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二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

东升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当年我被任命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时，他创办的中国嘉德刚进入文化艺术市场不久，那时候拍卖行业方兴未艾，特别是文物拍卖市场一度成了社会文化发展的热点之一。但在拍卖会的阵阵槌声中，人们众说纷纭，评价也褒贬不一，为此，1995年11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物拍卖与文物保护》一文，对文物拍卖活动的利与弊及其对文物保护事业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表达对这件新事物的支持。我很欣慰地看到，多年后随着拍卖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当年在文中提到的文物拍卖有利于吸纳保护民间珍贵文物、有利于海外文物回流等积极促进作用在持续地显现。

在为国家级的收藏机构增添珍贵文物方面，中国嘉德和东升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多年来，不少国宝级的珍贵文物，如“翁氏藏书”、《出师颂》等，得以重新收回国家。故宫博物院三次从中国嘉德购得珍贵文物：《高呼与可》《出师颂》，以及《春雨帖》《佳雪帖》《新祺帖》等书法五卷。其中，在我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非常有幸见证了《出师颂》原书与题跋重缀合璧。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13年9月29日下午，当东升先生和陆忠父子一起把《出师颂》题跋交到我手中时，我那久久难以平复的激动心情。《出师颂》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孤品隋人书，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首屈一指的传世珍品，于2003年回归故宫。但令人遗憾的是，《出师颂》的附件——元代张达善的题跋一直缺失，张达善手书题跋内容是对《出师颂》文字、历史背景和作者的考证，为海内存世孤品。中国嘉德斥巨资购买这件珍贵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院，使分离已久的国宝重聚，是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盛事义举。

作为一家有文化传统的拍卖行，中国嘉德在创办伊始就率先建立了鉴定委员会，体现出对文化的尊重和对文物的珍视，当时邀请的专家委员，包括徐邦达、启功、刘九庵、耿宝昌、王世襄等老先生，很多也是故宫博物院的资深专家顾问。

故宫博物院是收藏中国珍贵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创造条件把更多的文物藏品向公众展示，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探索的方向。2019年，由故宫博物院和嘉德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故宫博物院藏宫廷器座展”在与故宫遥遥相望的嘉德新总部举办，是故宫器座类文物藏品首次整体出院展览，展出了132件/套明清器物底座及相关文物。在嘉德艺术中心充满设计感的新建筑里，现代与传统碰撞、融合，传递给观众耳目一新的体验和感受，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希望国家馆藏与民间精品艺术未来可以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对话，让文化艺术融入社会生活，让更多的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关注和走近传统文化。

城市文化与城市历史一脉相承，历史积淀和文化交流赋予城市特殊的气质和文化底蕴，有特色的城市建筑承载、延续着城市的传统与文化。中国嘉德新的总部大楼坐落在北京文化的聚集地，毗邻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五四运动纪念馆、首都剧场、中华书局，建筑理念融合了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设计元素，非常创新又独具特色，让北京城市文化的脉络向新的边际伸展，充满了想象与活力。

东升先生不但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而且多年来一直关心、支持文化、艺术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2011年6月我到武汉大学座谈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时，校领导高兴地告诉我，东升先生将个人捐赠1亿元，为武汉大学建设一座博物馆。如今万林艺术博物馆已经开馆多年，同时东升先生还捐赠了价值3 000万元的艺术品以丰富馆藏，使这座博物馆在校园内外发挥出传承、传播文化艺术的重要功能，成为高校博物馆建设的典范。

东升先生曾说：“目标纯正、心无旁骛，做正确的事，时间就是答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国嘉德在创建以来的20多年里，已经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衷心希望中国嘉德和泰康集团在东升先生的带领下，不断为弘扬保护传统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贡献更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