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艺与文艺理论

“没有意识形态斗争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战争”

——论《新华日报》在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与宣教特色

张育仁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系是在其“党报思想”的指引下逐步建构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思想”从建党之初，就一直秉承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一系列原则，并在其办报实践中得到全面的理解和贯彻。这些有关党性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一些要点：一、党报首先必须是政治性机关报，应成为“党的旗帜”；二、党报必须遵守和阐释“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必须按“党的精神”进行采编和宣传工作；三、党报不仅是开展对敌斗争重要的政治阵地和思想武器，同时也应该是开展党内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四、党报必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总而言之，党报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必须鲜明。特别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关于“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1]的党性原则，更是成为“党报思想”的一大重要原则和最基本的办报方针。因此，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创办的《新华日报》就是坚持这一“党报思想”的重要原则，即充分体现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又具有比较鲜明的党派属性，亦即既高举统一战线旗帜，又坚守“独立自主”立场——这样一份新型的抗日党报。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办报历史当中是为数不多的。《新华日报》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化宣教活动，使其办报特色的发挥和政治文化地位的巩固，得到了彰显而又不可摇撼。其重要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极大地促进了抗战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二、积极地启发和提高了各界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三、对战时民生、民主建设、民权维护、反对新闻和言论统制等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反映和恰当的舆论引导。特别是第三点，过去一直被许多的研究者所忽略。这是很不应该，也很不客观的。事实上，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这种努力既顺应了中华民族从争取民族独立到争取民主建国的历史文化流变主潮，又极大地推动和引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新华日报》在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列宁的这一纲领性原则，长期以来得到中国共产党领袖和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并积极用以指导其报刊宣教实践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了党报“须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并强调“应有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以确保党报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重要原则内容。这些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后来的许多有关决议、通知和报告等文件，以及党的领袖人物的演讲和文章中，一再予以重申和强化。毫无疑问，抗战初期筹办的《新华日报》就是秉持这些重要的党性原则，以“统战”的面目和姿态出现的一份新型党报。

在抗战期间，特别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根据各“解放区”新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实际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及其主管部门中央宣传部，又就新闻宣传工作的方针和原则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规定，如《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统一对外宣传的第二次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和这个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人物的文章、讲话和指示等，从而形成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宣传工作“党性原则”较为系统的思想观点。尤其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报刊工作应该是培养和选拔“党的最能干的宣传员”和“最熟练的组织者、最具有天才的党的政治领袖”的政治理念，成为抗战时期，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下，办好党报的重要指导思想，并在抗战宣教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后来，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思想，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的集中概括和提示。事实上，运作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就是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强调“独立自主”原则的一个成功范例。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空间和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所面对的读者群体的不同，这就使得它的地位相当特殊：它在具体的运作当中既坚持党性原则，又有策略上的奇妙性和灵活性。

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创立和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1921年，《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这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份机关刊物。而此前于1920年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劳动者》等通俗报刊，则是正式组党前具有“机关报”性质的先期试验。从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以后，党中央一级的机关报刊，如《向导》《前锋》的相继出版发行，掀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党报党刊创办热潮，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党报体系。这一时期，各地方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先后创办了一些较有政治宣教影响的报刊，如《政治生活》周刊、《人民周刊》《中州评论》《人声》《中国青年》《平民之友》《青年工人》《劳动青年》《少年先锋》《烈火》《北方青年》《湖南青年》，以及旅欧共青团组织创办的《少年》月刊和《赤光》半月刊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地方分支机关创办的工人报刊，为数就更为可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军人运动等各类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展，配合这些运动蓬勃开展的各类党报党刊性质的“群众报刊”也呈现出繁荣之势，为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的形成和完备，提供了充足的实践依据。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系受到严重的打击，其办报活动随之大规模转入地下状态。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创刊和复刊了《布尔塞维克》《红旗》周刊、《上海报》《红旗日报》《无产青年》《中国工人》等党报党刊，并明确提出了“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办报主张。这一时期，在“苏区”出版的报刊约有160余种之多，其中，以《红色中华》报、《红星报》和《青年实话》等最为著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二次办报高潮。在重建党报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事业也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走向成熟。早在1937年初，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将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主动改名为《新中华报》，同时还创办了中央委员会主管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并且于1938年首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了公开合法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39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尽快建立起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和《边区群众报》，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的《晋察冀日报》《抗战日报》《大众日报》《抗敌报》《拂晓报》《江淮日报》《盐埠报》《东江民报》《前进报》《抗日新闻》《满洲红旗》《人民革命军报》《青年义勇军报》，以及《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太行版等等，都是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的产物。特别是1941年5月，《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正式创刊，始形成重建之后政治宣传力度更为强大的党报体系。

中共党报体系的重建和“党报思想”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特别是以《新华日报》为杰出代表的报业实践，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实践智慧，提供了战争宣传的独特经验和艺术手段，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抗战文化的政治思想内容，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民族化的舆论传播政策及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文化研究价值。

二 大后方公开合法的中国共产党抗日大报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即国民政府法定战时首都重庆，公开合法出版的唯一的全国性大型日报。这张具有特殊政治文化传播意义的报纸，是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醒目的旗帜。它是一份党报，但它又庄严宣誓：“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喉舌”[2]，也就是说，它愿扩大胸襟，作四万万人的“公共言论机关”。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它不仅发挥了民众喉舌和抗战号角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是全面和具有创造性地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思想的“党报思想”典范。《新华日报》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国共合作的象征；在战时首都多元化传播格局中，它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由于它的积极加入，中国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的面貌，才因之有了生动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它还是国统区民众和国际社会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共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信息窗口。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在汉口创刊。此前，自1937年2月始，国共两党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谈判，终于达成团结抗日的协议，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两党重新合作成为现实。《新华日报》正是两党重新合作的成果之一，也是国民党承诺停止内战，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团体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具体体现。根据两党协议，国民党开释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政治犯”。该报最早的一批骨干就是从中挑选出来的。这批“政治犯”中主要有潘梓年、章汉夫、钱之光、杨放之、徐迈进和袁冰等人，大多是三十年代“左联”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文化人及报刊宣传能手。

最早的编委会成员主要有潘梓年、华岗、章汉夫、杨放之、楼适夷、陆诒等，总经理由潘梓年担任，1938年5月，由熊瑾玎接任，潘改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稍后增加吴克坚为总编辑，章汉夫任编辑部主任，杨放之负责写评论，石西民负责国内新闻版，何云负责国际新闻版，楼适夷负责《团结》副刊，许涤新负责经济新闻版以及《群众》周刊，陆诒任采访部主任，印刷部、营业部等分别由张尔华、寿松涛和易吉光担任。该报创刊后，很快就在西安、临汾、广州、成都、重庆设立了分馆，同时还在郑州、洛阳、潼关、长沙、南昌、黄陂、宜昌设立了分销处。到1938年8月，日销量已达3000余份，在国内外已有相当的影响。当时，苏联《真理报》以“中国人民最喜爱的报纸”为题，对其进行了热情的评价；外国驻华记者经常性地从该报获取各种信息，外报也经常性地转发该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

初创时期的《新华日报》主要是向国统区的军民及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政策和党中央的文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文章和演讲，主要是围绕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等为国内外读者关注的重要话题进行宣传和解析。如其在《发刊词》中所承诺的那样：“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勇敢地尽其报急的警钟的功用”;“无情地抨击一切有害抗日与企图分裂国内团结之敌探、汉奸及托派匪徒……”[3]中共中央在该报创办一周年时的贺电中表彰道：“一年来，《新华日报》正确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坦白地反映了中国同胞的意志。”

《新华日报》从创办伊始就恪守中国共产党一贯提倡的“全党办报”原则，严格按照1938年4月2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精神行事。在这份指示中，《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解放》周刊，定位为“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强调其既是“党的喉舌”，又是“全国民众的呼声”，因而在办报宗旨上突出其“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在办报思想上，强调“读者第一位”，尤注重通讯员制度的建立和坚持“依靠群众办报”传统的发扬；在营业方针上，重视在商品化的大都市中，对报纸商品属性的认识，承认市场竞争，并逐步掌握其规律，既是办党报，又是办企业。因此，大胆探索不同于“根据地”和“边区”办报的路子，联系国统区实际，勇于打开局面。

1938年7月，日寇已迫近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延安的指令，并根据“撤到新的阵地发展力量”的精神，做出了《新华日报》分批迁移的决定。首批迁移队伍由熊瑾玎率领，为移驻重庆出刊做好先期准备工作；第二批由杨放之、何云带队，撤往西安，筹备西安版；第三批由华岗、徐光霄带队，押运机器设备和有关物资到重庆，加强重庆版出版力量；第四批由潘梓年率领，乘轮船赴川，其余人员分派到后方各大中城市，建立分销机构和采访据点。1938年10月23日下午，该报最后一批人员乘坐的“新升隆”号轮船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不幸被寇机炸沉，报馆遇难人员共计16人。侥幸脱险的人员于同年11月23日全部到达重庆。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抵渝为1939年1月14日。大部队走后，陆续留驻武汉坚持武汉版出刊工作的尚有章汉夫、吴克坚、林肖峡、朱世纶、金映光等五人。

三 抗战中坚民族喉舌及强大的采编阵容

《新华日报》移驻重庆后，于1938年10月25日在战时首都出版了它的第一期报纸。与此同时，武汉版也在抗日的战火中与重庆版一并推出。到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共存在了八年零四个月。

《新华日报》创办之初，即在《大公报》《武汉日报》等报刊上以显著位置刊登广告，向全社会昭示其办报宗旨和基本的资讯格局：“本报任务是：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内容有：社论短评、战地通讯、电讯要闻、特约专论、本市消息、警辟副刊、救亡情报、星期文艺”，并强调它“是抗战中坚，民族喉舌，是非常时期人人必读的报纸”。移驻重庆后，其基本的任务、宗旨和格局都很好地承续下来。

该报长江局和南方局时期，社长都为潘梓年；先后担任总编辑的有：华岗、吴克坚、章汉夫、夏衍、张友渔、熊复；编辑部以下，分设新闻编辑室、采访部、副刊编辑室、资料室、校对室、社会服务处等。有段时期，还设有研究室。编辑委员会由总编辑和各分设机构负责人共同组成。先后在编辑室和采访部工作过的有何云、楼适夷、杨放之、胡绳、徐迈进、张国泰、曹若茗、毕朔望、石西民、许涤新、朱世纶、戈宝权、徐光霄、陆诒、孟秋江、陈克寒、乔冠华、廖沫沙、张黎群、李慎之、沈国光、范元甄、李普、刘白羽、林默涵、周而复、邵子南、胡乔木、李亚群、漆鲁鱼、龚澎等近一百多名，大多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政治文化传播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物。潘梓年既是《新华日报》的社长，也是《群众》周刊的主编；但实际负责《群众》周刊的是许涤新，戈宝权和乔冠华等为副主编。新华社重庆分社也设在该报编辑部内，内部称其为“电台”，为编辑部的一个部门，社长为熊复，实际负责人为陈文，分社人员主要由武英、孟心田、陶浩、彭瑾等十余人。

《新华日报》移驻重庆后，为了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以便迅速打开局面，特举办了一次宴会，邀请驻渝各军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各界知名人士共100余人。程沧波在讲话中说：“在这个宴会上，各党各派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实在是全国精诚团结的具体表现，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前途非常光明……我希望大家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原则之下，为三民主义之实现共同努力，以期抗战必胜，建国必成。”[4]通过这类联谊活动，《新华日报》广交朋友，增强团结，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为其在抗战陪都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情感基础。

《新华日报》在重庆期间的作为，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是致力于新形势下，针对中国共产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舆论宣传工作，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在军事战线上，要把主力放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文化战线上，“要夺取全国性的舆论阵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办好党报党刊”，他还特别强调：抗战中的紧迫任务，就是要“搞好办学校培养干部和办报宣传党的主张这两件大事”；周恩来认为：“这是确保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牢牢掌握政治领导权的根本条件。”[5]因此，从政治文化传播与宣教的实质来看，《新华日报》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一宏大的政治文化战略而展开的。所以，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从战略的高度评价该报，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方面军”。

《新华日报》的传播与宣教业绩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和坚持持久战”的路线；支持和推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全面、忠实、客观地记录和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争；积极鼓动和支持以工人、学生为主体的救亡运动；积极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开展党内斗争，特别是“与王明机会主义的斗争”等，这样一些宏大叙事的方面。

《新华日报》创办之前，国内曾一度弥漫着一股浑浊的“亡国论”妥协气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不断散布“再战必亡，非求和不可”的消极妥协论调。为此，毛泽东在延安《解放》周刊1937年第12期上，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专论。《新华日报》从创刊之日起，即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连续刊发多篇社论和专论进行深入浅出地解读和呼吁，主要篇什有：《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论抗战时期的民众运动》《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增强抗战力量》，以及《抗战中的民权主义》《抗战与改善民生》《建立广大民众武装》《加强民众组织》等等。它还强调：民力要在民族意识发扬、民权自由的增进中才能焕发。而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自由，乃是增进和发展民力的首要。抗日团体只有取得合法地位，才有可能促进民众运动发展，有机地配合国民政府的政略和战略；政治民主于动员民众之关系尤为重大而密切。“凡不违背三民主义原则，依照《抗战建国纲领》和政府法令进行救亡工作的团体，政府应当承认其合法，并给予支持。”[6]

应该说，这些思想、方针和原则，不仅正确，而且卓越，是建立在对中日战争冷静、客观分析与透视的基础上的。这种正确、理性又充满民族情感的舆论动员，既体现了民族的实力，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移驻重庆以后，《新华日报》继续坚持这一舆论动员思想，在批评“亡国论”的同时，更集中对“速胜论”盲目乐观的社会思潮进行批评和引导。与这一时期，即台儿庄大捷之后，在国内，尤其是在重庆及大后方民众动员中，一些政府报刊和民众报刊所持有的兴奋和盲目乐观意态大异，《新华日报》的报道和言论的确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总体政略和战略背景之下的理智和冷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言论机关”与其他党派和民间“言论机关”，在对战争态势的分析与把握上的一些区别。

四 民族解放伟大史迹的忠实记录者

在支持和推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的舆论策应中，《新华日报》也做过积极的努力，给予竭诚的配合。早在始创之初，便多次在社论中摘引或转述蒋介石的“抗战警语”，并作正面的评价和深入的阐释。如蒋介石《告国民书》中的警语：“今日大祸当前，义无反顾，故为抗战全局最后之胜利，今日之形势，毋宁谓于我有利，且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各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乡村与广大强固民心”，就得到该报的高度肯定和赞扬。该报还坚持以团结抗战为焦点话题，不断刊发社论反复强调“团结则生，分裂则死”的战略思想和原则，指出：只有加强国内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才能挽救时局；只有不断扩大全民族的团结，我们才能抗战到底。而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石。《新华日报》在刊发国民政府及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政令、文告时，尤其注重对其中反对投降、抵拒日寇诱和方面的内容，进行旗帜鲜明的支持、拥护和鼓励。如，就国民政府发表的《全力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暴力之下绝无和平可言》的重要声明，以及蒋介石就此发表的谈话，该报及时撰写社论《国民政府的重要声明》，站在国家民族的正义立场上，明确而坚决地予以支持和拥护。

移驻重庆后，该报更不惜以大量的版面和重要位置，经常性地刊发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等军政要员“坚持抗战、团结御侮”的演讲、谈话、题词和专访，如蒋介石关于抗战政略的通电，以及给国民党各省党部关于“激励同胞奋起报国”的指令；如孙科、孔祥熙、邵力子、张治中、白崇禧、陈诚等人的抗日言论；如冯玉祥、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人物的言论和诗文，都是《新华日报》格外重视的、有利于“团结抗战、共同御侮”的宣传依据。不仅如此，该报还专辟有“友声”专栏，经常性地刊发其他党派的声明、通电，特别是这些党派领导人的抗日政见和言论；文艺界、工商界、新闻传播界，以及工运、青运、妇运组织和团体的抗日爱国呼吁和建议、要求等，努力将各个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各个社会利益群体的呼声和意见全都毫无保留地予以刊登，并表示肯定和支持的态度。“《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几乎人人会做统战工作，个个广交抗战朋友。他们专访国民党上层人士，举办茶话会、酒会等，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广结人缘，争取他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7]这些颇具匠心和创意性的舆论动员和策应活动，无不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战时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官方政略方针和战略决策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政治文化多元呈现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这个资讯和言论平台，不仅经受住了读者市场需求的考验，而且还大大增加了其舆论引导能力，最终奠定了其作为陪都时期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舆论领袖的地位。

1939年7月，为配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抗战两周年而发表的时局宣言》,《新华日报》在舆论引导中呼吁“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共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略主张，就很快得到广泛的社会回应和拥护。该报针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而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如《声讨汉奸汪精卫陈璧君通电》和《卖国贼不容逍遥法外》，以及《抗战到底反对投降》《严防敌人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等，不仅在陪都舆论界获得了“政治正确”的好评，而且对大后方乃至全国民众而言，其舆论领袖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诚如《新华日报》所昭示的那样，它不仅仅是“党的喉舌”，而且更强调它自己是“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党派的共同喉舌”。这样的身份和定位，决定了它在抗战资讯传播中，以真实、客观、全面和负责的态度，去忠实地记录和报道全民抗战的动态和业绩。在舆论引导中，它不会只满足于作一份“言论纸”，而力争去作一份“新闻纸”；强调用“事实性意见”，即真实、客观、全面和负责的报道，去引导和征服受众；用“事实性意见”去印证和支持它的“观念性意见”，因为只有遵循新闻规律，才能收到更好的宣教和引导效果。

正因为如此，该报非常重视战地新闻的传播价值。它将大量的战地记者派往抗日前线进行采访，其中一小部分被派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敌后战场，而绝大部分都被派往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在移驻重庆之前，“不仅派出的前线记者是国统区各报最多的；报纸刊登的战地消息、通讯，也比一般报纸及时、活跃。九个月内，仅战地通讯就有一百多篇。其中报道台儿庄战役和徐州战役的，就达三十篇之多”[8]，忠实地履行了其创刊时向全国军民所做的庄严承诺：

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报道者、记录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9]

因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新闻报道思想，是必须尊重而不允许犹疑的。在报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游击战场战况的同时，国民党各大战区，特别是近二十次大的会战，它都做了及时和客观的报道。当然，在报道正面战场“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迹”的时候，也同样忠实、客观地披露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失误和弊端。如，1944年3月，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扭转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被动局面，因而发动了从河南开始的战略进攻。《新华日报》在报道河南战情的同时，连续发表《先下手为强》和《争取主动出击》的军事评论，支持和鼓励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抢先制敌，彻底击退日寇的战略进攻。当时日军精锐7万余人对抗中国军队40万人，战况空前惨烈。激战30多天，中国军队以伤亡20余万人的代价，最终也未能阻止河南的沦陷。《新华日报》适时指出中国军队指挥上的失误，并对国军内部“官兵完全脱节”的现象也作了善意的批评。再如，同年5月下旬，日军开始进攻湖南，于6月16日攻陷长沙，8月18日攻占衡阳。在衡阳保卫战艰苦卓绝的47天中，该报都进行了连续的追踪报道，并且发表社论《向衡阳守军致敬》，对国军将士英勇卫国的壮举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表扬。衡阳保卫战唯一的败笔是：曾一度英勇抗敌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最后关头竟“打白旗率部投降”。为了维护抗战大局，根据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指示：“力避刺激国民党”,“第十军将士坚守衡阳四十七天英勇抗战，付出了很大牺牲，给全国民众深刻的印象，不要损伤民众心里的这个印象，防备日寇在宣传上加以利用”。[10]《新华日报》一方面认真循照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和负责的规律进行报道和评论，另一方面，也十分注意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在事实选择和舆论宣传上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方法。

五 “意识形态战争”中的思辨风格和论争艺术

“没有意识形态斗争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战争。”[11]《新华日报》在抗战中的舆论动员和宣传活动，就鲜明地体现了战争的这种政治文化特性。《新华日报》在对国内、国际战局和战况的报道和评论中，将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艺术操作得非常娴熟。具体而言，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而且还具有崇高的国际主义风范。在国内报道中强调团结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报道中同样强调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团结，强调加强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早在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明确制定了国际宣传的一整套措施和原则。其中特别提出这样的思路：驻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要重视和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国际宣传委员会由长江局负责。从那时起，就设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具体工作由王安娜、章汉夫、许孟雄、毕朔望等人组成的国际宣传组承担；领导委员会由周恩来总负责。主要任务包括翻译、出版和对外发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文章和著述，以及组织撰写文章供稿给共产国际的刊物，使新闻与言论真正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为巩固国际统一战线，为使战争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反法西斯盟国的方向发展，而进行制作。

《新华日报》非常重视广泛联络在华的外国记者。移驻重庆后，更广泛地采用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哈瓦斯社的新闻稿。不过，在使用时尽量改写成“综合报道”，突出“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内涵。在技术性上，尤注意避免内容的重复和负面作用，通过把关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新华日报》国际报道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中国领导人与来华记者、作家，以及援华抗战专业人士的友好交往的报道。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爱德、伊文斯等援华人士的活动，如美国、加拿大、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活动，都是重要的报道内容。

《新华日报》每日固定以一个整版来集中报道和评论国际战争局势和重大国际问题。除按规定采用中央社的国际通稿外，更多采用的是苏联塔斯社和共产国际“宇宙通讯社”的稿件。早在始创时期，就曾对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予以极大的关注，发表过专论《援助西班牙击败国际法西斯》等系列文章。在绥靖主义思潮席卷欧美政坛时，曾连续刊发过大量的言论文章，明确而且尖锐地抨击欧美政坛的妥协政策，指出：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容忍和迁就，最终受损害的不仅是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且将危害欧美国家自身。如《张伯伦外交与欧洲危机》《艾登辞职与英国政府危机》《论美国外交》《侵略罪恶与集体制裁》和《奥国大事变》等精彩言论，都是其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绝佳表现。

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以闪击战攻势接连取胜，英美受挫于南洋，盟国政府焦躁不安，失败主义情绪一度弥漫欧美政坛。对此，该报又接连刊发《保卫新缅》《星洲陷落与战争发展前途》《太平洋战争与动员人力》等社论和观察员评论，在批评英美消极抗敌情绪的同时，“采取以外喻内的方法，借以宣传中共的国内主张，指出，广泛动员人民参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2]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巩固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政略和战略的必要性。1942年2月，在苏联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时，还掀起了一次宣传苏联的热潮，以刊发慰问文告的方式，指出：“抗战五年来，苏联一直是我们最忠诚的友人……我们真是患难与共祸福相连的挚友”；并刊发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庆祝苏联红军廿四周年》的代论，希望欧美盟国向苏联这一反侵略典范学习。尽管斯大林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持有怀疑和不信任的看法，但中国共产党从国内和国际战争的大局出发，仍然坚持不懈地宣传苏联，以维护国内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称赞“苏联是国际和平最巩固的堡垒”,“苏联的强大存在，与我抗战胜利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新华日报》的“国际述评”专栏，也颇受中国军政界和知识界的欢迎。尤其是乔冠华和夏衍的评述文章，对传播中国共产党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乔冠华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和《墨索里尼的垮台》等，都是传颂一时的佳篇。

对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展开论战，也是《新华日报》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该报初创时期，王明曾担任中共长江局和《新华日报》董事长，并且还兼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因此，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任务”的“尚方宝剑”，反对在抗战中提“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主张，坚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军队要在五个方面统一受国民政府的指挥”。并以“欧洲经验”，即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为蓝本，主张建立“完全统一的国防军”等等。1938年6月至9月，《新华日报》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就集中代表和反映了王明的这一“意识形态”立场。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并由周恩来担任《新华日报》董事长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扭转。该报在同年10月连续刊发数篇社论，对王明“机会主义”进行了剖析和批评，最终使该报的舆论领导权回到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来。

党内“意识形态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展开斗争。如1942年8月21日，《群众》周刊发表了范文澜的文章《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紧接着，《新华日报》连续刊发了艾青和潘梓年的《现实不容歪曲》《王实味所给我的教训》等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此前对陈独秀之类的“托派”分子展开的“意识形态战争”那就更是为党内外所熟知的了。

不仅如此，这种“意识形态战争”，还体现在与党外报刊的论争方面，如积极参与文艺界重大的文化论战、批评疏离抗战主题的文艺思想；在讨论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时，提倡“抗战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支持以老舍为代表的“正确文艺主张”；如围绕“民主政治与学术自由”所展开的论战中，对张申府的坦率建议明确予以支持和赞赏，特是对其称赏《新华日报》“虽是党报，但同时也是天下人的报——天下一切反法西斯的人的报”的观感表示钦敬等。再如，针对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八路军“完全托于蒋先生手中”,“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13]的主张，也通过“旁敲侧击”的方法，适时进行了反驳。值得一提的还有与《商务日报》所展开的论争。1939年9月8日，《商务日报》发表了《汪精卫为什么做汉奸》的社论，文章认为：“做汉奸的人固然是反共，但反共的人，不一定是汉奸，并且不是做了汉奸，方可以反共的。”[14]针对这一观点，《新华日报》连续发表吴克坚的署名文章作了辨析，在《驳商务日报的有害谬论》和《再斥商务日报的有害谬论》两文中，认为“反共是汉奸卖国的旗帜”，既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逻辑思路，又通过论争力图澄清抗战营垒中的“模糊认识”。如是种种，同样表现了其“意识形态战争”的论争艺术水平。

《新华日报》的专刊也办得丰富多彩，颇显宣教艺术水平。该报定期推出的专栏和专版主要有《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社会服务》《团结》《友声》等；其文艺副刊《新华副刊》也是抗战文艺界的一个主要论坛。这块文化阵地所刊发的剧评、影评、文艺争鸣、书刊介绍，以及各类文艺作品等，连同《新华日报》整个的政治文化宣教内容，都对抗战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战时民生、民主建设、民权维护、反对新闻和言论统制等，都做了客观反映和舆论引导，这些努力，不仅顺应了抗战军民从争取民族独立到争取民主建国这样的历史方向，而且通过这些传播努力积极地推动和引领着中国中华民族向现代文明的愿景迈进。

基金项目：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两江学者”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