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性的理论家

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最紧密的主要研究视角之一，帕森斯作为现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其社会理论也通常被视为20世纪对于现代性问题最重要的探讨之一。作为“现代性的理论家”，帕森斯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可以说是比较鲜明的，一些研究者也对此做过论述，例如马修认为帕森斯“对现代性进行了系统的辩护”（Mayhew, 1984）。霍尔顿和特纳也强调帕森斯是现代世界的拥护者，对现代性抱持一种坚定的“反怀旧的（anti-nostalgic）”立场（Holton and Turner, 1986）。莱希纳则指出，帕森斯“为了解释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文明而阐发了一种现代性的模型”，因此可以将他的著作解读为“对现代性的‘建构性’解释的一部分”（Lechner, 1991: 177）。莱希纳还进一步明确了帕森斯关于“现代性的意象”：“他将现代社会视为内部分化却具有包容性的相对自主的民族—国家；相比于其他社会，这些社会实现了对其环境的更大程度上的掌控；它们的世俗文化以高度一般化的价值观为中心”（Lechner, 1991: 177）。

关于帕森斯对现代性的研究，我们还需要结合其面对的时代问题、个人背景因素、研究特征等等做进一步的辨析。作为20世纪的社会理论家，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必然要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所遭遇的一系列的“危机”做出回应。帕森斯本人也亲历了“西方文明的危机”，如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二战”之后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冷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等。这些“现代性危机”在帕森斯的著作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典型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13、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反思和批判。在后来一篇回顾其理论发展的文章中，帕森斯谈到其写作《结构》的时代背景：“西方社会的状况——也许（在经济方面）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在政治方面是民主制度——当时显然正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中。自我的大学时代以来，俄国革命以及共产党控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对于我的思考一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法西斯主义运动影响了（我的）德国交谊。《结构》这部著作出版不到两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最后，是大萧条及其在整个世界的蔓延”（Parsons, 1970b: 29）。

再以帕森斯的第一部著作《结构》为例，帕森斯通过对欧洲古典社会理论的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从古典前辈们那儿敏锐地把握到现代性的诸根本问题，了解到他们是如何运用其理论来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理论在处理诸现代性问题时有哪些优势和局限性，等等。帕森斯在《结构》中多次强调，他无意于做一般的思想史研究，他关注的是“理论—问题”。换言之，帕森斯这项研究的旨趣在于：通过对他之前的以及同时代的“现代性的理论家们”的考察和引入，综合地把握和解决现代性诸问题。帕森斯在《结构》的“平装本导言”里对此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结构》是一部双重意义上的经验性著作。首先，它非常关注西方社会的宏观发展问题，尤其是通过本书所讨论的四位论主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其次，它是社会思想分析领域的一项经验研究”，书中分析的那些以往的著作，在帕森斯看来和历史上的“文献档案”并无实质性区别（Parsons, 1937/1968: vii）。

帕森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在其社会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不断地“探访”古典前辈们，这也构成了其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Parsons, 1981）。不过，作为现代性的理论大家，帕森斯自然和其古典前辈们一样，有着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以及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之道。譬如帕森斯虽然一直奉马克斯·韦伯为其社会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导师，但在对现代性的认识和态度上却与韦伯的悲观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的诸多研究都得出了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较为乐观的结论。但是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些古典社会理论大家一样的是，帕森斯并非泛泛地谈论现代性问题，而是在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基础的理论框架之内来探讨现代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区分理论家和一般研究者以及普通理论家与理论大家的一个重要标准。理论框架的优劣和对于现代性问题之把握和探讨的准确度及深度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对于帕森斯来说，虽然在其理论发展过程中，具体论题在变化，但是他的一般理论框架和关注的实质问题未变。在帕森斯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诸多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主题都被纳入到“一般行动理论”的框架之内进行探讨，如理性化与人的行动、秩序问题、作为现代人“行动取向的二难抉择”的“模式变项”、社会化与现代自我/人格、一般化交换媒介与价值一般化、社会分化/演化与个体自由、社会共同体与社会团结、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教育革命与现代职业、现代医疗与死亡、宗教与意义问题，等等。当我们将这些主题置于帕森斯最后的理论范式“人的境况”之中，“作为现代性的理论家”的帕森斯的实质问题就很清楚了：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些社会理论大家一样，帕森斯一生所关注的现代性问题也是现代“人”的境况和命运问题。所不同的是，他是在有所不同的境况中以不同于前辈们的理论框架来探讨上述问题。

帕森斯作为现代性的理论家，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维度，即他主要是作为一个“美国社会理论家”来讨论现代性问题的。我们不妨以格哈特（Uta Gerhardt）对《结构》的解读为例对此略作说明。格哈特显然将《结构》作为一个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文本来解读的，不过这是一种基于德国（或欧洲）与美国之不同现代性的比较框架的多维度解读：一是在“政治”层面上，《结构》阐述了一种“支持民主的、反纳粹主义的政治学”（Gerhardt, 1999: 91）；二是在智识层次上对诸多思潮、理论的分析和论述，譬如对构成《结构》之理论核心的“意志论”的阐述（Gerhardt, 1999: 94ff），对实证主义和观念论及其变种——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在英、美）、“种族主义”（尤其在德国）以及“文化悲观主义”等思潮——的批判（Gerhardt, 1999: 110ff; 2002: 12ff）；三是在“事实”层次上指出，《结构》具有明确的现实指涉，即当时西方面临的两种现实、两种社会境况乃至两种社会的未来。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格哈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类型学论题，即帕森斯在《结构》中的经验—理论研究蕴含着一种“双翼的（two-pronged）社会行动结构”观念。位于这个结构两端的是“失范的共同体/社会”与“整合的共同体/社会”的对立类型，前者的基本主题是“强力与欺诈、失范以及仪式和卡里斯马”，后者则是“合法性、安全以及合理性”。这种对立的社会类型在现实层次上的指涉是1930年代的“双重现实”：“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元首国家（totalitarian Fuhrerstaat）”和“美国新政下的民主福利国家”（Gehardt, 1999: 136ff; 2002: 41ff）。

从社会理论史的角度看，可以说帕森斯通过《结构》实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但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社会理论的发展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帕森斯实际上以“美国精神气质”取代欧洲古典社会理论弥漫的“世纪末忧郁”，从而对社会理论研究进行了改造，实质上这是两种现代性研究进路（背后对应的是欧美现实）的转变（赵立玮，2015）。就此而言，帕森斯是在美国处境中来与古典理论家进行对话的。换言之，“美国问题”或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问题是帕森斯理论思考的现实出发点。正如我们对韦伯社会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不能脱离当时的德国背景及问题、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理解把握不能脱离当时的法国背景及问题一样，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问题对于理解和把握帕森斯社会理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其理论对整个现代性问题尤其是西方现代性问题所具有的更为一般的意义。这也是帕森斯之所以能够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些古典理论大家相提并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从帕森斯的著述来看，他关于美国社会的论述、尤其是晚期关于美国大学（Parsons, 1973b）和美国社会共同体（Parsons: 2007）的重要论述，可以进一步强化其作为“美国社会理论家”的形象。罗歇（Guy Rocher）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曾指出：“显然因为帕森斯将美国作为他主要的和几乎是唯一的观察领域，所以在他所有的著作背后都存在着某种美国社会的意象。这种意象指导着他的著作，并给予其一致性”（Rocher, 1974: 144）。在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中，的确始终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美国社会”这样一种意象，这种意象构成了其社会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某种意义上也是其社会理论的落脚点。不过，原因绝非罗歇所讲的那么简单。对于帕森斯来说，“美国意象”之所以贯穿于其著述的始终，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是他“主要的和几乎唯一的观察领域”，更主要也更复杂的原因也许是美国对他来说意味着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参照点。这种参照点使得他能够去比较和认识其他社会形态。或者，更为重要的是，他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为他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照点和立足点，使得他的一般理论不至于成为某种“自由漂移之物”。这种“双重参照”对于帕森斯社会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