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时段的选择：为什么是1864年和1885年?

本书之所以选择1864—1885年作为本书的研究时段，是因为该时段俄国在中亚的扩张最为迅猛，中亚地区的变动也最为激烈，可谓是中亚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局时期，这一变局既体现在中亚的历史进程上——中亚地区开始进入近代化和殖民化时期，又体现在中亚的地缘政治上——本土性的汗国和部落纷纷被欧洲强国所兼并或控制，中亚被纳入欧洲大国政治体系中。当然，这一变局也给英属印度的安全以及英国的中亚政策带来了最为严重的挑战。

1864年之所以是中亚大变局的开局之年是因为：（1）以锡尔河中下游——卡拉套山脉为界，今中亚五国所在的区域大致可以分为哈萨克草原地区与河中农业地区两大部分，虽然俄国早在18 世纪初即开始向中亚地区扩张[94]，但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俄国扩张的步伐相对缓慢，且集中在中亚的草原地区，当时的中亚草原地区主要分布着游牧的哈萨克三玉兹[95]，相较于中亚的河中地区，这里人口和城镇稀少，经济落后，远远算不上是中亚的核心地区。但是1864年6月和9月俄军攻占了卡拉套山脉以南的中亚圣城突厥斯坦城与中亚的商业枢纽奇姆肯特[96]，这成为俄国中亚扩张史上的转折性事件，这样，一方面俄国得以把锡尔河要塞线与新西伯利亚要塞线连接起来，草原地区从此完全被封锁[97]和征服；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俄国突破了中亚草原地区的南部边界，开始要着手征服中亚河中地区，而它既是中亚三大汗国的中心所在，又是当时中亚地区人口、文明和经济最发达的区域。1864年11月21日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致欧洲列强的照会则显然可以视为俄国即将大举进攻中亚核心地区的宣告书。此后，从1865年6月中亚商业中心塔什干的陷落[98]到1873年5月希瓦汗国沦为俄国的保护国，从1876年2月浩罕汗国被俄国正式兼并到1884年2月谋夫绿洲的归降，中亚三汗国及外里海的土库曼诸部落基本上都被俄国所征服，短短二十年间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完全被改变，而俄国控制下的领土也开始与阿富汗接壤。

（2）1863年统治阿富汗四十余年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去世，其子谢尔·阿里（Sher Ali）继位，但是到了1864年4月阿富汗爆发了激烈的王位之争，内战再起，谢尔·阿里曾三次向英国方面乞援，但三次均遭拒绝[99]。虽然1869年初谢尔·阿里在英印政府的帮助下平定了内乱[100]，但1864年之事却为日后阿富汗与英印政府两家关系的破裂埋下了种子，同时在这场王位之争中失败而逃至俄属中亚的阿卜杜·拉赫曼后来也成为影响事态走向的一个关键人物。

（3）1862年中国陕甘地区发生了规模巨大而惨烈的回民“起义”，这进而又引发了1864年6月的新疆穆斯林“起义”，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得以入据新疆。一方面清帝国在新疆的统治秩序几乎被摧毁殆尽，另一方面阿古柏的对外政策又引起英俄两国在新疆的对抗以及1871年俄国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的这一变局大致持续到1881年才得以恢复，在这期间英国、俄国与清帝国围绕着阿古柏伪政权与伊犁问题进行了曲折而复杂的博弈。基于上述这三点，本书将中亚大变局的开始时间设定为1864年，在这三点中，第一点是最主要的。

本书之所以选择1885年作为本研究的结束之年是因为：首先，从英俄中亚对抗的角度来看，虽然更完整地讲，英俄在中亚的大规模对抗走向结束的标志或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或是1907年的英俄协约的达成，又或是1895年的英俄在帕米尔势力范围划分协议的达成，但实际上1885年3月的彭狄战争危机是中亚变局和英俄中亚对抗的最后一个高潮，这场危机在1885年9月10日以英俄双方达成《勘定阿富汗西北边界初步协定》而最终平息后[101]，英俄中亚对抗开始走向落幕，英俄对抗在国际政治中的危险性和重要性也开始下降。这场危机促成了阿富汗西北边界问题的解决，而该问题正是英俄中亚对抗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一方面，不同于阿富汗北部边界的中段有阿姆河这个自然地理分隔物，阿富汗的西北地区并没有明显的自然地理分隔物可以用作阿富汗与土库曼部落聚居区的分界线，所以它可谓是阿富汗北部边界中最难划定的一段；另一方面，该问题涉及赫拉特的安全，而赫拉特—坎大哈一线自古便是来自中亚的势力进入印度次大陆最便倢的通道。该问题解决后，俄属中亚与阿富汗的边界之争就剩下了帕米尔山区的那一段，它是俄属中亚与英属印度之间缓冲区的最后一个缺口，也是俄国从中亚进攻英属印度最后的一个潜在通道。但帕米尔山区的海拔极高，自然条件严酷，其军事通道价值非常有限，携带重型武器的大军很难从这里顺利通过，从帕米尔山区进攻英属印度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中线的兴都库什山脉和西线的赫拉特—坎大哈一线，因此俄国通过帕米尔山区进攻英属印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尽管两国也在帕米尔地区展开了竞争和对抗，但对于两国的决策层而言，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并不大。阿富汗西北边界这个关键性问题解决后，两国在帕米尔山区的对抗只能算是它们在中亚对抗的余波，而非中心和焦点。而且1885年之后，英俄两国在中亚再也没有再发生过特别严重的战争危机或规模巨大的国家间战争。

其次，从中亚大变局的角度来看，1885年彭狄战争危机结束后，俄国在中亚的大规模扩张趋于结束，随着这个第一推动力的消失，中亚大变局也趋于结束，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趋于定型，而俄国的战略关注重点也开始逐渐从中亚转向远东——1886年春季，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发表声明指出：“我阅读了西伯利亚各总督的许多报告，我必须以遗憾和抱愧的心情承认，对于（远东）这块富饶的地区，政府以前实际上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满足需要，它被忽视了。但现在是时候了，而且早就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同年，亚历山大三世发布了要开始修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敕令[102]。亚历山大三世发表的这一声明往往被视为俄国把注意力从中亚转向远东的头一个重要事实。[103] 所以本书选择了1885年作为英俄中亚对抗和中亚大变局的结束之年，而1864—1885年正是英俄中亚对抗和中亚大变局最高潮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