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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丽穿着短上衣，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找东西。她原先那头浓密的秀发，而今已经变得稀疏，用发针别在脑后。她面容憔悴，那双满是怒火的眼睛，因脸部干瘪而显得眼眶深陷。房间里到处撒满东西。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下来，眼睛盯着门，竭力使脸上露出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却只是徒劳。她感到害怕，害怕即将发生的会见。她刚才试图做的，这三天来已经试了十来次：找出她准备带到娘家去的孩子们和自己的东西——却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就连现在，也和前几次一样，她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她得想法惩罚、羞辱他，就算只让他稍微品尝下他对她施加的痛苦，也算是报了点儿仇。她老说要离开他，却又感到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因为自己无法抛弃他是她丈夫的想法，也无法抛弃爱他的习惯。此外，她觉得如果在自己家里都照看不好五个孩子，离家在外就只会更糟。事实上，三天来最小的一个因为吃了不新鲜的鸡汤生病了，其他几个昨天几乎没有吃上午饭。她感到离开是不可能的。可是，她还在欺骗自己，还在找东西，装做要离开的样子。

一看到丈夫，她就把双手伸进小衣柜抽屉里，好像在寻找什么。等他走到自己身边很近的时候，才瞅了他一眼。然而，她原想做出一副严厉而坚决的表情，脸上流露出的却是怅惘和痛苦。

“陀丽！”他用轻轻的羞怯声音说，边说边把脑袋缩到肩膀里，努力装出一副可怜而顺从的样子，可还是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

陀丽迅速地把他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的模样，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对，他倒是幸福又满足！”她想，“可是我呢？……大家都喜欢他这副和颜悦色的样子，还夸奖他，这真叫人厌恶；我就是憎恨他这副样子。”她抿紧嘴唇，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右半拉筋肉开始抽搐起来。

“您要干什么？”她用急促、不自然和深沉的声音说。

“陀丽！”他颤抖着声音又叫了一下，“安娜今天就要来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能见她！”她嚷嚷说。

“可是总得，可是，陀丽……”

“您走，走，走！”她嚷嚷着，眼睛并不看他，仿佛这叫嚷是身上什么地方正痛得厉害。

奥勃朗斯基在想妻子的时候还能保持平静，指望一切照马特维说的那样会顺利解决，还能平静地看报、喝咖啡；可是当他看到她那痛苦憔悴的脸，听到这种听天由命的绝望声音时，就感觉呼吸困难，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堵着，眼睛里也开始闪耀出泪花。

“我的上帝，我干了什么！陀丽！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要知道……”他无法再继续说下去，号哭堵住了他的喉咙。

她啪的一声关上衣柜的门，瞪了他一眼。

“陀丽，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话：请求你原谅，请求你原谅……你想想，难道九年的生活还抵不了那一时，一时……”

她垂下双眼听着，听他说些什么，好像在恳求他说服自己不要相信那件事。

“一时的冲动……”他说出来了，并想继续往下说；但听到这句话，陀丽又像身上哪儿开始疼痛一样，嘴唇紧闭，右边脸颊的筋肉又抽搐起来。

“您走，走开！”她嚷得更刺耳了，“别再对我说您的那些冲动和下流勾当！”

她想走开，但身子摇晃了一下，便伸手扶住椅子靠背，免得倒下。他的脸胀大了，嘴唇鼓起来，两眼直淌泪水。

“陀丽！”他抽泣着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想想孩子吧，他们是无辜的。是我的过错，惩罚我吧，让我为自己赎罪。只要办得到的，我决心全部照办！是我的过错，千真万确，是我错了！可是，陀丽，原谅我吧！”

她坐下了。他听到她沉重的呼吸声，对她产生了无法形容的怜悯。她几次想开口说话，却说不出来。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们，就是为了逗他们玩；而我想到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全都毁了。”她一字一句地说道，看来，这些话三天来她对自己说过不止一次了。

她说话时对他以“你”相称⁽⁵⁾，他感激地看着她，挪动身子想去拉她的手，却被她厌恶地避开了。

“我想着孩子们，为了救他们我什么都愿意；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是带他们离开父亲好呢，还是把他们留给放荡的父亲——对，放荡的父亲……您倒说说，在发生……那种事情以后，我们难道还能在一起生活？这难道可能吗？您说呀，这难道可能吗？”她提高嗓门，重复说，“当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与自己孩子的女家庭教师发生关系之后……”

“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他可怜巴巴地说着，头越来越往下耷拉，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我觉得您下流，让人厌恶！”她大声叫嚷起来，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像水一样不值钱！您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您没有心肝，不知廉耻！您卑鄙、下流，是个陌生人，是的，完全的陌生人！”她怀着痛苦和愤怒说出“陌生人”这个连自己都感到可怕的词儿。

他瞅了她一眼，她脸上那种愤怒的表情使他惊恐不已。她在他身上只看到了对她的怜悯，而不是爱情。“唉，她憎恨我，不会原谅我的。”他想。

“这真可怕！真可怕！”他说。

这时，隔壁房间里有个孩子大概是跌倒了，在大声叫喊；陀丽留神一听，脸色立刻变得温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接着迅速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可见她还是爱我的孩子的，”他注意到她听到小孩子叫喊时的变化，心想，“她爱我的孩子，又怎么会恨我呢？”

“陀丽，你听我再说一句话。”他跟在她后边说。

“如果您跟着我，我可要叫大家，叫孩子们了！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无赖！我现在就走，您和您那位情妇就住在这里好了！”

她啪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奥勃朗斯基叹了口气，擦了把脸，轻轻地走出了房间。“马特维说：会解决的，可怎么解决？我看甚至连可能性都没有。哎呀，哎呀，多可怕！她嚷嚷得多难听，”他回想起她的叫嚷和“无赖”“情妇”这些词，自言自语说，“女佣们也许都听到了！难听得可怕，可怕！”奥勃朗斯基独自站了几秒钟，擦了擦眼睛，喘了口气，便挺直胸脯，出了房间。

这天是星期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厅里上钟。奥勃朗斯基想起自己对这个规矩的秃顶钟表匠开过的一个玩笑，说这个德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安排得像上钟一样”，于是露出了微笑。奥勃朗斯基喜欢开好听的玩笑。“说不定事情还真会解决呢！一个好听的词儿：解决，”他想，“应该这样说。”

“马特维！”他叫了一声，“和玛丽娅一起去把安娜用的那间黄沙发的休息室收拾好了。”他对应声来到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勃朗斯基穿好皮袄，走到台阶上。

“您不在家用餐？”马特维送他到门口，问。

“看情况吧。这是给家里用的，”他边说边从皮夹子里取出十个卢布，“够吗？”

“够不够，看对付着用吧。”马特维说着，把马车门关上，退回到台阶上。

这时，陀丽哄孩子安静下来后，听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就又回到卧室里。这是她避开家庭事务的唯一去处；她一出卧室，家庭事务就将她团团包围。就是刚才她到孩子们房里这短短一会儿工夫，英国女佣和玛特连娜就向她提出了几个刻不容缓、只有她一个人能做主的问题：孩子们出去散步时穿什么？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个新厨师？

“哎呀，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她说着回到卧室里，坐在刚才与丈夫说话的地方，捏紧瘦得连戒指都要从指头上滑下来的皮包骨似的双手，重温起刚刚那场谈话的全部内容。“他走了！可是他要怎样才会与她分手呢？”她想，“难道他还在与她勾搭？我怎么没有问问他？不，不，和好是不可能的。就算我们仍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成了陌生人！”她带着特殊的含意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可怕的词儿，“我本来有多爱他，上帝啊，我多爱他，……我多爱他！难道现在我不爱他了？我是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可怕，主要的，是那……”她刚想到这里，玛特连娜从门缝里伸进头来，把她的思路打断了。

“您让我兄弟过来吧，”她说，“他饭菜做得好；要不然像昨天那样，孩子们到六点钟还没有东西吃。”

“那好吧，我这就去安排。对了，派人去取鲜牛奶了吗？”

就这样，陀丽又忙碌起日常事务来，一时间忘了自己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