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概念及理论依据

一 相关概念

（一）县域经济和泛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或者整个国家经济的细胞，其涉及领域除了县城中心区还包括广袤的农村地区，是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主要方面之一，对解决“三农”问题，建立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意义上认为，县域经济就是以县域行政区划为标志的，对县域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和配置的区域经济，具有典型的县域区划特征。但是，随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不断得到改变和冲击，县域经济的行政区划特征正在不断被打破，农村正在迅速重新整合，新农村建设正在融合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大潮中，县域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开放，开放型的县域经济正在实现内部开放和外部开放的态势。县域经济正在呈现泛县域经济的发展趋势，其经济发展的穿透力可能覆盖几个县域，或者整个主体区域，并融合成一个大的区域，相邻区域都在不断融入，不管是否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同一个省、同一个县，例如京津冀经济区、海西经济区、鄱阳湖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等。这种趋势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资源配置不再囿于一个县域，而是配置在整个区域，资源的综合利用和配置的整体效应会得到提升；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一个县域，而是跨县、跨省的合作；工业园区的建设也不再是某个县的工业园区，而是跨区域的工业园区，跳出县域经济发展泛县域经济。

在新形势下，县域经济不再需要大而全，完全可以在优势资源下做优质的企业和产业，在满足别的县域或者区域需要的同时，别的县域或者区域的发展也可以满足本县域的需要。县域经济概念应该用泛县域经济来体现，即泛县域经济是指任何一个县域都应该把自身作为一个资源主体融入到更大的区域经济体中，构建更加开放式的体制机制，在更大范围内综合利用和配置资源，构建内外开放型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的特征就是开放、合作、融合、绿色、共生，而且更加符合人与自然的本质，要做到以人为本，更要以自然为本。

（二）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是指在特定发展阶段下，产业、城市、人口三维基本要素围绕城市功能定位形成良性互动融合，最终实现产业、城市、人口、生态等多种要素均衡协调地发展。产业支撑体现在产业定位、产业布局、产业要素集聚等；城市化支撑体现在基础设施、功能设施以及产业园区配套等；以人为本体现在生态协调、充分就业、人居环境优良、智慧城市发展等。

产城融合的特征为：“产业、城市、人口三者有机融合”。产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产业、城市、人口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城市是载体，产业和人口是推动力。在整个系统发展运行过程中，产业和人口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产业聚集能提升城市的经济能力，支撑城市的发展；人口集聚则提高城市的活力，促进产业以及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城市化又能不断加快人口集聚，改善和提升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的发展。三者相互循环，相互促进。另外，产业需要人才作为支撑，城市人口又需要产业解决就业和收入，产业与人口的匹配能够为城市减轻运行压力，而产业发展对城市功能和城市设施的需求以及人口的聚集对于城市配套设施和城市服务功能的需求，这些都对城市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论上，当城市的资源满足产业和人口发展的需要，产业的规模适应城市和人口的规模，人口能够在城市资源承载能力下自由流动并服务于产业发展时，即产、城、人三者互相匹配时，就进入了真正融合的阶段。因此，产业、城市、人口三种基本构成要素缺一不可，有产无城、有城无产、有城无人等都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产、城、人三者需要在空间、结构、功能以及运作上进行相对合理的匹配。

（三）共生

共生这一概念是生物学家最先提出的，表明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这种紧密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便于生存的帮助，与此同时也会得到另一方的帮助。随后共生理论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在经济学中，共生这一共同体是区域与区域之间通过长时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终形成的。共生主要强调利用共栖、互利的关系和共生模式，来助推区域间物质资源的流通与整合，从而实现跨区域的要素效用最大化。

二 理论依据

随着各种产城融合发展模式的出现，学术界对于产城融合理论的探索也越来越多。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城市空间理论、城市生态理论、产业区位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等找到了产城融合的理论基础。对这些理论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从县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角度认识县域产业与城市协同发展的关系，理解我国县域为何要走泛县域产城融合之路。

（一）城市空间结构

学术界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杜能（Thunen，1926）提出杜能圈层结构的概念，主要描述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随后，又有许多经济学和地理学领域的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伯吉斯（Burgess，1925）以美国芝加哥市为研究对象，提出发展的同心圆模式，即城市以市中心（CBD）为圆心向外逐步扩展，然后依次为过渡区、住宅区和通勤区等四个环带（见图1-1）。

土地经济学家霍伊特（Hoyt，1936）以美国64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提出城市中心依然是CBD，但是与同心圆模式不同的是呈扇形模式向外扩散（见图1-2）。

图1-1 城市结构同心圆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踪家峰编著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第183—184页绘制而成，下同。

图1-2 城市结构扇形模式

此后，经济学家麦肯齐（Mckerzie，1933）、哈里斯和马尔曼（Harris and Ullman，1945）又提出了多核心模式，即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只有一个中心，而是存在多个，但是其中一个是主要核心，其余的为次核心（见图1-3）。

图1-3 城市结构多核心模式

（二）城市生态理论

城市生态理论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Howard）在1898年提出的田园城市论，为城市生态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霍华德认为由于城市周围存在许多农业用地，城市居民可以便利地获得农产品供应，而且农村对于城市空间的布局结构、人口密度及绿化区域等城市规划具有很大的影响。此后，以帕克（Parker，1916）为代表的一批芝加哥学派学者在对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及城市环境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古典人类生态理论，他们认为在一定空间内，生物之间相互依存构成了特定的生态系统，城市中土地价值的变化与其类似。芬兰学者埃列尔·萨里宁（Eliel Saarinen）提出有机疏散论，他认为为缓解城市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把城市分为“日常活动区域”和“偶然活动区域”，前者应当集中布置，后者应当疏散出城市中心，分散布置。他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有机疏散论，认为城市结构既要符合人类集聚居住的天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但是又不能脱离自然。

（三）产业区位理论

国外学者对于产业区位的关注较早，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早在1890年就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发现外部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有关，即当产业在特定区域内集聚时，该区域内企业的成本下降，从而形成外部经济，这种经济是由工业区位分布所获得，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进而提出“马歇尔产业区”的概念。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ber）在其著作《工业区位论》中从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的角度讨论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因。他认为费用最小的区位是最好的区位，而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一个企业规模的增大能给工厂带来利益或节约成本，而若干个企业集群在一个地点同样也能给各个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技术设备发展的专业化、搜寻劳动力的相关成本的降低，也都促进了企业集聚。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森宁等一批学者在对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意大利爱米利亚—罗马格纳等高技术产业综合体实践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新产业区理论，认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资资本的数量与质量，而是发挥与人力资本潜力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环境因素。

（四）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是源于空间相互作用和扩散的理论，由美国规划学家弗里德曼在其1966年发表的学术著作《区域发展政策》（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一书中正式提出，1969年他在《极化发展理论》中，又进一步将“核心—边缘”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空间极化发展思想归纳为一种普遍适用的主要用于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理论模式。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不同属性的核心区和外围区。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核心—边缘理论对于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的变化都具有较高的解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