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华夏传播媒介的学术史回顾

中国古代媒介观念的研究，是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即华夏传播研究中的一支。黄星民将华夏传播研究界定为“华夏传播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1]。谢清果在其基础之上认为华夏传播还应承担建构能够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机理和思想方法的学说。^[2]华夏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77年施拉姆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并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文化遗产。^[3]之后1978年香港、台湾两地分别举行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研讨会，余也鲁在此次大会上做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主题演讲，该文经过整理之后一并附载于当时余也鲁所翻译的施拉姆的《传学概论》之中，余也鲁在该文之中提出了“翻译传播学理论著作”“检讨现有的国人研究成果”“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找寻传的原理与原则”的三步走策略。^[4]台湾地区以台湾政治大学为中心，推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传播的著作，如方鹏程的《鬼谷子：说服谈判》、朱传誉的《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关绍箕的《中国传播思想史》等，并且指导该校的研究生以中国古代传播为主题撰写了一批论文，如严智宏的《孟子传播思想研究》等，但随着近年来逐渐出现的“中国化”往“在地化”的转向，^[5]其研究的后劲稍显不足。

目前华夏传播研究的力量还是以中国大陆方面的为主。1985年上海第一届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现了两篇关于华夏传播的研究论文。1988年吴予敏出版了第一部华夏传播研究专著《无形的网络》。此后，1993年“首届海峡两岸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会后出版了《从零开始》论文集。此次会议之后，孙旭培组织撰写了《华夏传播论》一书，该书开启了对中国传播史研究广泛领域的探索，使得中国文化和传播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华夏传播的研究也开始真正在国内生根发芽，有了具体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以后，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推出了一套“华夏传播研究丛书”，首批成果有郑学檬的《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以及李国正的《汉字解析和文化传播》。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金冠军、戴云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分古代卷（上、下）、近代卷和现代卷三卷，其中古代卷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做了一番梳理，是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古代传播史较为完整的通史著作。近十年来，华夏传播研究则加快了专业化、理论化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注重国家形象传播，追求提升文化话语权以及国家软实力；另一方面传播学主体性的呼唤也激发了华夏传播研究的需求，^[6]以谢清果、潘祥辉、姚锦云、李红为代表的青年学者的涌现更是带来一批高质量的、可以体现华夏传播学术特色的研究成果，如潘祥辉的《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传播比较视角》；邵培仁、姚锦云的《传播受体论：庄子、慧能与王阳明的“接受主体性”》；谢清果的《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李红的《庄子的“吾丧我”：主体趋近世界的路径》。这些文章不仅从研究形态上来说与以往的华夏传播的研究不同，而且还抛开了以往西方传播学理论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束缚，真正地开始做到“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7]用黄旦的话来说，就是立足于中国的传播实践，依照其自身的逻辑来发现和解决问题。“本土化”研究是从中国现实的传播问题开始^[8]，这也正是本书立足于华夏传播，确立自己为华夏传播研究中的一分子的缘由。

关于中国古代的媒介研究，吴予敏通过对古代口语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的分析，认为人类的沟通能力是生物遗传的本能，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就需要工具的帮助，这种工具就是媒介。^[9]不管是什么人，当他开始交流时就必须有媒介的帮助，并不是所有中国的媒介一定会与外国的媒介有所不同，吴东权在《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之中认为媒介是一种能够表达意识，透过传播方式以达到传播之功能者^[10]，他将中国的传播媒介分为了符号、音响、光影、器物、象形、文具以及综合类七大类，并在这些分类之下一一介绍了中国古代以来的各种传播媒介，开启了中国古代传播媒介研究的先河，也为后世中国传播媒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朱传誉在其《先秦传播事业概要》之中就认为早期的经典如《诗经》《尚书》就是一种新闻媒介，同时他又对当时的传播媒介如金文、甲骨文做了研究，认为媒介加速了信息的传播，为后来的战国争霸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加速了周王朝的衰落。^[11]此外朱传誉还著有《宋代新闻史》一书，在该书之中他通过对传播的媒介的划分来讲述宋代新闻发展的过程，他将宋代的新闻媒介分为邸报、小报、边报、榜文、时文等几种形式，分别对应介绍了各种传播媒介的形式、传播范围、传播效果等，他的研究与本书所研究的宋代媒介有一定的相关性。此外在其他中国断代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也有对中国古代媒介的研究。尹韵公在其《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中分析了邸报、塘报、告示三种传播媒介，对三者的起源、内容、性质、特点、价值和影响分别做了论述，同时也研究了这三种媒介的受众及它们的变种形式。^[12]李彬则在《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一书中对唐代的媒介做了考察，在这部书中，李彬考察了作为媒介的邸报、露布、檄文以及烽火。^[13]

除此以外，类似的对于中国古代媒介形式、功能及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这类研究往往集中于对媒介形式、功能、效果的研究，这与早期中国新闻传播学力图跟上西方传播研究的脚步有很大的关系，朱传誉在其《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以及《先秦传播事业概要》的序言之中就不断强调自己使用的是西方传播学的科学方法来做的研究。^[14]因此早期中国古代媒介研究的方法论与北美式的注重媒介效果研究的方法论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都注重对于中国古代媒介形式及功能效果的研究。正因为如此，这些对于中国古代媒介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运用中国古代自己的媒介观念去看待媒介，更多的是在现有形式之下对媒介以及传播界定，反观过去的历史之中是否存在媒介及传播现象。他们对媒介的看法与西方的媒介观念几乎没有差别，或者说他们仅仅将媒介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来对待，并不算是对中国古代媒介观念的研究，这一阶段可称作陈韬文所谓“简单移植”阶段^[15]，即照搬西方传播学理论中的媒介观来观照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媒介。李彬提到，正是人们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从直接变得间接，才导致新闻事业问世，才促使既往的传闻进化为此后的新闻，并推动传播行为由盲目无序演变为自觉有序。^[16]李彬在此认为媒介的传播结构更值得关注，作为传播领域的媒介物，是促使无序的个体化传闻向有序的社会化新闻转变的中枢环节，其历史意味颇值得深究，但遗憾的是李彬就此止步，并没对这个问题再做深入的探讨，这也不得不说是该书的一个遗憾。

上述文献虽然都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媒介，但它们很少涉及中国古代的媒介观念，同时，这些文献对于媒介的探讨更倾向于将媒介定义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工具以及载体，而较少涉及符号以及内容的层面。因此我们还需要再寻找专门讨论中国古代媒介的文献。

“媒介”一词最早可见于西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在唐代以后，“媒介”就已经是一个常用的词。张振宇和张西子认为媒介原有的意思是“媒人”及“引荐者”。旧唐书有云：“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媒介”实际上指的也指“媒人”以及“引荐者”。“媒介”一词真正由“人”及“物”是在清末，它开始指代那些起介绍、联结作用的物。^[17]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了“媒介”意义的变化，传统文化的没落与中外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媒介”的含义。当然，古代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媒介的观念，潘祥辉从“对天发誓”这一传统中国就有的观念入手，来探讨“对天发誓”作为媒介在古代交往之中的意义。在他看来，“对天发誓”本身就是一种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本身需要依靠中国文化作为解读它的根基，也就是“天道信仰”。而在其社会功能方面，潘祥辉认为“对天发誓”这一媒介主要有社会规范、获取政治合法性、增进人际沟通与社会合作的功能。^[18]此外他还曾就圣人作为媒介有过阐述，潘祥辉认为中国的圣人因为在世俗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个超级沟通者与传播者的角色，“圣人”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媒介学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总是被塑造成一个全能的传播者，在人与神的交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媒介观念的研究在现在还是相对较少的，更多对于中国媒介观念的研究还是从近代开始的，比如詹佳如从18世纪的孙嘉淦伪奏稿作为一种媒介入手，讨论古代媒介是如何形成一种民间的传播网络的，并认为古代媒介并不是给现代媒介带来一种熟悉感，它本身也承载着一定的观念与结构，而这也是现代媒介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20]也是从近代起，才逐渐出现了关于中国媒介观念的论述。孙藜从电报网络在中国的使用重构了近代中国的空间结构切入，探讨媒介的变革对于时空观念、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之中，清政府努力将电报网络这一新媒介纳入其权力结构以维护其统治的权威，但作为新媒介的电报还是带来了与旧时空观念的分裂。媒介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任人使用的工具，它本身也是促使人们观念发生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21]黄旦则通过苏报的研究来说明媒介在中国社会也存在着“媒介化”的过程，在交往和沟通过程之中，媒介扮演着使不同主体与其他主体或者环境产生关系的行为和方式的角色。^[22]在此基础之上，黄旦进一步指出，媒介制度化过程并最终形成“制度性媒介”的新格局，乃是思想知识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历史上的各种媒介（如纸笔印刷、官学私学等）与知识、思想乃至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关系^[23]，这些对于近代史之中新旧媒介的研究恰能激发我们回溯过往、重新发现华夏传播之中媒介的一种新的可能。

综上所述，虽然对于中国古代媒介的研究起始得很早，研究成果也算丰富，但在这些研究背后隐藏的依然是西方的媒介观念，通过对近世中国媒介研究的整理，我们发现实际上古代中国也存在着自身独特的媒介观念，这一观念正是现代媒介得以在中国运行的基础和条件，然而对它们的研究暂属零星，依然有待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