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雍乾年间：清书占少数阶段

与康熙年间习清书人数相比，雍正初年习清书人数明显减少。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日，雍正帝诏谕：

翰林官员学习国书，原以备翻译编纂之任，必须专心熟习，辨析精微，积学功深，与年俱进，始为无忝厥职。查从前选馆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岁以下者悉皆分读清书，朕御极以来，只令择年少资敏者，每科不过十余人，俾其学习，盖冀其年富力强可收记诵翻译之功也。[52]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甲戌，一道谕旨中言及“庶吉士分习清书，例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分派。惟量其年力，不拘省分。旧时清汉各半。自雍正年间以来，分习清书者渐少，每科尚有十四五员、十七八员不等。”[53]

雍正十一年，雍正帝说其在位年间是每科有十余名庶吉士习清书；乾隆帝则说，雍正年间每科习清书的十四五员、十七八员不等。这是否符合事实？

雍正元年十一月乙巳，谕大学士等：

向来庶吉士学习清书，散馆之后，每至荒废，殊为可惜。嗣后清书，散馆之翰林，不可令其荒废。今年新科进士，选拔庶常，朕意学习清书者少派数人，令其尽心学习，务其通晓。散馆后，亦不可荒废，或在翰林，或在部曹，即令与满员一同翻译，如此方实有裨益。[54]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等题奏：

钦奉上谕事。臣等查得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谕：“今年新科进士选拔庶常，朕意学习清书者少派数人，令其尽心学习，务期通晓，或在翰林或用部曹，即令与满官一同翻译，如此方日实有裨益。”钦此钦遵在案。臣等分别得黄元铎等五员拟读满书，沈淑等四十四员拟读汉书在案。今科庶吉士臣等酌量分别议得庶吉士开泰、恒德、舒明、张圣训等四员仍照历科满洲、汉军庶吉士读汉书之例，俱拟读汉书外，庶吉士程恂、陈浩、赵晃、刘统勋等四员俱应读满书。庶吉士汪由敦……熊晖吉，并修撰陈德华、编修王安国、汪德容共三十五员俱应读汉书可也。臣等未敢擅便，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雍正审阅此份奏章之后，于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降旨：“谢朋庚、严源焘改读满书；张泰基、金相年齿俱长，学问亦好，不必教习三年，著掌院学士会同教习庶吉士将此二人与元年庶吉士一体散馆，余依议。”[55]

据这一史料可知：（1）雍正元年翰林院掌院学士遵照“学习清书者少派数人”之谕旨，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仅拟派五人学习清书、四十九人学习汉书；雍正认可翰林院掌院学士分派学习清汉书的人数。（2）雍正二年十一月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等拟派雍正二年甲辰科庶吉士程恂、陈浩、赵晃、刘统勋四人读满书。雍正帝觉得过少，又增添两人，即令谢朋庚、严源焘改读满书。雍正二年甲辰科六人习清书、三十七人（包括一甲三人）习汉书。

《茶余客话》也记载：雍正元年癸卯恩科“清书止派五人”；雍正二年甲辰科“清书派六人”。[56]

雍正五年六月十六日，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管翰林院事张廷玉等题奏：

钦奉上谕事……今科庶吉士臣等酌量分别议得：庶吉士富魁、世臣、常保住三员，仍照历科满洲庶吉士侍读汉书之例，俱拟读汉书外，编修邓启元、庶吉士李实蕡、金相、刘东宁、李直、王兴吾、陈其嵩、隋人鹏等八员俱应读清书。修撰彭启丰、编修马宏琦、庶吉士钱本诚、庄柱……张乾元等二十八员俱应读汉书。又汉军庶吉士周祖荣旧例应读汉书。据周祖荣称：祖荣系旗人，应当通晓清书，因年幼应试未曾学习翻译，今情愿学习清书等语，相应将周祖荣亦派读清书可也。谨题请旨。

雍正审阅此份奏章之后，于五年六月十八日降旨：“依议。”[57]据此份奏章可知，雍正五年丁未科共有九人（包括汉军庶吉士周祖荣）习清书，三十一人（包括一甲三名、八旗庶吉士）习汉书。

总之，雍正元年癸卯恩科、雍正二年甲辰科、雍正五年丁未科三科习清书的人数分别仅五人、六人、九人，而习汉书的人数分别是四十九人、三十七人、三十一人。可见，习清书者只是少数，而习汉书占大多数。这三科习清书的人数，并不是雍正和乾隆所说的。可能仅雍正八年庚戌科、十一年癸丑科两科习清书人数在十人以上。

雍正十一年四月辛未，雍正八年庚戌科散馆，谕吏部：

庶吉士裘肇煦等教习已久，今加考试，应分别授职，除梁诗正已授编修外，其清书庶吉士裘肇煦、王宗灿、林蒲封、沈慰祖、嵇璜、商盘、徐以烜俱著授为编修，阮学浩著授为检讨；汉书庶吉士钟衡、毛之玉、沈荣仁、吴华孙、鄂敏、栢谦、刘元燮、吴士珣、陶正靖、包祚永、任应烈、杨廷栋、张灏、曹一士、倪国琏、周范莲、程盛修、林令旭、王文璇、陈其凝、吴履泰俱著授为编修；高璇、韩彦曾、敷文、孙倪城、严树基、杨秀、卢秉纯、许希孔、周龙官、裘思录俱著授为检讨；额尔登额、福魁著留馆，再教习三年。[58]

这一谕旨提到的庶吉士，除沈荣仁是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庶吉士，包祚永、张灏、周龙官、福魁四人是雍正五年丁未科庶吉士外，其余三十六人均是雍正八年庚戌科庶吉士。雍正八年庚戌科共五十五名庶吉士，其中三十六人在雍正十一年散馆，还有十九人没有参加这次散馆。这次散馆有八人是习清书的，另没有参加这次散馆的十九人中可能还有习清书者。再据雍正十一年四月，雍正帝言及每科馆选，“择年少资敏者，每科不过十余人”来看，雍正八年庚戌科习清书的庶吉士可能有十余人。

乾隆元年四月癸未，内阁、翰林院带领雍正十一年癸丑科散馆修撰、编修、庶吉士引见，得旨：

清书庶吉士梁文山、周正思、王检、汪师韩、张映辰、赵瓒为编修，陈中荣、刘元炳、杜谧、王芥园为检讨；汉书编修张若霭、修撰陈倓、编修沈昌宇已经授职，庶吉士朱续晫……罗源汉（二十一人）为编修，宋楠……辛昌五（八人）为检讨；李敏第……吴士功（十人）俱以部属用，吴祖修……王廷鸿（六人）俱以知县即用，于开泰、李天秀，著归进士原班铨选。[59]

据这一谕旨可知，这次散馆，雍正十一年癸丑科有十名习清书的授职编修、检讨。此外授职部属、知县的可能有习清书的。应如雍正所说，有十余人习清书。

乾隆年间习清书的人数不多。乾隆十六年闰五月，诏令习清书者，“每科通计在十人内外”[60]。从分派清汉书小教习的人数来看，乾隆中期时，习清书庶吉士明显是少数。乾隆三十四年六月，蒋元益“被命教习己丑科庶吉士……于翰林院到任，奏派分教汉书翰詹衙门官六员，分教清书一员。”[61]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分派七名小教习，其中六名负责分教汉书，仅一名负责分教清书。这反映习清书庶吉士是少数。

参照附表5《清代散馆等第名次及授职表》，我们认为从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至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的十八科，以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为界，此前（包括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每科散馆习清书者有七八人，最多达十人，而此后，每次散馆均在五人以下。这反映习清书的人数乾隆前期有十来人，而乾隆后期在五人左右。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散馆习清书者只五人，反映此科习清书者人数并不多。而乾隆帝却认为此科习清书人数较多，将翰林院掌院学士分派习清书的人数减少。如阮元，乾隆五十四年，二十六岁，“殿试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朝考钦取第九名，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时掌院学士锡山嵇文恭公奏派先生习国书，以先生在江苏吉士中年最少也。后奉旨：以清书人数多，特改习汉书”[62]。

总之，雍乾年间习清书的庶吉士已是少数，大多数习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