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翻译理论的主要价值取向

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它的翻译理论也各有自己的特别之处，这是因为语言的结构体系、语用规范、文化历史背景和传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必然对语言交流和转换起作用，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独特的规律，要求理论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理论描述。忽视这一独特性，就等于脱离语言现实，翻译学将无科学性可言。

一、中国翻译理论的文化战略考量

任何翻译理论都为一定的文化传播和建设目的服务。中国翻译学和翻译理论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必须放在中华民族文化全面复兴和强国建设方略的大格局中加以考量。

从历史上看，中国翻译界的先驱就为“一业之兴”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处于文化制高点的定位，也就是将“一业之兴”与“百业之兴”联系起来“放眼考量”。可以说在中国翻译从汉唐时代起就一直是一种文化战略手段。佛教为了传播，东入中土即以融入中原文化，具体来说以融入道教和儒学为目标，这个战略目标以中国式佛教禅宗的创建完成为标志，时间大约在宋代初期（公元960年起），这中间，经书典籍翻译起到了关键作用。自此文化战略考量就一直是翻译先驱立业图存的中心思想，并将自己一业之发展与国运盛衰和民族存亡紧密相连。这一思想从徐光启、李之藻、马建忠、严复、林纾一脉相承。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积弱而备受欺凌，翻译界的文化战略考量以民族忧患意识为特色，20世纪中后期以来则以民族复兴意识为特色，中国翻译界大量翻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先进思想的经典著作和以莎士比亚、哈代、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人文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作。这一近代中国翻译史上鼎盛的繁荣期饱含着酝酿已久的中华民族复兴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正是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思想动力。民族文化全面复兴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翻译的开拓性创新研究的力量之源。

二、“重描写、重意义、重功能”的基本理论原则

汉语发源于东亚中原腹地，文字、语音、语法的发轫期（东周至秦代以前，即公元前300至200年前）与任何语言都没有接触，与西方语言更无同源关系（cognate contact），在世界语言中可谓独树一帜。汉语重意念、不执著于形式，没有形态（inflexion）变化，也不存在印欧语式的形态发生机制。汉语的语音变异（如声调）、文字变异与语义变异紧密相随，使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听觉和视觉感应能力特别敏锐。这一切使汉语的语法呈隐性。汉语的语法规则具有明显的相对性、语法范畴具有明显的开放性、语用规范具有明显的灵活性，这些特性加强了意念的补偿功能，从而形成了汉语独有的意念主轴或意念化机制（ideationalized mechanism）。我国宋代诗人苏轼有两句诗可以用来概括汉语的独特性：“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文集》，卷七十），“意”就是“意念”，“法度”即语法规则，“妙理”即语用规范，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总是不失豪放地表情达意，而将“法”与“理”置之于“度”外又寄之于“度”内（“度”的意思是“法则”）。

第一，必须重描写。

汉语这种流散、疏放，同时又是高度凝练、简约化的语言与西方形态语言恰成鲜明对比。这一显著反差（striking contrast），使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三项基本理论原则：首先就是必须重描写，即重现象观察、重事实呈现；重个性、重差异；重规范的适应性分析（adaptability analysis）和操作的可行性分析（feasibility analysis），避免开列限制性规范。从整体上说，描写性理论是翻译理论的最基本特征。以句法转换为例。在汉语中，“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是一个句子，但任何理论家都没办法开列出翻译它的“句法转换规范”。首先，它按意义译成英语不成其为句子：refuse to toast only to drink a forfeit，这只是一个英语动宾词组。其次，在汉语中它是一个意义完整的句子，但却不易做句法分析（parsing），我们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话题主语句（“敬酒不吃”是一个topic）；但这样的句法分析完全无助于结构上的句法对应转换，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出翻译这类句子（又如，“好人不找找坏人”“晴天不去雨天去”等）的汉外“句法转换公式”“句法转换准则”“句法转换规范”等，其结果，只能寄望于根据意义翻译。

第二，必须重意义。

上面说了，汉语形式靠不住，只能倚重意念，汉语倾向于将语法功能意念化，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意义理论。这里的重意义是指重整体上的语义内容，而不仅仅是个别的词句意义。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重交流中的意义，即动态的意义、词语使用中的意义，而不是静态的、与语境脱离的孤立的词语意义。这就是维根斯坦所提出的“Meaning is use”（意义寓于使用之中）的主旨，也是我国清代文论家叶燮所主张的“必质其言，方能省其意”，是功能主义意义观的核心思想。

第三，必须重功能。

这里所说的重功能主要是指重代偿功能，即注重以功能作弥补（redress），以补足形式上的缺失，实现“可译”。这里所说的代偿当然不止乎于上面所谈到的意义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翻译理论整体性建构的基本原则。理论的功能观是指从功能的视角关注：

①语言交流，也就是维根斯坦所强调的“用”（use，使用、运用、应用）；

②语言发展，包括历时的变异（variation）和共时的差异（difference）。汉语的人文历史背景和发展沿革非常复杂，汉语的流通版图、人文环境和语言接触也非常复杂。我们发展翻译理论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历时和共时因素；

③语言的外部关系。功能观将语言看作学科关系网络中的组成部分，包括语言与信息理论的关系，语言与认知科学的关系，语言与哲学、美学的关系等。

功能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关注非常切合我们建设翻译理论的需要。针对汉语的特点，功能发挥恰恰能够补偿汉语在语际转换中的形态弱势，这就是所谓“功能代偿”。可以说，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互补互释，主要的手段是代偿，而不是对应。概括起来，功能代偿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交流中的语义代偿式表述

功能发挥可以充分补足意义的动态化引起的意义表述困难，这时必须仰仗词、词组的基本表意功能—阐释（interpretation），以跨越语际交流中意义转换的可译性障碍。例如：

*歪打正着—win by a fluke

*眼泪往肚里落—swallow something painful

*intermarriage—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之间通婚

*moonlighter—日夜身兼两职的人

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传情达意，而最具有能动功能的传情达意方式是interpretation，英语中说Good interpretation can go beyond everything（善用阐释可以超越一切障碍）。汉语重意，词汇手段是汉语“超越一切障碍”的法宝，这也是汉语的翻译表现法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二）形态手段的功能代偿

词汇手段也是一种对形态手段（inflexional devices）最佳的功能代偿。由于汉语文字体系不具备拉丁语式的形态发生机制，汉语中没有形态变化体系，没有英语式的时态、语态、语气、体（Aspect）、格（Case）、级（Degree）、性（Gender）、数（Number）等，这一切汉语都用词汇手段代偿，用以补偿、行使形态手段功能的词语统称为代偿词（Redressing Word，Compensatory Word），现代汉语中用于语际转换的形态代偿词主要有以下几种（代偿词包括：助词、介词、连词、副词、能愿动词及少量一般动词等）。

①用以翻译英语情态助动词（Modal Auxiliary）的汉语能愿动词：能、会、愿、要，等等。

②用以翻译英语时态（Tense）及体（Aspect）的汉语助词、介词及副词：着、了、过、将、过去、现在、将来，等等。

③用以翻译英语语态（Voice）的汉语介词、副词及动词：被、给、受、受到、遭受、挨，等等。

④用以翻译英语语气（Mood）的副词及能愿动词：本、本来、原来、本应、本来可以、本该、应、理应、竟、竟然，等等。

翻译中常见的汉语代偿词详见本书后附录。

熟练掌握汉语代偿词，对功能代偿手段运用自如，就能在跨语言的交流转换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毫无疑问，在中国翻译理论建设中，对“代偿”（和代偿词）的研究涉及双语的功能发挥，因此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对策论和方法论）研究课题，这也是中国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特别是对策论的重要特色。

（三）句式变通

句式变通当然也是一种代偿，但一般不涉及代偿词，而是一种句式、句型的描写性应对转变。我们前面提到过现代汉语的一种句式：“敬酒不吃吃罚酒”，这种特殊句式可以有如下替代式：

*正门不走走后门—choose to go in for crooked ways [VP]

*晴天不去雨天去—favour a rainy day [VP]（此句与源语情态略有差别）

*好人不信信坏人—cranky enough to trust bad people [AdjP]

同一（或基本同一）个汉语句式必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应对，其中一个基本考量是功能发挥。在翻译现实中，我们绝不会为了形式的对应而执著于同一的句法形式，也就是说，决不会为了形式而舍弃交流效果（功能）。当然，严谨的翻译也不会完全放弃形式考量。无论如何，句式上变通或不变通，功能是一条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四）动词优势

汉语文字没有形态标志，在任何情况下动词都可以以原形（词根式root）出现，这是汉语动词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在形态语言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动词原形式的自由使用使汉语动词在句法功能中占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可以直接用动词表达语言的动态性（dynamicness）。动词的这种句法灵活性使双语转换中的动词形式定夺必须取决于功能：（下面加点的都是动词）

开怀畅饮—drink to one's heart's content [V+adv.]

开花结果—blossom and yield fruit [V(O)+V(O)]

开除留用—nominal expulsion [NP]

开仓济贫普救众生—open the granaries to relieve the poor and needy[VO+adv.]

开足马力开车进城开开心心玩一天—spend a joyful day by driving at full speed to the downtown [VO+adv.]

从上例可以看出汉语动词在使用中的“不拘一格”。在双语转换中，我们守住三条：描写、意义和功能，也就是“有法度可依，无定规可言”，不拘一格，精彩纷呈，这就是汉语的本色。

总之，中国翻译理论之所以必须倾全力于描写、于意义、于功能有以下理据：

第一，汉语重意念，不执著于形式考量，汉语的语法体系呈隐性，语法范畴不具备统一的形态标志和形式标志；

第二，现代汉语词的代偿功能极强，因此汉语中不存在无法表述的时态、体态、语态、语气、级、性、数、格（汉语不标示主格、宾格，是因为汉语不是形态语言，没有标示格的必要，一切都可以用词语表示）；

第三，就语法功能而言，汉语的动词占优势，汉语动词可以不带任何形式标志即进入句法结构，这就使汉语在整体上具有极强的动势感。

大概可以说，就汉语与外语（不同语系语族的语言，尤其是形态语言）的转换而言，最基本的策略就是功能代偿（functional redressing，functional compensation），即在功能上使双语“对口”，而在形式上不拘一格，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功能主义对策论思想，也是中国翻译理论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而西方语言之间从语义到形式同源对应的领域就比汉外之间宽得多。

三、翻译审美对中国翻译学的特殊意义

汉语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极具感性。汉字起源于“象”（形象、意象），是表意符号，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采用具有意义提示性的形象或意象，因此汉语是以文（字）会意的文字，其中蕴含着华夏先民丰富的原始感性意象。

从语音来看，汉语的美感（音乐感）产生于：（1）辅音不能独立，而且没有复辅音（如tr，gr，er，sch，spl，等等），因此语音（辅音）爆破感、破擦感很轻柔、很短暂；（2）元音占优势，汉语的音节中必有元音，但不一定有辅音，元音中还有复元音。而元音是一种乐音（musical sound），乐音多则音乐感必然很强；（3）汉语有声调，强度分布相当合理，因而抑扬顿挫，十分悦耳，表现为普通话调值五度标示法。

现代汉语就是在这高平、中升、降升和全降的千变万化的调值配置中谱出优美的言语曲调来。

声调的审美素质除了音乐性（抑扬顿挫）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面就是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形成了现代汉语的声调美感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同调排列型，特点是平和柔美；第二个类型是四声顺序组合、声韵各异型，特点是抑扬有致；第三个类型是四声非顺序组合型，特点是起伏跌宕。

实际上，平和柔美、抑扬有致、起伏跌宕正是汉语音乐美的重要特征。可见声调是汉语的音美之源。西方语言是没有这些特质的。

以上说的是汉语音乐美最基本的成因之一，其他还有双声叠韵、变调转声、平仄相衬（对称）等等。下面只简略提一提平仄相衬，这是汉语行文重要的审美考量。

“平仄”（“平”指阴平、阳平，“仄”指上声和去声）相间是写作和翻译必须注意到的音乐美效果，例如“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就是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如“瓜熟（平平）蒂落（仄仄），水到（仄仄）渠成（平平）”，改换其中任何一个字，就可能失去平衡相间之美；“平平仄，仄仄平”或“仄仄平，平平仄”是另一种常用形式，如“赤县天（仄仄平），神州土（平平仄）”。在现代汉语中，句的落尾也以平仄相衬为美，例如“……绿树成荫（仄仄平平），花坛巧布（平平仄仄）”就比“绿树成荫（仄仄平平），花坛成行（平平平平）”读起来悦耳得多，我们在翻译遣词造句时要多加注意。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位翻译大师都非常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力戒拗口之辞。西方语言行文只考虑语义与语法，不会考虑什么音美问题。

上面说的是汉语的视听直觉感性。汉语的高度感性和审美素质还表现在汉语自然感性以外的其他方面。

第一，汉语重意，富于简约清纯之美。

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讨论得最多的命题之一大约就是“意”了，南朝宋范晔首先提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侄书》），唐代杜牧肯定了这个命题（《答庄允书》）。当然文论中的“意”与我们所说的“意”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指思想内容，后者指意念、含义、意蕴。但以意为主，以意为先（刘熙载：“意在笔先”《艺概·文概》），两者皆然。

不仅如此，《周易》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上》，“书”是written language，“言”是speech，words，“意”是idea，concept，notion，intention）准确地描绘了汉语简约的特征。汉语去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形式装置（W. Humboldt，1803），使语言成了一股纯净的意念流。在汉语中，一切语法上的“关系”都已意念化（ideationalized），也就是内在化、隐含化，正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唐代司空图）。

“清纯”就是自然，去掉了浮尘、雕饰的自然。汉语非常符合老庄倡导的“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顺其自然”（《庄子·应帝王》）的美的规律。汉语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深刻反映了中国哲人的理想追求。在中国哲学美学思想引领熏陶下，汉语在“用”中日臻完善，生机勃勃，成了一股越数千年不息的思想意念涌流，不假繁缛之法度（语法规则）而臻于自然之妙境，即是唐代美学大师司空图所谓的“妙造自然”。与这样的语言进行转换，不关注语言美而“不失大体”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汉语重结构性，富于层次感。

汉语讲求对称、匀称，富于造型美、形式美。汉字结构上千变万化。试读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著《春秋繁露》中的一段，取自《玉杯》：

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

董仲舒是赞成质文并重的，不过有一个先后，先是“质”，后是“文”。这段论述充分表明、表现了他的观点。从形式美来分析，这一语段完美地表现了汉语的结构感：层次井然、环扣严密、布局匀称；句子长短相间，单复交替，音韵和谐，起伏有致，可以说具有一种汉语独有的隽永的形式美、造型美。

进入20世纪以后，汉语因时序之变，“画然辟一新国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白话文”，但它只变了体式，姿质依然。欣畅的现代汉语体式从古文中脱颖而出，依旧富于古典汉语那种典型的结构感。下面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的散文《春城飞花》中的一段：

大理花多，多得园艺家定不出名字来称呼。大理花艳，艳得美术家调不出颜色来点染。大理花娇，娇得文学家想不出词句来描绘。大理花香，香得外来人一到这苍山下，洱海边，顿觉飘飘然，不酒而醉。

翻译美学应该认真研究汉语隽永的形式美法则，这应该是根治眼下翻译质量差，“大师”后继乏人的办法之一。

第三，汉语流散疏放，富于俊逸美、清丽美。

这一点看似与前面一点相矛盾，其实不然，俊逸、清丽是精神上的、气质上的、风骨上的，而前面一点说的则是外在的、体式上的。

汉语的俊逸感、清丽感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当然是文字结构的原因。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独立的结构体，彼此之间不存在结构上的黏着（agglutination），每个汉字本身也不可能产生形体上延伸和派生（derivation），放到哪里它都是一个自由的、自在的存在，汉字在构成词、句、段时从来不会使人产生“剪不断理还乱”，以至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纠缠感和拖泥带水的牵连感。

但是汉语的俊逸美、清丽美与其说产生于外在结构，毋宁说得之于内在的素质，得之于汉语的自然人化的素质。

汉语是汉民族人文精英以自身的本质力量，按照自己的人文风貌将它“对象化的对象”（the object of objectification），汉语的美也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结果（the result of the objectification）。这样，对象化的对象就以自然人精英为艺术自然人文化了。可以这样说，汉语之最深刻的美并不是什么与主体（使用汉语的人）无关的客观存在，而恰恰是主体实践的结果。简而言之，汉语的美源自创造汉语和使用汉语的人，尤其是汉民族的精神文化精英，汉语的俊逸美和清纯美正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话语丰姿、风韵的积淀，主要表现为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和谐论”“中和论”“和合论”思想风范和精神力量。这中间道家话语的审美气质由里而外化为恬淡、端雅、极富节奏感的行文，对汉语影响尤其深远。试看老子（春秋末期）和庄子（公元前约369—286）的行文风采：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

（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美好的东西是美好的，那么丑陋就显露出来了；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善良的东西是善良的，那么邪恶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有与无在对立中相互产生，难与易在对立中相互转化，长与短在对立中互相显现，高与下在对立中互相依存，音与声在对立中互相和谐，前与后在对立中互相伴随。因此，圣人处于不必强有所为之境，进行着不必见诸言词的教化。万物兴盛而不止，万物生成而不据为私，有所施为而不求报答，成就了事业而不居功。正是由于不居功，所以他的功业永存。）

老子的哲学—美学观对汉语和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极深，中国古代文化精英几乎无人不受老子思想和文采的影响。《老子》一书只有5000字，但光照中华与儒家经山瀚海相映生辉。下面是庄周的哲理散文。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栩栩如生、翩翩飞舞，只觉得自己悠然自得，早就忘掉了原来的庄周。忽然间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分明是实实在在的庄周！真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庄周与蝴蝶肯定是有所区别的，这种现象就叫作“物化”。）

庄子在这里宣扬的就是“人与自然”审美统一的存在方式，意境论现世观和着眼于品味人生的积极态度。这大概正是几千年来汉语在中华民族渡尽劫波中仍能维系一个伟大民族的凝聚和团结的力量所在。

由于审美的本能介入，因此中国人（指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语言生成的过程中必然本能地同时做出审美考量，因此这种语言生成机制是句法机制与审美机制的两相嵌合（incorporation），这就与排除审美只关注句法成形的语言有很大区别。在汉语中，最初始的遣词造句都与语言审美关系密切，即上面所说的“两相嵌合”。

综上所述，中国翻译理论必须以创建翻译审美理论为己任，着力描写翻译审美活动的态度、过程和机制，努力总结出翻译审美的对策论和表现论，而首要的任务则是“将人培育为审美的人，将感性的人培育为同时具有高度理性的人”（F. Schiller，1798）。

四、注重整体性整合研究

翻译学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多维性，因此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要求一个学科矩阵为之提供理论思想和方法上的支持。对中国翻译学而言，语言学（语言哲学）、美学、认知科学、传播学、文化学都是这个学科矩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毫无疑义，我们需要有“一盘棋”式的整体性整合研究才能使中国翻译学具有充分的科学性。

整体性整合研究的第二个含义是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石，也是整体性整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翻译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包括以下十个维度。

①意义（及意向）研究

②翻译阅读及理解理论（文本解读理论）

③翻译审美及审美表现论

④文化翻译研究（包括可译性研究）

⑤译文取向与操控理论（对策论系统研究）

⑥翻译的接受理论

⑦翻译批评的理论原则

⑧翻译思想研究

⑨翻译教学理论和教学研究

⑩翻译信息工程研究（机译研究）

由于汉语与其他语言殊异，中国翻译学也应该着力于汉外互译的IT研究，使汉外翻译在机译信息工程方面也位于前列。毕竟，按人数来说，汉语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语种，我们有责任承担并应有计划地完成与汉语的重要性相称的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翻译作为强国富民方略中的文化战略手段的巨大作用；

第二，高度重视汉语与外语在语言结构、人文地缘条件与审美特征三大维度中的共性和差异，同时也不忽视共性；

第三，高度重视在汉外转换中以功能代偿为核心思想的对策论系统研究；

第四，高度重视以基础理论为核心的整体性整合研究，包括翻译的认识论、文化和审美价值论、语际转换对策论和方法论，以及审美表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