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高培勇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和社科界委员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发出了“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号召。联想起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贺信中提出的“为人民做学问”要求，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体会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我看来，践行“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基础和关键所在，是在坚持“为人民做学问”这一根本政治方向的同时，全面而系统地把握好精品一词的深刻内涵。
一 精品，必须是“人民所需”
我们是做学问的。无论是将做学问视作一项工作，还是一项事业，都要首先解决为什么做学问的问题。换言之，同各行各业一样，做学问的人只有找准服务对象，才能履行好自身的使命，担当起自身的责任。这种使命和责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就是为人民做学问。
为人民做学问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其中，最为实在的一条，就是“做人民所需要的学问”。换言之，做学问必须立足于人民利益，立足于提供关系人民利益的研究成果。这可以说是精品内涵的第一要义。
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人民的具体表现就是纳税人。包括我们的工资薪金在内的与做学问有关的几乎所有经费，均来自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而非其他别的什么东西。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得为纳税人做事，做于纳税人有益的事，让纳税人的钱花得物有所值。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把牢、把稳为人民做学问的方向，而且要把为人民做学问落实到与做学问有关的所有事务中，贯穿于做学问的全过程、各方面。
做学问不是学者个人的私事，也绝非仅同个人学术偏好和学术兴趣相关的小事，而是一项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工作、同党和人民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事业。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便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始终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己任，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报效祖国和人民，这是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担当的历史责任。
做学问不能偏好什么便研究什么，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便研究什么问题，或者自己认为什么重要便研究什么，而要坚持“换位”思考，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着想，着眼于为人民解疑释惑，立足于为人民排忧解难，聚焦于人民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将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历史使命。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展开。从课题的立项、研究力量的配置，到研究过程的组织以及阶段性和最终成果的提炼和形成，都须紧盯需求侧，不能脱离满足党和国家需求这一最重要的着眼点。
操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如果把做学问视作一种供给，那么，供给终归要面向需求，终归要落实于满足需求。只有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才是可适销对路的。只有使用者所急需的产品，才是可获高价的。
以此而论，当前不断释放出的党和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强烈需求，实际上折射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供给同需求之间不相匹配的现实。表面上是需求问题，实际上是供给问题。事情表现在需求一侧，其深刻的根源则存在于供给之中。所以，以“人民所需”为标尺，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对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供给格局做一番审视和筛选，从而优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源配置，是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必由之路。
二 精品，也必须“有用、能用、管用”
为人民做学问，当然须有质量要求——出人民所满意的成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就是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质量要求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一条，应该是有用、能用、管用。我们要为人民“做有用、能用、管用的学问”，而不能将目标仅仅定格于写了或发表了多少东西，更不能做无用之功。这可以说是精品内涵的第二要义。
学问终究是要“用”的。无论是做偏重理论的学术研究，还是做偏重应用的智库研究，其最终的目标或归宿，全在于一个“用”字。在落实于“用”这一问题上，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并无实质区别。只不过，智库研究距离实践较近，偏重于提出政策建议、解决实际问题；学术研究距离实践相对较远，更关注发展学理、观点和理念，体现的是对于实践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这意味着，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论文、专著也好，教材、研究报告也罢，其价值或意义的评判，均首先取决于是否有用、能用、管用。因为，说到底，只有有用、能用、管用的成果，才是人民所需要的，才是有益于人民的。那些既不能证实或又不能证伪的天马行空之作，不仅绝对不值得我们为之投入哪怕一点点时间和精力，而且也绝对不值得我们为之花费哪怕一分源自纳税人所缴纳税款的研究经费。
这还意味着，即便是所谓纯学术研究，也不能为理论而理论，在理论推导的层面兜圈子，而须跳出理论分析的局限伸展至实践层面，不坐而论道，不隔岸观火。既要在实践中发现、筛选理论问题，又要在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的过程中研究理论问题、解决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也要坚持问题导向，也要有现实感和方向感。
这也启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国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把学问做在将中国的事情搞清楚、说明白的基础之上。这是保证做有用、能用、管用学问的基本前提。为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必须重实情，立足于一线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操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如果将做学问视作一个生产过程，那么，研究成果便是做学问的产品。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系对立的统一，只有具有使用价值的研究成果才有价值。
以此而论，这些年来，我们开的各种研讨会不能算少，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不能算少，呈交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也不可谓不多，但就是在有用、能用、管用方面与党和国家的需求之间存有距离。问题不在量而在质，不在规模而在结构。所以，以“有用、能用、管用”为标尺，聚焦于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着力提升供给质量，乃是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必由之路。
三 精品，还必须“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做人民所需要的学问也好，做有用、能用、管用的学问也罢，也当然要从长期大势中考量，将做学问的成果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鉴别。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就是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这意味着，研究成果是否真正为“人民所需”、是否真的“有用、能用、管用”，还需用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还要经由实践过程来评判。这意味着，我们要以对历史高度负责、对实践高度负责、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做学问，为人民“做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学问”。这可以说是精品内涵的第三要义。
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成果，无疑要出自专家之手，系专家之作。那些跨出自身专业领域、出自“漫谈者”或“票友”之手的跟风之作、一知半解之作，往往是没有根基的，也往往是靠不住、经不起推敲的。只有立足于自身的专长，坚持在“真正学有所长”的领域内，长期蹲守、持续跟踪，才可能成为精于专业分析的行家里手，也才能做出“真能解决问题”的学问。
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成果，显然要出自专家之拳头产品，系专家潜心倾力之作。那些速成之作、蜻蜓点水之作或心血来潮之作，只能逞一时之勇，一旦时过境迁，便往往会成为过眼烟云，甚或沦为无用垃圾。只有扎扎实实，聚焦于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问题潜下心来，倾尽心力，才能做出建立在做严格而充分的论证基础上的学问。
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成果，也当然是可终身保质的产品，系专家高度负责之作。那些表面文章、应景之作，往往只能管一时，而不能管长远；或者只能轰动于一时，而不能维持长久。只有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做到勤业敬业，才可能做出敢于负责到底、能够负责到底的学问。
操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以做学问的产品定位研究成果，那么，作为产品的提供者，我们须对研究成果担起终身保质责任，对研究成果的质量负责到底。
以此而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重数量、轻质量，只想速成、热衷看风向、赶时髦、搞短平快等不正常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职业素养的缺失，勤业敬业精神的不足。所以，以“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为标尺，将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在明德、立德的基础上，多下苦工、多练真工，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亦是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必由之路。
将上述的讨论做一归结，可以说，“人民所需”“有用、能用、管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须深刻把握的关于精品内涵的三层基本要义。“做人民所需要的学问”“做有用、能用、管用的学问”“做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学问”，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三条必由之路。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源自：《光明日报》2019年5月21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