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牌坊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旌表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民间的表达，是国家主流价值观在民间的渗透”。[12]统治者为了极力推行符合自己统治的社会理念、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念，旌表不失为一种好的措施，通过对社会敬仰的模范代表进行褒奖，引导民众去效仿楷模，当这些楷模成为民众心里崇拜的偶像时，民众会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认同并践行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这样一来国家所主导的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深入民众，从而达到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
牌坊作为一个公共艺术和象征物，是民众生活的场所，也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华魅力文化的见证者，它促进了群体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千百年来，牌坊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精神追求和价值承载的一种。它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播媒介，在特殊的时代所延伸出的激励价值、教化传播价值和文化整合价值，对于现代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 激励价值
激励是激发人行为的一种心理过程，它能将人潜在的巨大的内驱力释放出来，只有当统治者所传播的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众的自觉愿意时，才会得到最佳的激励效果。四川隆昌的孝子总坊，通过对孝子的旌表，为群众树立榜样，通过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着人们的思想行动。
任何一种旌表方式作为一定的社会评价方式能否获得传播和认可，关键在于旌表是否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心声。每个时代都需要旌表，现处于新媒体时代的我们，或许早已淡忘立牌坊旌表的方式，但我们也有自己特有的旌表方式——大众媒介，美国社会学家德弗勒把媒介理解为：“可以是任何一种用来传播人类意识的载体或一切安排有序的载体。”中央广播电视台自2003年举办至今的《感动中国》精神品牌栏目，何尝不是一种更好的旌表方式，每一个被选人物都有震撼观众心灵的精神力量，他们代表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时代的精神，体现着中国传统的美德和良好的风尚。不论是他们的故事还是他们的精神，都激励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除此之外，中央广播电视台近年新推出的最美系列表彰专题，例如：《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寻找最美村官》等，都是通过树立新时期的道德标杆，用榜样的力量激励我们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和价值观。
二 道德教化
牌坊不仅是为了表彰某一个人，而且承担着教化民众的重要的社会功能。中国有几千年的教化传统，教化注重的是道德感化和影响，注重的是对人内心的改变。中国古代的教化形式是一种非暴力性、软性的控制，同时也强调了环境陶冶对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的重要作用，当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教化时，对社会伦理价值的认同也得到增强。
教化即传播，传播即教化，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以教化民是儒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化与教育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其手段的高明程度远非教育可比。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说，“在教化的概念里最明显地使人感觉到的，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13]。李景林在《教化的哲学》一书中说，“‘教化’概念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引发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转变，并指出儒学以‘教化’为核心观念。”[14]
在当代中国，我们仍需将仁、义、礼、智、信的作为道德价值的衡量标准，积极弘扬、传承好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今在安徽歙县棠樾村树立着的已历经了四百年风雨洗礼的七座牌坊成了全村的一个标志建筑，教化所培养的“忠、孝、节、义”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来，是全村人的骄傲，也是全村人践行的行为标准。
三 社会整合价值
所有人类社会都由一系列整合机制所维系而得以在时间中存续。[15]牌坊文化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文化整合的功能，它具有一种强有力的整合力量，对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繁荣发展以及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牌坊文化所推崇的精神价值和功德信仰将人们同化到一种共同的公民文化中，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当讲道德、守道德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追求时，人和人之间便可产生依赖，整个社会成员联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汇聚起磅礴的力量，以此来实现社会的整合。牌坊上雕刻的祥瑞图案不仅凝结着古人的智慧和结晶，也使得民众从这些祥瑞图案上获得精神的慰藉和激励，自觉地遵守着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所以共同体内的价值观念对共同体成员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一旦这种约束力得到民众的认同，其稳定社会的作用是长期的。
结语
随着媒介的变迁，牌坊早已被边缘化。但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一种文化载体，可以说是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最具特色的传播，在历史上的确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推动了“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大众的塑造作用，牌坊不仅承载了个人的荣耀与愿望，在社会上也发挥着典型的引领作用，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了道德滋养。
（张兵娟 张欢）
[1]〔美〕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45页。
[2]李芝岗：《中国石牌楼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第237页。
[3]秦永洲、韩帅：《中国旌表制度溯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4]〔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35页。
[5]〔加〕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第21页。
[6]〔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0页。
[7]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第67页。
[8]〔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69页。
[9]〔美〕乔纳森·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东方出版社，2009，第7页。
[10]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61页。
[11]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66页。
[12]李丰春：《社会评价论视野中的旌表制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3]〔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9页。
[14]李景林编《教化的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11、14页。
[15]〔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社会学》，王小章、郑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