，在没有喝汤之前。玛丽雅伯爵夫人深知他的脾气，遇到她自己心情好，她就耐心等待，等他喝完汤，然后同他说话，让他自己承认发火是没有来由的，但今天她完全忘记这样观察。她心里难过，因为他无缘无故对她发脾气，她感到委屈。她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了她。她又问他农场里是不是正常。他听出她的腔调有点不自然，不高兴地皱起眉头，连忙作了回答。
“我又没有错，”玛丽雅伯爵夫人想，“他为什么对我发脾气？”从他回答的腔调上，玛丽雅伯爵夫人听出他对她不满，不愿跟她谈话。她也觉得自己说话有点不自然，但还是忍不住要再问几问。
多亏杰尼索夫的引导，餐桌上的谈话才变得热闹起来。玛丽雅伯爵夫人没再同丈夫说话。当大家离开餐桌去向老伯爵夫人道谢时，玛丽雅伯爵夫人伸出一只手，吻了吻丈夫，问他为什么生她的气。
“你总是胡思乱想，我根本没有生气。”他说。
但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他说总是两个字就表示：不错，我是生气，但我不想说。
尼古拉同妻子和睦相处，就连宋尼雅和老伯爵夫人出于妒忌希望他们不和，也找不到借口指摘他们，但他们之间也有不融洽的时候。有时，在他们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后，他们之间会突然出现隔膜和敌对情绪。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玛丽雅伯爵夫人怀孕的时候，现在她正是怀孕了。
“哦，先生们，女士们！”尼古拉大声说，似乎很高兴（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他这是故意要气气她），“我从六点钟起就没有歇过。明天还得忙一阵，我现在要去休息了。”他对玛丽雅伯爵夫人再没说什么，就走进小起居室，在沙发上躺下来。
“他总是这样，”玛丽雅伯爵夫人想，“跟大家说话，就是不跟我说话。我看得出，看得出，他讨厌我。特别是我怀了孕。”她瞧瞧自己隆起的肚子，对镜子照照她那又黄又白的瘦脸，她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大。
不论是杰尼索夫的叫声和笑声，还是娜塔莎的说话声，尤其是宋尼雅匆匆向她投来的目光，一切都使她感到不舒服。
宋尼雅总是玛丽雅伯爵夫人的第一个出气筒。
玛丽雅伯爵夫人跟客人坐了一会儿，一点也没听懂他们在谈什么，就悄悄地到育儿室去。
孩子们把椅子排成火车，玩旅行莫斯科的游戏，请她也一起玩。她坐下陪孩子们玩了一阵，但心里一直想着丈夫，想着丈夫无缘无故生气，她感到很难过。她站起来，费力地踮着脚尖走到小起居室。
“也许他没睡着，我去同他讲讲清楚。”她自言自语。她的大孩子安德留沙学她的样，踮着脚尖跟着她走，但玛丽雅伯爵夫人没有发觉。
“亲爱的玛丽雅，他大概睡着了，他累坏了，”宋尼雅在大起居室里说（玛丽雅伯爵夫人觉得到处都会碰上她），“安德留沙，别把他吵醒了。”
玛丽雅伯爵夫人回头看见安德留沙跟在后面，觉得宋尼雅说得对，然而正因为如此，脸涨得通红，好容易忍住，没说出难听的话来。她什么也没说，但为了表示不听宋尼雅的话，只做了个手势叫安德留沙别出声，还是让他跟在后面，宋尼雅从另一道门出去。尼古拉睡觉的房间里传出均匀的呼吸声，这声音做妻子的是很熟悉的。她听着他的呼吸声，瞧着他那光滑漂亮的前额、小胡子和整个脸庞；她常常在夜深人静，他熟睡的时候久久地凝视着这张脸。尼古拉突然动了一下，干咳了一声。这时，安德留沙就在门口嚷道：
“爸爸，妈妈在这儿呢。”
玛丽雅伯爵夫人吓得脸都白了，连忙向儿子做做手势，尼古拉没有作声，沉默了一会儿，玛丽雅伯爵夫人感到胆战心惊。她知道尼古拉最不喜欢人家把他吵醒。屋里突然又传来干咳声、翻身声。尼古拉不高兴地说：
“一分钟也不让人安静。玛丽雅，是你吗？你怎么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我只是来看看，我没注意……对不起……”
尼古拉咳嗽几下，不作声了。玛丽雅伯爵夫人从门口走开，把儿子带到育儿室。过了五分钟，三岁的黑眼睛娜塔莎，爸爸的宠儿，听哥哥说爸爸睡在小起居室里，就背着母亲，悄悄地走到父亲跟前。她大胆地咯吱一声打开门，粗壮的小脚沉重地走到沙发旁边，打量着爸爸背对她睡觉的姿势，踮着脚尖吻了吻他枕着头的手。尼古拉转过身，脸上露出慈爱的微笑。
“娜塔莎，娜塔莎！”玛丽雅伯爵夫人在门外恐惧地低声叫道，“爸爸要睡觉。”
“不，妈妈，他不要睡了，”小娜塔莎满有把握地回答，“他在笑呢。”
尼古拉垂下腿，站起来，抱起女儿。
“进来吧，玛丽雅。”他对妻子说。玛丽雅伯爵夫人走进屋来，在丈夫旁边坐下。
“我没看见安德留沙跟着我跑来，”她怯生生地说，“我只是……”
尼古拉一手抱住女儿，望了望妻子，看见她脸上的歉意，就用另一只手搂住她，吻了吻她的头发。
“可以亲亲妈妈吗？”他问娜塔莎。
娜塔莎羞怯地微微一笑。
“再来一次！”娜塔莎指指尼古拉吻过的地方，命令似的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我心情不好呢？”尼古拉说，仿佛猜透妻子的心事。
“你无法想象，每次你这样，我心里有多难过，多孤单。我总觉得……”
“玛丽雅，别糊涂了。你真不害臊。”他快乐地说。
“我总觉得你不会爱我，我这么难看……总是……而现在又是这个样……”
“嗨，你这人真可笑！人不是由于美才可爱，而是由于可爱才美。只有马尔维纳之类的女人才靠姿色迷人。要是问我爱不爱妻子？我说不，可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才好。你不在，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高兴，我就六神无主，什么事也做不成。譬如问：我爱不爱自己的手指？我不爱，可要是把它割掉……”
“不，我不会那么做，但我心里是明白的。那么你不生我的气了？”
“气得要命！”他笑着说，站起来掠掠头发，在屋里踱步。
“玛丽雅，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们和解了，他立刻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妻子。他也不问问她愿不愿意听，他什么都不在乎。他有一个想法，自然也就是她的想法。他告诉她，他想劝皮埃尔在他们家待到开春。
玛丽雅伯爵夫人听丈夫说完，讲了自己的意见，然后讲她的打算。她想的是孩子们的事。
“她现在已经像个大人了，”她指指娜塔莎，用法语说，“你们总是说我们女人缺乏逻辑性。她就是我们的逻辑专家。我说，爸爸要睡觉，可她说：‘不，他在笑呢！’还是她说得对。”玛丽雅伯爵夫人幸福地笑着说。
“对，对！”尼古拉用强壮的手臂抱起女儿，把她举得高高的，让她坐在肩上，抓住她的两只小腿，掮着她在屋里走来走去。父女俩脸上都现出傻乎乎的得意神气。
“要知道，你也许有点不公平。你太宠她了。”玛丽雅伯爵夫人用法语低声说。
“是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竭力不表现出来……”
这时，门廊和前厅里传来门的滑轮声和脚步声，好像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那准是皮埃尔。我去看看。”玛丽雅伯爵夫人说着走出屋去。
她一走，尼古拉就扛着女儿急急地在屋里兜圈子。他气喘吁吁，一下子把哈哈大笑的女儿放下，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的跳跃使他想到了跳舞。他望着女儿快乐的小圆脸，不禁想，等他变成老头子了，他将像去世的父亲当年同女儿跳丹尼拉·库波尔舞那样，同娜塔莎跳玛祖卡舞，到那时她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是他，是他，尼古拉，”几分钟后，玛丽雅伯爵夫人回来说，“我们的娜塔莎这下子可高兴了。你该去看看她那副开心的模样，他因为迟来挨了多少骂。喂，快去，快去！你们也该分手了。”她含笑望着偎依在爸爸身上的女儿，说。尼古拉拉着女儿的手走出去。
玛丽雅伯爵夫人留在起居室。
“我从没想到会这样幸福！”她低声自言自语，她笑逐颜开，但同时叹了一口气，她那深邃的眼神里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仿佛除了她此刻体验到的幸福之外，她不禁又想到今世不可能得到的另一种幸福。
十
娜塔莎在一八一三年早春结婚，到一八二〇年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她想望已久，现在由她亲自喂奶。她发胖了，身子变粗了，从现在这位强壮的母亲身上很难认出当年那个活泼苗条的娜塔莎。她的面孔定型了，神情娴静，温柔而开朗。她的脸上已没有青春的魅力。现在只能看到她的相貌和体态，完全看不出她的内心活动。她只是一位强壮、美丽和多子女的母亲，难得看到她原来热情的火焰。现在，只有当丈夫回家，孩子病愈，或者跟玛丽雅伯爵夫人一起回忆安德烈公爵（她在丈夫面前从不提安德烈公爵，认为他会吃醋），或者偶尔兴致突发唱起歌来（她婚后已不再唱歌），只有在这些时候，她才会重新燃起热情。而当原有的热情偶尔在她那美丽丰满的身体里重新燃烧时，她就显得格外富有魅力。
娜塔莎婚后同丈夫一起在莫斯科、彼得堡、莫斯科郊区和娘家，也就是尼古拉家里住过。年轻的皮埃尔伯爵夫人难得在交际场中露面，见到她的人对她也没有好感。她一点也不亲切可爱。并不是娜塔莎喜欢孤独（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孤独，多半是不喜欢），她是因为接二连三地怀孕，生育，喂奶，时刻参与丈夫的生活，无暇参加社交活动。凡是在娜塔莎婚前就认识她的人，看到她这种变化，无不像看到什么新鲜事那样感到惊讶。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懂得，娜塔莎的热情都出于她需要家庭，需要丈夫，就像她曾在奥特拉德诺一本正经地说过的那样。做母亲的看到人家不了解娜塔莎，感到惊奇，她总是说娜塔莎是个贤妻良母。
“她爱丈夫和孩子爱到极点，”伯爵夫人说，“简直有点傻。”
聪明人，特别是法国人，都宣扬：一个姑娘婚后不应该不修边幅，疏于打扮，而应该更注意自己的仪表，使丈夫更为她着迷。但娜塔莎却没有遵守这条金科玉律。她正好相反，立即收起自己所有的魅力，而唱歌则是她最迷人的活动。她不再唱歌，就因为唱歌最能使人入迷。她确实变得落拓不羁，既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也不向丈夫献媚，更不讲究梳妆打扮，毫不顾忌地向丈夫提出种种要求，什么事都满不在乎。她的行为都违反那条金科玉律。她一开始就把整个身心无保留地奉献给丈夫，因为她认为以前向丈夫施展魅力是出于本能，现在再这样做就只会显得可笑。她觉得她同丈夫的联系，现在靠的不是以前那种充满诗意的感情，而是另一种模糊而牢固的东西，就像自己的心灵同肉体的结合那样。
她认为，梳上蓬松的卷发，穿上时髦的连衣裙，唱唱抒情歌曲来讨丈夫的欢心，这就像自得其乐地梳妆打扮一样可笑。现在，为讨人喜欢而梳妆打扮，她也许会觉得有趣，但她实在没有工夫。她不唱歌，不打扮，说话不注意措辞，主要是因为她顾不上这些。
当然，人能把全部精力贯注于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一旦全神贯注，不论什么微不足道的事就会变得极其重要。
娜塔莎全神贯注的就是家庭，也就是丈夫。她要使他完全属于她，属于家庭。另外，她还要生育、喂养和教育孩子。
她投身于她所从事的活动，不仅用全部智慧，而且用整个心灵。她陷得愈深，那件事就显得愈大，她就愈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即使她全力以赴，还是来不及做完她应该做的事。
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的自由和权利，当时虽然还没有被当作问题，但已像现在一样存在。不过，娜塔莎对这些问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根本不能理解。
这些问题在当时也同现在一样，只对那些把夫妇关系纯粹看成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端，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
这些议论和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像怎样从吃饭中获得最大满足一样，但对于那些认为吃饭的目的是取得营养，结婚的目的是建立家庭的人来说，这种问题是不存在的。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得到营养，那么两顿饭一起吃的人也许会感到很大的满足，然而不能达到吃饭的目的，因为胃容纳不了两顿饭。
如果婚姻的目的是建立家庭，那么，希望娶许多妻子或嫁许多丈夫的人也许能得到许多满足，但绝不能建立家庭。
如果吃饭的目的在于得到营养，结婚的目的在于建立家庭，那么，要达到目的，进食就不能超过胃的容量，一个家庭里的夫妻也不能超过需要，就是说只能是一夫一妻。娜塔莎需要一个丈夫，她有了一个丈夫，丈夫给了她一个家庭。另外再找一个丈夫，她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而且由于她全心全意为丈夫和家庭操劳，她不能想象另一种情况，对此也毫无兴趣。
一般说来，娜塔莎不爱交际，但她很重视亲戚关系，珍惜同玛丽雅伯爵夫人、哥哥、母亲和宋尼雅的关系。她会穿着睡袍，披头散发，喜气洋洋，从育儿室大步跑出来，把不再沾着绿色屎斑而是沾着黄色屎斑的尿布给他们看，听他们安慰她说孩子身体好多了。
娜塔莎不修边幅，她的衣着、她的发型、她那不合时宜的谈吐、她的嫉妒心（她嫉妒宋尼雅，嫉妒家庭女教师，嫉妒任何女人，不管她是美是丑）常常成为她周围人们的笑柄。大家都认为皮埃尔被老婆管得服服贴贴，事实也真是这样。娜塔莎婚后一开始就提出她的要求。她认为他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属于她和家庭。娜塔莎的这一崭新观点使皮埃尔大吃一惊。皮埃尔对妻子的要求虽然感到惊讶，但又沾沾自喜，完全听从她的话。
皮埃尔对妻子俯首帖耳，表现在他不仅不敢向别的女人献殷勤，而且不敢露出笑容同别的女人谈话，不敢去俱乐部吃饭作为消遣，不敢随便花钱，不敢长期出门，除非去办正经事。妻子把学术活动算作正经事，尽管她对此一窍不通，却很重视。作为交换条件，皮埃尔在家里有权处理自己的事，也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安排全家的事。娜塔莎在家里甘当丈夫的奴隶。皮埃尔工作时，也就是在书房里读书写作时，全家人都踮着脚尖走路。只要皮埃尔表示喜欢什么，他的愿望总能得到满足。只要他一提出什么希望，娜塔莎就立刻跑去加以实现。
全家都遵照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皮埃尔的吩咐，也就是遵照娜塔莎竭力猜测的丈夫的愿望行事。全家的生活方式、居住地点、社交活动、娜塔莎的工作、孩子的教育，无不遵照皮埃尔的心意，而且娜塔莎还竭力从皮埃尔的言谈中揣测他的意思。她总能准确地猜出皮埃尔的真实心意，一旦猜透，她就坚决去办。如果皮埃尔改变主意，娜塔莎就以他原来的想法反驳他。
他们生活中一度遇到过的困难，皮埃尔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娜塔莎生下第一个瘦弱的孩子后，先后换了三个奶妈。娜塔莎急坏了。有一天，皮埃尔把他信奉的卢棱思想讲给她听，说请奶妈喂奶违反自然规律，而且对母子都有害。于是娜塔莎在生第二个孩子后，不顾母亲、医生和丈夫的反对，违反当时的风俗习惯，坚持自己喂奶，而且从此以后所有的孩子都由她亲自喂奶。
常常有这样的事：两口子在气头上争吵起来，但在争吵一阵后，皮埃尔常常又惊又喜地发现，不仅是妻子的言谈，而且是她的行动，都反映出他原来的想法。他不仅发现他原来的想法，而且她避而不提他在争吵中说过的偏激话。
过了七年夫妇生活后，皮埃尔高兴地深信自己不是一个坏人，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从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觉得自己内心有善有恶，两者互相遮掩。但在妻子身上只反映出他身上真正善的一面，那些不完善的东西都被抛弃了。这种情况不是通过逻辑思维而是神秘地直接反映出来的。
十一
两个月前，皮埃尔已住在罗斯托夫家，他接到费多尔公爵来信，说彼得堡有个协会将讨论重要问题，要他去参加，因为皮埃尔是这个协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娜塔莎一向阅读丈夫所有的信件，也读了这封信。尽管丈夫出门使她难受，她还是主动劝他去彼得堡。丈夫所从事的脑力劳动她虽然一窍不通，但她还是很重视，唯恐妨碍丈夫的工作。皮埃尔读完信，用胆怯和询问的目光瞧了娜塔莎一眼，娜塔莎答应他去，但要他定下归期。娜塔莎给了他四星期假。
皮埃尔已超假两个星期，娜塔莎一直处于提心吊胆、忧郁烦躁的状态中。
杰尼索夫现在已是一位退役将军，对现状不满，正好这时来到他们家。他看到娜塔莎，就像看到一幅一度心爱的人的不像的画像，感到惊讶和感慨。忧郁无神的目光、答非所问的言谈、关于孩子的谈话，这就是他在原来的天仙身上见到和听到的一切。
这段时间娜塔莎一直忧心忡忡，烦躁不安。母亲、哥哥、玛丽雅伯爵夫人都安慰她，竭力替皮埃尔的迟迟不归寻找原因，为他辩护，但反而使她更加烦躁。
“都是胡说，都是废话，”娜塔莎说，“他的胡思乱想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些团体都愚蠢透顶。”她说到他所从事的活动，而原来她却认为这种活动是极其重要的。她到育儿室去喂她的独子彼嘉。
她抱起三个月的小东西，感到他的小嘴在吮吸，小鼻子在呼哧，她获得的安慰超过任何人的劝解。这个小东西仿佛在说：“你生气了，你妒忌了，你要向他算账，你又怕了，可我就是他，我就是他……”她无言以对，因为他说的是实话。
在这烦躁不安的两星期里，娜塔莎常常跑到孩子那里去寻求安慰，不断摆弄他，结果奶喂多了，孩子病了。孩子一病，她惊慌失措，但又愿意这样。因为一照顾孩子，就可以分心，不再那么替丈夫担忧。
那天，娜塔莎正在给孩子喂奶，门口传来皮埃尔的雪橇声。保姆知道怎样使女主人高兴，就满面笑容，悄悄地快步走进来。
“他回来了？”娜塔莎连忙低声问，身子不敢动弹，唯恐吵醒刚睡着的孩子。
“回来了，太太。”保姆低声说。
血涌上娜塔莎的脸，她的脚不由自主地动起来，但她不能奔出去迎接，婴儿又睁开眼睛看了一下。“你在这儿。”他仿佛这么说，接着又懒洋洋地咂起嘴来。
娜塔莎轻轻地抽出奶头，把婴儿摇了摇交给保姆，快步向门口走去。但她在门口站住，仿佛由于太高兴而匆忙地放下孩子有点内疚。她又回顾了一下。保姆正抬起臂肘，把婴儿放到小床上去。
“您去吧，去吧，太太，您放心好了！”保姆含笑低声说，主仆之间的关系显然很融洽。
娜塔莎轻快地跑进前厅。
杰尼索夫衔着烟斗从书房来到大厅，这时他才第一次认出娜塔莎的本来面目。她又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他回来了！”她一边跑，一边说。杰尼索夫并不怎么喜欢皮埃尔，但这时他也因皮埃尔回来而感到高兴。娜塔莎一跑进前厅，就看见一个穿皮大衣的体格魁伟的人正在解下围巾。
“是他！是他！真的，是他！”她自言自语，跑过去拥抱他，把他的头贴到自己胸前，然后又把他推开，瞧了瞧他那结着霜花的红润快乐的脸。“对，是他，真高兴，真快乐……”
娜塔莎突然想起等待他两个星期的苦恼，脸上的喜悦顿时消失。她眉头一皱，就向皮埃尔尽情发泄心中的怒气。
“哼，你倒好！你很得意，很开心……可我呢？你至少也得疼疼孩子啊。我自己喂奶，可是我的奶坏了。彼嘉差点儿死掉。你倒开心，是啊，你很开心。”
皮埃尔觉得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不可能提前回来。他知道她这样发脾气是不对的，知道过两分钟就会烟消云散，但主要是他心里觉得很高兴，很得意。他想笑，又不敢笑，就装出一副怯生生的可怜相，低下头。
“我没有办法早回来，真的！彼嘉怎么样？”
“现在没什么，我们走吧。你真不害臊！你真不知道你不在我有多难受……”
“你身体好吗？”
“走吧，走吧！”她说，没有放开他的手。他们一起走到屋里。
尼古拉夫妇来找皮埃尔，皮埃尔正在育儿室，用他巨大的右手托着刚睡醒的儿子逗着玩。孩子没有长牙的宽脸上浮起愉快的微笑。风暴已经过去，娜塔莎含情脉脉地望着丈夫和儿子，脸上焕发出快乐明朗的光辉。
“你同费多尔公爵都谈好了吗？”娜塔莎问。
“是的，谈得很好。”
“你看，他抬起头来了。哦，他可把我吓坏了！”
“你看见公爵夫人没有？她是不是真的喜欢他了？……”
“是啊，你可以想象……”
这时，尼古拉伯爵夫妇走进来。皮埃尔没有放下孩子，俯身吻了吻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不过，尽管有许多趣事要谈，那戴着睡帽、摇晃着脑袋的婴儿显然吸引了皮埃尔的全部注意。
“多么可爱！”玛丽雅伯爵夫人望着孩子说，同时逗着他玩，“尼古拉，我真不懂，”她对丈夫说，“你怎么不懂得这小宝贝有多可爱。”
“我不懂，我看不出来，”尼古拉说，冷冷地瞧着婴儿，“一块肉罢了。我们走吧，皮埃尔。”
“其实他是个慈祥的父亲，”玛丽雅伯爵夫人替丈夫辩解说，“但要等孩子满一周岁……”
“皮埃尔可是很会带孩子，”娜塔莎说，“他说，他的手生来就是为了抱孩子的。你们瞧。”
“不，不就是为了抱孩子。”皮埃尔忽然笑着说，抱起孩子，把他交给保姆。
十二
童山庄园也像一切正常的家庭那样有几个不同的圈子，每个圈子保留着各自的特点，但互让互谅，因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家里发生的每件事，不论是悲是喜，对所有的圈子都同样重要，但每个圈子的悲喜都有自己的原因。
譬如皮埃尔的归来是一件大喜事，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仆人们往往是东家最可靠的评判员，因为他们作评判不是根据东家的谈话和表情，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和生活方式。他们看见皮埃尔归来感到高兴，因为知道只要皮埃尔在家，尼古拉伯爵就不会天天去巡视田庄，他还会变得快乐些，和气些，过节时他们还可以得到好礼物。
皮埃尔回来，孩子和女教师也很高兴，因为谁也不像皮埃尔那样常常带他们去参加社交活动。只有他会在古钢琴上弹苏格兰舞曲（他只会弹这一支舞曲），他说用这支舞曲伴奏可以跳各种舞。此外，他准会给所有的人带来礼物。
小尼古拉如今已有十五岁，是个瘦弱聪明的孩子，生着一头淡褐色的卷发和一双美丽的眼睛。他看见皮埃尔回来也很高兴，因为皮埃尔叔叔（他这样称呼他）是他所崇敬和热爱的人。其实谁也没有教他去特别喜欢皮埃尔，他也难得见到皮埃尔。抚养他的玛丽雅伯爵夫人则竭力要小尼古拉像她那样热爱她的丈夫，而小尼古拉也确实爱姑父，但对姑父多少有点蔑视。他非常喜欢皮埃尔。他不想当尼古拉姑父那样的骠骑兵，也不想得圣乔治勋章，他想做一个像皮埃尔叔叔那样聪明善良而又有学问的人。他在皮埃尔面前总是眉飞色舞，容光焕发。皮埃尔一同他说话，他就脸红，呼吸急促。他听皮埃尔说话总是一字不漏，过后就同德萨尔一起或者独自玩味皮埃尔的每句话。皮埃尔的经历、他在一八一二年以前的不幸遭遇（小尼古拉根据听到的事构思了一幅朦胧的富有诗意的图画）、他在莫斯科的历险、俘虏生活、普拉东的事（他从皮埃尔那里听到的）、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小尼古拉对娜塔莎也有一种特殊的爱），特别是他同小尼古拉记不清的父亲的友谊——这一切使皮埃尔在小尼古拉的心目中成为英雄和圣人。
从皮埃尔谈到他父亲和娜塔莎的片言只语中，从皮埃尔谈到小尼古拉亡父时的激动心情中，从娜塔莎谈到他时审慎而虔诚的态度中，这个初次意识到爱情的孩子猜想他的父亲爱过娜塔莎，临终时又把她托付给朋友。小尼古拉虽然不记得父亲，但父亲是他神秘的崇拜对象，他一想到父亲就心里发紧，又悲又喜，泪水盈眶。因此，皮埃尔回来，小尼古拉也很高兴。
客人们欢迎皮埃尔，因为他一来大家都感到热闹快乐。
家里的成年人欢迎他（更不用说他的妻子了），因为有他在，生活就显得轻松平静。
老太太们欢迎他，因为他带来礼物，还因为他使娜塔莎又变得活泼可爱。
皮埃尔发觉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他总是竭力满足每个人的愿望。
皮埃尔原是个神不守舍、十分健忘的人，如今却根据妻子开的单子，买全了所有的东西。他没有忘记岳母和内兄的委托，没有忘记送给别洛娃的衣料，也没有忘记送给侄儿们的玩具。他刚结婚时，妻子嘱咐他别忘了买这买那，他感到奇怪。而他第一次出门就把这些忘记得一干二净，使妻子十分伤心，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后来他习惯了。他知道娜塔莎自己什么也不要，而给别人买礼物，只有他提出来，她才同意他买。现在他给全家人买礼物，感到像孩子一般快乐，而且再也不会忘记这种事。如果娜塔莎责怪他，那只是因为他买得太多，价钱太贵。而娜塔莎的缺点，多数人认为是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皮埃尔却认为是优点），如今又增加了一条，就是吝啬。
皮埃尔成家后，人口多，开支大，但使他惊异的是，他发现实际的开销比原来减少一半，他那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主要由于前妻的债务）已开始好转。
生活方式变了，钱也用得少了。皮埃尔不再挥金如土，没有随时破产的危险，他再也不愿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他觉得他的生活方式从此确立，至死不会改变，而且他也无权改变这种俭仆的生活方式。
皮埃尔满面春风地理着他买回来的东西。
“怎么样！”他像店员一样抖开一块印花布说。娜塔莎坐在对面，把大女儿抱在膝盖上，亮晶晶的目光从丈夫身上移到那块衣料上。
“这给别洛娃吗？太好了！”她摸摸衣料说。
“这大概要一卢布一尺吧？”
皮埃尔说了价钱。
“太贵了！”娜塔莎说，“哦，孩子们会高兴的，妈妈也会喜欢的。只是你何必给我买这个！”她又说，忍不住笑，欣赏着一把镶珍珠的金梳。当时这种梳子刚流行。
“是阿迪尔鼓动我买的，她说，买吧，买吧！”皮埃尔说。
“我什么时候戴啊？”娜塔莎把梳子插在发辫上，说，“等我们的玛申卡参加舞会时用吧，说不定到那时又会时兴的。好了，我们走吧！”
他们收拾起礼物，先到育儿室，然后去见老伯爵夫人。
皮埃尔和娜塔莎夹着一包包礼物走进客厅时，老伯爵夫人照例在跟别洛娃摆牌阵。
伯爵夫人已六十多了。她一头白发，戴着睡帽，荷叶帽边围住她的脸，脸上皱纹累累，上唇瘪着，双目无神。
她的儿子和丈夫接连去世，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被遗忘的人，活着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她吃、喝、睡，身体没病，但没有生活。生活没有给她丝毫印象。她对生活别无所求，只图平静，而平静只有死才能获得。但在死神降临前她还得活下去，也就是还得消磨时间和生命。她身上具有小孩和老人才有的特征。她活着没有任何目的，只需满足身体各种机能的自然要求。她要吃，要睡，要想，要说，要哭，要做事，要生气，等等，只因为她有胃，有脑子，有肌肉，有神经，有肝脏。她做这一切，不是由于客观条件的推动，不像人在精力旺盛时那样集中力量追求一个目的，而忽略其他目的，她说话，只是因为她生理上需要运动肺和舌头。她像婴儿那样哭，是因为她需要擤鼻涕，等等。精力旺盛的人看作目的的事，在她只是一种借口。
例如，她在早晨或头天吃了油腻的东西，要发脾气，于是她首先就把别洛娃耳背作为借口。
她在屋子另一头小声对别洛娃说话。
“今天好像暖和些，老姐妹。”她低声说。别洛娃回答说：“是啊，他们来了。”于是她气愤地咕噜说：“天哪，她又聋又笨！”
另一个借口是鼻烟，她嫌鼻烟不是太干，就是太潮，或者磨得不细。她发过脾气就脸色蜡黄。使女们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别洛娃又耳背了，鼻烟又潮了，因此她的脸色又发黄了。就像她需要发脾气一样，她有时也需要动动她那变得迟钝的脑筋，因此摆牌阵成了她的借口。她要哭，就借口哭去世的伯爵。她要惊慌不安，尼古拉的健康就成了借口。她要说说刻毒话，就找玛丽雅伯爵夫人的岔子。她需要动动发音器官（多半是在晚饭后六七点钟，在阴暗的屋子里），就对同一些听众重复讲同一些故事。
老太太的这种心情全家人都知道，尽管谁也不说，而且大家都竭力满足她的愿望。尼古拉、皮埃尔、娜塔莎和玛丽雅之间只偶尔变换一下眼色，相对苦笑，彼此理解，但心照不宣。
不过这些眼色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她已尽了人生的职责，他们看到的已不是她的全部，有朝一日大家都会像她那样，因此甘愿迁就她，并且为她这个原来很可爱、原来像我们一样充满活力，如今却变得如此可怜的人而克制自己。她不久于人世了[267]——他们的目光这样表示。
家里只有冷酷和愚蠢的人以及孩子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疏远她。
十三
皮埃尔夫妇来到客厅，老伯爵夫人照例正在摆牌阵以活动脑筋，因此，她虽然也像皮埃尔或儿子每次出门回来时那样说：“是该回来了，是该回来了，宝贝，大家都等急了。哦，这下可好了。”在送她礼物时，她也照例说：“可贵的不是礼物，朋友，谢谢你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太婆，还带……”皮埃尔这时进来，她显然不高兴，因为她正在摆牌阵，他使她分心。等她摆完牌阵，她才接受礼物。礼物包括：一只精致的牌盒；一只浅蓝色塞夫勒茶杯，杯上绘有几个牧羊女；一只绘有伯爵遗像的金鼻烟壶，遗像是皮埃尔请彼得堡一位微型画家绘制的（伯爵夫人早就想要一只这样的鼻烟壶了）。她此刻不想哭，因此只冷冷地瞧了瞧遗像，专心摆弄那只牌盒。
“谢谢你，我的朋友，你使我高兴！”她像往常一样说，“你总算回来了。她也太不像话，你该骂骂你的媳妇。成什么体统！你不在，简直要发疯了，什么也不顾，什么也不记得！”她说着她的那一套，“你瞧瞧，别洛娃，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多好的盒子。”
别洛娃称赞礼物，也很喜欢送给她的衣料。
皮埃尔、娜塔莎、尼古拉、玛丽雅和杰尼索夫虽有许多话要说，但他们不愿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说，倒不是有什么事要瞒着她，而是因为老伯爵夫人许多地方落后了，如果当着她的面谈话，就得回答她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重复对她说过几次的话——某人去世了，某人结婚了，但她还是记不住。她们照例在客厅里围着茶炊喝茶，皮埃尔回答老伯爵夫人的问题，例如华西里公爵有没有见老，马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有没有向她问候，有没有惦记她，等等。这些问题她其实并不关心，别人也不感兴趣。
这种谁也不感兴趣但又无法避免的谈话，在喝茶时始终进行着。全家成年人都围着圆桌喝茶，桌上放着一个茶炊，宋尼雅坐在茶炊旁边。孩子们和男女家庭教师都已喝过茶，从隔壁起居室里传来他们的谈笑声。喝茶时大家都坐在固定的位子上，尼古拉坐在炉边的小桌旁，桌上放着茶。米尔卡是第一代猎犬的崽子，它那双乌黑的大眼睛睁得比平时更大，满脸白毛，此刻躺在尼古拉旁边的安乐椅上，杰尼索夫卷曲的头发和络腮胡子都已花白，他敞开将军服，坐在玛丽雅伯爵夫人身旁。皮埃尔坐在妻子和老伯爵夫人中间。他讲着他认为老太太会感兴趣并且听得懂的事。他谈到社会上的一些事，谈到老伯爵夫人的一些同辈人，他们当年也很活跃，可如今天各一方，像她一样安度着晚年，收获着早年种下的庄稼的最后一批残谷。老伯爵夫人认为她们才是真正正经的一代。娜塔莎从皮埃尔活跃的言谈上看出，他这次旅行一定很有趣，他有许多话要说，但不敢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说出来。杰尼索夫不是家庭成员，因此不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这样拘谨，再说他对时局不满，又很关心彼得堡的情况，就不断怂恿皮埃尔讲讲谢苗诺夫团刚发生的事，讲讲阿拉克切耶夫的情况，讲讲圣经会[268]的事。皮埃尔有时讲得津津有味，忘乎所以，尼古拉和娜塔莎就把话题拉到伊凡公爵和纳雷施金娜伯爵夫人的健康上来。
“那么，高斯涅尔和塔塔利诺娃[269]还在那么疯疯癫癫地干他们那一套吗？”
“还在干他们那一套吗？”皮埃尔嚷道，“干得比什么时候都卖力。圣经会如今就是政府。”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亲爱的朋友？”伯爵夫人问，喝完茶，显然想饭后找个借口发脾气，“你说什么政府，我不明白。”
“哦，是这样的，妈妈，”尼古拉说，知道怎样把话译得让母亲听懂，“就是高里岑公爵创办了一个会，据说，他很得势。”
“阿拉克切耶夫和高里岑，”皮埃尔脱口而出，“如今大权在握，可他们啊，看到到处是阴谋，草木皆兵。”
“哼，高里岑公爵有什么过错？他这人德高望重。我当年在纳雷施金娜家见到过他。”老伯爵夫人生气地说。大家都不作声，她就越发生气，继续说：“如今对谁都说长道短。福音书的团体有什么不好？”她站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板着脸，向起居室里她的桌旁姗姗走去。
在难堪的沉默中，隔壁屋里传来孩子的笑语声。孩子们那里准有什么开心事。
“好了，好了！”在一片欢乐的笑声中传出小娜塔莎的叫声。皮埃尔同玛丽雅伯爵夫人和尼古拉交换了一个眼色，快乐地笑了。他一直盯住娜塔莎。
“这音乐真是美妙！”他说。
“准是安娜·玛卡罗夫娜把袜子织好了。”玛丽雅伯爵夫人说。
“哦，我去瞧瞧，”皮埃尔跳起来，说，“你知道吗，”他在门口站住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因为它让我知道一切平安。我今天回家，离家越近，就越是担心。我一走进前厅，听见安德留沙的笑声，我就知道家里平安……”
“我懂，我懂得这种感情，”尼古拉附和说，“但我不能去，她织的袜子是给我的一件杰作。”
皮埃尔走到孩子们那里，笑声和叫声更热闹了。“啊，安娜·玛卡罗夫娜，”皮埃尔说，“你到这儿中间来，听好口令，一，二，我说三，你就站到这里来，我来抱你。好，一，二……”传来皮埃尔的声音，接着是一片沉默。“三！”屋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叫声。
“两只，两只！”孩子们叫道。
他们说的是两只袜子。安娜·玛卡罗夫娜有一个绝招，能用一副针织出两只袜子，而且织好后总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得意扬扬地从一只袜子里抽出另一只袜子来。
十四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来道晚安。他们同所有的人一一吻别，男女家庭教师行过礼也都出去了。只有德萨尔和他的学生小尼古拉留下来。他低声叫小尼古拉下楼去。
“不，德萨尔先生，我要求姑妈让我待在这儿。”小尼古拉低声回答。
“姑妈，让我待在这儿吧！”小尼古拉走到姑母面前说。他脸上露出激动、兴奋和恳求的神色。玛丽雅伯爵夫人瞧了瞧他，对皮埃尔说：
“只要您在这儿，他就不愿离开……”
“德萨尔先生，我回头把他送到您那儿去，晚安！”皮埃尔把手伸给瑞士人，接着笑眯眯地对小尼古拉说：“我们还没见过面呢。玛丽雅，他长得真像……”他转身对玛丽雅伯爵夫人说。
“像爸爸？”孩子说，脸涨得通红，用充满敬爱的亮晶晶的眼睛从脚到头打量着皮埃尔。皮埃尔向他点点头，继续他那被孩子打断的话题。玛丽雅伯爵夫人在十字布上绣花；娜塔莎目不转睛地望着丈夫。尼古拉和杰尼索夫要了烟斗抽烟，他们向没精打采地一直坐在茶炊旁的宋尼雅要茶喝，又向皮埃尔打听消息。生着一头卷发的病弱的小尼古拉坐在不受人注意的角落里，细长的脖子露在翻领外，生着卷发的脑袋转向皮埃尔，他偶尔打个哆嗦，显然体验到什么强烈的感情。
谈话转到来自最高当局的一些流言蜚语，其中多数是人们很感兴趣的内政问题。杰尼索夫因官场失意而对政府不满，听到彼得堡最近一些丑闻很高兴，对皮埃尔说的事发表了一通尖刻的评论。
“过去被迫当日耳曼人，如今又得跟着塔塔利诺娃和克留德涅尔夫人[270]团团打转，还得读艾加特豪森[271]之流的著作。哼，真该把波拿巴这宝贝放出来！他会让大家头脑清醒的。把谢苗诺夫团交给施瓦茨这样的士兵指挥，像话吗？”他怒吼道。
尼古拉虽然不像杰尼索夫那样专门挑岔儿，但也认为议论政府是大事，而甲当大臣，乙任总督，皇帝说什么话，大臣说什么话都很重要。他认为这一切都应该关心，并向皮埃尔提出各种问题。不过，他们两人问到的不外乎政府高级部门的一些传闻。
娜塔莎深知丈夫的心思和脾气，看出皮埃尔早想转换话题，谈谈他的隐秘思想（他去彼得堡，就是为此要同他的新朋友费多尔公爵讨论一番），于是她问他：他跟费多尔公爵的事[272]进行得怎样了？
“什么事？”尼古拉问。
“就是那些事，”皮埃尔环顾左右说，“大家都看到，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了，一切正派人都有责任尽力挽救局势。”
“正派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尼古拉微微皱起眉头说，“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听我说……”
“我们到书房里去吧。”尼古拉说。
娜塔莎早就想到该喂孩子了，听见保姆呼唤，就到育儿室去。玛丽雅伯爵夫人跟着她去。男人们到书房里去，小尼古拉乘姑父不注意，也来到书房，坐在靠窗写字台旁的暗角里。
“那么，你想怎么办呀？”杰尼索夫问。
“都是些空想。”尼古拉说。
“听我说，”皮埃尔没有坐下，时而在屋子里踱步，时而停下来，一面含糊不清地说，一面迅速地打手势，“听我说。现在彼得堡的形势是，皇帝不问国事。他迷信神秘主义（任何人迷信神秘主义，皮埃尔都不能原谅）。他一味贪图安宁，而安宁只有那些伤天害理、乱砍乱杀如马格尼茨基和阿拉克切耶夫之流才能提供……如果你不亲自过问经济，只贪图安宁，那么，你的管家越厉害，你就越容易达到目的，你同意吗？”他问尼古拉。
“嗯，你说这话干什么？”尼古拉说。
“咳，国家会灭亡的。法庭里盗窃案累累，军队里只用大棒：出操，军屯，人民遭殃，教育荒废。凡是新生的正经的事物统统遭扼杀！谁都明白，再这样下去不行。弦绷得太紧准会断裂，”皮埃尔说（自有政府以来，人们观察政府行为都这么说），“我在彼得堡只对他们说了一点。”
“对谁？”杰尼索夫问。
“这您知道，”皮埃尔皱着眉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说，“我是对费多尔公爵他们那一帮说的。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固然很好。动机很好，如此而已，而当前形势却需要别的东西。”
这时尼古拉发现内侄在场，就沉下脸向他走去。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什么？让他待在这儿吧！”皮埃尔拉住尼古拉的手臂说下去，“这还不够。我对他们说，现在需要别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绷紧的弦断裂，大家都在等待不可避免的变革，这时就更应该加强团结，手挽着手来应付普遍的灾难。凡是年富力强的都被拉了过去，腐化堕落。有的沉迷女色，有的醉心名位，有的追求权势金钱，他们都投奔那个阵营。像你我这样还能独立自主的人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我说：要扩大我们的圈子。我们的口号是：不能光谈道德，要独立和行动。”
尼古拉离开内侄，怒气冲冲地挪过一把椅子坐下，听皮埃尔说话，不以为然地干咳着，眉头越皱越紧。
“那么，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叫道，“你对政府抱什么态度？”
“抱这样的态度！助手的态度。我们的组织本来无需保密，如果政府允许的话。我们的组织不仅不同政府为敌，而且是个地道的保守派。这是一个纯粹的绅士组织。我们的目的只是不让普加乔夫杀害我们的孩子，不让阿拉克切耶夫把我送去屯垦。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手挽手地保卫共同的幸福和安全。”
“噢，但秘密组织总是敌对和有害的，它只会产生恶果。”尼古拉提高嗓门说。
“为什么？难道拯救欧洲（当时还不敢妄想由俄国来拯救欧洲）的道德同盟[273]有什么害处吗？道德同盟是一种美德的结合，是一种爱，是一种互助；也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扬的。”
娜塔莎在谈话中途走进来，高兴地瞧着丈夫。她并不是因为听了他的话而高兴。她甚至对他的话不感兴趣，因为她觉得这一切太平凡，这一切她早就知道了（她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她知道皮埃尔的心思）。她看到皮埃尔那副兴奋的样子，就感到高兴。
不过，更兴致勃勃地望着皮埃尔的，则是那个从翻领里露出细脖子的被人遗忘的男孩子。皮埃尔的每句话都触动他的心，他无意识地把姑父桌上的火漆和鹅毛笔都捏断了。
“完全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德意志的道德同盟就是这样，我的建议就是这样。”
“哦，老弟，道德同盟只对德国佬有利。这个组织我可不了解，连说都说不上来，”杰尼索夫坚决地大声说，“一切都很糟，很可恶，这我同意，可是道德同盟我不了解，也不喜欢。什么道德，什么同盟！无非是要我听你的！”
皮埃尔微微一笑，娜塔莎也笑起来，但尼古拉的眉头皱得更紧，他竭力向皮埃尔说明，不会发生任何变革，他所说的危险完全是他想象出来的。皮埃尔进行反驳，他的思想更活泼，思路更敏捷，使尼古拉陷入窘境。这使尼古拉更加恼火，因为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比推理更有力的直觉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我要向你直说，”他说着站起来，神经质地把烟斗推到嘴角，又把它拿下，“我无法向你证明。你说一切都很糟，要发生一场变革，可我看不出来，但你说，宣誓是有条件的。关于这件事我要对你说，你我是至交，这你也知道，但你们要是组织秘密团体反对政府，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我有责任维护政府。如果现在阿拉克切耶夫下令，要我带领一连骑兵讨伐你们，我将毫不犹豫，立刻出动。至于你要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好了。”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娜塔莎终于先开口。她替丈夫辩护，攻击哥哥。她的辩护是笨拙无力的，但她达到了目的。谈话恢复了，但已没有尼古拉刚才说话时那种敌对的气氛。
大家站起来去吃晚饭，这时小尼古拉走到皮埃尔面前。他脸色苍白，眼睛炯炯有神。
“皮埃尔叔叔……您哪……我说……要是爸爸活着，他会同意您的意见吧？”他问。
皮埃尔顿时想到，当他们谈话时，这个孩子身上一定发生过独特的感情波澜和复杂的思想活动。他想到孩子一定听到了他的话，感到懊恼。但不管怎样他得回答他。
“我想他会的。”他勉强说着，走出书房。
孩子低下头，仿佛这时才发现自己弄坏了桌上的东西，他涨红脸，走到尼古拉面前。
“姑父，原谅我，我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他指着折断的火漆和鹅毛笔说。
尼古拉气得身子打了个哆嗦。
“好，好！”他说着把火漆和鹅毛笔扔到桌子底下。他显然勉强忍住怒气，转过身去。
“你根本就不该待在这里！”他说。
十五
晚饭时，大家不再谈政治和社团问题，而转到尼古拉最感兴趣的话题：回忆一八一二年。这话题是由杰尼索夫引起的，皮埃尔一谈到这件事，就显得格外可爱和可笑。最后，这几个亲戚在友好的气氛中走散。
饭后，尼古拉在书房里宽衣，对等待已久的管家吩咐了几句，穿着睡袍走进卧室。他发现妻子还坐在写字台旁写字。
“你在写什么呀，玛丽雅？”尼古拉问。玛丽雅伯爵夫人脸红了。她担心她写的东西丈夫不会理解，也不会赞成。
她本不想让他看到她所写的东西，但现在既已看到，她也乐于如实告诉他。
“这是日记，尼古拉。”她说，把一本写满笔迹豪放的文字的淡蓝笔记本递给他。
“日记？……”尼古拉含着嘲弄的口气说，接过笔记本。日记是用法语写的。
“十二月四日。今天大儿子安德留沙醒后不肯穿衣服，路易小姐派人来叫我。这孩子任性而固执。我吓唬他，他更加发脾气。我就假装不理他，同保姆一起帮其他几个孩子穿衣服。我对他说，我不喜欢他。他似乎感到惊讶，好半天不作声；后来他穿着一件衬衣扑到我身上，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好容易才把他哄好。显然，他因为使我伤心而感到难过；后来，晚上我给他单子，他吻着我又伤心地哭了起来。待他温存体贴，一切都能办到。”
“什么单子呀？”尼古拉问。
“我每天晚上给几个大孩子成绩单，看他们品行怎样。”
尼古拉瞧了瞧那双凝视着他的闪闪发亮的眼睛，继续翻阅日记。日记里记的都是做母亲的认为重要的事，反映出儿童的性格和有关儿童教育的想法。大部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母亲看来并非如此，而此刻初次读到日记的父亲也有同感。
十二月五日的日记写着：
“米嘉吃饭时淘气，爸爸说不给他馅饼吃。他没有吃，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怪可怜的！我想，罚孩子不准吃馅饼，只会使他们更贪吃。要告诉尼古拉。”
尼古拉放下日记，望望妻子。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瞧着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赞成她的日记。毫无疑问，尼古拉不仅赞成，而且很钦佩妻子。
“也许不必这样苛求，也许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尼古拉想，但她这种孜孜不倦培养孩子品德的精神使他钦佩。尼古拉若能意识到自己的感情，他准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坚定、温柔和自豪地爱着妻子，是因为她有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他所无法达到的。
他以妻子的贤惠善良为荣，面对妻子的精神世界自惭形秽，而他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她不仅属于他，而且是他的一部分。
“我完全赞成，完全赞成，我的朋友。”尼古拉意味深长地说。他停了停，又说：“可我今天表现不好。刚才你不在书房里。我同皮埃尔争论发了脾气。我忍不住，他真是个孩子。要不是娜塔莎管住他，我真不知道他会怎样。你知道他去彼得堡干什么……他们在那里组织了……”
“噢，这我知道，”玛丽雅伯爵夫人说，“娜塔莎告诉我了。”
“那么，你可知道，”尼古拉一想起他们的争论就很激动，“他要我相信，凡是正直的人，其职责就是反对政府，而宣誓效忠……可惜你当时不在场。要知道他们围攻我，包括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娜塔莎挺可笑，她平时把他管得紧紧的，可是一遇到争论，她就没有了主见，而只会重复他的话。”尼古拉添加说，他忍不住想议论议论最亲近的人。他没有想到他说娜塔莎的那些话，完全可以用在他妻子身上。
“是的，这点我注意到了。”玛丽雅伯爵夫人说。
“我对他说宣誓效忠高于一切，可他一味胡扯。可惜你不在，不然你会怎么说呢？”
“照我看，你是完全对的。我对娜塔莎也是这么说的。皮埃尔说，大家都在受苦受难，腐化堕落，我们有责任帮助亲人。他的话当然不错。”玛丽雅伯爵夫人说，“但是他忘了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还有其他更迫切的责任，我们自己可以冒险，但不能让孩子们去冒险。”
“对啊，对啊，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尼古拉附和说，他真的认为他这么说过，“可他还是坚持要爱他人和基督教，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小尼古拉的面说的。这孩子当时悄悄溜进书房里，把东西都弄坏了。”
“唉，尼古拉，你要知道，这孩子总是使我担忧，”玛丽雅伯爵夫人说，“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孩子。我怕我忙着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而把他忽略了。我们大家都有孩子，都有亲人，可他一个亲人也没有。他总是一个人在那儿想心事。”
“但我看你也不用为他而责备自己。一个最慈爱的母亲能为自己孩子做的一切，你都为他做了，而且还在做。对此我当然感到很高兴。他是个好孩子，是个很好的孩子。今天他听皮埃尔说话听得出了神。你真不会想到，我们去吃晚饭，我一看，他把桌上的东西都弄坏了，而且马上向我坦白。我从没见他说过一句谎话。他真是个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尼古拉一再说，他从来不喜欢小尼古拉，但总认为他是个好孩子。
“我到底不是他的亲娘，”玛丽雅伯爵夫人说，“我感觉到这一点，心里很难过。他是个好孩子，但我很替他担心。他要是有个伴就好了。”
“不要紧，时间不会久的。到夏天我就把他带到彼得堡去，”尼古拉说，“皮埃尔永远是个梦想家，”他继续说，又回到书房里的话题上来，这话题显然使他很激动，“至于阿拉克切耶夫不好，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那都关我什么事？我结婚时，负债累累，可能被抓去坐牢，可是母亲看不到，她也不了解。那些问题关我什么事。后来有了你，有了孩子，有了事业。我从早到晚坐在账房里，忙这忙那，难道我喜欢这样吗？不，我明白我应该工作，好奉养母亲，报答你，不让孩子们像我过去那样受穷。”
玛丽雅伯爵夫人想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过分看重事业，但她知道没有必要这样说，说也没有用。她只拉起他的手吻了吻。他认为，妻子这一举动是表示赞同他的想法，想了一会儿，继续讲他的想法。
“你知道吗，玛丽雅，”他说，“今天伊里亚·米特罗方内奇（他的管家）从坦波夫乡下回来，说有人肯出八万卢布买那片树林。”尼古拉得意扬扬地说，不久他就能赎回奥特拉德诺庄园，“再过十年，我就能让孩子们过上优裕的生活了。”
玛丽雅伯爵夫人听着丈夫的话，明白他的意思。她知道，每当他说出他的想法时，他会问她，他说了些什么，如果发现她在想别的事，他就会生气。但她总是竭力勉强听着，因为对他的话一点不感兴趣。她眼睛望着他，不是想着别的事，而是感觉到别的什么。她对这个永远不理解她思想的人怀着无限柔情，百依百顺，而且就因为他不理解她的思想而越发爱他。她完全沉浸在这种感情中，因此从不考虑丈夫的计划，她的头脑里还掠过一些与他的话毫不相干的念头。她想到她的侄儿（丈夫说到他在听皮埃尔的谈话时很激动，这很使她吃惊），想到他那多愁善感的性格。她想到侄儿，也想到自己的孩子。她没有拿侄儿和自己的孩子作比较，但她拿她对他们的感情作比较，发现她对小尼古拉的感情有点欠缺。她感到内疚。
有时她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孩子们年龄不同，但她对他感到内疚。她暗暗下决心要加以纠正，做她做不到的事，也就是要像基督爱人类那样，一视同仁地爱丈夫，爱孩子，爱小尼古拉，爱一切人。玛丽雅伯爵夫人一直在追求那无限的、永恒的和完美的境界，因此心灵永远得不到安宁。她脸上总是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反映她那被肉体拖累的心灵崇高而隐秘的痛苦。尼古拉对她望望。
“天哪！她脸上露出这样的神色，我觉得她会死，要是她死了，叫我怎么办？”他想着，然后站在圣像前做起晚祷来。
十六
娜塔莎同丈夫单独在一起，谈话也像一般夫妻那样，直率地交换想法，不按照逻辑，不发空论，不下断语，而是用与众不同的方式交谈。娜塔莎惯于用这种方式同丈夫谈话，如果皮埃尔把话说得很有逻辑，那就表明夫妻之间有点不和谐。只要他一心平气和地说理，她也学他的样，她就知道他们准要吵架了。
剩下他们两人在一起，娜塔莎就睁大一双幸福的眼睛，悄悄地走到他身边，一把搂住他的头紧摁在胸前，说：“现在你可属于我了，完全属于我了！你逃不掉了！”接着就开始谈话，完全不合逻辑，各谈各的话。他们同时谈论许多问题，这不仅不妨碍彼此理解，而且清楚地表明他们彼此完全理解。
就像做梦一样，梦境里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无聊的、矛盾的，只有感情是真实的，他们的相处也违背一切常理，语言模糊，不相连贯，只有感情在支配他们的交谈。
娜塔莎对皮埃尔讲到她哥哥的生活，讲到丈夫不在时她多么痛苦，生活多么空虚，讲到她比以前更爱玛丽雅，玛丽雅各方面都比她强。娜塔莎说这些话时，诚恳地承认玛丽雅比她强，但同时又要求皮埃尔喜欢她，而不要喜欢玛丽雅或别的女人，特别是皮埃尔在彼得堡见到许多女人之后，她又一次提醒他。
皮埃尔回答娜塔莎说，他在彼得堡参加许多晚会和宴会，见到那些太太小姐，实在受不了。
“我已经不习惯同那些太太小姐们谈话了，”他说，“简直无聊。再说，我自己的事也忙不过来。”
娜塔莎凝神对他看看，继续说：
“玛丽雅真了不起！”她说，“她真理解孩子。她仿佛把孩子的心都看透了。譬如说，米嘉昨天淘气……”
“哦，他真像他父亲！”皮埃尔插嘴说。
娜塔莎明白，皮埃尔为什么说米嘉像尼古拉，他一想到他同内兄的争吵就不痛快，他很想知道娜塔莎对这件事的看法。
“尼古拉就是有这个毛病，凡是大家不赞成的事，他决不同意。不过，我明白你很重视开拓新局面。”她重复皮埃尔以前说过的这句话。
“不，主要是，”皮埃尔说，“尼古拉认为思想和推理只是消遣，只是消磨时间。譬如，他收藏图书，而且定下一条规则，不把买来的书（西斯蒙第[274]、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读完，决不再买新书。”皮埃尔含笑添加说，“你知道，我怎样把他……”他想把语气放缓和些，但娜塔莎打断他，使他感到不必这样说。
“你说，思想对他只是消遣……”
“可是对我来说其他一切都是消遣。现在彼得堡看到所有的人，就像在做梦一样。当我在想一个问题时，其他一切就都只是消遣罢了。”
“唉，你刚才去看孩子，可惜我不在，”娜塔莎说，“你觉得哪一个最可爱？一定是丽莎吧？”
“是的，”皮埃尔说，继续想心事，“尼古拉说，我们不该思想，但我办不到。何况我在彼得堡感觉到（我可以告诉你），没有我，事情就完了，各人坚持各人的一套。但我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再说我的想法简单明了。我并没有说，我们要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样我们可能做错事。我只说，凡是喜欢行善的人都联合起来，我们只有一面旗帜，就是积极行善。谢尔基公爵是个好人，也很聪明。”
娜塔莎毫不怀疑，皮埃尔的思想是伟大的，但有一点使她困惑，就是他是她的丈夫。“难道这样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我的丈夫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想把她的疑问告诉他，“哪些人能够肯定他比大家都聪明呢？”她问自己，并且逐个想到皮埃尔所尊敬的人。根据他的话判断，他最尊敬的人要算普拉东了。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她问，“我在想普拉东。他怎么样？要是他在，他会赞成你的行为吗？”
皮埃尔对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理解妻子的思路。
“普拉东吗？”他说，沉吟了一下，显然在认真考虑普拉东对这事的看法，“他也许不能理解，不过我想他会赞成的。”
“我真爱你！”娜塔莎突然说，“非常非常爱你！”
“不，他不会赞成的，”皮埃尔想了想说，“他会赞成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希望看到处处是一片高雅、幸福、安宁的景象，我会自豪地让他看看我们。噢，你说到离别，你真不知道我们离别后我对你怀着多么特殊的感情啊……”
“是啊，还有……”娜塔莎说。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一直是爱你的，爱得不能再爱，尤其是……是啊……”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们目光相遇，把没有说完的话都表达了。
“说什么度蜜月开头最幸福啦，都是胡扯，”娜塔莎突然说，“相反，现在才是最幸福。只要你不出门就好。记得我们怎样吵嘴吗？每次都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对。我们吵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了。”
“都是为了一件事，”皮埃尔含笑说，“吃醋……”
“别说了，我不要听。”娜塔莎嚷道，眼睛里露出冰冷的凶光，“你见到她了？”她停了停，问。
“没有，即使见到也不认识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哦，你知道吗？你在书房里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望着你，”娜塔莎说，显然竭力驱散在他们之间升起的阴云，“那孩子跟你简直一模一样（她是指儿子）。哦，我该到孩子那儿去了……奶来了……真舍不得离开你。”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两人同时转过身来面对着面，同时说起话来。皮埃尔得意扬扬，娜塔莎满面春风。他们同时开口，接着又同时住口，让对方先说。
“你说什么？说吧，说吧！”
“不，你说，我只是随便说说。”娜塔莎说。
皮埃尔继续他的话题，就是得意扬扬地谈他在彼得堡取得的成功。这当儿，他觉得他负有使命，要向全俄和全世界指明新的方向。
“我只是想说，凡是具有伟大影响的思想都是很简单明了的。我的全部思想只是，如果坏人结合成一股势力，那么好人也应该这样做。这道理很简单。”
“对。”
“那么你想说什么？”
“我只是随便说说。”
“不，你究竟要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点小事，”娜塔莎说，笑得更加容光焕发，“我只想说说小彼嘉，今天保姆把他从我手里抱过去，他笑了，眯起眼睛，紧紧贴在我怀里，他准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起来了。真可爱。哦，他在哭了。好了，再见！”她说着走了出去。
这时，楼下小尼古拉的卧室里照例点着一盏小灯。这孩子怕黑，这个毛病总是改不掉。德萨尔高枕着四个枕头睡着了，他那挺拔的高鼻子发出均匀的鼾声。小尼古拉刚醒来，出了一身冷汗，睁大眼睛坐在床上，瞪着前方。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跟皮埃尔都戴着普鲁塔克[275]著作插图中的那种头盔。他和皮埃尔叔叔率领一支大军，这支大军由白色的斜线组成。这种斜线有点像秋天里飘荡的蛛丝。德萨尔曾把它称为游丝。前面是光荣，也是飘忽不定的丝线，只不过稍微粗一点。他同皮埃尔轻松愉快地跑去，离目标越来越近。突然，牵引他们的线松弛了。纠缠在一起，停住不动。尼古拉姑父站在他们面前，神态威严可怕。
“这是你们干的吗？”他指着断裂的火漆和鹅毛笔说，“我爱过你们，但阿拉克切耶夫命令我，谁前进，就干掉谁。”小尼古拉回头看看皮埃尔，皮埃尔已不在了。皮埃尔变成他父亲安德烈公爵，父亲的形象不清楚，但他在那里。小尼古拉看见父亲，对他无限眷恋，但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萎靡不振。父亲亲他，疼他。但尼古拉姑父越来越逼近他。小尼古拉大吃一惊，就醒来了。
“父亲，”他想，“父亲（尽管家里有两张画得很像的安德烈公爵像，但小尼古拉并没有把他想象成一个人的形象），父亲同我在一起，他疼我。他称赞我，称赞皮埃尔叔叔。不论他说什么，我一定照办。穆西乌斯·赛沃[276]烧了他的手。为什么我在生活中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我知道他们要我学习。我会学习的。等学习完了，我就去做事。我只求上帝一件事，让我遇到像普鲁塔克英雄们遇到的那种事，我一定像他们一样去做。我会做得比他们更好。大家都会知道我，爱我，称赞我。”小尼古拉突然感到胸口揪紧，失声痛哭起来。
“您不舒服吗？”他听见德萨尔在问。
“没有。”小尼古拉回答，又躺到枕头上，“他是个好人，那么和气，我喜欢他，”他想到德萨尔，“还有皮埃尔叔叔！他是个多好的人哪！还有父亲呢？父亲！父亲！我一定要做得连他都满意……”
第二部
一
历史是研究各民族生活和人类生活的科学。要直接掌握和叙述人类的生活，即使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古代史学家都用同一种方法叙述和探索那几乎无法探索的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叙述统治一个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认为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活动。
至于个别人怎样使整个民族按照他们的意志行动，他们的意志又是受谁支配的，对这两个问题古人回答说：第一个问题，是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特选的人的意志；第二个问题，还是神指引特选的人去达到既定的目标。
对古人来说，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相信，是神直接干预了人类的事。
近代史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个论点。
古人认为是神支配着人类，是神指引着各个民族去追求既定的目标。近代史既然否定了这两点，那么，它就不应该研究形成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该研究形成政权的原因。但近代史并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了古人的观点，在实践中却跟着古人走。
近代史否定前人提出的赋有神权和直接受神意引导的人物，代之以天赋非凡的英雄，或者领导群众的各种人物，从帝王到记者。近代史否定以前符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标（古人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代之以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并极其抽象地提出全人类文明的福利，而所谓全人类就是指占欧洲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几个民族。
近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而现实的逻辑却迫使表面上否定帝王赋有神权和古人服从天命的观点的史学家走到老路上去，那就是：第一，承认各民族是由个别人物领导的；第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某种既定的目标行动。
从吉本[277]到巴克尔[278]的近代史学家，他们之间表面上似乎存在分歧，他们的观点似乎新颖，其实他们的全部著作仍以这两个无法避免的陈旧论点为基础。
第一，史学家描写的是个别人物的活动，而且照他看来，这些个别人物是领导着人类的（有人认为帝王将相是这样的人物，有人则认为除了帝王和演说家，学者、改革家、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的人物）。第二，史学家知道人类所追求的目标（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国力强盛，有人则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世界上一小块叫作欧洲的土地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发生了一场骚动，它扩大，蔓延，发展成为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几次向东推进，同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达到极限——莫斯科；然后，出现了一个完全对等的自东向西的运动，并且同第一次运动一样，中欧各民族都卷入了。这次相反的运动达到它的西方极限——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间，大量田地荒芜，房屋焚毁，商业改变方针，千百万人破产，千百万人发财，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千百万宣扬爱人精神的基督徒互相残杀。
这一切表明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焚烧房屋、残杀同类？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人们这样做？人们接触到那个时期运动的遗迹和传说，不禁要提出这些天真而合理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向历史学求教，因为历史学是认识民族和人类的科学。
如果历史学仍保持陈旧的观点，它就会说：神要奖赏或惩罚人民，就赋予拿破仑权力，并以神的意志引导他达到神的目标。这个答案可说是明确圆满的。拿破仑赋有神意，这一点可信可不信，但对相信的人来说，那个时期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矛盾。
但近代史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神直接参与人类活动的陈旧观点，因此得另作解答。
近代史回答这些问题说：你们要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怎么会发生？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
“路易十四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有哪几个情妇，有哪几个大臣，他把法国治理得很糟。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些软弱无能之辈，他们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哪几个宠臣，有哪几个情妇。有些人当时就写了书。十八世纪末，巴黎聚集了二三十人，他们宣扬人人平等和自由。从此所有的法国人相互残杀起来。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其他许多人。这时法国出了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无往而不胜，也就是说杀了许多人，因为他赋有天才。后来他找了个借口去屠杀非洲人，杀了许许多多人。他又聪明又狡猾，回到法国，就要大家听他的命令。大家都服从他。他当上皇帝，又到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杀人。他在那里又杀了许多人。俄国当时有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心要恢复欧洲秩序，因此就同拿破仑打起来。但在一八〇七年，他突然同拿破仑交好，而到一八一一年两人又翻脸，他们又杀了许多人。后来拿破仑带领六十万人马到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后来他又突然从莫斯科逃走。于是亚历山大皇帝听取斯坦因等人的劝告，把全欧洲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抗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拿破仑的盟国突然都变成他的敌人，这支大军就去攻打拿破仑新集合起来的武装力量。盟军打败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但没取消他的皇帝称号，各方面对他表示敬意，虽然五年以前和一年以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后来路易十八即位，但对此人法国人和盟国人一直加以嘲笑。拿破仑则挥泪向老近卫军告别，被迫退位流放。然后，精明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先占据首位，从而扩大法国领土）在维也纳举行谈话，这些谈话使有些国家得益，有些国家吃亏。外交家和君王突然又差点争吵起来，他们又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不料这时拿破仑又带领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又向他屈服。但盟国君王们因此大为震怒，又同法国人打起来。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又立即把他称作强盗，把他放逐到圣赫勒拿岛。这个流放者离开他心爱的人们和心爱的法国，在孤岛岩石上慢慢死去，把他伟大的业绩留给后代。于是反动势力又在欧洲抬头，各国君王又继续欺凌他们的人民。”
你们别以为这是嘲弄，是对历史著作的讽刺。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的作者，国别史、通史和当时文化史的作者——所编著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答案的最温和论述。
这些答案之所以怪诞可笑，是因为近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回答着没有人提出的问题。
历史的目的如果是论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他一切就无法理解）就是：各民族的运动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近代史煞费苦心地提出各种答案，不是说拿破仑天才横溢，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自大，哪些作家写了哪些著作。
这一切可能都是事实，人们也会同意这种说法，但答非所问。这一切也许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承认神权，而神权又凭自身力量，一贯通过拿破仑、路易之流和历史作者来统治各民族，但我们并不承认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路易之流和历史作者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是神权而是另一种力量起作用，那就要说明这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历史的全部旨趣就在于这种力量。
史学家似乎认为这种力量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大家都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即使饱读史书的人也不禁要问：连史学家对这种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它尽人皆知呢？
二
什么是推动各民族的力量？
传记作家和国别史家认为，这力量就是英雄和君王所赋有的权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各种事件完全是由拿破仑、亚历山大或者他们所叙述的那些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他们这种答案，只有当一个史学家就某一事件作答时，才差强人意。但当不同国籍、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事件时，他们的答案就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看法不仅各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一个史学家说，某个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个史学家说，它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个史学家却说，它是由第三者的权力造成的。除此以外，这类史学家甚至在解释某人权力所依靠的力量时其意见也是互相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德行和天才之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279]则说，他的权力是建立在欺诈和愚弄人民之上的。因此，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无法理解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重大的历史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解答。
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认为传记作家阐述造成事件力量的观点不正确。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是英雄和君王天赋的权力，他们认为它是多种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通史家描述一场战争或一个民族被征服时，不是从一个人的权力上寻求原因，而是从许多跟事件有关的人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是由许多力量形成的，因此，似乎不能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然而，通史家却常常仍把权力看作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认为它是造成事件的原因。按照他们的论述，历史人物是他们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各种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有时他们认为，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盖尔温努斯[280]、施洛塞尔[281]等人，时而认为拿破仑是革命和一七八九年思想的产物，时而又干脆说，一八一二年远征和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事件只是拿破仑错误意志的产物，由于拿破仑的专横独断，一七八九年思想的发展遇到了阻碍。革命思想和群众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群众情绪。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非偶然产生的。这种情况不仅随处可见，而且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充满这种矛盾。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开始分析，就半途而废。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分力的总和必须等于合力。通史家从来不注意这个条件，因此，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就假设还有一种决定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传记作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直率地说，这些事件是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通史家盖尔温努斯反驳传记作家的这种观点，认为一八一三年远征和波旁王朝复辟，除了亚历山大的意志以外，还由于斯坦因、梅特涅、斯塔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夏多布里昂等人的行动造成的。这位传记作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分为以下几种分力——塔列兰、夏多布里昂等人的作用；但是这几种分力的总和，也就是夏多勃里昂、塔列兰、斯塔尔夫人等人的相互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等人相互说了什么话，只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表明千百万人的服从。因此，要说明他们这些关系怎样使千百万人服从，也就是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家又不得不回到他所否定的权力，也就是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不仅与传记作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要看他们要雨还是要晴。通史家也是这样的：他们说事件造成权力，因为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当他们需要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是所谓文化史家，他们遵循通史家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认为这种力量在于所谓文化，在于智力活动。
文化史家完全步前辈通史家的后尘，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家从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说这个特征就是事件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智力活动是事件的原因，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有某些联系，但我们绝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了人们的行动，因为一面宣扬人人平等，一面发生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一面宣扬博爱，一面进行战争和施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是格格不入的。
但即使承认充斥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点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模糊力量支配的，历史的主要问题仍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另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说拿破仑拥有权力，因此发生了事件，这还可以理解；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成为事件的原因，这退一步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说明这种力量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那就无法理解了。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中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就像在人类运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等任何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运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形诸文字）；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观念，这都是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借这种概念就最容易使用意义更不清楚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文字。
且不说这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也许它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它们认真地详细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事件的原因，例如把一八一二年远征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说得明白些，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这样说，就不由得自相矛盾，表明他们臆想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不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三
一辆火车头在行进。如果有人问，它怎么会移动？一个农民回答说：鬼在推它。另一个农民回答说：火车头行进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农民回答说：火车头移动的原因在于风把烟往后吹。
农民是驳不倒的。要驳倒他，就得向他证明，鬼是没有的，或者让另一个农民向他解释，推动火车头的不是鬼而是德国人。直到彼此矛盾，他们才明白，他们两个都错了。但那个说原因在于轮子转动的，他会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进行分析，就得不断探索，他就得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被压缩在锅炉里的蒸汽是火车头移动的最终原因之前，他就不能停止探索。那个说，风把烟往后吹是火车头移动的原因的人，看出车轮转动不是原因，于是就把首先看到的迹象当作原因。
唯一能够解释火车头运动的概念是同所见到的运动相符的力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和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符的力的概念。
不过，对这一概念，不同的史学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与所见到的运动也不相符。有人认为这是英雄们天赋的力，就像农民认为火车头里有鬼一样；有人认为力是由其他几种力形成的，就像农民认为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一样；又有人认为力是受智力影响的，就像第三个农民认为风吹烟动产生了力一样。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人物，不论他们是恺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全体人员，毫无例外的全体人员，那么，它就不能不把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归于个别人。而史学家在这方面所知道的唯一概念就是权力。
权力这个概念是处理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手段，谁破坏这个手段，像巴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的其他方法，谁就失去研究历史的唯一可能。用权力概念来解释历史，这在通史家和文化史家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表面上摈弃权力这个概念，其实每一步都在运用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问题上有点像流通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国别史有点像纸币。纸币可以使用，可以流通，行使它的职能，对任何人无害，甚至有益，只要不问它拿什么作储备。英雄们的意志怎样造成事件？只要抛开这个问题，那么，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将是有趣的，有益的，甚至富有诗意。但是，纸币太容易印制，印得太多，或者大家都想拿它兑换黄金，纸币的实际价值就成了问题，同样，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有人天真地问：“拿破仑靠什么力量做到这一步？”这就是想拿纸币换成纯金，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成了问题。
通史家和文化史家就像那种人，他们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铸成比黄金轻的硬币以代替纸币。这种硬币确实也叮当作响，但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能欺骗无知的人，但只能叮当作响的假金币却欺骗不了任何人。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铸东西。同样，通史家只有在能够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主要问题的时候才是真金。通史家回答这个问题时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即使回答，也是牛头不对马嘴。金属筹码有点像黄金，但只能在承认它可以代表黄金的人们中间流通，或者在不识真金的人们中间流通。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也是如此，他们不回答人类的主要问题，他们只是为了某种目的供大学和爱读正经书的人使用的硬币。
四
古人认为，一个民族的意志总是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又服从神的意志。如果摈弃这种观点，那么，历史著作就得从以下两种观点之中选择一种，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念，或者明确解释那造成历史事件、被称为权力的力量的意义，否则就会矛盾百出，寸步难行。
恢复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念已被打破，所以必须解释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召集军队，发动战争。这类事大家都不会感到奇怪，这种观点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因此，为什么拿破仑一声令下，六十万人马就投入战斗，这问题就提得毫无意义。他拥有权力，因此他的命令就得到执行。
如果我们相信权力是神赋予他的，这个答案就十分圆满。但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弄明白，一个人可以统治许多人，这种权力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体力上压倒一个弱者的权力，也就是使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282]的权力。这种权力也不能建立在精神优势之上，像某些史学家天真地想象的那样。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就是赋有特殊精神和智慧，赋有所谓天才的人物。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优势之上，因为，且不说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对他们的道德品质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路易十一也好，梅特涅也好，他们虽统治着千百万人，但精神上并没有什么特殊优点，相反，他们在精神上往往远不如被他们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
如果权力的源泉不在于掌权的人的体力和智慧，那么，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不在于人，而在于掌权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之中。
法学对权力就是这样理解的，它像兑换银行那样，要把权力这一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明白表示或默许把权力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讨论国家和权力怎样安排（如果可以安排的话）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但应用到历史上时，权力这个定义就需要加以解释。
法学看待国家和权力，就像古人看待火那样，把它看作绝对存在的东西。不过，在历史上，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就像现代物理学认为，火不是一种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学和法学观点的根本分歧，法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永恒不变的权力是什么，但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权力的意义这一历史问题，却完全无法回答。
如果权力是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么普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时是个罪犯，而后来那些被他逮捕的人又成了罪犯呢？[283]
宫廷政变有时参加的只有两三个人，是不是也要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人呢？在国际关系中，是不是也要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外来征服者呢？一八〇八年莱茵联盟的意志是不是移交给了拿破仑呢？一八〇九年，俄军联合法军去打奥地利，俄国人民的意志是不是移交给了拿破仑？
这些问题可以有三种答案。
第一，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交给他们选出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定权力的斗争，都应看作是对现存权力的破坏。
第二，群众的意志是在一定的明确条件下交给统治者的，任何限制、冲击，甚至摧毁权力的事件都是因统治者不遵守交权的条件造成的。
第三，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的，但这些条件是不明确的，而许多权力的出现，它们的斗争和灭亡，只是由统治者或多或少地履行这种不明确的条件造成的，而群众的意志则是根据这些条件由一部分人交给另一部分人的。
史学家解释群众和统治者的关系就有这样三种方式。
有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作家和专题史家，不懂得权力的意义，天真地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叙述某种权力时，他们就把这种权力看作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侵犯，是一种暴行。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在各民族复杂动荡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出现，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保皇派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府和波拿巴都是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波拿巴派史学家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权力，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而易见，这些史学家相互驳斥，各执一词，他们的解释只能哄哄小孩子罢了。
另一类史学家认为这种历史观是错误的。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群众意志的总和有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时才有权力，至于究竟是些什么条件，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使告诉我们，他们的话也总是自相矛盾的。
每个史学家按照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这些条件就是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强盛、财富、自由和公民的教育。但是，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看法的矛盾，就算有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事实和这种理论总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交权的条件在于财富、自由和人民的教育，那么，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能享尽天年，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对这个问题史学家回答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为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那么，为什么这种行为不报应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为什么偏偏报应在路易十六身上呢？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是无法回答的。按照这种观点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群众意志的总和几世纪里一直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手里，然后突然开始在五十年间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府，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次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浦，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解释人民意志迅速从一个人手里移交到另一个人手里，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等事时，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有些人民意志的转移不是正常转移，而是由于狡诈、错误、阴谋或外交家、帝王和政党领袖的软弱而发生的偶然事件。因此，这些史学家认为，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不是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或者说，又是对权力的侵犯。因此，史学家认为这类历史事件是背离理论的。
植物学家看见一些植物从双子叶种子里长出来，就坚持认为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对于那些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栎树，他就认为这些植物背离了理论。这些史学家有点像这个植物学家。
第三类史学家认为，群众意志交给历史人物是有条件的，至于有哪些条件，我们不知道。他们说，历史人物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执行了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这样说来，如果推动各民族前进的力量不在历史人物手里，而在各民族人民手里，那么历史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群众的意志，而历史人物的活动就代表群众的活动。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表达群众的意志，还是只表达一部分？如果像某些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表达群众的意志，那么，拿破仑、叶卡德琳娜等人传记中所有的宫廷丑闻就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样说显然是荒唐的。但如果像一些所谓哲学史家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一个方面表现人民的生活，那么，要确定历史人物活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人民的生活，首先就应知道人民生活的内容是什么。
遇到这种困难时，这类史学家就想出一些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笼统、最难捉摸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普遍采用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把某个抽象概念作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同时研究留下最多纪念碑的人物——皇帝、大臣、将军、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按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个抽象概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又由于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只是建立在任意的假定之上，群众意志的总和总是交给头面人物，因此，千百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行为，永远不会反映在几十个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互相残杀的人物的叙述中。
历史处处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动荡和他们的东进，难道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和大臣们的行为来说明吗？难道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等人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难道能用伊凡四世的病态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284]的通信来说明吗？
十字军时代各民族的运动，难道能用对哥弗雷[285]、路易之流和他们的情妇的研究来说明吗？那场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游民和一个隐士彼得[286]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在我们看来至今难以理解。当历史人物已给十字军定下一个合理的神圣目标——解救耶路撒冷时，这个运动忽然停止了，这一点尤其令人难以理解。教皇、国王和骑士鼓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原来鼓动他们去的那个未知的原因不再存在。哥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287]的历史显然不能包容各民族的生活。哥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们的历史仍是哥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们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他们行为动机的历史仍不可知。
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更少向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作家和改革家的行为动机、生活条件和思想条件。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我们知道，卢梭生性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后各民族为什么互相屠杀，为什么法国革命时期人们互相把对方送上断头台。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就像现代史家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所得到的将是君王们和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的历史。
五
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生活包容得了的，因为这少数几个人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找到。有一种理论说，这种关系的基础是把群众意志的总和交给历史人物，但这种理论只是未经历史经验证实的假设。
群众意志的总和交给一些历史人物的理论，在法学领域也许能说明好多事情，对法学的目的也许是必要的，但应用到历史上，一旦发生革命、征服、内战，一旦开始一个历史时期，这种理论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这种理论似乎是驳不倒的，因为交出人民意志这种事既然不存在，也就无法检验。
不论发生什么事件，不论这事件由谁领头，这种理论总可以说，事件由某人领头，因为群众意志的总和交给他了。
一个人看见一群牛在走动，但没注意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牧场，也没注意牧人的驱赶，就断定那群牛走什么方向是由带头的那头牛引导的。那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就有点像这个人的判断。
“牛群朝那个方向走，因为带头的那头牛在引导它；所有其他牛的意志的总和就交给那群牛的首领。”这就是第一类史学家的答案，他们认为权力是无条件交出的。
“如果引导牛群的牛更换了，那是因为带头牛走的不是牛群选择的方向，全群牛的意志总和就由一个首领移交给另一个首领。”承认群众意志总和在已知条件下交给统治者的史学家，就是这样回答的。（使用这种方法观察的人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观察者按照选定的方向，把那些由于群众已改变了行动方向不再走在前头，而走在旁边甚至后面的人当作首领。）
“如果不断更换带头的牛，不断改变牛群行动的方向，那是因为要达到既定的方向，牛群把意志交给我们所注意的那几头牛，而要研究牛群的行动，就得观察在牛群周围走动而引人注意的那几头牛。”这是第三类史学家的说法，他们认为所有历史人物，从帝王到新闻记者，是他们时代的表现。
群众意志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只是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权力。权力是什么？权力是交给一个人的意志的总和。群众意志在什么条件下交给一个人？在那个人表达群众意志的条件下。这是说，权力就是权力。也就是说，权力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并不了解。
如果人类知识的领域仅限于抽象思维，那么，人类在批判了科学对权力的解释以后，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只是一个名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要认识现象，除了抽象思维外，人类还可以用经验这一手段来检验思维的结果。而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确实存在的现象。
且不说，没有权力这一概念，人们的集体活动就无法叙述，权力的存在不仅被历史所证明，而且被对当代事件的观察所证明。
发生一件事，总会出现一个人或几个人，而那件事就是按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签发了一道命令，法国人就开往墨西哥。[288]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发布了命令，军队就开往波希米亚。[289]拿破仑发布了命令，军队就开往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发布了命令，法国人就服从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发生什么事，那件事总是同发布命令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有关。
史学家按照老习惯承认神干预人类的事，想从赋有权力的个人意志上找寻事件的原因，但他们的结论既不能从推理中获得，也不能用经验来证明。
一方面，推理表明，一个人的意志——他的话——只表现在部分事件上（例如在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的部分活动中），因此不承认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奇迹，就不能承认几句话是推动几百万人行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承认几句话可以成为事件的原因，但历史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多半不起任何作用，就是说，他们的命令常常不被执行，有时甚至出现与他们的命令相反的情况。
如果我们不承认神干预人类事务，我们就不能把权力看作事件的原因。
从经验角度来看，权力只是个人意志同另一些人执行这个意志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清楚这种关系，我们首先应该确定，意志这一概念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神的。
如果神发布命令，表现自己的意志，像古代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么，这种意志的表现将超越时间，同时也不是由什么事物引起的，因为神同事件无关。但是，如果谈到命令，也就是在一定时间一些互相关联的人们意志的表现，我们为了说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就得重现：第一，整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也就是事件和发命令的人当时行动的连续性；第二，发命令的人同执行命令的人之间必要联系的条件。
六
只有超越时间的神的意志，才能同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一系列事件有关；只有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神，才能凭他的意志决定人类运动的方向。至于人，他是按一定时间行动，亲自参与各种事件的。
重新确立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时间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到，不执行前一道命令，就不能执行后一道命令，只有执行前一道命令才能执行后一道命令。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自发的，没有一道命令适用于一系列事件；每一道命令都产生于另一道命令，每一道命令从来不是关系到一系列事件，而只是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
例如，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打仗，我们是把一系列彼此关连的命令收容在一个命令里。拿破仑不能下令远征俄国，他也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他今天下令向维也纳、向柏林、向彼得堡发出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向陆军、海军、兵站发出这样那样的指令和命令。他发出无数命令，这许多命令又形成一连串与法国军队进入俄国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在位期间，曾下令远征英国，所花的力气和时间超过任何别的计划。虽然如此，他在位期间从没试图真正执行这项计划，却远征他屡次认为应结成同盟的俄国，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前面那些命令对一系列事件不适合，而后面一些命令则是适合的。
命令若要得到切实的执行，人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命令能执行，什么命令不能执行，是办不到的，不仅对有千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远征俄国这样的事办不到，就是对最简单的事也办不到，因为执行这样或那样的命令都会遇到无数阻力。每执行一道命令，总有大量命令没有被执行。凡是不可能被执行的命令总是同事件没有联系，因此没有被执行。只有那些同一连串命令有联系、同一连串事件相适应的命令，才能得到执行。
我们往往认为，一件事的发生是由它之前所发的命令引起的。这种错误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道命令中，有几道命令与事件有关并得到了执行，而忘记那些不能执行因而未被执行的命令。此外，我们在这方面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无数不同的细小事件，例如促使法国军队进攻俄国的事件，根据结果被归纳成一个事件，同时又把一连串命令，相应地归纳为一个意志的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要进攻俄国，他就进攻了。事实上，在拿破仑的全部行动中从来找不到这一类意志的表现，我们只看到五花八门目的不明的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的表现。拿破仑发了无数命令没有被执行，而几道有关一八一二年远征俄国的命令被执行了，并非因为这些命令有什么特点，不同于一连串未被执行的命令，而是因为一连串未被执行的命令不适合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的事件。这好比在镂花模板上之所以制成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非因为在图形哪一边上了色和怎样上了色，而是因为模板上整个图形都是上色的。
因此，研究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发现，命令绝不能成为事件的原因，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要弄清楚这种关系是什么，必须重新注意命令中另一个被忽略的条件，那就是命令不是出于神意，而是出于人意，而且发命令的人亲自参加了事件。
发命令者和受命令者之间的关系就叫权力。这种关系包括以下几点：
人们为了共同行动总要结成一定的团体，虽然共同行动的目的不同，但是参加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样的团体，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绝大多数人直接参加共同行动，极少数人不直接参加共同行动。
人们为了共同行动而结成的团体中军队是一个极明显的例子。
任何军队都是按军衔由低级至高级组成：人数最多的是列兵，其次是班长和军士，高级军官人数更少，直到最后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最高军事当局。
军队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由列兵组成，再高一点由军官组成，以此类推，直到圆锥体顶端就是最高统帅。
士兵人数最多，组成圆锥体的底部，是它的基础。士兵直接刺、杀、烧、抢，他们总是从上级接受从事这些行动的命令，自己从来不发命令。军士的人数比士兵少，他们行动比士兵少，但他们已可发号施令。军官行动更少，但命令发得更多。将军只指挥军队，指示目标，自己简直不使用武器。最高统帅从来不直接参加行动，只对全军发布总的命令。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一切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一切政府机关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如此。
因此，不必特地分解一个圆锥体的组成部分，即一支军队的军衔，或任何政府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职称，我们就可以看出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联合行动的人总是结成下述关系：直接参加行动越多的人，他们的指挥权越少，他们的人数却越大；直接参加行动越少的人，他们的指挥权越大，他们的人数却越少；这样从底层上升，直到最后一个人，那个人直接参加行动最少，而发号施令的机会却最多。
发命令者和受命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的实质。
重新注意事件发生的时间这个条件，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同一连串相应事件有关时才被执行。重新注意发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必要条件，我们发现，根据这种关系，发命令者最少参加事件，他们的活动只限于发号施令。
七
一件事发生时，人们就那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既然这件事是由许多人的共同行动产生的，那么，表示出来的意见和愿望总有一项实现，或者近乎实现。当其中一项意见实现的时候，这项意见往往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而同这件事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人人发表意见，该怎么拖和往哪儿拖。他们把木头拖走，其实这事是根据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一个用手干活干得多的人，不能多想他所干的活，不能多考虑共同活动的结果，也不能发号施令。一个多发号施令的人，由于多动口就不能多动手。
在一个为同一目标而行动的大团体里，就更加明显地分离出一类人，他们越少参加共同活动，就越多从事发号施令。
一个人单独工作时，他总是在回顾过去的行动，为当前的行动辩护，并策划未来的行动。
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它让那些不参加行动的人为他们的共同行动作回顾、辩护和策划。
法国人由于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原因互相溺死，互相残杀。为了这件事，人们替表现出来的意志辩护说，这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又为这事辩解说，这是为了权力统一，为了抵抗欧洲，等等。人们自西向东残杀同类，伴随这事件的是法国光荣、英国卑鄙等说法。历史表明，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标准而是自相矛盾，例如说，杀人是为了承认一个人的权力，又说，在俄国屠杀千百万人是为了使英国丢脸。不过，这些辩解在当时是必要的。
这种辩解是为那些制造事件的人开脱道德责任。这些临时目的就像装在火车头前面清扫铁路的扫帚，用来开脱人们的道德责任。没有这种辩解，在审查历史事件时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无法回答：千百万人怎么会共同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欧洲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你能想象有一件事不是受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所作指示和命令的影响而发生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情绪、欧洲均势或人类文明中找到辩解的呢？因此，一个事件总是符合某一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它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的产物。
一只船不论朝什么方向行驶，总可以看到前面被它划开的波浪。船上的人就觉得这波浪是唯一可见的运动。
只有不断仔细观察水流，并拿波浪的运动同船的运动作比较，我们才明白，波浪的不断运动都是由船的运动引起的，我们之所以被引入迷途，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觉得船在动。
我们如果不断注视历史人物的活动（就是重新注意所发生事件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忽略历史人物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
船朝一个方向前进，船前总有同样的波浪：船不断改变方向，前面的波浪也不断改变方向。但不论它往哪个方向行驶，前面总有波浪。
不论发生什么事，人们总觉得那是早就意料到的，是合乎人的本意的。不论船往哪个方向行驶，波浪总在前面汹涌翻腾，既不引导船的行进，也不加快它的速度，但从远处看，我们会发觉波浪不仅自己在翻腾，而且在引导船行进。
史学家只研究历史人物意志的表现——它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联系起来——认为事件是靠命令发生的。但如果研究事件本身，研究它同群众的联系，包括历史人物在内，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命令是由事件决定的。这一推论不容置辩的证据是，不论发出多少命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一旦事件发生——不论什么事件——从不同人物不断表现出的各种意志中，总可以找出在意义和时间上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联系的意志表现。
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直接回答两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第一，什么是权力？
第二，什么力量造成民族运动？
回答是：
第一，权力是某一个人同其他人的关系，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共同行动发表的意见、推测和辩解越多，他参加行动就越少。
第二，各国人民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甚至不是由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由两者结合引起，而是由全体参加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而且他们总是这样结合起来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多。
从精神方面看，权力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从物质方面看，服从权力的人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因此，事件发生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在于两者的结合。
或者，换句话说，原因这个概念不能用在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上。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中的极限，如果它不同所研究的对象开玩笑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同原子相吸，原子同原子相斥。
谈到热和电的相互作用，谈到原子同原子的相互作用，我们说不出发生这种作用的原因，我们只能说事情就是这样，这是规律，否则就不可思议。我们对待历史现象也是这样。战争或革命怎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结成一定的团体，他们都参加这个团体。我们说，事情只能这样，这是规律，否则就不可思议。
八
如果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规律就够了，我们的议论也就可以到此结束。但历史规律是关系到人的。一小块物质不能向我们表明：它完全不能感觉到相吸和相斥规律的需要，因此这种规律是不存在的。但人是历史的现象，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服从任何规律。
在历史的每一步上，人类意志的问题虽然没有说出来，却是存在的。
凡是认真思考的史学家都不会不接触到这个问题。历史上一切矛盾和暧昧，历史学所走的错误道路，全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缘故。
如果人人可以自由表达意志，就是说，人人可以任意行动，那么，全部历史不过是一系列互相没有联系的偶然事件的总和而已。
如果，在一千年里，千百万人中有一个人可以自由行动，也就是随心所欲地行动，那么，显而易见，这人只要有一个违反规律的行动，他就会破坏全人类的一切规律。
只要有一个支配人们行动的规律，那就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因为人们的意志必须服从这个规律。
在自由意志问题上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自古以来这个问题一直盘据在最卓越的人们的头脑里，自古以来一直有人提出它的重大意义。
问题在于，如果把人当作观察的对象来看待，那么，不论从什么观点——神学的、历史的、伦理的、哲学的——出发，我们都会发现，人像世上万物一样，必须服从普遍规律。如果我们从自身出发把人看作我们所意识到的那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完全独立的、不受理性影响的自我认识的源泉。人凭理性观察自己，但要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意识。
没有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性的运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理解、观察和推理，人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个活人。而人要意识到自己是个活人，必须要有愿望，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意志。而人意识到构成他生命本质的意志，他只能认为它是自由的。
如果人在观察自己的时候，看到他的意志总是按同一规律行动（不论他观察到他必须进食，或者动脑筋，还是观察任何别的事物），他就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总是按一个方向活动看作对意志的限制。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限制。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限制，就因为他认为意志应该是自由的。
你说：我是不自由的。但我举起手，又把它放下。人人都明白，这种不合逻辑的回答是自由的无可反驳的证明。
这个回答是不合乎理性的意识的表现。
如果自由的意识不是独立的不受理性影响的自我认识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实验和论证向大家证明，人是观察的对象，服从一些规律，譬如人一旦认识万有引力规律或不可入性规律，人就服从这些规律。但同样一系列实验和论证向人表明，他内心感觉的完全自由是不可能有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取决于他的身体、他的性格和支配他的动机，但人从来不服从这些实验和论证的结论。
人通过实验和论证知道，石头向下落。这一点人是深信无疑的。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希望他知道的规律得到实现。
但当他同样确信他的意志要服从规律时，他就不相信这一点，不愿相信这一点。
不论实验和论证多少次向人表明，在同样条件下，以同样性格，他会作出跟以前同样的事情来；虽然如此，即使在同样条件下，以同样性格，做上一千次同样的事，得到同样的结果，他仍像实验以前那样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每个人，不论是野蛮人还是思想家，不管论证和实验怎样向他证明，在同样条件下，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行为，他还是认为，没有这种荒谬的观念（这种观念是自由的本质），他就无法想象生活。他觉得，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却是存在的，因为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他不仅不能理解生活，而且连一刻也活不下去。
他之所以活不下去，因为人的一切努力，一切生活的冲动，都在于力求增加自由。富裕和贫穷、声名显赫和默默无闻、权力和屈服、强和弱、健康和疾病、教养和无知、劳动和闲散、饱和饥、美德和罪恶，这一切都是程度不同的自由罢了。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只能被看作一个没有生命的人。
如果理性认为自由只是没有意义的矛盾，就像在同一时间进行两种活动，或者发生没有原因的行动，那只能证明意识不属于理性。
这种自由的意识不可动摇，不可否定，不受实验或论证影响，为所有思想家所承认，也是人人所感觉到的。没有这种意识，就无法想象人这一概念。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人是全能、至善和全知的上帝的造物。人类的自由意识产生罪恶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罪恶呢？这是一个神学问题。
人的行动属于统计学所表示的普遍的永恒规律。人类的自由意识也产生社会责任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社会责任呢？这是一个法学问题。
人的行动产生于他的先天性格和影响他的动机。什么是良心？自由的意识产生行为的善与恶，那么，什么是行为的善与恶？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
从人类全部生活来看，人服从决定这种生活的规律。但单独来看，人似乎是自由的。应该怎样看待各民族和全人类过去的生活：它是人们自由行动的产物，还是非自由行动的产物？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
只有在我们这个知识普及、自以为是的时代，依靠最有力的愚昧工具——书籍的传播，意志自由的问题才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在我们这个时代，多数所谓先进人物，就是一群不学无术之徒，从事自然科学工作，只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想解决整个问题。
“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人的生活是由肌肉运动表现的，而肌肉运动决定于神经活动。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在太古时代由猴子变来的。”他们就是这样说，这样写，这样印成书刊的。他们竭力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来证明的必然规律，早在几千年前不仅被各种宗教和所有思想家所承认，而且从未被否定过。他们对此毫不怀疑。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只能阐明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根据观察，理性和意志只是脑子的分泌物，而根据一般规律，人可能是在太古时代从低级动物发展而来的。这个事实只是从一个新的方面阐明几千年前各种宗教和哲学理论都承认的真理：从理性观点看，人服从必然性规律，但这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问题具有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另一个方面，也是相反的方面。
说人是在太古时代由猴子变来的，这同说人是在某个时代由一把土变来的同样可以理解（前者的X是时间，后者的X是起源），但人的自由意识怎样同他所服从的必然规律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是不能用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解决的，因为在青蛙、兔子和猴子身上，我们只能观察到肌肉和神经的活动，但从人身上我们既能观察到肌肉和神经的活动，又能观察到意识。
自然科学家和他们的信徒自以为能解决问题。他们有点像抹灰匠，本来人家要他们粉刷教堂的一面墙壁，他们却趁总监工不在场，兴之所至把窗子、神像、脚手架和未砌好的墙壁统统抹上灰泥。他们还沾沾自喜，因为从他们抹灰匠的观点看来，一切都抹得平整而光滑。
九
要解决自由和必然这个问题，历史比其他学科有利：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不涉及人的意志的实质，只涉及这种意志在过去一定条件下的表现。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历史同其他学科的关系，就像实验科学同抽象科学的关系一样。
历史研究的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对它的认识。
因此，历史不像神学、伦理学和哲学，它没有自由和必然两者矛盾结合所无法解决的奥秘。历史观察人的生活，认为这两者矛盾的结合已经完成。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历史事件，人的每一行动，都被了解得清清楚楚，不觉得有丝毫矛盾，虽然每一事件部分是自由的，部分是必然的。
要解决自由和必然怎样结合、这两个概念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历史哲学可以而且应该走一条同其他学科相反的道路。历史不应该先给自由和必然本身下定义，然后把生活现象归到这两个定义，历史应该从大量历史现象中引出自由和必然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因为那些现象总是离不开自由和必然的。
不论我们观察许多人的行动还是一个人的行动，我们总是把它们看作人的自由和必然规律结合的产物。
不论我们说的是民族迁徙和野蛮人入侵，还是拿破仑三世的命令，还是某人一小时前选定散步方向的行动，我们都看不到丝毫矛盾。指导这些人行动的自由和必然的程度，我们觉得是很清楚的。
关于自由多少的问题，常因我们观察现象的观点不同而不同；但也有永远一致的一面，那就是我们觉得，人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和必然的一定结合。在我们所观察的每一行动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一定程度的必然。任何行动中自由越多，必然就越少；必然越多，自由就越少。情况永远如此。
自由和必然的比例，要由观察行动的观点而定，但两者的关系总是成反比的。
一个落水的人抓住另一个人使那人淹死；一个因给婴儿哺乳而饥饿憔悴的母亲偷了一些食物；一个受过纪律训练的士兵在部队里服从长官命令，竟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在知道他们所处条件的人看来，这些人的罪过比较小，也就是自由比较少，属于必然规律的成分比较多；而在不知道那个人自己就要淹死、那个母亲在挨饿、那个士兵在服役的人看来，他们的自由就比较多。同样，一个人在二十年前杀过人，以后一直安分守己地生活在社会中，他的罪过看来比较小；二十年后再来考虑，他的行为似乎更属于必然规律。但如有人在他犯罪后第二天来考察，他的行为就比较自由。同样，一个疯狂的、醉酒的或高度紧张的人的每一行动，在知道情况的人看来，自由比较少，必然比较多；但在不知道情况的人看来，自由就比较多，必然就比较少。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随着观察行动的观点不同，自由的概念有增有减，必然的概念也相应地有增有减。所以，必然的概念越大，自由的概念就越少。反之亦然。
宗教、常识、法学和历史也都是这样看待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对自由和必然观念的增减都毫无例外地取决于以下三种根据：
第一，完成行为的人同外界的关系。
第二，他同时间的关系。
第三，他同产生行为的原因的关系。
第一种根据是，我们或多或少认识了人同外界的关系，或多或少明确了每个人在与他共存的一切事物关系中的地位。按照这种根据可以看出，一个将要淹死的人比一个站在陆地上的人更少自由而更多必然；还可以看出，一个住在人烟稠密地区而同别人有密切关系的人，一个受家庭、职务、企业束缚的人，他们的行动无疑比一个在僻静地方单独生活的人更少自由而更多必然。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不同他周围的条件联系起来，我们就觉得他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但如果我们看到他与周围条件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到他同人与物的联系：同他说话的人、同他所读的书、同他从事的工作，甚至同他周围的空气、同照在他周围东西上的光联系起来，我们就看到，每种条件对他都有影响，至少支配着他某一方面的行动。我们看到这种影响越多，就觉得他的自由越少，他需要服从的必然就越多。
第二种根据是，我们或多或少看出人同外界在时间上的关系，或多或少明确人的行动在时间上所占的地位。按这种根据可以看出，人类始祖的堕落显然比现代人的结婚更不自由。由此还可以看出，生活在几世纪前的人，同我隔着一定时间，他们不像现代人的生活那样自由，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后果。
在这方面，对自由和必然的比重的认识程度，决定于完成那个行为和我们判断它们之间相距时间的长短。
如果我观察我在一分钟前（当时的条件同我现在所处的条件几乎相同）所完成的行动，我认为我这一行动无疑是自由的。但如果考察我在一个月前所完成的行动，我得承认，要不是完成这个行动，我就不可能获得由此产生的许多有益、愉快，甚至必要的结果。如果我回忆更遥远的往事，回忆十年或十年以上完成的行动，那么，那次行动的后果我就觉得更明显；我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次行动将会怎样。我回忆得越远，或者我对同一件事思考得越深，我对我行动的自由就越怀疑。
关于自由意志在人类公共事业中的作用，我们在历史上也发现同样信念的级数。我们觉得任何现代事件无疑都是某些人行动的结果，但在一个较远的事件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必然结果，而且我们也想象不出会有其他结果。我们观察的事件越远，我们越觉得那些事件不是任意作出的。
我们觉得奥普战争[290]无疑是俾斯麦诡诈行动的结果。
对拿破仑发动的几次战争，我们虽然也有怀疑，但仍认为它们是英雄意志的结果。不过，我们把十字军远征看作占有一定地位的事件，没有这个事件欧洲近代史就不可思议，虽然十字军远征的编年史家认为这事只是少数人意志的产物。至于民族迁徙，今天已没有人认为欧洲的复兴决定于阿提拉[291]的专横行为。我们观察的历史事件越远，造成事件的人们的自由意志越可疑，必然规律也就越明显。
第三种根据是我们对理性所要求的无穷因果关系的理解，其中我们所理解的每一现象，也就是人的每一行为（既是前面现象的结果，也是后面现象的原因）应该有它确定的地位。
按照这种根据，通过观察，我们对那些属于人类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规律认识得越清楚，我们对行动的生理的、心理的、历史的原因了解得也越正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观察的行动越简单，我们所研究的人物性格和头脑以及他的行动越不复杂。因此我们觉得，我们的行动和别人的行动就越自由，越不属于必然。
当我们完全不了解一种行为（不论这是一种罪行还是一种善行，或是一种无所谓善恶的行为）的原因时，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自由成分最大。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罪行，我们就急于想惩罚它；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善行，我们就赞赏它。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认为它最独特、最自由。但如果我们知道无数原因中的一个，我们就会看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我们就不会那么坚持惩罚罪行，不会那么赞赏善行，对貌似独特的行为也并不觉得那么自由。一个在坏人中成长的罪犯，他的罪行就比较情有可原。父母为子女作出的自我牺牲，可能获得奖赏的自我牺牲，比无缘无故的自我牺牲更可理解，因此不那么值得同情，自由的程度也比较小。对于教派或政党的创始人或发明者，当我们知道他的活动的情况和原因时，我们就不那么感到惊讶。如果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断在人们的行动中寻求因果关系，那么，我们越是正确地把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我们就越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必然的，是越少自由的。如果我们观察的行为是简单的，而且我们有大量这一类行为可供观察，那么，我们就更觉得那些行为是必然的。一个不诚实父亲的儿子的不诚实行为、一个落在恶劣环境中的女人的恶劣行为、一个酒鬼的酗酒行为，我们越了解这行为的原因，就越觉得这些行为不是自由的。如果我们观察智力不发达的人的行为，例如，一个小孩、一个疯子或者一个傻子，我们知道他们行为的原因和天性与智力的贫弱，我们就会看出必然成分很大，自由成分很小，而且我们一旦知道造成行为的原因，我们就能预言它的结果。
一切法典所承认的免罪和减罪的情形，就建立在这三种根据上。罪责的大小，要看我们对受审查者所处环境认识的多少，要看那行为和审查之间相距的时间，还要看我们对行为原因了解的多少。
十
因此，我们对自由和必然的概念，按照人同外部世界联系的大小，按照时间的远近，按照同原因的关系的了解程度（我们根据这些原因来观察一个人的生活），而逐渐减少或增加。
因此，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他同外界的关系越清楚，行为完成的时间同判断它的时间相隔越久，行为的原因越为人所理解，那么，我们都会获得必然最大和自由最小的观念。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他同外界的联系最小，他的行为最近才完成，他行为的原因是我们所不理解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必然最小和自由最大的观念。
但是，不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不论我们怎样改变我们的观点，不论我们怎样弄清楚人与外界的关系，不论我们怎样觉得它不可理解，不论怎样把时间延长或缩短，不论我们觉得那原因可以理解或不可以理解，我们都不能想象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必然。
第一，不论我们怎样想象一个人可以不受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不能获得在空间上自由的概念。人的任何行为都不可避免受他自身和周围事物的制约。我举起一只手，又把它放下。我觉得我的行为是自由的。但我要自问：我能不能朝所有的方向举起手来呢？我看出，我是朝最不受外界事物和自身结构妨碍的方向举起手来的。我从各种不同的方向中选出一个，因为这个方向阻力最小。如果我要行动自如，必须不遇到任何阻力。如果要想象一个人是完全自由的，他必须超越空间，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不论我们怎样使判断的时间接近行为的时间，我们仍旧不能获得在时间上自由的概念。因为，即使我观察一秒钟以前完成的行为，我还是认为那行为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是受完成的时间制约的。我能举起手来吗？我把手举起来，但我自问：我能在过去的一瞬间不举手吗？为了确信这一点，我在下一瞬间不举手。但我不举手就在提出自由问题的最初那一瞬间。时间在消逝，而我又无法留住它。我当时举起的手已不是现在举起的手，当时的空气也已不是现在我周围的空气。我第一次活动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当时我也只能完成一个动作，不论我做什么，只能有一个动作。我接着不再举手，并不证明我不能举手。因为在一个时间里我只能做一个动作，不可能做其他动作。要把这动作想象为自由的，就必须想象它是现在发生的，是在过去未来之间发生的，这就是说，超越时间的动作是不可能的。
第三，不论要了解原因有多么困难，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完全的自由，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原因。不论我们怎样难以理解在我们自己或别人任何行为中表现意志的原因，理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假设和找到原因，因为没有原因就无法想象任何现象。我举手没有任何原因，但我要做一个没有原因的动作，就是我行为的原因。
但即使我们想象一个完全不受任何影响的人，只观察他现在这一瞬间的行为，认为他这行为没有任何原因，必要的成分小得等于零，我们也不能获得人有完全自由的概念，因为一个人完全不受外界影响，超越时间，又无原因，也就不成其为人。
同样，我们也绝不能想象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自由而仅仅服从必然规律。
第一，不论我们对人所处的空间条件的知识怎样增加，这方面的认识永远不会完全，因为这种条件的数目是无限的，就像空间是无限的一样。既然不能确定人受影响的所有条件，那就不会有完全的必然，也就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由。
第二，不论我们怎样延长现象发生和判断之间的距离，这段距离是有限的，可是时间是无限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有完全的必然。
第三，不论行为原因这条链子怎样容易知道，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整条链子，因为它是无限的，因此也就不会有完全的必然。
不过，除此以外，即使认为自由的成分小得等于零，我们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例如一个垂死的人、一个未出世的胎儿或者一个白痴，他们完全没有自由，我们观察的人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没有自由，就不成其为人。因此，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规律，没有丝毫自由，也是不可能的，就像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自由一样。
因此，要把人的行动想象成完全服从必然规律，没有任何自由，我们就得知道无限的空间条件、无限长的时间和无限多的原因。
要把一个人想象成完全自由的，不服从必然规律，我们就得把他想象成一个超空间、超时间和不受原因影响的人。
在第一种情形中，如果没有自由的必然是可能的，我们就会从必然得出必然规律的定义，也就是得出一种没有内容的单纯形式。
在第二种情形中，如果没有必然的自由是可能的，我们就会达到一种超空间、超时间和无原因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本身是无条件的，也是不受限制的，那就是什么也没有，或者说，存在着一种没有形式的内容。
总之，我们得出形成人的世界观的两个根据：不可知的生命的实质，阐明这种实质的规律。
理性说：第一，空间和使它本身成为可见的各种形式——物质，是无限的，否则就不可思议。第二，时间是一刻不停的无限运动，否则就不可思议。第三，因果关系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
意识说：第一，世界上存在的只有一个我，我就是一切，因此我包括空间。第二，我在现在这一瞬间意识到我活着，我就用这静止的一瞬间来测量流动的时间，因此我是超时间的。第三，我是超原因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每一生活现象的原因。
理性表达必然规律，意识表达自由的实质。
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是人类意识中的生活实质。没有内容的必然是人类的理性及其三种形式。
自由是被观察的对象。必然是观察者。自由是内容。必然是形式。
只要把形式和内容这两种互相关联的认识来源分开，我们就会得出自由和必然这两个互相排斥又难以理解的概念。
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明确的人生概念。
离开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互相规定的形式和内容的概念，任何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所知道的人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也就是意识和理性规律的关系。
我们所知道的外部自然界的一切，都不过是自然力和必然的关系，或生活的实质和理性规律的关系。
自然的生命力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为我们所认识，我们把这些力叫作引力、惯性、电力、畜力，等等；但人的生命力是知道的，我们把它叫作自由。
但是，正如万有引力，人人都感觉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那样，我们对它所服从的必然规律知道多少（从万物都有重量这个基本知识到牛顿定律），我们对它就了解多少；同样，自由意志也是这样，人人都意识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我们对它所服从的必然规律了解多少（从人都要死这个事实，到最复杂的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我们对它就了解多少。
一切知识都只是把生活实质归纳为理性规律。
人的自由意志与其他任何力不同，在于人能认识自由意志，但在理性看来，它同任何其他力并无区别。万有引力、电力或化学亲和力彼此之间的区别，在于理性对它们下了不同的定义。同样，在理性看来，人的自由意志与其他自然力的区别，也只在于理性对它所下的定义。自由离开必然，也就是离开给它下定义的理性规律，就同万有引力、热力或植物生长毫无区别。在理性看来，自由只是一瞬间无法确定的生命感觉。
正如无法说明的推动天体的力的实质，无法说明的热力、电力、化学亲和力或生命力的实质形成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科学的内容那样，自由意志形成历史的内容。但正如每种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未知的生命实质的表现，而这种生命实质是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那样，人的自由意志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的表现形成历史研究的对象，而自由意志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
在实验科学中，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作必然规律，把未知的东西叫作生命力。生命力只是我们对所知的生命实质之外未知部分的一种说法。
在历史中也是这样：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作必然规律，把未知的东西叫作自由意志，从历史来说，自由意志只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规律中未知部分的一种说法。
十一
历史从时间上和因果关系上研究人的自由意志同外界联系的表现，也就是用理性规律来解释这种自由，因此历史只有用这些规律来解释自由意志，才是一门科学。
历史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能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也就是不服从规律的东西，这正如天文学承认天体是受一种自由力推动那样。
承认这一点，就否定了规律存在的可能，也就是否定了任何知识存在的可能。如果有一个自由运行的天体，那么开普勒[292]定律和牛顿定律就不存在了，任何天体运动的观念也就不再存在。如果存在着一种人的自由行为，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历史规律，不存在任何历史事件的观念。
就历史来说，人类意志有几种运动路线，路线的一端是隐秘不可知的，而在另一端，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活动着现在人的自由意识。
这种活动的范围在我们眼前展开得越广，活动规律也越明显。发现和解释这种规律就是历史学的任务。
历史学遵循它的途径在人的自由意志中找寻现象的原因，从这种观点出发，历史规律是无法阐明的，因为，不论我们怎样限制人的自由意志，只要我们承认有不服从规律的力量存在，就不可能有规律。
只有我们把这种自由缩到无限小，也就是把它看得微不足道，我们才确信原因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于是历史学就不再去找寻原因，而把找寻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
其实人类早就在找寻这种规律。历史应该采取新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的培养应同反复分析现象原因的旧历史学的自行消亡同时进行。
人类所有的科学走的都是这条路，数学这门最精密的科学得出无穷小数时，就放弃分析过程而进入综合未知的无穷小数的新过程。数学放弃原因的概念而去找寻规律，也就是找寻一切未知的无穷小的元数所共有的性质。
其他科学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虽然形式不同。当牛顿宣布万有引力规律时，他并没有说太阳或地球具有吸引的性质；他说，大大小小的物体都具有相互吸引的性质，这就是说，他撇开物体运动原因的问题，来说明从无限大到无限小的所有物体的共同性质。各种自然科学都是这样做的：它们撇开原因问题，找寻规律。历史也是这样。如果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各民族和全人类的运动，而不是叙述人们的片断生活，那么，它也应该撇开原因的概念，来寻找自由意志所有相等的相互关联的无限小因素所共同具有的规律。
十二
自从哥白尼学说被发现和得到证实以来，单是承认运转的不是太阳而是地球这一点，就足以破除古人的宇宙观。推翻这个学说，就可以保持天体运行的旧观念，如果不推翻这个学说，就不能再研究托勒美[293]的天动说。但即使在哥白尼学说被发现以后，托勒美的天动说还是被研究了很长时间。
自从有人提出并证实，出生率或犯罪率服从数学定律，一定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经济条件决定这种或那种管理形式，人口和土地的一定关系造成民族迁徙，从此历史依据的基础就从根本上被摧毁了。
推翻这种新学说，就可以保持旧的历史观，如不推翻新学说，就不能把历史事件当作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来加以研究。因为，如果建立某种管理形式，或发动某个民族迁徙，是由于某种地理的、人种的或经济的条件，那么，建立管理形式或发动民族迁徙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就不能被看作是原因。
然而，旧的历史学仍同完全违反它的理论的统计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语言学和地质学的规律一样被人研究着。
在物理哲学中新旧观点进行了持久而顽强的斗争。神学维护旧观点，指责新观点亵渎神的启示。然而真理即使胜利了，神学照旧牢固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现在，新旧历史观同样进行着持久而顽强的斗争，神学照样维护旧观点，指责新观点亵渎神的启示。
以上两种情形，斗争从两方面挑起感情，抹煞真理。一方面是唯恐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大厦遭到破坏而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是破坏的激情高涨。
从反对新兴的物理哲学真理的人看来，如果承认这种真理，就要破坏他们对神、对创造宇宙万物、对约书亚奇迹[294]的信仰。从捍卫哥白尼学说和牛顿定律的人看来，例如从伏尔泰看来，天文学定律摧毁了宗教，于是他们就借万有引力定律来反对宗教。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一承认必然规律，就会破坏心灵的概念、善恶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的国家机关和教会机关。
正如当年的伏尔泰一样，现在必然规律的自发捍卫者就用必然规律来反对宗教；但是，正如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一样，历史的必然规律不仅没有摧毁政府机关和教会机关所依据的基础，甚至加强了那个基础。
现在的历史问题同当年的天文学问题一样，全部分歧就在于承认不承认一种测量看得见现象的绝对单位。在天文学上，这就是地球的不动性；在历史上，这就是人格的独立性，也就是自由。
在天文学上，承认地球运行的困难，在于否定地球不动而行星运动的直接感觉。同样，在历史学上，承认个人服从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规律的困难，在于否定个人独立性的直接感觉。但是，天文学的新观点说：“不错，我们并不觉得地球在动，但如果承认它不动，我们就会陷入困境；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我们就找到了规律。”历史学的新观点也说：“不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就陷入困境；承认我们对外界、时间和因果关系的依赖性，我们就找到了规律。”
在前一种情况下，必须否定空间中不动的观念，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目前的情况同样必须否定并不存在的自由，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