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本质上讲，当今世界的分裂并非由意识形态而起，而是由不同国家参与全球化程度的不同及其处于全球化不同阶段所导致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由国际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导致的。这与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矛盾是由其社会分工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全球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宣扬“一个文化中心决定论”，亦即美国文化中心决定论。

一 文化力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鲜明地提出了“文化生产力”这一命题，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要求“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识上的一个新的飞跃，不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为发展文化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思路。

承认社会历史运动中经济力的支配地位和文化力的重要地位，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一）文化力只是“社会运动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化是由道德、宗教、科学、哲学等形式所构成的观念系统，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的西方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把某种形式的文化观念——如苏格拉底关于“至善”的道德观念、黑格尔关于“绝对理念”的哲学观念——看成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以此为基础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2]文化观念是使人和社会行动起来的力量，可文化观念本身又是由更为原初的力量所决定的。如果不去考察“力量之后的力量”，不可能对文化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出科学的说明。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层面，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作为“力量之后的力量”，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经济力量即经济力，它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及过程。当然，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还包括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可见，历史是由社会的、自然的、个人的、群体的、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经济的……种种因素形成的力量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力是“社会运动合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文化力是经济力、政治力的体现和反映

首先，经济活动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活动是文化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前提，经济力是产生文化力的原动力。如果没有经济活动这一物质基础，“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4]当马克思深入考察人类历史时，首先看到的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新的需要的产生、生命生产、生命生产表现的双重关系，在这个因素之后，马克思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和文化。其次，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从根本上规定着文化活动的整个过程，经济力的强弱变化从最终的意义上决定着文化力的强弱变化。“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5]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当统一的强大的经济力代替了众多的分散弱小的经济力时，一神崇拜也代替了多神崇拜；当标志着西方列强强大经济力的巨炮军舰轰开中国大门时，基督耶稣也悄然来到老子、孔子的故乡；当美国强大的经济力在世界各地显现、翻腾时，它的实用主义、人权观念、民主思想等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文化霸权主义的东西也在世界上空飘荡。文化不是被动的存在，它在揭示和反映一定社会经济、政治面貌的同时，又作用于经济和政治过程，从而成为影响一定社会经济力、政治力变化的重要力量。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6]文化力对经济力和政治力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先进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过程起促进作用，此时文化力是经济力和政治力提升的助动力、倍增器；②落后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过程起阻滞作用，此时文化力是经济力、政治力发展的抑制和破坏力量。上述关系昭示：文化力建设与经济力、政治力建设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经济力建设是基础，政治力建设是关键，文化力建设是保证，“三力”建设只有相互协调，才能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

二 在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当今中国的理论意义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是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世纪。假若说20世纪的世界历史大致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以苏联解体为下限，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似可谓其“经典性”文献记录的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则当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先导，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尾声，“现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景。

（一）多元文化交锋中“回归马克思”

20世纪末的欧美国家或喜或忧地谈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则思考后现代的林林总总，无论是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状况归结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三大思潮及其论争，还是归结为民族（民粹）主义、启蒙主义、后现代主义、宗教主义、生态保护主义五大流派及其实践，后现代主义都是不容忽略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可谓是引发20世纪90年代思想文化论争的导火索，正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译介或积极或消极、或正面启迪或反向刺激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话语的滋生与增殖。

如果说后现代表征着对现代的审视、质疑与反思，后现代主义意味着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即对现代思想文化及社会展开持久深入的辩驳，那么，用后现代境遇指称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社会进程所处阶段，意在强调，正是在全球化直面而来的进程中，正是在迅速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中，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风风火火的思想交锋中，后现代境遇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当今中国，现代化正在推进之中，现代的理念即现代性却不再被视作公理，而是已成为问题——可称为后现代境遇。

在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文化论争中，马克思的名字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尽管年长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后现代主义予以批判，尽管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深入探讨后现代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从思想文化论争的总体面貌来看，马克思被游离于思想之外，被搁置起来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当然与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后现代主义关注边缘，自然不会关注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寻求自由，自然不会重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试图回到传统中去寻求资源，当然也不会关心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属于现代思想，它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而民族主义则从东西方对置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马克思是西方中心论者，等等。原因还在于，在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文化论争中，马克思基本上属于“缺席者”。它没有声音，没有辩白，其形象任凭随意涂抹。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马克思主义的言说是否可能？为什么应当聆听马克思主义的言说？在后现代境遇中，应当如何体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实践观和人的观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中国的理论意义究竟何在？这种理论意义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思想与社会成果？1998年，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主办者指出：“大会依据马克思并结合现代文化的构成要素来进行讨论，这一做法具有双重意义：首先，马克思的思想在它所涉及的主要领域，即批判资本主义的领域，可以直接应用，而且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其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有一种象征作用，它既对各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具有号召力，同时也可以把其他社会分析和批判的思潮和方法，诸如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的科学精神集结在它的旗帜之下。”^[7]同样是在1998年，法德美俄日等国召开了国际性或区域性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大会。在阿根廷召开的“从拉丁美洲的现实出发阅读《共产党宣言》”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是对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批驳。

“回归马克思”反映了西方左翼学者对现实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深入思考。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矛盾仍在持续，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新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造成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和对环境的破坏，金融资本统治和金融投机造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正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回归马克思”成为西方左翼力量的强烈呼声。正如西方左翼学者在拒斥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重新靠近马克思主义一样，国内的批判理论家也在针对自由主义的论战中脱颖而出，他们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场景，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批驳。

（二）马克思主义在与现实互动中“发展马克思”

如果说现代与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构筑了21世纪的思想平台，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文化的重要主题和最强音，则是21世纪的思想学说无法回避的基本议题和理论旨趣。因此，思考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语境的内在关联，是世纪之交文化研究的重点，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写下了有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一系列批判性著述，对自己所处时代展开方方面面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秉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工具理性、大众文化、消费异化、极权制度等现代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也有赖于建构一种后现代境遇中的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实践哲学”，后现代也并非仅仅表征一种知识态度，它也喻示着一种生活样式、一种社会境遇。对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的思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前景和命运的研讨，更是对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社会进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全球化经济、政治及文化境况的关怀。在多元化的后现代境遇中，把马克思主义视作唯一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作过时的思想和学说，更是无法原谅的错误。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真正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互动，可能是努力的方向所在。并不存在一个一经发现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是“回到马克思”还是“发展马克思”，都是一个阐释和理解的过程，重要的是立足于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促成理论、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