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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警官》：商业性与艺术性的融合

琐谈

我已经整整两年没拍片了。朋友们因此常常问起，这样的沉默与《龙年警官》的成功之间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吗？

1988、1989两年的沉默，是因为我对于骤然之间卷入商业大潮的中国电影的种种做法感到非常不理解。这一大潮来势之猛，以至于许多与我同经历、同风格的导演都放弃自己原先的追求去纷纷参与。他们的这种参与对于不愿盲目卷入以至被吞没的我倒是颇有补益的，我可以冷静地观察他们在娱乐片创作中的得失来思考我自己今后的道路。通过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我发现我们对于现阶段观众的心理状态了解得太少了，不是想当然地去提纯生活以图教育观众，就是想当然地去歪曲生活以图迎合观众。这样的后果是既败坏了观众的欣赏趣味，又使电影本身走到了绝境。我并不是自视清高，在商业大潮面前我也无力去加以拒绝，我只是想去研究如何适应得更好，如何准确把握到观众的期待心理，做到有选择地给予。于是，我选择了《龙年警官》。

这两年我没拍片，就抓紧时间从南方的乡镇企业一直跑到东北的农村，还跑遍中关村这样的科学城。这一方面是我想体会改革后的中国的新面貌，另一方面也是想认真思考一下改革给中国人民到底带来了些什么。我发现，无论是无锡的农民企业家还是中关村里的科学家，也无论他们在过去的政治动荡中有着什么样的经历与地位，只要他们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就必定表现出对生活的挚爱和牺牲自己为大家创造财富的崇高精神。他们对于前途的憧憬和对既定目标的坚忍不拔强烈地冲击感染了我。什么样的人最可贵？我认为那些能够为既定目标而不屈不挠奋斗的普通平凡的人最可贵，艺术家就是应该反映这种可贵的精神。《龙年警官》中的傅冬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他对信仰忠诚，对事业热爱，对感情坚定……正是这样的人在支撑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所以我在塑造傅冬这一人物形象时非常投入，这其中也注入了我对生活的认识和情感。也许在这一点上，傅冬与马天民有了很多的共同点。

中国的广大观众对于艺术欣赏有着自己的特定要求。脱离这个前提，“引导”就是一种奢望。于是我认定，这部片子一定要拍得好看。将“好看”放到了所有要求的第一位，这在我也是一种改变。我过去的影片不太注重好看（至少在中国人看来是这样），也许艺术家们觉得非常精致，耐人寻味，但许多观众不喜欢。我强调好看并不意味着不尊重生活，拍艺术片的导演必定要尊重生活，否则就会滑到迎合的那一类去。所以对于我来说必须有两种制约，一个是对生活的认识，一个是对艺术的严肃。二者如何结合是影片成功的关键。我将这种结合定为“幽默”。我认为将艺术片、生活片、警匪片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处理，是符合当前电影观众的欣赏需要的，主人公的幽默感对于影片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主人公是个苦巴巴的苦行僧，尽管在生活中很真实，观众也不爱看。

影片的动作性非常强，两个越狱犯向北京的步步进逼始终扣人心弦。这是一般警匪片惯用的手段，它能扩大观众面。我在原剧本的基础上加强了这条动作线，使它成为影片的外包装，我们竭尽所能将这个外包装搞得精彩漂亮，但如果这条动作线超越了影片的主旨，即对傅冬的完整刻画，那也就流于一般的警匪片了，这是我竭力加以避免的。

另外傅冬和三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也是很吸引人的。这样的感情戏使影片增加了色彩感。如果我们在影片中是很认真地讨论感情而不是在那里滥用感情，观众是喜欢看的。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交往，的确非常有戏，但不能泛滥，还是要从刻画人物出发。傅冬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中年人是敢于正视自己的感情的。他爱妻子是尊重他个人的情感而并不是依附于道德观念，所以他能在妻子有外遇之后审视自己，觉得对她关心不够，所以才能摔掉妨碍夫妻情感交流的BB机，这种在50年代必定遭受谴责的举动却正是今天人的真实。傅冬也有空虚的时候，也喜欢阿玲的单纯，也被下级仲小妹吸引，但却能将这三种感情区别开来。这对影片也是重要的，必须处理得既好看又健康。我觉得演员的选择使影片更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三个女演员的色彩感很强，能与观众形成交流。

我对于傅冬事业上的忠诚看得最重，即使是傅冬自身的幽默感，也首先来源于他对事业的诚实态度。

这是影片的生命。诚实，是很重要的。正因为傅冬对信仰忠诚，对事业热爱，对感情诚实，才会这样脚踏实地，不慕虚名，嫉恶如仇。我们不让傅冬唱高调，观众也不喜欢唱高调，现实生活已经将一切揭示得非常深刻了，不需要再人为地拔高，否则就不是今天的人。

有人问：“不唱高调”本身就又是一种冒险，你难道不担心傅冬的那种“低调门”，会使得影片的积极意义遭到非议吗？我确实有这样的担心。但我觉得，一个对事业如此热爱、兢兢业业、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他的品格就已经很高了，不需要我们特意去提纯。而且，从现在的结果来看，这样的担心也消失了。

此外，说一点影片之外的话题。近两年的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使我想起如今非常热门的话题，那就是重提艺术家深入生活。北影就曾组织艺术创作人员深入生活采访体验。

其实，有一点艺术史常识的人都会重视深入生活，这是严肃艺术家共同遵循的规律。每个优秀的艺术家都有很深厚的创作根基，都积累了丰富的生活，从不会去排斥新的生活，这是一种常识，不应成为问题。但我觉得，不能将“深入生活”简单化、庸俗化。艺术家深入生活是为了创造作品，这中间的关系就好比是种稻子和酿酒的关系。生活像种稻子，艺术作品像酒。艺术家深入生活，就是将稻子收上来进行酝酿。酿造的过程是很长的，方法是多样的，是不能简单规定的。深入生活靠的是日积月累，不能急功近利。那种集体组织突击下生活的效果我深感怀疑。艺术家通过那样的方式能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情感吗？那样的方式能将稻子变成酒吗？北影有许多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走过来而后从事电影事业的老导演，他们都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可是为什么如崔嵬、谢铁骊这样的人能成为大艺术家，而有些人却始终没有一部成功的作品呢？所以说，深入生活不能注重形式，而应讲究效果，需要将外在的组织安排与艺术家的内在需求、创作欲望结合起来。

从仲星火到张丰毅

从电影文学剧本《刑警队长的誓言》更名为影片《龙年警官》，无疑带着某种商业心理。今年，电影、电视一窝蜂转向公安题材，都想在动作片中找到保险系数较高的商品位置。

我们曾就本片的投产问题咨询了中国电影公司和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发行行家们，回答并不使我们乐观，这个剧本不会带来商业上的效益，但也不会赔钱。

我们也向公安部门作了咨询，得到一个意外的发现。谈起公安题材的电影，自然离开了票房观念而着重于形象的认同。他们一致认为，40年来描写公安人员最好的影片是《今天我休息》。无论是老干警，还是年轻公安，谈起仲星火塑造的民警形象，都有着特殊的情感。

两次咨询，从不同角度让我们思考怎样拍摄自己的影片。

票房价值和形象价值看来有矛盾，但也可能找到统一。我们分析最多的是仲星火。当然把20多年前仲星火塑造的民警形象的经验，简单地移位过来不可能赢得今天的观众；但是，再塑造一个“仲星火”，再寻新经验能否获得新的成功呢？——想到这个题目时，我们有一种惊喜，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发现。我们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上，追寻着一个新的“仲星火”。

我们一边深入生活，一边感觉着今天刑警的形象特征。我们很快发现，剧本提供的形象有一定的弱点，松弛有余，阳刚不足。应该说，中国人今天追求着一种集阳刚与松弛为一体的形象。我们可以从少男少女们崇拜的偶像中得出这一结论，从中年人普遍的自我意识中感受到这一点，老年人也不再是过去那样古板和佝偻着腰背，他们不喜欢老相。这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里对形象的整体追求，有人有意识，有人无意识，但潮流如此。

刑警，职业的习惯使他们的个性容易显现。因为常年同罪犯打交道，他们比较敏锐，洞察力很强，他们跟你谈话，眼睛始终对着你的眼睛，很有神气，这是职业特点；因为要分析案情，他们就得善于动脑子，要审讯犯人，嘴巴也要利落；他们办事干净、迅速、痛快。有一种感觉，就像看“动物世界”里狮子、豹子捕猎食物时，在急转弯的一刹那之间，显得矫健、生动、充满活力。我们带着这种感觉改造剧本，重塑傅冬。当然，狮子、豹子在不捕猎食物时也有懒散、松弛的时候，但这截然不同于梅花鹿、羚羊、兔子，它仍然是狮子、豹子。勇猛者的懒散和松弛，气质不变。当我们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深入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征询男主人公傅冬的演员人选。他们推《骆驼祥子》中扮演祥子的张丰毅。他们从喜欢仲星火到推荐张丰毅，这种形象的确认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他们两人都属于质朴型的演员，同时都具有幽默诙谐的一面。张丰毅长于仲星火的阳刚，不及于仲星火的松弛，但是具备塑造银幕上新形象的巨大潜力。我们确定他扮演刑警队长之后，他立即到朝阳分局体验生活。很有意思，开机之前，我们到刑警队大院时，听到年轻的男女刑警都管他叫“祥哥”（祥子的昵称）。本来皮肤就黑的张丰毅，在太阳下办案十来天，就晒得更黑了，为此我们差点更改片名叫《黑脸警长》。张丰毅和刑警们在一起，俨然是这些年轻人的队长了。至此，我们由惊喜而窃喜，重塑“仲星火”有望。

第一场戏拍摄抓小偷，我们听到协助拍摄的公安人员赞不绝口：“像！像！像！”

“像！”是我们的起点。既要真实又要生动，在生动中加深真实感。当年仲星火并不人为拔高人物的思想、行为，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显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民警的高贵品格。张丰毅塑造的傅冬，既遇到事业的矛盾，也遇到爱情的苦恼。爱情方面又遇到三个女人的爱情。我们共同确认：表现事业时不对政府哗众取宠，表现爱情时不对观众哗众取宠。难度在于这是今天的人，今天的典型。分寸的把握常常困扰我们。譬如，他的部下连续工作38小时，只吃四袋方便面，傅冬心疼他们，请他们到饭馆吃饭，饭没吃成，但事情做了，他受到处分。对受处分这场戏剧本只写了他没辩解，可是不辩解不等于默认。张丰毅设计了一个动作，他满肚子怒气，突然间倾泻于文件上，嗤之以愤然，扔在桌上。处理这个情节时，我们担心有人挑理儿。再如打了史建新一拳丢了二等功。这一拳有对牺牲的战友刘伟的感情宣泄，也有他性格上刚直不阿的本能。能不能打这拳，能不能用大舌头说“我不在乎”……这些细节所表现的性格大概不同于仲星火塑造的形象，但更贴近今天人的心理。在爱情方面，对性格的把握也是反复斟酌的。傅冬看见妻子和陈总经理拥抱那一场戏，刑警队多数同志认为傅冬应狠揍陈经理。我们没有采纳，我们不想让他的肚量如草芥。我们知道，这一拳打去也许影院里的部分观众会为之喝彩，但我们希望把人物深入到更多的那部分观众心里，写出一个中年男子的气质和品格；同样当仲小妹向他求爱时，我们希望这是人物道德观念和情感的完整和统一。张丰毅的把握使我们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有灵有肉的真人。过后，我们曾谈过这场戏，他说，要是三年前，达不到这个效果，因为那时的人生阅历不够。

作为导演，在影片完成之后最热切盼望的是电影院的第一场观众。他们的反应、评价、好恶程度将决定影片未来的命运。毫无疑问，我们也等待着这一天。我们在这部影片里，对主旋律电影，对娱乐片、艺术片都作了或多或少的探索和融合。我们没有一定要把它明确归到哪一类影片，我们的主观愿望是，观众既能接受这个形象，又觉得影片非常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