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暾欲谷碑》
——以汉文史料为中心的东突厥汗国史101
夏德（F. Hirth）著 陈浩译
骨咄禄的时代
《暾欲谷碑》为我们叙述了一位俾斯麦式的突厥民族英雄的军事和政治生涯。身为三朝元老，暾欲谷为同胞立下汗马功劳，因为他领导了第二突厥汗国的复国运动。暾欲谷历事三任可汗这一最关键的政治背景，使得碑中出现的许多毗邻部落名称、突厥和唐朝的政权构造之专名等，在同时代的或晚期的汉文史料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内容。欲得出该时段内的相关结论，需要将近年来发现、释读的古代突厥碑铭与汉文传世文献结合起来方可。譬如三朝可汗的名字，就可以毫无疑义地解决。在碑铭中Ïdat Šad，别号Tačam102，是Ilteres或Ältäräs可汗登基之前的称呼，汉文史料作“骨咄禄”。他的弟弟，碑铭中称Qapγan Qan，对应汉文名“默啜”。第三位可汗是Ilteres的长子Bilgä-Qaγan，与汉文名“毗伽可汗”读音吻合，他在更多情况下则被称为“小杀”或“墨棘连”。
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碑被重新发现以来，Bilgä Tonyuquq的名字被当然地与汉文“暾欲谷”联系起来，但从史料给人的初步印象来看，二者的事迹还是颇有出入的。根据碑铭[原稿第1页] 103，Tonyuquq在自Ilteres-Qan（骨咄禄）永淳元年（682）即位以来的所有突厥汗国事务中扮演着智囊的角色。他是军事行动中的献策者和掌舵人。他领导突厥族人的复国运动，并以崇高威望效忠于三位君主。尤其毗伽可汗，对他更是言听计从。
暾欲谷在汉文史料中首次出现的时间是毗伽可汗执政的开元四年（716）。他此前的经历，特别是在骨咄禄治下因领导突厥复国而立下的卓著功勋，都湮没无闻了。据汉文文献，这一宰辅的角色是由骨咄禄时期的军事顾问阿史德元珍担任的。元珍本是唐朝官吏，后叛唐投骨咄禄，参与突厥复国运动，并在一场讨伐突骑施的战役中先于骨咄禄（长寿元年，692）阵亡。
我们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谜团。尽管如此，尚有一计可以奏效。希望读者在我对浩如烟海的汉文史料做一番梳理后，能够走出重重迷雾。当我们揣摩透其中的奥妙后，就会发现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记载实质上是一致的。为此，我提出一个设想：暾欲谷和阿史德元珍是同一个人。
为了提供佐证，需简略介绍一番涉及该问题（即680年至730年突厥汗国的史实）的主要参考文献。下面按照年代顺序逐一列举[第2页]。
（1）《通典》作者杜佑，生于开元廿一年（733），卒于元和七年（812）（Wylie 1867: 55）。《通典》收录了关于这一时期突厥汗国的最原始史料。编纂者杜佑可能是某些事件的亲历者。但他的《边防典》也有从早期类书中抄录来的内容，因为有些事件发生在他出生之前，比如阙特勤的死。杜佑的族子杜环，天宝十载（751）随高仙芝远征大食，在怛罗斯决战中被俘。十年后借由大食商人，经海路回到广东。他根据一路见闻撰成《经行记》一书，惜该书已佚，只在《通典》中保存了若干章节，且无关乎突厥。《通典》的大部分记载与《旧唐书》合，因为二者的史源都是《实录》。故，仅次于《通典》的原始史料就是《旧唐书》。
（2）作为首部唐朝正史的《旧唐书》，成书于10世纪末，比《通典》晚了250年。
（3）《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太平年间（976—984）编纂的一部地理总志。《寰宇记》里记载了一些不见他处的史料，这点对于我们很有意义。
（4）北宋大部类书《太平御览》，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
（5）《新唐书》是以《旧唐书》为史源，并在文学性上胜过前者的另一部唐朝正史。列传部分由宋祁（998—1061）负责，则定稿时间当不晚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
（6）《通鉴纲目》是理学家朱熹改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西晋以降部分的编纂始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的一部纲目体史书，由其门人赵师渊续编并刊行。其中一些注疏对于突厥研究尤为重要[第3页]，特别是涉及地名考证之处。《纲目》在体例上不同于正史，却是以后者为史源的。
（7）《文献通考》，马端临撰，成书于延祐六年（1319）。104中唐以前的部分基本沿袭《通典》，唯中唐以后的材料由马端临自己搜集而来，可资参考。因此，我们只在处理相关史料的时候会核对《文献通考》，而对于中唐以前的史料，我们不参考该书。
以上文献囊括了唐初至8世纪中期突厥汗国的核心史料。另一类给突厥史研究带来曙光的文献，则是我们熟知的突厥碑铭。
相较于汉文史料的丰富性而言，新发现的突厥碑铭在内容上略显单薄。但正如拉德洛夫所言，尚未出现能够同时驾驭汉文和突厥文两种史料的研究者和作品（Radloff 1897: IV）。在遣用汉文和突厥文两种史料时，出自其中任何一方的小小误解，都会给研究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因此，对汉文史料做一番重新的梳理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在有突厥碑铭可资参照的情况下，对老问题提出新解释成为可能。诚如拉德洛夫所言：“只有依靠这些稀见史料，才能让这一模糊的历史时段变得清晰起来。”我想补充一点：也只有熟谙汉文和汉文文献，并通过细致入微的考察（我本人历来以此态度治汉学），才能从习以为常的汉文史料中获得全新的认识。
目前已有的译文都不尽如人意，译者总是在未能充分认识汉语难度的情况下，揽上一项棘手的活儿。私以为，只有每一章节的内容都得到了准确的翻译，才会保证全书的质量[第4页]，尽量避免无的放矢（被证实是无益的），唯有如此，才能为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寻找答案。唐人笔记中涉及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下文中也会被引用或翻译。
（1）刘应（Claude de Visdelou）撰《鞑靼史》（Histoire de la Tartarie），作为Herbelot所著《东方学手册》（Bibliothèque orientale）一书的附录，其中《突厥鞑靼帝国》（“De l’empire des Tou Kiue Tartares”, p. 40）一章与本文有关。
（2）宋君荣（Antoine Gaubil）撰《大唐史纲》（Abrégé de l’histoire Chinois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载《中国记忆》15、16卷（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Vol. XV u. XVI）。
（3）德金（Joseph Deguignes）著《匈人史》（Histoire des Huns）等。
（4）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著《中国史》（Histoire de la Chine, Vol. VI）。
（5）比丘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очиненіе монаха Іакинѳа. Ч. I, отд. II. C. -Петербургъ, 1851。此书是《新唐书》的俄译。
（6）儒莲（Stanislas Julien）：《突厥史料——〈边裔典〉摘译》，载《亚洲学刊》第6卷3、4册，1864年。Stanislas Julien, “Documents historiques sur les Tou-kioue (Turcs). Extraits du Pien-i-tien et traduits du Chinois,” Journal Asiatique, VI, Bd. III, IV, 1864. 他摘译内容是《古今图书集成》内《边裔典》八个不同种族的史料汇编。可惜，儒莲的译文漏洞百出，尤其是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的部分，即骨咄禄联合阿史德元珍起兵的部分。
（7）庄延龄（Edward H. Parker）：《鞑靼千年史》（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上海，1895年。
《金石萃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汉文碑志史料，其于嘉庆十年成书，王昶以年代为序编次各朝碑志（Wylie 1867: 64）。
古人的读音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须参考《唐韵》、《广韵》和《集韵》等书。还有一部专治《唐书》音韵的书籍《唐书释音》，保存了丰富的突厥名号的反切。此类汉文名号的古音与其音译之间的勘同是非常要紧的，尽管吾侪尚未充分了解其规律，但有这些韵书作为参考[第5页]，即便是外国人也可明白。只是我们还需要积累足够的经验，来表述音译规律之外的例子。譬如，汉语通常用以-t或-n收尾的字来音译外来语中的-r（Hirth 1886: 214 ff.）。该规律在外来名号及其汉译的勘同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个规则，许多突厥名号与其汉译得以准确地勘同。属于这一范畴的突厥名号有：突厥（古音t’ut-kut）< Türk、回纥（古音hui-hit）< Uigur、突骑施（古音t’ut-ki-schï）< Türgäš、达干（古音tat-kan）< tarkhan、啜（古音tschüt）< 
ur105、拔曳固（古音pat-yit-ku）< Bayïrqu，达头（古音tat-t‘au）对应于拜占庭史料内的Τάρδου（Thomsen 1896: 63, Parker 1895: 193）。
关于上面列出的音译名号的尾音-r，庄延龄先生在1886年告知，汉语的尾音-t对应于朝鲜语的-l，例如“物”（古音mat），朝鲜的地名Chemulpo的汉文是“济物浦”。尾音-r与-t的对应规则当然也适用于-l。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密”（古音Hap-mat）< Khamul。突厥名号里类似的例子，还有阙特勤之“阙”（古音k‘üt）< kül和拔悉蜜（古音pat-sik-mit）< Basmïl。
这一规律还可以延展到汉语以-k收尾的入声字（Lacouperie 1889: 442）。
关于汉语-n收尾的字音译外来语之-r尾音的问题，庄延龄举了突厥碑铭里[第6页] Tarman对应于汉文之“贪漫山”（即萨彦岭）的例子。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使用这些规律来解决外来名号与其汉语音译之勘同的工作，在我看来，尚未充分展开。汉文史料里的突厥名号，只是被想当然地、随意地与某种胡语中的词汇比附，正如庄延龄在《鞑靼千年史》里批量地处理突厥名号（偶尔也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有一点必须指出，在汉文文献的夹缝内，那些让人一头雾水的汉译突厥名号已被确认的数量并不可观。庄延龄谓zieghu（p. 181）对应汉文之“叶护”，但实际上“叶护”对应的是碑铭里的yabγu；durkö（p. 178）曾被认为是“突厥”之音译，但实际是碑铭里的türk；baikal曾被想当然地视为“拔野古”之音译（p. 200），还宣称此部因贝加尔湖（Baikal-See）而得名，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形是bayïrqu。庄延龄谓Turrugu（p. 221）是“暾欲谷”之音译，显然是错误的。在汉译名号的古音构拟环节上缺乏严谨的态度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即没有回到当时的语音环境中寻找答案。古代突厥名号的汉译读音随时代改变而改变，这也是将来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可能借助于突厥碑铭的发现，突厥名号如骨咄禄、默啜和墨棘连的突厥语形式（庄延龄构拟的突厥语形式是Kutluk, Merchö和Mercrin）会获得正解。在我看来，借助于碑铭或其他已解决的名号来探索汉译名号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们的工作才开了个头。
让我们暂时从汉文史料与音译名号回到暾欲谷的历史上来。上述史料一致记载，毗伽可汗的谋主暾欲谷在可汗牙帐内建议向唐朝派遣使节[第7页]。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将东巡泰山。中书令张说以突厥前后请婚，未蒙许，恐其乘京师空虚之际来袭，必须加兵以备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以为，“封禅者，告成之事，忽此征发，岂非名实相乖？”106光庭早孤，母亲库狄氏蒙武后召入宫，光庭童年在宫内度过，甚得玄宗信任（《新唐书·裴行俭附光庭传》，页4089）。张说曰：“小杀仁而爱人，众为之用；阙特勤骁武善战，所向无前；暾欲谷深沉有谋，老而益智。三虏协心……万一窥边，何以御之？”光庭请遣使征其大臣扈从，则突厥不敢不从。上遣鸿胪卿袁振论旨于突厥。小杀与其妻及阙特勤、暾欲谷等环坐帐中设宴。谈判结果是：袁振答应突厥请婚，突厥派人参加泰山封禅[第8页]（《新唐书·突厥传下》，页6053）。
突厥使臣的名字，在不同的汉文史料里存在歧义。《通典》卷198载“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儒莲译《新唐书·突厥传》同。《新唐书·裴光庭传》只字未提突厥使臣姓名。
除裴光庭本传外，尚有玄宗御书的《裴光庭碑》和《阙特勤碑》汉文部分。《阙特勤碑》是为数不多的玄宗御书碑文（Hirth 1896b: 153）。《裴光庭碑》著录于《金石萃编》卷81，惜已残，仅存原碑三分之一。残缺部分幸赖《文苑英华》而保存了下来，当时石碑尚完整。《裴光庭碑》载：
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执失颉利发与其介阿史德暾泥孰来朝，公之谋也。
这段碑文极其重要，其中10个字被我加了着重号，为碑文残缺内容。裴光庭卒于开元廿一年（733），碑立于开元廿四年。张九龄撰文，玄宗御书，后有欧阳修跋（见《集古录》）。碑立于裴光庭故里山西闻喜县，不知是否尚存[第9页]。
我认为“相执”即宰相，类似的表达有“宰执”（见《佩文韵府》卷103）。我不知道“失”字（如果它不是部落名或人名的话）该如何与下文的“颉利发”连读。《通鉴纲目》开元十三年，释“颉利发”为二十八等内“大臣之官称”。如果“失”（粤语schīt）不是名字的话，也可能和“设”一样都是突厥官号šad“杀”（粤语schāt）的音译。此处无疑出现了两个人物，宰相和他的介绍人（介，绍介也），姓阿史德，名暾泥孰。阿史德氏原定居于云中郡长城外，后降唐。汉文史料中突厥姓氏阿史德、阿史那后面通常都跟名字。这些往往都是突厥人名音译，但也有改用汉式名字的，如阿史那泥孰降唐后，娶唐朝宗女，后赐名“忠”（《新唐书·突厥传上》，页6041）。郑樵《通志》谓此“代北三字姓”。这类三字姓[第10页]，明朝《万姓统谱》记载了60余例。阿史德氏在知名度上仅次于阿史那氏，乃突厥始善可汗之苗裔。其酋长所领突厥部落牙帐在山西及河北北部。贞观廿二年（648），阿史德特健部置皋兰州；显庆五年（660）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为沙砖道行军总管107，以伐契丹。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在阴山之役被擒后，唐于突厥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定襄都督府统四州，有阿德州，以阿史德部置108，从此，该部落定居于唐朝疆域内（即今山西省西北部）。史料中再次出现阿史德氏是在高宗麟德初（664），云中都督府以阿史德为之长。109我不明白施古德（G. Schlegel）为何在《阙特勤碑》中说“云中，今榆林”，云中明明位于今山西省（即河东）北部。突厥之定襄在归化城境内[第11页]（见《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1），而定襄县即今大同县。
调露元年（679）阿史德温傅起兵反唐，后被裴行俭镇压，温傅与其主阿史那伏念俱被诛（Julien 1864 IV: 403）。这表明，阿史那氏是可汗，而阿史德氏则是军事首领。辅佐骨咄禄起事的是阿史德元珍。默啜可汗之婿名阿史德胡禄（《通典》卷198）。110还有一位右武卫大将军名阿史德览。
阿史德氏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未被提到，他就是阿史德暾泥孰。“暾泥孰”不是汉名。此人显然是来自独立于唐朝统治之外的突厥部落。我不知道此名在他处是否出现过，尾音“孰”没有单独出现过，而是常以[第12页]“泥孰”的形式出现。“泥孰”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突厥人名，“孰”与“郭”（粤语kuok）字形相近，书写者很容易混淆。因此我猜想，这位突厥使者的名字本是“暾泥郭”，乃“暾欲谷”之异译。111能支持这一假设的是，作为毗伽可汗谋主之暾欲谷，正是“阿史德氏”。毗伽可汗继位之开元四年（716），暾欲谷年已七十。开元十三年（725）使唐时，他当年近八十了。然而，这对于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整个事件联系起来考察，唐鸿胪卿说服可汗派遣代表参加玄宗泰山祭祀，可想而知，突厥使者必须是地位显赫之人士。对唐朝而言，突厥可汗近臣出席封禅，就会避免突厥趁玄宗东巡之际突袭唐境；对突厥而言，既然玄宗答应和亲，突厥便可迎娶唐家公主，也是重大收获。谁能堪此重任？谋主暾欲谷和阙特勤自然是毗伽可汗之首选。
我立论之依据是，我怀疑：“暾欲谷”、《裴光庭碑》之“阿史德暾泥郭”，以及助骨咄禄反唐并与其寇山东诸城，终在西讨突厥施途中临阵战死之“阿史德元珍”，其实是同一个人。如果我们考虑[第13页]《暾欲谷碑》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并与汉文传世史料比照的话，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汉文史料对于帮助骨咄禄在单于府起事并寇山东诸城的人物记载有误，非阿史德元珍而另有其人；要么，阿史德元珍在西征突骑施途中并没有临阵战死，只是向离西征战场遥远的中国提供了阵亡的假情报并被唐朝史官记录了下来，以便他能够以一名自由突厥人的身份追随新任默啜可汗，并为了掩人耳目而起用了一个地道的突厥名字，以致唐朝史官未能识破。暾欲谷在默啜时仅任衙官（见《通典》卷198），而绝非为唐人所熟知的可汗谋主，因为他必须尽量保持低调以隐瞒真实身份，既是为了事后掩饰其早年叛唐的经历，也是为了给默啜与唐廷短暂和睦之诉求扫清障碍。但到了古稀之年，老叟暾欲谷已无须再担惊受怕他的老底会被人揭穿。年少时在单于府的往事早已随风逝去，阿史德元珍在西征突骑施途中战死的假情报也已成为凿凿青史，当然，那本属于自己的横扫山东之无上荣誉也一并尘封。幸赖老叟留下墓碑，他那神秘的双重身份才得以昭然于天下。
下面，我将详细论证这一猜想。