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本书研究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9 世纪后半期英俄在中亚的关系史研究、19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对外政策和帝国政策研究，本书尝试从这两个方面对中外学者的既有研究进行简要的评述。
一 国外的相关研究
关于19世纪后半期英俄在中亚的关系，国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远远超过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早在19世纪后半期英俄“大博弈”持续展开的时候，英国国内就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就该问题进行分析的专著和时评。其中影响较大的如亨利·罗灵逊（Sir Henry Rawlinson）的《英俄在东方》（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1875）、托马斯·乔治·巴林（Thomas George Baring）的演讲集《阿富汗问题》（The Afghan Question，1878）、作者匿名的《荒诞的策略：英国与阿富汗》（Tall Tactics：England Affghanistan， 1879）、威廉·约瑟夫·伊斯特威克（William Joseph Eastwick）的《李顿与阿富汗战争》（Lord Lytton and the Afghan War，1879）、德米特里·查尔斯·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的《英俄在中亚》（England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1879）和《中亚问题：阿富汗、中国与中亚》（Central Asian Questions：Afghanistan，China，and Central Asia，1885）、英国议会阿富汗事务委员会汇编的《阿富汗：有关印度的征服史》（Afghanistan：In Relation to Past Conquests of India， 1879）和《阿富汗战争的起因》（Causes of the Afghan War，1879）、威廉·帕特里克·安德鲁（William Patrick Andrew）的《我们的科学边界》（Our Scientific Frontier，1880）、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的《1889年俄国在中亚与英俄问题》（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and the Anglo-Russian Question，1889）、H.B.汉纳（H.B.Hanna）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8—1880）：起因、行动与影响》（The Second Afghan War 1878 -79 -80：Its Causes，Its Conduct and Its Consequences，1899）。这些论著由于对当时英国的决策层和公众舆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深深地嵌入历史之中，它们本身就可谓是英俄在中亚对抗的一部分，因此本书不准备在这一章里对它们展开评述，而将其视为研究对象，在后面的正文部分予以分析。在此本书将要探讨的是“二战”结束后以英文形式公开出版和发表的国外研究成果，在这其中若以研究深度而论，论文普遍优于专著。
在专著方面，首先关于这一时期英俄在中亚的关系的整体性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当数：迈克尔·爱德华斯（Michael Edwardes）的《大博弈：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Playing the Great Game，A Victorian Cold War）、大卫·吉拉德（David Gillard）的《争雄亚洲（1828—1914）：英国和俄国的帝国主义研究》（The Struggle for Asia 1828 -1914：A Study in British and Russian Imperialism）、杰拉尔德·摩根的（Gerald Morgan）《英俄在中亚的竞争：1810—1895》（Anglo-Russia Rivalry in Central Asia：1810 -1895）、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的《大博弈：中亚帝国的争夺》（The Great Game：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卡尔·梅耶（Karl E.Meyer）和斯莱恩·布莱赛克（Shareen Blair Brysac）的《影子竞赛：大博弈与争夺中亚帝国的竞争》（Tournament of Shadows：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叶甫根尼·谢尔盖耶夫（Evgeny Sergeev）的《大博弈：英俄在中亚和东亚的关系（1856—1907）》（The Great Game 1856 -1907：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在这六本书中， 《大博弈：中亚帝国的争夺》和《影子竞赛：大博弈与争夺中亚帝国的竞争》更偏向于通俗历史读物[118]。
迈克尔·爱德华斯的《大博弈：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出版于1975年，作者从时间上将英俄对抗分为两幕，第一幕从19 世纪20年代的俄波战争到40年代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结束，第二幕从19世纪60年代俄国南下河中三汗国到20世纪初第二次英藏战争的结束，基于这两幕，该书共分为两大部分：（1）窘境与战争；（2）火炉上的俄国熊，而与本书相关度较大的是它的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首先作者探讨了俄国决策层关于南下征服河中三汗国的政策争论，描述了俄国征服这一区域的过程以及1878年俄国在阿富汗的一系列战略行动[119]；然后作者又探讨了从劳伦斯到梅约再到罗灵逊在中亚问题上的不同主张[120]；再然后又重点从印度总督李顿的角度分析了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的原因、过程以及善后政策[121]；最后作者探讨了英俄两国在中国新疆和西藏以及帕米尔地区的纷争与博弈[122]。然而作为一本比较薄的专著，该书也只是对英俄在中亚这近一百年的关系做了简练的概述，而且作者的兴趣似乎更多地在那些来到中亚的探险者和间谍上，该书虽然也表现出了两国内部关于中亚事务的政策争论，但还难言深入，与以后出版的这方面的专著相比，作者的观点也难言新颖。
大卫·吉拉德的《争雄亚洲（1828—1914）：英国和俄国的帝国主义研究》出版于1977年，与上一本书相似，这一本书的字数也不算多，而且研究的时间差不多也是从19世纪20年代到20 世纪初期。全书共分为八章，其中第六和第七章与本文的研究主题有较大的关联，在第六章，作者讨论了俄国大举进军中亚的国际背景、动因、内部争论、过程以及英国的反应[123]；在第七章，作者讨论了1878年英俄阿富汗战争危机和1885年英俄彭狄战争危机发生的国际背景和和平解决之因，作者主要是从欧洲大国形势变化角度做出的分析，作者认为俄国的优势是在中亚对英国进行一场局部战争，但英国却有能力将这场亚洲的战争扩展到欧洲[124]，这将是俄国难以应对的。其之所以在1878年选择在阿富汗问题中退却是因为它在欧洲遭到了孤立[125]，而英俄两国之所以能在彭狄战争危机后达成妥协，与俄国在不久之后的保加利亚危机中再次遭到欧洲孤立有关[126]。把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对抗和博弈置于欧洲的大国形势变化中去分析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但它在研究深度上仍有所欠缺。
杰拉尔德·摩根的《英俄在中亚的竞争：1810—1895》出版于1981年，全书共分为十四章，以第六章“间歇”为过渡，作者也把英俄在中亚的对抗分为前后两场。较之其他的同类专著，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在论述19世纪后半叶英俄在中亚对抗时，首先以一个章节的篇幅分析了以劳伦斯为中心的“精明无为”派（或可称为“不干涉”派）与以罗灵逊为中心的“前进”派之间的政策分歧，并且在往后的章节中以这种政策的分歧提纲挈领展开论述，罗灵逊派反对阿富汗统一在喀布尔政权下，主张英国应该兼并阿富汗从而与俄国以阿姆河为界，同时该派还坚信俄国将要入侵英属印度，入侵的主要方向是波斯—里海，而赫拉特作为门户城市具有无比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为了巩固英属印度的防御，该派主张英国至少应该先把坎大哈与赫拉特从阿富汗分离出来，并派重兵驻守[127]；而“精明无为”派则认为俄国入侵英属印度并不现实，反对兼并阿富汗，认为英属印度的西北防线应是旁遮普而不是兴都库什山，同时该派也不主张介入阿富汗的内部政治事务中或是与阿富汗建立同盟关系[128]。另外，正如作者所概括的那样，“‘精明无为’ 政策，确实精明，但并非无为（masterly it was， inactive it certainly was not）”[129]，“精明无为”派的政策重点是加强在中亚的商业和情报存在，同时推动西北边境地区的道路建设。通读该书，可以明显体会到作者对“精明无为”派的偏爱。
彼得·霍普柯克的《大博弈：中亚帝国的争夺》出版于1992年，该书的另一个版本于1990年出版于英国，书名为《大博弈：高地亚洲的秘密行动》（The Great Game：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本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博弈的开始、中期岁月、高潮年代）三十七章。作为一本通俗读物，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更侧重于趣味性而非学术性，因此该书并不能被视为一本逻辑清晰、论证扎实的学术专著，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和主导因素既不是宏观的英国内部的政策争论也不是欧洲大国形势的变化，而是以军官和商人为主体的探险家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更像是一部充满感情色彩的人物传记集或是群英演义。该书能够给读者一个有关英俄“大博弈”的感性认识，并从探险家个人角度提供给读者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而在一些情况下的确是这些探险家们在驱动事件的发展，比如商人罗伯特·肖（Robert Shaw）对阿古柏的访问[130]等。然而该书在对重大事件和政策的背景、起因上着墨不多，对俄国为何要大举进军中亚、英国为何会调整中亚政策以及为何要发起第二次英阿战争等，作者给出的分析既不充分，也相对缺乏鉴别，学术价值总体不高。
卡尔·梅耶和斯莱恩·布莱赛克的《影子竞赛：大博弈与争夺中亚帝国的竞争》一书出版于1999年，与霍普柯克的书相类似，该书也属于通俗读物，它共分为三大部分二十一章。作者对1864—1895年这段时间内英俄在中亚的对抗关系着墨不多，倒是英俄在中国西藏的对抗成为该书的写作重点，而且作者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也是双方身处博弈前线的军政主管（如印度总督李顿[131]、寇松[132]）、间谍（如孟加拉人萨拉特·达斯Sarat Chandra Das[133]）、探险家（如俄国的普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ilovich Przhevalsky[134]），对于更重要的两国中亚政策的争论和欧洲大国形势的变化，作者只是捎带提及而没有展开深入的论述，其特点和缺陷一如前书。
叶甫根尼·谢尔盖耶夫的《大博弈：英俄在中亚和东亚的关系（1856—1907）》的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该书大量运用了俄国和英国方面的原始档案，资料扎实、内容丰富、论证清晰，它可以说是“二战”结束以来相关专著中学术水平和价值最高的一本。全书共分为六章，与本书的章节划分相似，该书的作者也认为1874—1885年是英俄对抗的高潮阶段，而1886—1903年则是双方对抗的战略相持阶段。本书中最为出彩之处在于作者充分展示和分析了这四个问题：俄国大举进军中亚前夕的内部政策争论和征服中亚可能给俄国带来的不利影响[135]；从劳伦斯到罗灵逊到梅约再到从格莱斯顿，英国国内关于应对俄国中亚扩张的不同的政策主张[136]；1877—1878年俄国对阿富汗的一系列军事准备和外交行动[137]；俄国、英国和清帝国围绕着阿古柏问题和伊犁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军事和外交博弈[138]。但是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作者给出的答案或论证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作者在书中曾提到英国利用土耳其帝国和阿富汗在中亚组建“反俄穆斯林联盟”以及支持中亚地区的反俄暴动[139]，但具体英国是怎样做的，作者并没有展开论述而只是一笔带过。此外，关于1878年俄国为何会在阿富汗问题上选择有失颜面的退却，作者只是引用了戈尔恰科夫给考夫曼的安抚信作为回答——之所选择退却一方面是作为英国不干涉俄属中亚的交换，另一方面是因为阿富汗君主不值得信任，[140] 这样的解释显然难以令读者信服。尽管在很多转折性问题上，作者的解释都略有浅显且过于传统，但是由于该书大量运用了英俄两国的档案，因此研读此书的意义不亚于直接研读原始档案，这一点上它也丝毫不输于相关论文的质量。
另外，还有不少专著涉及这一时期英俄在中亚的关系，它们大致可以分为这六类。（1）研究这一时期两国在中亚的间谍活动，如弗里德里克· P.希茨（Frederick P.Hitz）的《大博弈：间谍活动的神话与现实》（The Great Game：The Myth and Reality of Espionage， 2004），塔林·特尔·米纳西安（Taline Ter Minassian）的《帝国最隐秘的机构：瑞金纳德·蒂格-琼斯，大博弈中的间谍大师》（Most Secret Agent of Empire：Reginald Teague-Jones，Master Spy of the Great Game，2014）；（2）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问题，如卡斯伯特·科林·戴维斯（Cuthbert Collin Davies）的《西北边境问题（1890—1908）：基于对1849年以来的政策的调查》（The Problem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1890-1908：With a Survey of Policy Since 1849，1975），C.开伯尔·米勒（C.Khyber Miller）的《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British India's North-West Frontier，1977）； （3）第二次英阿战争研究，如T.A.希思科特（T.A.Heathcote）的《阿富汗战争：1839—1919》（The Afghan Wars，1839-1919，1980），B.罗布森（B.Robson）的《通往开伯尔之路：第二次阿富汗战争》（The Road to Kabul，The Second Afghan War，1878-1881，1986），苏哈希·查克拉瓦蒂（Suhash Chakravarty）的《从开伯尔山口到阿姆河：一项帝国扩张研究》（From Khyber to Oxus：A Study in Imperial Expansion）；（4）新疆问题研究，如徐中约（Immanuel C.Y.Hsü）的《伊犁危机》（The Ili Crisis， 1965），金浩东（Hodong Kim）的《中国的“圣战”：中国新疆的穆斯林反叛与建国（1864—1877）》（Holy War in China：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1864-1877，2004）；（5）俾路支问题研究，如 T.A.希思科特（T.A.Heathcote）的《俾路支斯坦、英国与大博弈：印度大门的争夺战》（Balochistan，the British and the Great Game：The Struggle for the Bolan Pass，Gateway to India， 2016）；（6）这一时期中亚河中地区的简史，如 M.霍尔兹沃斯（M.Holdsworth）的《十九世纪的突厥斯坦：布哈拉、浩罕、希瓦简史》（Turkestan in the 19 thCentury.A Brief History of the Khanates of Bukhara，Kokand and Khiva，1959），贝克·西摩（Becker Seymour）的《俄国在中亚的保护国（1865—1924）：布哈拉与希瓦》（Russ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Bukhara and Khiva 1865-1924，1968），亚历山大·莫里森（Alexander Morrison）的《俄国在撒马尔罕的统治（1868—1910）：与英属印度的比较研究》（Russian Rule in Samarkand，1868-1910：A Comparison with British India，2008）。
就目前笔者所能查找到的相关的学术论文而言，它们中多数关注的焦点是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的背景和原因，毕竟这是1864—1885年英俄中亚对抗史中英国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武力动用，可以说它是英俄矛盾激化最极端的表现。所以这方面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研究得也最为扎实，其使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一手档案，可信度较高。艾拉·克莱因（Ira Klein）的论文探讨了究竟是谁导致了第二次英阿战争的爆发，他认为由于李顿本人性格的张扬和用词的夸张，使得历史学家们都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他身上[141]，认为他应该对战争的爆发负主要责任。但克莱因却提出李顿只是迪斯累利在中亚的“工具”[142]，迪斯累利本人有着强烈的反俄情绪，而且他和他的一些内阁大臣以及主导中亚事务的专家们都认为，英属印度的安全必须要依靠控制阿富汗的对外政策才能实现[143]。这篇论文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去理解李顿本人的性格、政策主张以及迪斯累利、索尔兹伯里、克兰布鲁克和李顿之间的关系。
相反，约翰·洛·达西（John Lowe Duthie）则认为第二次英阿战争就是李顿蓄意发起的，他在论文中运用历史心理学一方面分析了李顿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父母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他的诗歌[144]。作者认为虽然李顿的个人成长经历和他的个性特征并不足以使战争必然爆发，但李顿性格中的缺陷却制约了他对危机的认知以及应对危机的方法，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会选择动用武力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也决定了他的目标是肢解阿富汗。[145]达西在另一篇论文中更加清晰地分析了以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和巴特尔·弗里尔（Sir.Bartle Frere）为一派，以印度总督李顿和罗灵逊为一派，不同的“前进政策”派之间的政策分歧[146]，这导致英国在同一时期实际上有两个阿富汗政策[147]。而第二次英阿战争之所以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878年3月索尔兹伯里不再担任印度事务大臣，而继任者克兰布鲁克缺乏主见，李顿的自主权因此扩大[148]，得以不受束缚地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在论文的最后部分作者还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帝国主义的扩张进行了反思。[149]
贝利尔·威廉姆斯（Beryl Williams）的论文把第二次英阿战争的爆发放在1975—1878年近东危机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他也展示了当时英国“前进政策”派内部的政策分歧，但作者主要分析的是1878年俄国在近东和阿富汗问题上内部各派的争论以及俄国在阿富汗问题上选择丢失颜面的退却的原因。作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1）柏林会议的结果导致民众不满，削弱了政府的威信；（2）俄国的财力不足以再支撑一场战争；（3）俄国在欧洲面临外交孤立，缺乏国际支持；（4）俄军在冬季的阿富汗难以行军作战[150]。克里斯托弗·华莱士（Christopher Wallace）的论文则分析了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前后英国自由党的态度和主张，论文提出格莱斯顿主要是站在三个方面对第二次英阿战争进行批评：违宪、战略错位、道德和宗教上的非正义性[151]，但其他多数自由党人士所认同的只是其中的第二个方面，即英阿战争是“前进政策”的产物，而该政策是个战略错误，他们反对“前进政策”的主要观点和论据多来自前印度总督劳伦斯[152]，所以该论文也是对劳伦斯的“精明无为”政策的一个较好的展示。同时这篇论文还暗示了1880年自由党重新上台后在阿富汗问题上将要推行的一系列善后政策。约翰·罗西（John Rossi）的论文同样也研究了第二次英阿战争前后英国自由党的态度和主张，但他的研究显然要比华莱士的细致得多，他的论文分析了1878年8—10月自由党内部针对保守党的阿富汗政策以及英阿战争的分歧，特别是劳伦斯、诺斯布鲁克、里蓬与哈利法克斯之间观点的异同[153]。起初自由党领导人格兰维尔对保守党的阿富汗的政策采取的是谨慎和观望的态度[154]，但后来由于三个因素的影响，自由党开始对保守党的阿富汗政策进行猛烈的抨击[155]，而随着英国在阿富汗处境的恶化，自由党的这些批评得到了验证。尽管这一时期自由党只是议会中的反对党，但通过观察它内部相关要员对保守党的阿富汗政策的批评，一方面能够更充分地理解1864—1874年英国的“精明无为”政策，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全面地去了解1880—1885年英国在中亚政策上的调整，而关于这两个时期英国的中亚政策，目前国内外的研究都比较薄弱。
亚历山大·莫里森（Alexander Morrison）的论文大量使用了俄国档案，并且主要从俄国角度分析了第二次英阿战争的起源。首先他的论文分析了1878年4月俄国陆军大臣米留京主持召开的亚洲事务会议上，俄国各派就进军英属印度而展开的政策辩论，会议的结果是俄国决定一方面向俄属突厥斯坦增派兵力，另一方面派遣使团赴阿富汗与其建立同盟关系。[156]然而对于英印政府来说，它们并不担心俄军在俄属突厥斯坦的集结，但阿富汗隆重接待俄国使团一事却使总督李顿感到愤怒[157]。作者认为导致李顿愤怒的主要原因还是英国的威望问题[158]，而面对英国的激烈反应，俄国之所以选择丢失颜面的退却，作者分析是因为沙皇认为俄土战争使俄国在欧洲遭到了孤立，他害怕与英国进行一场欧洲战争[159]。作者最后总结认为，这一时期英俄双方都低估了对方在阿富汗两侧的统治基础和战略决心，而一旦受挫，它们又容易对各自在中亚的前景过于悲观判断从而出台偏执的政策；同时作者还认为英俄双方都低估了阿富汗的统治者和人民的重要性，最后的结果并不是英国或俄国的代理人掌控了局面，而是那些了解自己、代表自己的阿富汗统治者掌控了局面。[160]
除了第二次英阿战争外，国外学者的论文主要还涉及如下问题。（1）英俄两国在阿古柏问题上的博弈。比如伊恩·W.坎贝尔（Ian W.Campbell）的论文反思了这段历史，他将英俄这一时期在新疆的关系概称为“友好的对手”（friendly rivals），认为虽然英俄两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加剧，但由于有着共同的探险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以及共同的欧洲认同，这一时期在新疆问题上两国的外交人员和旅行者实际上建立起了一种有着共同利益、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关系[161]，他认为这一点有助于人们理解英俄对抗为什么能够保持在冷战的程度[162]。（2）“大博弈”这个术语的含义、产生和演变过程[163]。比如马尔科姆·亚普（Malcolm Yapp）的论文提出“大博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它狭义上是指英俄两国情报人员在中亚的活动，广义上是指英俄在中亚的对抗关系以及英国为应对俄国入侵而进行的防御行动[164]，他认为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阿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上尉写给亨利·罗灵逊的信中，当时意指在阿富汗推进文明使命，而并非是与俄国对抗[165]。I.W.凯伊（I.W.kaye）则在两个方面改变了“大博弈”的原本含义，一是使它在地理上与中亚相联系，二是使它具有“帝国主义”的含义[166]，而使该术语广为人知的是吉普林（Rudyard Kipling）的小说《吉姆》（Kim）[167]。（3）其他欧洲大国与英俄中亚对抗的关系，比如詹姆斯·斯顿（James Stone）的论文分析了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在中亚问题上的利益，以及俾斯麦如何利用英俄中亚对抗去改善德国的安全形势，去影响英俄两国的对外政策，他在论文中提出俾斯麦中亚政策的长期战略目标主要有二：一是为俄国的战争激情提供发泄的方向和场所，二是使英国在平衡俄国军力增长方面发挥有效作用[168]。所以他积极支持俄国向中亚扩张，并期望英俄爆发战争[169]，为此他甚至一方面利用中亚问题去打击戈尔恰科夫在俄国的权势，另一方面又利用中亚问题去促成格莱斯顿再次下台[170]。作者最后认为如果没有俾斯麦积极地怂恿俄国向中亚扩张，“大博弈”的紧张度不可能在他当政的这二十年间持续得如此之高[171]。这篇论文对于读者去进一步理解当时欧洲大国外交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亦有较大的帮助。（4）英属印度的防御计划。比如R.A.约翰逊（R.A.Johnson）的论文主要探讨了1885—1990年英属印度西北防御计划出台的背景、争论、变化和影响，作者提出1885年的彭狄战争危机使英国制订印度防御计划一事变得刻不容缓，而阿富汗正是英属印度防御的关键。英属印度的西北防御计划主要是对阿富汗怎么办的问题，但阿富汗同时也是一个极不可靠的盟友和危险的负担[172]，当时的印度军队总司令罗伯茨提出了富有影响力的以兴都库什山和俾路支荒漠为防线的“科学边界”的方案[173]，不过他的继任者加尼特·韦尔斯利（Garnet Wolseley）对此却不以为然。韦尔斯利认为英国通过在巴尔干和黑海对俄国的攻势就足以确保英属印度的安全，而英国情报部门的主管们则更加全面地考察了英属印度防御的政策选项和俄国威胁的实质，特别是俄国军队的真正实力与部署的时间[174]，他们都同意俄国最有可能通过阿富汗侵入英属印度，但英国却不能占领阿富汗，因为这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实力。英国最终选择的防御方案是比较务实的那个，即占据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线上的关键性战略通道，在英属印度西北防线上部署军队，同时在后方保持必要的兵力以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越过英属印度的边境线去作战[175]。（5）彭狄战争危机问题。比如R.A.约翰逊的另一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彭狄战争危机爆发的背景，也即1880年以后俄国在吞并外里海土库曼两绿洲的过程中，英国各界对俄国扩张不同的认知和应对主张以及英俄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外交博弈[176]。作者认为格莱斯顿之所以对“彭狄事件”反应如此强烈，主要是因为他个人对这一事件感到失望和羞愤[177]，同时还因为苏丹的“戈登事件”和英国大选的临近[178]，他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准备战争的姿态。但多数自由党人士仍然坚持协商解决一切纷争的原则。而且当时英国对俄国进行战争面临着诸多困难[179]，因此格莱斯顿又与俄国保持着畅通的沟通渠道，并力促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与俄国进行谈判[180]。作者还认为在彭狄战争危机中更重要的因素是阿富汗自己的反应[181]，阿富汗国王拉赫曼的态度是危机和平解决的关键。这篇论文的研究非常细致，论证也十分扎实，但遗憾的是，作者在文中很少论及英国政府具体采用了哪些危机管理的措施和危机为什么能够得到控制，以及此次战争危机的影响。
这一时期英国对外政策和帝国政策与本书的研究主题也有着较大的关系，因此需要予以关注。国外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是蔚为壮观，已出版和发表的成果数量极多，且十分系统。但本书所要关注的只是英国对外政策和帝国政策中的原则和理念及其变化的机理，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和分析框架。然而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书籍和论文并不多，格雷汉姆·D.古德拉德（Graham D.Goodlad）的《英国的外交和帝国政策（1865—1919）》（British Foreign and Imperial Policy，1865-1919）一书分析了迪斯累利与格莱斯顿在担任首相期间采取的不同的外交和帝国政策。该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充满了大量精辟的论断，比如书中指出迪斯累利并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182]，国内的政治压力塑造了他的对外政策，他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上的主要责任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气候，这种气候鼓励着李顿对阿富汗采取进攻性措施[183]。关于格莱斯顿，作者主要是从政治思潮变迁角度考察了他的对外政策，认为19 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盛行的帝国主义思潮一方面使格莱斯顿在外交上难以坚持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另一方面也使他的自由主义式的对外政策主张变得愈加不合时宜，而最终不得不选择了从政坛中退休。[184]马文·斯沃茨（Marvin Swartz）的《迪斯累利与格莱斯顿时期英国对外政策中的政治因素》（The Politic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Era of Disraeli and Gladstone）一书虽然涉及中亚问题的内容不多，但该书独辟蹊径地以这一时期英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为研究重点，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创新性。作者认为迪斯累利和格莱斯顿两人无论是在土耳其问题上还是在埃及问题上所推出的政策都源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他们不同的对外政策事实上都是对“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和“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的回应，迪斯累利和格莱斯顿生活在大众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快速上升的时代，在此时代下，一国的对外政策已经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185]C.J.罗伊（C.J.Lowe）的《勉强的帝国主义者们：英国的对外政策（1878—1902）》（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一书的第四章探讨了英属印度防御问题，它以一定的篇幅分析了从第二次英阿战争到19 世纪90年代英俄在中亚的对抗态势，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它对英俄两国关于中亚问题的内部争论予以较多的关注，该书也分析了英国“前进”政策与“精明无为”派（作者将其称为“旁遮普”学派）之间的争论[186]，并提出这种政策上的争论再掺杂入党派之争使英国难以在中亚问题上制定出有效的政策，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彭狄战争危机的爆发。[187]
另外，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还将参考如下相关书籍：《剑桥英国对外政策史：1783—1919（第三卷）》 （The Cambridge History i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83-1919，volumeⅢ，1923）、《维多利亚治下的英国历史（1837—1901）》（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Victoria 1837 - 1901，1926）、《英国的对外政策：从 1815年到 1933年》（British Foreign Policy：From 1815 to 1933，1934）、《格莱斯顿的对外政策》 （Gladstone's Foreign Policy，1935）、 《大英帝国的观念和理想》（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1941）、《英国对外政策的奠基：从皮特到索尔兹伯里》[Foundation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From Pitt（1792）to Salisbury（1902），1966]、《英国对外政策中的金融、贸易与政治（1815—1914）》（Finance，Trade，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15-1914，1968）、《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Victorian Imperialism，1978）、《外交机构的大脑：制定英国的对外政策（1865—1914）》（The Foreign Office Mind：The Making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1865-1914，2011）、 《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战争与外交》（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ics，War and Diplomacy，2015）。同时，本书还将参考迪斯累利、格莱斯顿、索尔兹伯里、劳伦斯和李顿等人的传记以及他们的书信集。在档案方面，本文将主要依靠《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这套档案集去发掘材料和论据。
二 国内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术界在近代国际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水平总体上比较滞后，对英俄在中亚的这段历史更是鲜有关注，因此公开出版和发表的学术成果数量很少，质量上也参差不一，而且绝大多数成果都发表或出版在2000年前后，2010年以后则几乎可以说是出现了停滞。如果单从成果数量上看，国内最关注该问题的学者是宁波大学的朱新光，他在南京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的主题是“英国对中亚的外交史”，该论文在200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英帝国对中亚外交史研究》（约20万字），这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从19 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并且有不少的篇幅是在分析苏联解体后中亚的形势和西方对中亚的外交战略。作者把英国对中亚的外交分为四个阶段，即“精明无为”外交政策、“前进”外交政策、“势力均衡”外交政策、“干涉”外交政策[188]，然后分析了每个阶段外交政策的背景、特点和影响。该书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较多地运用了《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这套档案集。此外，湖南师范大学王治来所著的《中亚近代史（16—19 世纪）》[189]、王治来与丁笃本合作编著的《中亚国际关系史》[190]、西北大学彭树智主编的《阿富汗史》[19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大正和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192]以及贵州师范大学蓝琪所著的《16—19世纪中亚各国与俄国关系论述》[193]等地区通史类书籍亦对这一时期英俄在中亚的关系有着比较清晰的介绍，它们也是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在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方面[194]，首都师范大学赵军秀的论文简要地分析了1885年彭狄战争危机发生的历史渊源、过程、解决途径以及对英国中近东外交战略的影响，作者的结论与国际学界的主流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在英国在应对该危机时所受到的阻力实质上是欧洲各国联合反对英国，反映了英国在欧洲的外交孤立[195]。沈立新[196]和周一民[197]的论文分别简述了19世纪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过程。贵州师范大学刘如梅的论文简述了19世纪70—80年代英俄在土库曼斯坦的争夺过程[198]。喀什师范学院韩建萍的论文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与俄国在中亚争夺中的印度因素[199]。从俄国角度去分析，曾立人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站在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上简述了沙俄如何吞并中亚南部三汗国和土库曼地区[200]。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于春苓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中评析了19世纪俄国的中亚政策产生的四个原因（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东方遗产”及“东方人”思想、与英国争霸的需要）、三个特征（商业贸易与军事征服并进、官方与军方互动、中亚政策与欧洲政策互补）和两大后果（为俄罗斯的不稳定埋下隐患、中亚开始走向被边缘化的过程）[201]。
与此同时，由于英俄在中亚的对抗涉及与中国有关的新疆和帕米尔问题，因此这段历史引起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扎实，出版和发表的成果更多且其中不乏较高学术价值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建英在其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一书运用了较多的中国和英国方面的一手档案，与本书研究主题相关的是其书中“英国与阿古柏的政治、贸易关系”及“英国和中俄伊犁交涉”这两个章节。作者认为，即便都是在“精明无为”政策的大框架内，1864年上任的约翰·劳伦斯与1869年上任的梅约在对新疆政策上有着巨大的不同。作者认为劳伦斯的对新疆政策主要有三点：不赞成和阿古柏发展政治关系；对俄国可能由新疆入侵英属印度持否定态度；认为和新疆的贸易难以发展成规模，不赞成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贸易。[202]相反，梅约则主张和阿古柏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他的控制地区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扩大对新疆的贸易，将其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203]在论文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梁俊艳、张振东简述了1873年福赛斯使团出使叶尔羌的背景、过程和影响，作者认为1874年《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签订后，阿古柏控制下的新疆已经沦为英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204]暨南大学的石沧金则分析了沙俄与阿古柏伪政权的关系，他认为整体上阿古柏伪政权同英国的关系较之同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友善，阿古柏更加防范、疏远俄国，同俄国的矛盾和冲突也较为频繁。[205]深圳大学恽文捷的论文考察了英国干涉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的缘由和方式，他认为英国通过舆论、外交和财政等方式干扰了左宗棠的西征，而左宗棠则通过加速进军收复新疆、联俄制英、利用矛盾实现借款等方式进行反干扰，[206]这篇论文材料充分、结构明晰，可谓是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的翘楚。
此外，因英俄对抗而引发的帕米尔问题也是国内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许建英的论文探讨了英俄私分帕米尔的原因、英国入侵坎巨提的影响以及瓦罕走廊的法律地位。[207]在另一篇与陈柱合写的论文中，他们更细致地论述了英国侵占洪扎的过程，并提出英国入侵洪扎后，清政府一反常态地积极进行争夺和交涉，不肯放弃对洪扎的宗主权和管辖权，但由于清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和策略仍然十分不成熟，加之国家贫弱，清政府仍然不得不对英国做出妥协。[208]朱新光主要在依靠《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的基础上也分析了英俄私分帕米尔的经过，他同样也认为清政府在逆境中临危不惧，坚持与英俄“执约力辩”，并企图利用英俄矛盾，靠拢英国，逼迫俄政府在帕米尔做出让步。[209]暨南大学的李强和纪宗安则重点分析了清政府对帕米尔管辖范围和方式以及政策上的失误。[210]盐城师范学院陆玉芹以当时的驻俄公使许景澄为中心探讨了他在交涉帕米尔问题中的作用和策略，她认为许景澄交涉的结果——中俄“两不进兵”是值得肯定的，但“以夷制夷”变成“依夷制夷”是许景澄外交策略中的一个缺陷，他最终没能彻底解决帕米尔边界问题。[211]
国内关于这一时期英国对外政策和帝国政策的研究也相对比较薄弱。在专著方面，国内几乎没有专门研究这一时期英国对外政策的学术书籍，南京大学朱瀛泉的《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212]和首都师范大学赵军秀的《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18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213]对这一时期的英国对外政策有所涉及，上海政法学院盛红生主编的《英国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一书探讨了英国“光辉孤立”政策形成的背景、内涵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214]外交学院崔金奇的《岛国心理与英国对外政策》一书则探讨了岛国心理影响下的英国均势外交[215]。关于这一时期英国的帝国政策，安徽大学张本英的专著《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分为四章：自由贸易——自由帝国的基石，移民自治——自由帝国的特征，“文明的使命”——自由帝国的理念，包围印度与贸易通道——自由帝国的原则[216]。尽管并不是专门研究1864—1895年英国的帝国政策的著作，但该书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由北京大学钱乘旦主编，刘成、陆伟芳分别主笔撰写的《英国通史（第五卷）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中的“外交”和“帝国”两章与本书的研究主题亦有一定的关联。可以说这套《英国通史》较之以前其学术价值有了很大的提升，作者把19 世纪英国外交分为四个阶段：均势外交（从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9 世纪30年代）、炮舰外交（19 世纪30—70年代）、帝国主义外交（19 世纪70—90年代）和战前外交（19世纪90年代至“一战”爆发）。[217]不过这种时段的划分存在一个问题，即从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到1875年近东危机爆发，在这期间英国外交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炮舰外交”，这时的英国外交早已从“炮舰外交”中退却，而更类似于一种“不干涉外交”。在“帝国”这一章，作者结合着当时流行的“自由贸易”和“有形帝国”等理论，站在帝国整体角度简要地分析了1857—1858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过程以及之后英国巩固其在印度次大陆的统治的各种方式[218]，尽管不够深入，但却便于读者进行宏观上的对比分析。
在论文方面[219]，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比较薄弱，除了南京大学的刘成的论文外，其他学者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在研究深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刘成关注的重点是19 世纪的英国外交，他在《论英国迪斯雷利与格莱斯顿时期的外交政策》一文中比较了迪斯累利与格莱斯顿外交政策的异同及其根源，他认为迪斯累利与格莱斯顿时期的英国外交原则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外交政策和行动方式上，格莱斯顿的外交理念也是现实主义的一种体现，从长远考虑，格莱斯顿通过协商解决冲突正是解决冲突的一种有效手段，而迪斯累利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更能在短期内为英国获得更多利益。[220]在另一篇论文《19世纪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辨析》中，他提出19 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是：英帝国是重中之重，保持强大的海军力量，维护欧洲均势。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没有变，而孤立主义则是19 世纪英国外交的主线。只要不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英国就努力置身于局外。[221]他还提出“孤立主义”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外交理念，英国越是强大，“孤立主义”就越发明显，并成为试图控制欧洲局势乃至世界局势的一种手段，英国孤立主义不是理想主义外交理念的体现，而是交织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之中。[222]另外，相较之与迪斯累利的外交政策，国内目前发表的有关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的论文更多些，山西师范大学张朝兵、承庆昌的论文分析了格莱斯顿外交观形成的背景，然后简要地评析了他外交观中的民族和国家平等观、和平与裁军思想、“光辉孤立”思想、民族自决思想，最后作者认为在外交领域里格莱斯顿是个失败者，但他身上闪烁着自由和平与民主的火花，在今天应给予适当肯定。[223]上海外国语大学沈秋欢则分别在两篇论文中探讨了格莱斯顿的欧洲协调思想[224]和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225]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帝国政策方面，南京大学张红的《试论1868—1872年间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帝国政策》一文着重分析了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政府于1868—1872年积极推行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保持“自愿、松散”联系的无形帝国政策的起源、实施和影响，作者认为该政策是历史需要与个人理想的产物，虽然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但却是英帝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226]沈秋欢的论文分析了格莱斯顿的“自由帝国”思想形成的背景和原则，作者认为格莱斯顿通过实现殖民地的经济独立、推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防务脱钩、推广地方自治这三大实践来完成其“自由帝国”的构建。[227]张本英的论文《论迪斯雷利的帝国观》则重点分析了迪斯累利在1872年的“水晶宫演讲”，作者认为所谓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帝国政策之争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存在，它只是迪斯累利出于和自由党争权夺利的需要而刻意挑选的一个突破口。[228]
总体而论，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虽然不乏佳作，但成果的整体数量却不多，在学术深度和专业性上也较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